“红卫兵墓园”这个并不确切的名称，恰如那段历史的叙述一般，有一种不谋而合的似是而非。重庆文革武斗的前因后果，迄今缺乏深入的专业研究，本节所提到的内容，只是真相中的极少一部分。更详尽的还原，只能留待来日。

1960年代中期，血腥武斗遍及中国大地，恰如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中沉痛总结的那样：“事实上，全国各城市都发生了武斗事件，可以说无一例外。”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也曾对美国人斯诺说过：“1967年7月July和8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重庆武斗，只是这“天下大乱”里的一隅，但从这一隅，多少也能窥见这“天下大乱”的部分本质之所在。

1967年夏至1968年夏，一年左右的时间里，重庆见于官方记载的武斗，有31次，动用枪、炮、坦克、炮船等军械兵器计24次，死亡645人。这个数据自然是不完整的，因为官方并没有对武斗做过完整的调查统计。具体到沙坪公园内的“红卫兵墓园”，专门研究该墓地的陈晓文据碑文落款辨识统计，“造墓立碑时间最早的从1967年6月开始，最晚的到1969年1月结束。造墓立碑的高潮在1968年。”1968年，恰恰正是文革武斗发展到巅峰且即将迅速落潮之际。依据碑文，陈晓文还推算了墓园内具体埋葬的武斗死难者数目，认为“这座墓园大约掩埋了404名武斗死难者。”

尤其需要强调的是，根据陈晓文的统计，“死亡者中工人所占百分比最高，竟达58.9%，26岁以上的也达46.5%”，这意味着，墓园内虽埋葬有红卫兵，但他们并非主体，将该墓园称作“红卫兵墓园”并不准确——“红卫兵”通常特指学生中的群众组织，既包括“文革”初期以高于子女为主体、集中出现在北京的“老红卫兵”，也包括各地方党政干部仿效北京组织起来的“官办红卫兵”，还包括一度受“官办红卫兵”打压，后又受到毛泽东支持而逆转的“造反派红卫兵”。该墓园比较准确的称呼，应该是“文革武斗死难者墓园”。

“红卫兵墓园”这个名称，源自2009年底重庆市政府批准将该墓园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时的命名。据参与命名的重庆市文物保护处副总工程师吴涛回忆：“我们就红卫兵墓园评文物的申请，召集了20名文史、党史、建筑史、规划专家等，开了两次讨论会，两次论证会，没有一专家有异议。大家只是讨论改用哪个名字。斟酌过武斗墓、文革墓等，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定名为红卫兵墓园。”为什么不使用更准确的“武斗墓、文革墓”呢？不得而知。但这个不准确的命名，却恰恰从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今人对当年那段历史的一知半解与欲语还羞。 …[详细]

重庆红卫兵墓园内部照片

沙坪坝“武斗死难者墓园”里埋葬的，主要是当年的“八一五派”，其敌对势力是“反到底派”。两派的由来，按当年“八一五派”政委周家瑜的说法，“重庆武斗中激战的双方‘反到底’和‘8·15’两派，原来属于‘8·15战斗队’。在冲击政府机关夺权后，因为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分歧，再加之对罗广斌等关键人物的支持出现分歧，1967年2月，黄廉、邓长春等人从‘8·15’出走，成立了‘反到底’派。”

据《重庆市沙坪坝区志》记载，8月15日，周家瑜等率重庆大学、重庆师专附中等校学生4000余人，前往重庆师专，与当时的重庆市政府支持的文革组织对峙到深夜。8月26日，为纪念这次对峙，周家瑜等将重庆大学的造反组织命名为“八一五战斗团”。按周家瑜、郑志胜等“八一五战斗团”骨干的说法，他们之所以起来造反，与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在8月2日被市委支持的文革组织迫害致死有莫大的关系——“1966年7月19日中午，他（周家瑜）看到重庆大学的老校长郑思群被重庆市委派来的‘四清’工作组绑走，那么大年纪的老人光着脚在烈日下走在水泥地上。周家瑜便决定‘造反动市委的反’。——此前郑校长每年都给周家瑜发奖学金，周视之如父。”郑志胜则说自己“是因为一双鞋子参加武斗的”，缘于郑思群曾送给光脚上学的郑志胜一双鞋子。

