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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僵尸科技:一张文凭吃到死
稻草 2017-5-25 08:15
当代僵尸科技:一张文凭吃到死。 这种僵尸科技是一个系统,在中国叫官科系统,实际就是官僚科技系统。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就是官僚主义的天下,科技系统也免不了,官僚成了统治学术界的主导力量,横扫一切。这种官僚科技的主要表现是一张文凭吃到死。具体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是什么样的学校毕业的,什么文凭学位,就可以到什么单位工作,就享受什么职称,享受什么职务,享受什么科研待遇,与你的工作成果关系不大,也就是决定你科研地位的是你的文凭,不是你的科研成果。 这种科研体系一切都为文凭设计好了: 一是什么样的文凭决定什么样的科研工作单位。北大、清华找的工作就不一样,不管你有没有科研能力,是不是可能出成果,好单位给你准备好了,这是文凭的一个“学校极端化”。实际上是什么样的教育决定了什么样的学生,什么样的学生进什么样的大学,这是文凭的价值 形成过程。在现实的中国应试教育条件下,重点大学并不一定就是科研能力强的人,它应该是考试能力强的人。考试能力强并不一定科研和行政或者搞经济的能力就强,这不一定,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二是职称按文凭和学位来了。职称首先规定你是什么文凭,就是一个什么职称的资格(包括院士),这是一个起码的资格,你再有成果,也只能靠边站。 三是论文发表与否按文凭和学术职务与学术机构来。你中科院的,北京大学的发表论文就比其他大学容易,你博士发表论文就比本科专科等容易得多。 四是文凭的师徒主义。文凭的更进一步极端化是老师越权威越有价值,这是文凭的另一个极端,即“老师极端化”。 五是科研条件按大学行政级别来。中国的大学也按出产文凭的权威性来划分,实际是根据大学行政级别来划分,副部级大学高人一等,文凭也高人一等。 六是学术官员按文凭来分配。要想当学术官员你得有一个好的正如上述所说的厚价值的文凭,否则你很难当上。 七是科研经费按学术官员意志来。在文凭确立其官本位地位后,余下来的科研经费就按它的意志来了,它必须维护其权力的来源,即文凭价值,因此,文凭也成了分配科研经费的根本。 总之,一张文凭吃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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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国大学毕业生薪酬排行榜,你的母校排第几?ZT
漠孤烟 2015-6-16 10:37
6月15日,人工智能公司 iPIN.com 在北京发布了《 2015年 iPIN.com 中国大学薪酬排行榜》, 清华大学高居榜首,复旦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分列二三位。   据介绍, 这份薪酬排行榜是根据来自招聘和猎头公司的4000万大学毕业生 真实毕业去向数据分析所得,由各大学毕业五年薪酬指数计算所得, 共 统计了全国2457所大学共计100067个校内专业的就业去 向。    需要特别提醒的是, iPIN.com CEO杨洋表示, 薪酬排行榜受地方经济发达程度的影响非常严重, 比如上海的大学普遍排名靠前, 但这并不能说明上海的大学生远比其他地方更优秀。 这样的结果并不能真实反映出各大学的真实就业竞争力。   对此,今天的发布会上还发布了一份不受地方经济影响的《iPIN 2015年中国大学就业竞争力排行榜》。   大学真实就业竞争力衡量的是一个大学对毕业生薪酬带来的独立影响 。根据这份榜单,清华大学稳居榜首,北京大学其次, 而榜单前十位的高校中,七所位于北京或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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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状元很少有真学问
热度 5 稻草 2014-6-24 15:16
  (文/朱永嘉 复旦大学历史系)   在读古书的过程中,如何沟通古今之间的关节,它也是有前提的。记得1964年春节,毛主席与邓小平在一起有一次关于教育革命的谈话,其中讲到对明朝皇帝的看法,谈话是从考试制度引起的。   邓小平说:“现在学生应付考试,紧张得不得了。我在家时,小孩子说门门五分也没有用。”   毛泽东说:“历来状元就很少有真正好学问的,唐朝第一流诗人李白、杜甫都不是状元,既非进士,又非翰林。韩愈、杜牧、柳宗元是进士出身,但只能算是第二等的。王实甫、关汉卿、施耐庵、罗贯中、蒲松龄都不是状元、进士和翰林,曹雪芹、蒲松龄只是清朝的拔贡。(按:他们与状元们的区别,是因为他们的作品不是从书本中抄来的,而是从生活中来的。)凡是当了进士、翰林的都是不成功的。明朝的皇帝,搞得好的只有两个:一个是明太祖朱元璋,皇帝做得最好,他一字不识,是个文盲。一个是明成祖,皇帝也做得不错,是一个半文盲,识字也不多。但以后万历、嘉靖等都读了很多书,成了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专政,反而不行,国家就管不好了。六朝的梁武帝,能文能武,能说会写,最后困死台城。宋徽宗能诗会画,字写得很好,做了俘虏。