周、郑等人的说法，或许是确切的，郑思群在主持重庆大学期间确有令名。但必须看到，即便没有郑思群的死，类似“八一五战斗团”这样旨在向市政府夺权的造反派组织，也必然会在1966年8月的重庆出现。8月5日，毛泽东在那篇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已发出了明确的信号：“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何其毒也”；8月8日，文革的纲领性文件“16条”颁布全国，明言“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8月22日，中央又出台了《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令的规定》。至此，在毛泽东的支持下，造反派在全国范围内向各地方党政干部及其支持下的官办文革组织（包括官办红卫兵组织）夺权，已是大势所趋。周家瑜们在8月26宣布成立“八一五战斗团”，显然与上述中央文件的号召有莫大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文革伊始，绝大多数地方省委、市委并不了解毛泽东的真实意图何在。吴德就回忆说：“当时，大家都很紧张，我更是摸不着头脑。我从1955年调任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后，在东北工作了11年，‘文化大革命’前夕，对‘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不了解，对中央存在的党内斗争更是毫无所知。”其基本应对措施，一是效仿北京的“老红卫兵”，也发起由自己的干部子弟主导的地方红卫兵组织，二是由党组织在每个省、市、区乃至学校组织起各种“官办造反派”，其造反对象，则继续沿袭反右的逻辑——高级知识分子郑思群就是在这种反右逻辑下被“官办造反派”迫害致死的。这些组织从经费、办公地点到人员的安排，全都受到党委支持，实际上起到了巩固各级党委政府的作用。毛泽东对此相当不满，其应对之策，是动员另一批造反派起来，把这些“官办造反派”（ 当时被称作“保守派”或“保皇派”）打下去。…[详细]

但重庆的大规模武斗，并没有发生在造反派与保守派之间。大约在1966年底1967年初，造反派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打垮了保守派（保皇派）。重庆也不例外，如《重庆市沙坪坝区志》里就说得很明白，“1967年1月6日，晚，沙坪坝区12个造反组织夺取区委、区人委权力，成立‘沙坪坝区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筹备组’……”而“红卫兵墓园”内“造墓立碑时间最早的从1967年6月开始”。血腥的武斗更多地发生在造反派“八一五战斗团”分裂为“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之后，其分裂的原因，周家瑜的解释是“在冲击政府机关夺权后，因为内部权力分配出现分歧”——在奉命“支持左派”的当地驻军的支持下，1967年1月24-26日，以“八一五战斗团”为首的造反派完成了对重庆市委和市人委的夺权，2月8日，46个造反组织联合发表宣言成立了重庆市临时最高权力机构——重庆市革命造反联合委员会（简称“革联会”）。但对这次夺权的合法性持有不同意见的一批造反组织宣布退出夺权，并攻击这次夺权是“黑市委的阴谋”，围绕着对革联会的态度，重庆的造反派分裂为两大派，各以“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为首，前者支持革联会，后者反对革联会。两派都宣称自己是在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且都认定对方是“被走资派操纵控制的”，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详细]

3月27日，一些市民在重庆文革红卫兵墓园大门口参观

武斗从文革一开始就存在。但大规模的武斗，一直到1967年7月才开始出现，重庆也是如此。即便“八一五战斗团”分裂成了“八一五派”和“反到底派”，彼此势不两立冲突不断，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两派也并没有发生大的武装冲突。

转折点出现在1967年的夏天。据《重庆市沙坪坝区志》记载，武斗之风在区内蔓延，是从该年5月开始的，“5月23日，两派群众组织在大坪石油学校发生武斗。武斗升级到双方动用钢钎、铁棒、匕首。是月，……石油学校、重庆医学院、嘉陵机器厂等单位均发生武斗。”到6月份，武斗规模已经较大，据《四川省志》，6月5-8日，“西南师范学院两派群众组织发生武斗，全市两派先后派出数千武斗人员前往支援”。但升级到使用枪、炮、手榴弹等武器，则始自7月8日的红岩机器厂武斗；7月25日，重庆工业学校武斗中再次使用了枪支。其后，全市范围内持续出现“抢夺”国防工厂和驻军武器弹药的事件。到8月，重庆的武斗达到高潮，坦克、高射机枪、改装炮船等除飞机之外的一切军事装备，全部出现在武斗当中，参战及支援人员动辄上万。