他们都是“只专不红”,亡了国。可见书念多了要害死人。刘秀是个大学士,比较蹩脚。刘邦是个草包,也没有什么文化。我看书要读,读多了,害死人。”   毛主席主要是议论青年人读书的问题,书要读,社会实践更重要,真知出于实践。书本知识毕竟是间接知识,人对世界的认识需要有直接知识作为基础,才能理解书本知识,理性认识要有感性认识作基础,有了直接经验再去读书,才能把书读活,才能对书本上的古人设身处地思考其中的成败得失,并从中获取养料为己所用,这时书读得越多越好,因为任何一个人的经历毕竟是有限的啊!只有间接知识和直接知识相结合才能使自己聪明起来。毛泽东反对的是死读书,他自己既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酷爱读书,利用一切空闲的时间涉猎各方面的书籍,特别在他晚年的时候更是手不释卷,即使病重且视力不好的情况下也拼命读书。   我顺便在这里提一下明朝十七个皇帝,开国的二个皇帝,朱元璋是最能干的,明代立国的规模是他奠定的。成祖朱棣定都北京,亦还做了一点事。中国历史上有二个皇帝是布衣出身,一个是刘邦,一个是朱元璋。朱元璋是小和尚出身,做了几年游方僧,以讨饭化缘为生。他没有读过什么书,是从社会实践中学习知识的。现在看他发的上谕都非常口语化,没有之乎者也那一套,很贴近民间。如果读过《大诰》那三篇及《武臣诰》,就可以知道那都是他亲自审案时,对案犯讲话的口气,讲的道理也比较贴近实际。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读书还是很勤奋的,他的办法是找一批知识分子来给他讲历史,如李善长、刘基、宋濂、叶琛、朱升、陶安、詹同,都是曾经陪他读书讲史的人,历史上的经验教训才能为其所用。他对自己儿孙的读书教育也是抓得很紧的,他有自己的经历作底子,对历代王朝的兴衰得失也比较容易理解。朱棣是受过教育的,但他主要从内外战争中锻炼成长。   后面的皇帝就不一样了,作为太子有詹事府,有翰林官在那里充侍讲、侍读,有春坊大学士执掌太子的讲读,还为太子选择伴读。从娃娃抓起,始终没有培养出一个好皇帝来。明代十七个皇帝,执政时间比较长的是嘉靖和万历。嘉靖十五岁时从兴王府被推为武宗的接班人,进入皇宫。神宗是六岁时被立为太子,十岁即位为皇帝的。这两个人都是在今天北京故宫这个环境中成长的,万历尤其如此,他一生的生活没有离开过故宫那个环境。朱元璋在《皇明祖训》中便讲到“嗣君宫生内长,人情善恶未能周知”,朱元璋讲自己则说:“朕幼而孤贫,长值兵乱,年二十四委身行伍,为人调用者三年。继而收揽英俊,习练兵之方,谋与群雄并驱,劳心焦思,虑患防微,近二十载,乃能剪除强敌,统一海宇,人之情伪,亦颇知之,故以所行,与群臣定为国法。”   而嘉靖、万历都是“生长深宫之主”,“未谙世故”,是明朝二个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书是读过一些,特别如万历即位的最初十年,在张居正辅导下读书学习,但治理国家的能力很难完全从书本上来,它只能从社会实践上来,何况万历的读书,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有老师和母亲的约束,他还不能完全任性地胡作非为,一旦失去约束,那么在宫廷生活这个环境影响下,循其本性,他只会向吃喝玩乐这个方向发展了。张居正死后,他就不再读书,他与嘉靖一样可以二十多年不上朝,什么国家治理,什么社会政治经济问题,早就丢之脑后,明王朝只能按照其自然趋势,继续走下坡路了。   在故宫那样的环境下,从明代的历史看,很难培养出好皇帝来。从人才培养来看,世家子弟在机关大院这个环境下,很难出现优秀的人才。张居正的家庭出身也不好,他还是靠自己努力奋斗,在矛盾斗争的夹缝中成长起来。优越的生活环境,并不有利人才的造就,艰苦的磨练,固然会淘汰一批人,但也能造就出一批真正的人才。
个人分类: 生活转帖|3247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 朱永嘉:罪疑从轻,我们总不能连古人都不如吧
稻草 2013-8-26 16:08
朱永嘉:罪疑从轻,我们总不能连古人都不如吧 作者:朱永嘉 查看历史各种审案可知,口供不可靠,很多时候是拷掠之下的供词。情理与口供相比,情理在第一位,作案没有动机就可疑了,疑案从轻便是由此而来。罪疑从轻,这一点古人早已讲了,我们总不能连古人都不如吧。毛主席说:为什么要杀人呢?要调查研究。 ----毛主席说:为什么要杀人呢?要调查研究。   我没有参加过专案工作,也没有从事过办案的工作,但我作为历史研究工作者,确实曾经关心过历史上那些重大的案子。从历史上看,所谓大案、要案、命案,这类案子的处理大体上有三类,一类是当时就破了的,还原了案子的真相。一类是在破了的案子中,有相当一部分,在追求尽早破案观念影响下,采用刑讯逼供方式把取得的口供作为依据,那势必产生大量的冤案和错案。另一类是没有破的案,那就成了疑案。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古代还是当代,除了前二类已有定论的案子外,应该说还是有大量的疑案,这并不奇怪,因为破案也是要有条件的,有的案子,当时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过了一段时间成了疑案,如最近发生的复旦大学的学生投毒案,因为找到了直接的证据,那可以说这个案子是破了。十年以前清华大学学生朱令被投毒的案子,当时没有找到直接的证据,不能因现在复旦破了的案子来类推当时的嫌疑人,从而追诉过往的案子,那是很难断案的,结果只能存疑,这就只能属于疑案了,对嫌疑人还应疑罪从无。这个案子虽然没有破,对作案人讲,在良心上他只能永远是一个负疚的罪人。对办案人的功过,不能以破案率的多少来衡量,如果破案率很高,结果出现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对社会的安定和执法的公正反而是一种伤害。把破案多的人称作神探,我往往对这种神探抱着怀疑的态度,福尔摩斯毕竟是侦探小说中的人物,实际生活中的神探要经过时间和历史的检验,看他有没有造成冤案和错案。在公安人员中,那种对破案存有邀功思想的,往往在他们手上沾满别人的鲜血而不自知。在破案的问题上,我不是不可知论,但破案对司法人员而言,毕竟有主客观条件上的限制,不承认这一点便不是真正的唯物论者。   办案的人,往往喜欢看上面的颜色行事。汉武帝时有一个廷尉,即当时高等法院的院长,名叫张汤,他真是一个清官,死的时候,"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俸赐,无它赢。"说明没有谋求过私产。他办案时,有一个原则,"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吏深刻者;即上意所欲释,予监吏轻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羸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裁察。'"(《汉书·张汤传》)张汤的断案因人而异,所以异无非是看汉武帝的态度,皇帝要重治的,他就重治其罪,皇帝想释放的,他便让轻平之吏去审理。对于豪强,则设法入之以罪,对于下户羸弱者,张汤虽具文上奏其有罪,而口头上则对皇帝说,请上裁察,上得汤言,往往释其人罪。他办过不少大案要案,得罪人太多,自己被陷害了。皇帝派赵禹对他说:"君何不知分也,君所治夷灭者几何人矣!今人言君皆有状,天子重致君狱,欲令君自为计,何多以对?"(同上)他那是讨好上峰,结果汉武帝把一切冤案错案往他身上一推,他只能自杀。在历史上,张汤只能成为酷吏的代表人物。   汉武帝时,还有一个廷尉,名叫杜周。《汉书·杜周传》称:   "周为廷尉,其治大抵放张汤,而善候司。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客有谓周曰:'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   可见杜周办案同样伺察上峰意志和颜色办事,他办的案远远超过张汤,史称:   "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延尉,一岁至千余章。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人;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会狱,吏因责如章告劾,不服,以掠笞定之。于是闻有逮证,皆亡匿。狱久者至更数赦十余岁而相告言,大氐尽诋以不道,以上延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有余万。"   杜周所处的时代是汉武帝晚年,他办案便是看汉武帝的颜色。诏狱是皇帝交办的案件,二千石是郡太守一级的官吏,被扣押的一百多人,监狱中关押的犯人达六、七万人,案子的证人,也一起押送到监狱,所以听说要被找去作证,便亡匿不出了。监狱由于人满为患,管理狱政和审判案子的人员增加到十多万。那样的审判,就谈不上什么公正的审判了。从办案的复杂亦表现了汉武帝晚年社会秩序不稳定,故他在晚年有罪己诏。即使在古代,司法要公正,不办或少办错案与冤案,那么司法就不能看风行事,要保持法律的尊严。《汉书·于定国传》有那么一句话,"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不以自冤。"这里对办案人员评判的标准,不是什么办案的多少,也不是什么破案率的多少,更不是满足上峰办案的意图和要求,而是有没有冤案和错案,办冤案和错案的,就不是合格的司法人员。为什么对张释之的评语是"天下无冤民",因为他能保持司法的公正和独立,即使是皇帝的御意,他也不买账,一定要争一个司法的公正。张释之是汉文帝时的廷尉,《汉书·张释之传》载其事云:   "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治问。曰:'县人来,闻跸,匿桥下。久,以为行过,既出,见车骑,即走耳。'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它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壹倾,天下用法皆为之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当是也。'"   张释之敢于与汉文帝争一个司法公平,不因汉文帝不满意而更改自己罚金的判决,这就是法官应有的责任。在执法上的平等和公正的观念,在中国历史上古已有之,并不是西方的发明创造。皇帝的权威比当今政法委书记权威要高得多,而我们现在的法官,在人员管理上应当由政法委负责,在断案上便不能看政法委的颜色办事,否则的话,你自己身子已邪了,怎么能不出冤案和错案呢?张释之还有一个案例,其本传称:   "其后人有盗高庙座前玉环,得,文帝怒,下廷尉治。案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亡道,乃盗先帝器!吾属廷尉者,欲致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基。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文帝与太后言之,乃许廷尉当。"   这一个案子的争论,汉文帝还是听从了张释之的意见,没有进一步加罪于人。