重庆武斗之所以在1967年夏急骤升级，与高层此一时期的政策有莫大的关系。该年7月，毛泽东亲赴武汉处理当地激进派与保守派之间的矛盾，激进派否定湖北省委、武汉市委，保守派则反之，且得到了以陈再道为首的武汉军区的支持。双方矛盾不可调和，武斗不断。保守派人多势众，有军队支持，在武斗中常占上风；激进派人数虽少，但有“无产阶级司令部”支持，也拒不退让。据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一书披露，毛泽东的立场是明确支持激进派，但毛泽东亲临武汉，并未能够扭转局势，相反，在7月20日发生保守派大举出动质问和批判中央文革成员王力的事件（通称“七二0事件”）后，毛泽东当晚“悄然乘专机到上海”，王年一评价说：“被迫离开一地，这是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以后从未发生过的事情。”“七二0事件”的第二天晚上，江青在与河南造反派谈话时说道：“我记得好像就是河南一个革命组织提出这样的口号，叫做‘文攻武卫’，这个口号是对的”，此前的5月份，江青接见安徽红卫兵，还说过“小青年，爱玩枪，玩一下也没什么关系”，这些话，无疑都是对武斗的鼓励。8月9日，林彪又说：“我们要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武装左派，要发枪给左派群众。”

具体到武斗中枪炮弹药的来源，据曾亲历成都武斗的学者徐友渔回忆：“到了1968年初，成都市的武斗急剧升级，变成了真枪实弹的战争。文化大革命变成了内战，许多学校、工厂，甚至市区，变成了枪林弹雨的战场。武斗的升级有一个过程。开始，人们用拳头、棍棒、长矛相斗，后来出现了零星的火器，因为每个大学、每个工厂都有武装部，还有民兵组织，因而有少量的枪支弹药。一些大学和工厂利用自己的实验室和设备，制造一些简单的武器，如地雷、手榴弹等等。下一步就是兵工厂的工人将产品用于武斗，但现在发展到高潮时，用的是部队的武器。部队的武器怎么会落到群众组织手里?它们是‘抢’来的，但实际上，这是一个明抢暗送的双簧戏。到了这时，军队已深深地卷入‘文革’之中，他们要在未来掌握当地的权力，往往支持某一派而反对另一派。在武斗中，他们不能公开出面作战，因此就让群众组织把自己的武器‘抢走’。每次发生抢枪事件之前，部队和群众组织之间都有周密的计划、安排。部队会把枪支弹药的数量、类型、存放地点作详细交待。他们要装得煞有介事的样子，保护自己的武器，有时还要假意和抢劫者打斗一番，向天鸣枪告警，事后报告警备区，但事情也不过仅此而已。经常出现这种情况，抢枪者在慌乱中走错了地方，没有取到武器，或者只带走一部分武器，这时部队会通知群众组织头头，叫他们马上再去抢第二次，等武器全带走后，再去报警。我怀疑这种事情不仅是部队和群众组织之间的自发行动，因为它们在全国发生得很普遍，而且发生在相同的时间。”（徐友渔，《我亲历过的武斗》，载《自由的言说：徐友渔文选》，长春出版社）重庆“八一五派”受到军队的支持，其武器来源大概与徐友渔所说大同小异；“反到底”的武器来源，据其领袖人物李木森回忆：“重庆的军工厂里有的是武器弹药，特别是在我们军工井冈山控制的厂里，成品库房里的枪是现成的。”

当时重庆地区从部队流散出去的武器究竟有多少？迄今未见统计数字，但可参考《重庆市沙坪坝区志》的一段记载：“1967年9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沙坪坝区支左部队开始收缴各造反组织非法夺取的武器和车辆。至10月底，共收缴各种枪支2778支，子弹11万多发，炮109门，手榴弹9831枚，各种机动车辆67架”。仅沙坪坝区即有如此规模，整个重庆市的状况，可想而知。…[详细]