张释之不仅执法公平,他对汉文帝的太子和梁王乘车入司马门而不下车也敢于弹劾,亦可见此人执法不阿贵戚。而汉文帝还是一个讲道理的人,所以作为廷尉的张释之能比较公平的审理案子。至于于定国,《汉书·于定国传》称其"决疑平法,务在哀鳏寡,罪疑从轻,加审慎之心"。罪疑从轻,这一点古人早已讲了,我们总不能连古人都不如吧。罪疑是嫌疑的对象有疑点,但没有必要的证据,不得不判时,只能轻判,我们现在的疑罪从无则更进一步了。   在于定国身上,有一个案例,其本传云:   "东海有孝妇,少寡,亡子,养姑甚谨,姑欲嫁之,终不肯。姑谓邻人曰:'孝妇事我勤苦,哀其亡子守寡。我老,久累丁壮,奈何?'其后姑自经死,姑女告吏:'妇杀我母'。吏捕孝妇,孝妇辞不杀姑。吏验治,孝妇自诬服。具狱上府,于公以为此妇养姑十余年,以孝闻,必不杀也。太守不听,于公争之,弗能得,乃抱其具狱,哭于府上,因辞疾去。太守竟论杀孝妇。郡中枯旱三年。后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妇不当死,前太守强断之,咎党在是乎?'于是太守杀牛自祭孝妇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岁孰。郡中以此大敬重于公。"   从这件案子可以知道口供不可靠,很多时候是拷掠之下的供词。于定国是从情理上推断,孝妇不可能虐杀其婆婆。情理与口供相比,情理在第一位,作案没有动机就可疑了,疑案从轻便是由此而来。至于枯旱三年,那是后人的想象与自然灾害的联系,关汉卿写的《窦娥冤》讲的故事,属于同一类型。把疑案办成冤案,在这一类问题上,历史的评价还是公正的。对一个司法人员的评判,不在于他办了多少案,破了多少案,而在于他平反了多少冤案和错案,在于他办案是否公正公平。   中国古代从事司法审判的,还有一个正面的典型,那就是唐代的狄仁杰了,他在唐高宗与武则天时期任大理寺丞,大理寺相当于现今的最高法院,《旧唐书·狄仁杰传》载:   "仁杰,仪凤中为大理丞,周岁断滞狱一万七千人,无冤诉者。时武卫大将军权善才坐误斫昭陵柏树,仁杰奏罪当免职。高宗令即诛之,仁杰又奏罪不当死。帝作色曰:'善才斫陵上树,是使我不孝,必须杀之。'左右瞩仁杰令出,仁杰曰:'臣闻逆龙鳞,忤人主,自古以为难,臣愚以为不然。居桀、纣时则难,尧、舜时则易。臣今幸逢尧、舜,不惧比干之诛。昔汉文时有盗高庙玉环,张释之廷诤,罪止弃市。魏文将徙其人,辛毗引裾而谏,亦见纳用。且明主可以理夺,忠臣不可以威惧。今陛下不纳臣言,瞑目之后,羞见释之、辛毗于地下。陛下作法,悬之象魏,徒流死罪,俱有等差。岂有犯非极刑,即令赐死?法既无常,则万姓何所措其手足?陛下必欲变法,请从今日为始。古人云:'假使盗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一将军,千载之后,谓陛下为何主?此臣所以不敢奉制杀善才,陷陛下于不道。'帝意稍解,善才因而免死。"   在狄仁杰与高宗对话中,讲了逆龙鳞的典故,出于韩非子的《说难》,还引了张释之与汉文帝为盗高庙玉环谏诤的故事、魏文帝与辛毗的故事,作为自己意见的根据,结果唐高宗还是接受了狄仁杰的建议,狄仁杰的长处不仅仅在断狱迅速,一年判案一万七千人,可谓多矣,更可贵的是其中无冤诉者。   在中国历史上还有很多没有破也无法破的疑案,或者称其为悬案,这些案子实际上是无法判了,成为疑案了。《炎黄春秋》2013年第5期有一篇文章,题目为《我所知道的李震之死》,由施义之口述,陈枫整理,这件案子发生在中共十大以后不久,1973年的10月21日,李震是公安部长,那天半夜人失踪以后,结果在公安部院子内地下管道口内发现了李震的尸体,是于桑下去看了,说李震是半躺半跪在地下管道里,脖颈勒有绳子,吊在管道上。这个案子报到周总理那里,总理的判断,这个案子绝大可能是被害,于是审查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反映到毛主席那里,是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的,毛主席说:为什么要杀人呢?要调查研究。于是毛主席举了明末的三大疑案,说明有许多案子是疑案,事实上它很难断的。最终这个案子以自杀定案,实际上也只能如此。   毛主席说的明末的三大案是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关于梃击案,此事起于万历四十三年五月,《明通鉴》卷七十五载其事云:   "有不知姓名男子,持枣木梃入慈庆宫门,击伤守门内侍李鉴,至前殿檐下,为内侍韩本用等所执,付东华门守卫指挥朱雄等收系。"   "慈庆宫者,皇太子所居宫也。明日,皇太子奏闻,帝命法司按问。巡皇城御史刘廷元鞫奏:'犯名张差,蓟州井儿峪人。按其迹,若疯癫,稽其貌,实系黠猾。请下法司严讯。'时东宫虽久定,上待之薄,中外方疑郑贵妃与弟国泰谋危太子,及差被执,举朝惊骇。"   "廷元以疯癫奏,刑部郎中胡士相等复讯,一如廷元指。言:'差收积薪草,为人所烧,气愤赴朝声冤。行至东华门遇一人,谓持梃入可当冤状。遂误入东宫,按律当斩,加等立决。'奏定,未上,刑部主事王之寀独疑之。"   王之寀是刑部主事,他去牢中私访疑犯,《明通鉴》续云:   "王之寀值提牢散饭狱中,末至张差,私诘其实。差初不承已,云'不敢说'。至寀愈疑,乃麾左右出,留二吏扶问之,始言小名张五儿,有马三舅、李外父,令随不知姓名一老公,说'事成与汝地几亩'。比至京,入不知街道大宅子,一老公饭我,云:'汝先冲一,遇人辄打死。'乃舁我枣木棍,导我由厚载门到宫,因击门者墮地,老公,遂被执。老公者内侍通称也。"   这样案情便扩大了,涉及到神宗宠爱的郑贵妃和太子之间的矛盾,而背景是福王与太子之间的争立,这个案子便牵涉到神宗、太子、贵妃方方面面的关系。那时有一个孙承宗,后来是明熹宗的侍讲官,大学士吴道南请教孙承宗如何处置此案,孙承宗回答说:"事关东宫不可不问,事连贵妃不可深问。庞保、刘成而下,不可不问也,庞保、刘成而上不可深问也。"道南按照他的意见上疏神宗,事遂定。关键是神宗不愿颠覆现实中的暂时平衡,那么这个案子便只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终只能把张差与太监庞保、刘成处死了事,不让事态进一步扩大,案子中的一些疑点,只能把它悬挂起来了。   关于红丸案,那是神宗去世,太子即位,是为光宗,即位一个月内,因服红丸而去世,其服红丸的原因是光宗即位以后,郑贵妃进美女四人,而光宗喜欢其中的李选侍,之后没几天就病倒了,内医崔文昇下通利药,于是一昼夜三四十起,结果是头目眩晕,身体疲软,不能下床行走,有人认为崔文昇用药不当。光宗又召鸿胪寺李可灼,《明史纪事本末·三案》云:   "上问:'有鸿胪寺官进药何在?'从哲奏:'鸿胪寺丞李可灼,自云仙丹,臣等未敢轻信。'上即命中使宣可灼至,诊视,具言病源及治法。上喜,命趋和药进,上饮汤辄喘,药进乃受。上喜,称忠臣者再。诸臣出宫门外竢,少顷,中使传圣体用药后,暖润舒畅,思进饮膳,诸臣欢跃而退,可灼及御医各官留。时日己午,比未申,可灼出,辅臣迎讯之,可灼具言上恐药力竭,复进一丸,亟问复何状?可灼以如前对。五鼓,内宣急召诸臣趋进,而龙驭以卯刻上宾矣。时九月乙亥朔。"   光宗服了二次红丸,便一命呜呼。所谓红丸案的过程,第一,常洛病情起于郑贵妃进美女四人,好色引起身体虚弱,而崔文昇用通利药,止不了泻,病情加重,处于弥留状态。第二,李可灼进红丸是通过宦官走后门送进去的。第三,光宗连服二颗,在吃了第二颗以后便一命呜呼了。光宗即位二十九天,怎么就死了,光宗的外戚怀疑是郑贵妃、李选侍暗害光宗,于是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便怀疑后宫有阴谋,上疏要求追查。光宗究竟死因是什么,有没有人故意陷害便成为朝廷争论不下的疑案了。   紧接着便是移宫案,移宫是一个事件,这一事件暴露了前朝政府与后宫之间的对立,对立的核心问题,是由谁来掌控明熹宗这个傀儡,那么谁就能掌控这个权力结构的运转。对于后宫来讲,这是他们根本利益所在。《明通鉴》卷七十六记载其事云:   "时选侍据乾清宫,与心腹阉魏进忠谋挟皇太子自重。群臣入临,为群阉所格,给事中杨涟厉声责之得入。临如礼,刘一燝詰皇长子所在,群阉不应,一燝大言谁敢匿新天子者,东宫伴读王安入白选侍,绐曰:'第出即返。'遂扶皇长子趋出,及门,中官数辈追及,揽衣请还,涟呵退之,一燝与张惟贤遂掖皇长子升辇至文华殿,群臣叩头呼万岁,还居慈庆宫,择日登极。"   这个过程实际上是宫府争夺熹宗的控制权,宫是后宫的后妃与宦官,府是朝廷九卿六部的官员,这一次熹宗由朝廷官员直接掌控,而朝廷举行朝仪的乾清宫则在李选侍的掌控之下,于是有李选侍移宫的问题。《明通鉴》卷七十六续云:   "丙子,廷臣合疏請选侍李氏移宫。时选侍图专大权,欲与皇长子同居。"   站在李选侍一方的还有魏忠贤与熹宗的乳母客氏,坚持移宫的是杨涟与左光斗等官员。熹宗对李选侍有警惕,认为其父是她们害死的,但对客氏与魏忠贤比较信任,最终是李选侍迁居哕鸾宫,熹宗复返乾清宫。对待移宫这个历史事件的是非,前朝与后宫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后来对于三大案的是非问题便发展为东林与阉党之争。涉及权力结构内部的纷争,历来是构成疑案的土壤,当由疑案发展成党争,对整个权力结构的稳定往往是致命的伤害。   毛主席在听取周总理汇报李震之死这个案件处理过程时,实际上是不要因这个个案扩大打击面,造成权力结构的内讧。如果如此这般演绎下去,对十大以后的大局不利,因为李震苦恼的是公安部内部关于"算旧账"问题的争论,由于李震起草的代表公安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有"'算旧账'有损于文化大革命,有损于毛主席"的话,于桑不同意,在核心小组讨论多次还是不统一,最终这个报告流产,李震之死与这个报告直接有关。总理是从案件的细节认为他杀的可能大,故要追查下去,而毛主席从稳定大局出发,故以明末三大案为例,作为疑案挂起来好。现在回过头来看,整个文化大革命的过程中,许多党政干部受了不少委屈,让他们宣泄一下吐一点怨气有何不可,越是压得紧,以后的反弹也越是凶猛,这一点许多当事人都不懂。毛主席抱病出席陈毅同志追悼会,他对张茜的讲话也是为了抚慰老干部。故毛泽东在那段时间的许多措施,都是为了保护老干部,压一下江青和文化大革命起来的新干部,其中的道理所在,也是为了维持大局的稳定。从这一点上可以看到毛主席的苦心孤诣。林彪事件以后的批林批孔之宗旨,让老干部们吐一口心中的怨气,也是他为了顾全大局这个宗旨的做法,大家是不是都领情,那又是另一回事。   在中国历史上这一类疑案,除了明末三大案之外,还有不少,如唐顺宗永贞之变,二王八司马的冤案,唐宪宗之死,实际上都是疑案,韩愈起草《顺宗实录》,希望能流露一点事件的真相,由于真相影响到宦官俱文珍以后诸在位之宦官的利益,所以备受责难,又找人另撰。故这一类疑案,只能让后人去评述了,当时受利益相关方的限制,很难说得清楚。韩愈的《顺宗实录》五卷本所以流传至今,是作为韩愈个人的作品,不是唐朝的官方文书。故施之义的口述,留下一点资料,对后人了解这一段疑案的历史还是有益的。至于今年5月23日,《南方周末》第三版的福清纪委爆炸案,那是当代的疑案,被起诉的几个被告最后都无罪释放了,但案子未破,文章中那位拆包爆炸的司机是纪委副书记通过电话传呼后才赶到那里拆包引爆的,因而没有追查。这比起历史上那些大案要案变成疑案,更是小巫见大巫了。所以这类案子的是是非非,还是各说各的的,经过一段历史时期,利益相关方的人都去世以后,成为历史上的是非,到时候自有公论。如唐顺宗与宪宗的疑案,陈寅恪先生有一篇很精辟也很公允的考证文章,恕我不再在此赘述了。我是搞历史的,历史上这类事也见得多了,如晚清慈安与光绪之死都是疑案。