原重庆二十九中毛泽东主义战斗团武斗罹难者墓碑

在今天的主流语境里，“文革”已是一个绝对的贬义词，是一场必须被彻底否定的历史浩劫。但遗憾的是，因为对历史真相认知的不完整，今人对文革的认知常常误入歧途。本节所举，不过其中较典型的几例而已。

文革之后，“造反派”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词汇。而文革中复杂的派系斗争并不为普通民众所了解。于是乎，文革中的一切打砸抢的罪恶都笼而统之地全部归罪于造反派了。举个例子，《沙坪坝区志资料汇编第3辑》收录有一篇《原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传略》。据该文介绍：“文化大革命前期，在林彪、江青‘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反革命路线下，郑思群遭到一系列政治迫害，被诬为‘黑帮’，被扣上‘顽固地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同情和庇护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活动’的罪名，在报上公开点名批判，并被勒令停职检查。在他点名批判的四十天中，他始终抵制，反抗林彪、江青等所掀起的反动迫害。七月三十日竟被隔离关押三天时间，遭到无情的折磨摧残，1966年8月2日被迫害致死。”

按这段描述，重庆大学校长郑思群死于“林彪、江青等所掀起的反动迫害”。众所周知，林彪、江青当时支持的是造反派。但郑思群是造反派害死的吗？并不是，恰恰相反，周家瑜等人组织造反派的一个重要动机，就是愤恨于郑思群被迫害致死。害死郑思群的其实是重庆市委主持的文革工作组，工作组实际上是林彪、江青要打倒的对象。历史是极其复杂的，文革中的每一起罪案，都应该做具体的分析，而不能随意套个“造反派”的帽子就草草了事。 …[详细1]…[详细2]

将“文革”视作“大民主”，可谓时下的“文革”怀念者们的共同认知。这一认知有一个特殊的出发点，即“文革”前夕官民关系相当紧张，这种紧张，经济层面，与大跃进、三年困难时期等有很大关系；政治层面，与历次运动给民众造成的心理压力有很大关系。“文革”来了之后，许多民众得以通过随意的贴大字报、开批斗大会等手段，将其对基层干部的怨气发泄出来。这种自由，确非“文革”之前所能奢望。

但这种“大民主”绝非什么真正的“民主”。理由有二。其一，这种“自由”是单向度的——所有人都可以在运动中“自由”地张贴刘少奇的大字报，批判刘少奇的“错误思想”，但若有人希望“自由”地表达对刘少奇的支持，其结局可想而知，是有切实的案例可查的。这样一种单向度的“自由”，其实恰恰是一种极大的“禁锢”，与“民主”完全是背道而驰。其二，“大民主”虽然确实给了民众某些自由和权利，但这些自由和权利是由一个高度集权的权威赋予的，同时也必须围绕着有利于这个高度集权的权威运行——1966年，造反派们被赋予“大民主”的资格，1968年造反派被镇压，该资格又被收回；可见“大民主”的有无，全赖高度集权的权威的个人好恶。而在真正的民主之下，这些自由和权利本应由民选的权力机构和民主制定的法律来赋予，也应在这个民选权力和国家法律的保障下运行。

何况，即便是文革期间“大民主”的提倡者毛泽东，也从未将“大民主”视作自己固定的价值观。1957年1月18日，毛泽东就曾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狠批过“大民主”：“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毛泽东还说，“在匈牙利，大民主一来，把党政军都搞垮了。在中国，这一条是不会发生的”。…[详细]

一个针对领袖个人的“忠”字，是贯穿整个文革的核心之义

与“文革”的怀念者们不同，时下“文革”的批评者尤其喜欢用“多数人的暴政”来形容“文革”，且将其视作“文革”的实质。“多数人的暴政”这个概念，是托克维尔针对法国大革命的教训所提出来的，意指“以多数人名义行使的无限权力”，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雅各宾派专政。