慈安皇太后死得很突然,左宗棠公然在宫中嚷道:"我今天还见到太后上朝,说话和平时一样清朗,太后去世肯定不正常。"现在大家都认为这是慈禧下的手,但如何下手,怎么死的,已成为一个谜了。光绪死在慈禧去世之前一天,也很突然,现在查光绪的头发,知道他是中毒而死,是谁下的毒,怎样下毒的,同样成为一个谜了。在中国历史上有这样的疑案,西方历史上也有,如拿破仑之死,也是一个疑案,后人检验他的头发,发现是中毒死的,究竟谁下的毒,怎样下的毒,这个谜至今也没有解开。对于这些疑案,由于疑案,或者错案、冤案,背后都与巨大的利益和权力集团的纠结背景相关,而作案的主谋不是一般的寻常人,在当时谁也奈何他不得。要减少冤案、错案和疑案,舆论有一定作用,但也有限,事实上只有司法队伍不再受权力的直接干预,在正常情况下,不能以群众专政来取代司法实践,司法与政治分歧之间应有罪与非罪的明晰的界线,同时要净化司法队伍,让他们在力求公正以外不作任何个人自身利益的追逐,努力塑造这枝队伍人格的高尚形象和奉献精神,才有可能实现这一目标,要带出一枝好的司法工作队伍很不容易。即使如此,那错案、冤案、疑案也只是减少,仍然不可能绝迹,因这与产生各类案子的环境有关,司法队伍能做的,只是打扫垃圾,改变环境则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说到底还是正确处理义与利的关系,不能放利而行。   《文汇报》8月14日,刊登了二条消息,一条是中央政法委出台首个预防冤假错案的指导意见,经办人对办案质量要终身负责,不能片面追求破案率、批捕率、起诉率、定罪率等,建立健全责任追究制。另一条消息是上海市召开政法系统领导干部廉政教育大会,通报四名法官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情况,要求深刻总结教训,认真排查队伍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廉政隐患,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强调坚持严肃教育,严明纪律,严格监督,严惩腐败。以铁的决心,铁的意志,铁的纪律,全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政治队伍。如果真能如此,那就能恢复人民群众对我们司法公平公正的信念,从而大大减少错案、冤案、假案的可能。当然,疑案还受某些客观条件的限制,它还不可能完全绝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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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池清水 2013-5-10 09:48
复旦大学投毒案发生后,朱令铊中毒案再次成为网络上关注的焦点。近日案件嫌疑人孙维的家世在网上曝光,引起热议,被疑其显赫身世是背后的保护伞。孙维的爷爷孙越崎政治背景令人乍舌,并且***还曾赠送其祖父生日礼物。   “朱令案”嫌疑人显赫身世曝光,***曾送其祖父生日礼物。孙越崎百岁华诞时,***送来一张他与孙越崎亲切交谈的彩色照片留作纪念。   根据资料查证,94年清华铊中毒的嫌疑人孙维的家世:爷爷孙越崎,民革中央副主席,名誉主席;堂叔孙孚凌,历任北京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父亲孙大武是民革中央委员;姑姑孙叔涵是冶金部教授级专家,姑父朱丕荣是副部长。   而其中孙维爷爷孙越崎的政治背景令人咋舌。据资料显示,孙维爷爷孙越崎,是中国现代能源工业的创办人和奠基人之一,他领导开发了中国大陆第一个油矿延长油矿和中国第一座较具规模的石油城玉门油矿,享有"煤油大王"的尊称。抗日战争胜利后,孙越崎由经济部派往沈阳为东北区特派员,接收东北重工业,同时兼任河北平津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孙越崎曾因公开与国民党决裂、组织"保护矿产品委员会"保护大量稀有矿产等的一系列爱国行为得到毛泽东主席复电嘉勉。   1950年孙越崎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任民革河北省主委、中央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央名誉主席。此外,还应聘担任欧美同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名誉理事长等多种社会职务。1992年10月16日,孙越崎百岁华诞时,***送来一张他与孙越崎亲切交谈的彩色照片留作纪念。   附:朱令事件回顾   1973年11月24日,朱令出生在北京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吴承之,母亲朱明新。朱令有一个比她大四五岁的姐姐吴今(是北京大学生物系学生,并在1989年4月野三坡春游时意外身故)。朱令从小就学习钢琴,15岁时开始学习古琴。1992年,朱令考取清华大学,入读化学系物理化学和仪器分析专业物化2班。朱令多才多艺,加入清华大学民乐队并成为主力队员,1994年荣获全国高校艺术表演独奏组二等奖。另外她也是北京市游泳二级运动员。   铊中毒和诊治   从1994年11月24日起,朱令开始出现奇怪的中毒症状:起先是肚子疼,吃不下饭;接着(12月5日)胃部不舒服;最后(12月8日)她的头发开始脱落,并在几天内掉光。12月23日,朱令入住北京市同仁医院消化内科病房,虽然没有查出病因,但住院一个月以后,朱令的病情得到缓解,并长出了头发,于1995年1月23日出院。   1995年2月20日,寒假结束,新学期开始,朱令返校。3月6日,朱令的病情恶化,她的腿疼痛很厉害,并感到眩晕,朱令父母将其送往北医三院求治。   1995年3月9日,朱令父母带朱令到协和医院的神经内科专家门诊,李舜伟教授接诊后,告诉朱令的母亲“太像60年代清华大学的一例铊盐中毒病例了”。但是由于朱令否认有铊盐接触史,并且协和医院不具备做该项化验的条件,协和医院没有进行铊中毒的检测。3月15日,她的症状加重,开始出现面部肌肉麻痹、眼肌麻痹、自主唿吸消失,朱令住进协和医院的神经内科病房,协和医院按照急性播散性脑嵴髓神经根神经炎诊治。3月23日,朱令中枢性唿吸衰竭,协和医院采取了气管切开术。3月24日,协和医院开始对朱令采取血浆置换疗法,前后8次,每次均在1000毫升以上,有些人认为这对未确诊的情况下维持朱令的生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在这个过程中,朱令感染上了丙肝。3月26日,朱令被送入协和医院的重症监护室(ICU),依靠唿吸机维持唿吸。3月28日陷入昏迷状态,直到8月31日苏醒,朱令共昏迷长达5个月。   协和医院对朱令进行了多项检测(包括艾滋病病毒HIV,嵴髓穿刺,核磁共振,免疫系统,化学物质中毒,抗核抗体,核抗原抗体和莱姆病等),但除了莱姆病以外,其它项目的化验结果皆为阴性。   通过互联网求救   1995年4月10日,朱令的高中同学、北京大学力学系92级学生贝志城、蔡全清等人当时将这种不明的病症翻译成英文,通过互联网向Usenet的sci.med及其他有关新闻组和Bitnet发出求救电子邮件。之后收到世界18个国家和地区回信1635封(一说超过2000封,贝志城说超过3000封),其中约三分之一的回复认为这是典型的铊中毒现象。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的医生在回信中指出“疑似铊中毒,认为根据头发脱落、胃肠道问题和神经问题等症状几乎可以确诊”。由于当时中国互联网不发达,海外UCLA的Dr. Xin Li在UCLA的服务器上和Dr. John W. Aldis一起曾帮助创建了UCLA朱令铊中毒远程诊断网,在朱令铊中毒远程诊断的信息发布和协调上起了关键作用。   4月18日,贝志城拿着翻译好的电子邮件到协和医院重症监护区门口给医生参考,但他认为没有得到积极回应,很少人参看,也没有采纳电子邮件中的铊中毒判断和相应的检测办法,使得当时网上远程诊断的结果没有及时发挥相应的作用。   确诊和之后的治疗   由于互联网上的回信怀疑是铊中毒,当朱令父母得知北京市职业病卫生防治所的陈震阳教授可作做铊中毒鉴定后,在一位协和医生的暗中帮助下,取得朱令的尿液,脑嵴液,血液,指甲和头发,于1995年4月28日来到北京市职业病卫生防治所进行检验。当天,陈震阳即出具了检测报告,认为朱令为两次铊中毒,第二次中毒后朱令体内铊含量远远超出致死剂量,并怀疑有人蓄意投毒,同时建议服用普鲁士蓝解毒。   根据互联网的反馈以及陈震阳4月28日的化验结果,朱令开始服用对症药普鲁士蓝,服用当天,血液中的铊离子浓度开始下降,这是朱令到协和医院求诊的第50天,一个月后(一说10天),体内的铊被排出。但是,由于铊离子在体内滞留的时间太长,朱令的神经系统遭到严重损害,视觉几乎完全丧失,肌体功能也受到严重损伤,且仍处在昏迷中。   1995年8月31日,朱令从长达5个月的昏迷中苏醒。1995年11月,朱令从协和医院出院,转入其他医院和康复中心接受治疗。   立案调查   为朱令作铊检测和远程诊断的医生都提出了朱令是被蓄意投毒的意见。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的医生在回信中还指出“如果不是朱令在工作中使用到铊(一如在生产光学镜头中需要),那么很有可能是被人故意投毒”。北京职业病防治所陈震阳认为朱令为两次铊盐中毒,第二次中毒是致死的大剂量,并判定是有人投毒。   1995年4月28日晚,当朱令被确诊为铊中毒后,朱令父母立即向清华大学当时的化学系副系主任、主管学生工作的薛芳渝教授提出报案的请求,薛随即向清华大学保卫部部长兼清华大学派出所副所长报案。1995年5月7日,北京市公安局开始正式立案调查。但在立案之前,在铊中毒确诊后的五一放假期间,朱令宿舍曾发生离奇盗窃案,朱令的洗漱用品丢失。   铊是一种剧毒化学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剧毒物品品名表(GA58-93)》(1993年10月1日执行)中铊与氰化物同为A类(氰化物属于第一类A级,铊盐属于第二类B级。)。“据公安局有关人士说北京市工作中需要使用铊和铊盐的单位只有二十多家,能接触到铊的只有二百多人”。警方并且排除了朱令本人曾使用或接触过铊盐,也排除了其家人和亲朋接触过铊盐。朱令家人委托的两名代理律师之一张捷指出,“根据警方目前提供的情况来看,有人故意投毒是朱令中毒的真实原因,也就是说背后存在一个凶手”。而了解内情又有几十年破案经验的老公安王补推断“嫌疑人的范围是很小的”,并根据清华大学女生宿舍的严格管理,进一步推断“朱令身边就有凶手”。   在1997年4月,在正式立案两年之后,北京警方对朱令案件犯罪嫌疑人孙维采取了第一次突审。在这以前见诸报道的关于案件的进展和调查情况包括:警方在1995年夏秋时分到朱令父亲单位调查过朱令父亲和孙维父亲的关系;警方在1995年通知朱令家属,“只剩一层窗户纸了”;十年前(报导时间是2006年1月)清华大学派出所所长李慕成告知朱令父母,“有对象”,“上面批准后,开始短兵相接”;1996年2月,北京市公安局14处有关领导对朱令家属表示案件难度很大,仍在努力之中;1997年2月,化学系薛芳渝教授告知朱令家人,校方将配合警方作一次有效的侦破行动,但后来一直没有下文。   