但文革却绝不是什么“多数人的暴政”。原因其实也相当简单：文革实际上更近似于一场提线木偶戏。所有取得胜利的群众运动背后，都有至高无上的中央文革小组及数百万强大的军队在背后支持。离开了这种支持，文革期间所谓的“多数人”，根本无力对任何其他群体实施“暴政”。在转型时代，“多数人的暴政”确实是一种值得警惕的可能发生的现象，但将文革视作“多数人的暴政”，却显然误判了这场运动的本质：它从发动伊始，就承载着高层明确的政治目的，一直到运动结束，它也从未真正获得独立自主发展的机会。它自己尚且是提线木偶，又如何能行“多数人的暴政”？

从一位当年的武斗参与者对自己第一次打死人时的心境的回忆中，不难体会这些“施暴者”的“提线木偶”性质：“两派武斗，双方都有枪，我们这边是县武装部发枪，枪更多，还有炮。打起来以后，对方一下子倒下不少人，败退了，丢下了几十具尸体。我们打了胜仗，却没有一点欢乐的情绪，倒是吓坏了。毕竟开枪的多是中学生，不知怎么办。面对倒下去的人和鲜血，感到从未有过的恐慌，不知所措。这怎么交待？既有政治上的责任，又有良心上的东西。像是在恶梦里。这时，有一个干部，成年人，出来讲话，他引用了毛主席的语录：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斗争的继续。他说，我们打败了国民党!大家的情绪这才转过来，既然是共产党打国民党，那么怎么打都可以，而且死人越多越好，良心上的问题解决了。人的心理有一种自我保护，自我辩护的要求。只要这一条界限越过了，那么以后什么事都可以做得出来了。接下来就是开庆功大会，大造舆论。后来，我理解了，为什么战争中每次大的战斗之后，都要开大会，庆功授奖，军事统帅有意识地用这种方法解决士兵打死人以后的心理负担。”(印红标，《“文革”时期“武斗现象”研究》)一群中学生，实体武器是县武装部发的，思想武器是成年干部灌输的毛主席语录，他们不是傀儡又是什么呢？…[详细]

1967年、1968年，文革风起云涌时，西方青年的左翼运动也搞得风生水起。这种同期性，使许多人产生了一种错觉，误以为文革的造反运动与西方左翼青年的造反运动本质上相同或者相似——其实，这种认知在文革时期就已存在，当时的《人民日报》、《人民画报》等报刊曾刊登了很多西方青年左翼运动的消息和照片，并将其视作中国“输出革命”的成果。

这种认知可谓彻底的南辕北辙。第一，西方的造反运动，是社会内在自发酝酿的，完全不同于文革是上面煽动起来的。第二，即便这些西方造反运动在形式上乃至经济上对中国有所依赖，但在具体的诉求上，却与文革造反派有天壤之别。以法国学生1968年造反的“五月风暴”为例，其基本诉求是警察退出校园，大学应该精神和思想独立。后来学生与警察爆发武力冲突，工人加入进来，其诉求也很理性：1、支持学生，警察退出校园；2、结束失业，增加工资。而中国的造反派，当时呼喊的口号却是“誓死保卫毛主席”，并无现代公民意识在其中。…[详细]

不论是文革的怀念者，还是文革的批判者，这两个群体中都有不少人认为，文革的受害者主要就是那些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普通老百姓没受什么太多伤害。确实，文革结束后，在各种场合发声控诉文革被迫害史的，主要是老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些人长期成为媒体上以亲身经历控诉文革罪恶的主体，确实很容易给大众造成一种错觉，仿佛文革的主要受害者就是他们。

但事实是，普通百姓才是文革受害者的主体，他们的数量要远远多于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只不过因为他们没有机会发声，而文革后的老干部和知识分子为自己发声都忙不及，自然也顾不上为这些普通百姓代言。久而久之，这些受害的普通百姓，愈发沉默，恍若不存在一般。但只要稍稍翻查如道县大屠杀等事件相关的历史资料，即不难发现，在绝大多数文革期间发生的大屠杀中，受害的普通百姓数目远远多于老干部和知识分子。武斗也是如此，一开始造反派确实主要针对保皇派，保皇派里确有不少老干部及其子弟，但保皇派被镇压下去之后，武斗在在造反派内部发展到高潮，死伤最多的，其实还是普通百姓，一如重庆红卫兵墓园内所埋葬的主要都是工人一般。…[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