在朱令母亲朱明新1997年11月发表在UCLA朱令铊中毒远程诊断网上的一封信中提到,警方迄今一直怀疑为朱令同舍和同班同学的一位女生是投毒真凶。警方同时说明有证据显明是嫌疑人自己利用铊中毒测试报告出得太晚,破坏了朱令宿舍的物品,使得仍还有小于1%的硬件证据缺失。但警方表示不会放弃并有自信心在公开的法庭上给嫌疑人定罪。但是,从1995年5月7日以来的11年(2006年),这个案件没有进入法庭阶段,北京警方一直没有宣布侦破此案,也没有公开任何有关的细节和原因。但主要负责这个案件的公安局十四处李树森,在2006年对采访他的记者提及“这件事在调查工作中已有一定结论”,且“这件事情很敏感”。   据一份公安部办公厅对政协委员提案的复函,本案已于1998年8月25日结办。   嫌疑人   朱令同宿舍的同班同学孙维(出生于1973年8月20日),被认为是唯一能够合法取得铊盐并且跟朱令接近的人,经过详细调查,警方将其列为投毒的犯罪嫌疑人,但孙维声称自己并不是唯一一个能从学校实验室获得铊盐的人。孙维的祖父孙越崎和堂伯父孙孚凌在民主党派和政协担任要职。   1997年3月朱令家人以出事班级即将全部毕业,人证即将难以获得为由,上书北京市公安局长。1997年4月2日孙维作为朱令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北京市公安局14处带走,并在印有犯罪嫌疑人的纸上签字。在被连续侦讯审问8个小时后,孙维被家人接回家。朱令家人还曾上书国家领导人要求加快办案,但上书时间没有说明。   1998年1月,孙维家人在得知朱令家人上书国家领导人后,也给高层领导上书。   1998年8月26日公安机关宣布本案结办。而张捷律师说明,“解除犯罪嫌疑是指超过法定的期限,公安机关因没有确凿证据,于是依法解除了对犯罪嫌疑人的强制措施,但这并不意味着犯罪嫌疑人的嫌疑被排除”。   朱令家人诉协和医院   朱令家人认为,协和医院误诊并耽误了治疗时间,才使得铊中毒给朱令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1996年12月,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截止至今,未见披露姓名以及所在所)提供法律援助,接受朱令家人的委托将协和医院起诉至东城区人民法院,“要求医院赔偿经济和精神损失近80万元”。1997年10月,北京市医疗事故鉴定中心作出协和医院不存在过失、不属于医疗事故的鉴定。1999年4月2日,一审协和医院胜诉。   1999年12月,免费代理此案的浩天律师事务所律师俞蓉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出重新进行鉴定的申请,法院委托北京市法庭科学技术鉴定研究所再次鉴定,该单位出具了鉴定意见:“(协和医院)该不作为的行为导致被鉴定人朱令病情被诊断的延误,因此,北京协和医院在本次医疗行为上存在一定的不当之处”。2000年11月26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判决协和医院补偿朱令医疗等损失10万元。   多年后风波再起   2006年前,关于朱令事件,仅偶见华文媒体报道,主要集中于朱令的悲惨遭遇,远程医疗的作用等。1995年9月,《女友》杂志记者陈童曾采访朱令同宿舍女生,遭冷遇。2002年,在网上有人撰文指出,向朱令投毒的嫌疑人是孙维。同时,贝志城以真名实姓在“新语丝”网站发表《朱令案件的一些情况》一文,介绍了一些内幕。 2005年11月30日,在天涯社区,一名ID为“skyoneline”的网友发表了《天妒红颜:十年前的清华女生被毒事件》重提此案,在社区内引起了关注。12月30日,一个ID为“孙维声明”的网友(此帐号由孙维父亲证实为孙维本人,同时也被在天涯发表评论的部分物化2班同学证实)发表了《孙维的声明——驳斥朱令铊中毒案件引发的谣言》,以孙维的名义公开为自己辩解,激起众人的讨论,并引起网民对此案极大的关注。在网络上,很多网友谴责孙维为投毒者,一些网友并对其进行人肉搜索,找出了孙维的家人、住址、所在单位等信息,还有朱令和孙维所在班级的同学列表。2006年1月中旬起,《中国日报》、《新闻晨报》、《法制早报》、《南方人物周刊》、《新民周刊》、《青年周末》、《华夏时报》、《大连晚报》等众多媒体对了朱令事件相关内容以及网络上的讨论进行了报道。   2007年1月22日、23日中国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CCTV-1)《东方时空》节目播出专题记录片《朱令的十二年(上)、(下)》,将此案的关注又推至一个更新更广的高度。   2013年4月15日,上海复旦大学发生医科硕士中毒事件,疑似室友投毒,由于情况类似,网民讨论中再次频繁提起朱令事件。 2013年4月19日,前嫌疑人孙维曾用的天涯论坛帐号时隔七年后再次发帖,声称她希望真相大白。但天涯网站在2011年底曾发生过大规模帐号泄露事件,因此现使用此账号者是否是其本人值得怀疑。 2013年4月19日,南方都市报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据称在2005年底破解孙维及相关人员电子邮箱的计算机“黑客”,获取了网上流传的据说是孙维发给关系者的《发帖指南》的原始文档。“黑客”的身份得到贝志城的确认。   2013年5月3日,新浪微博屏蔽了以“朱令”、“孙维”、“铊中毒”、“铊”等做关键词进行的微博搜索。陈坤、姚晨、李开复等名人关于朱令案的微博遭到删除。   2013年5月3日,美国白宫网站出现关于朱令案的联署,请愿中称孙维有动机、有途径获取铊、导致朱令瘫痪,朱令案发生后孙维更改名字,并通过“婚姻欺诈”赴美。联署要求“为保护我们的安全,要求美国政府调查并驱逐孙维”。截至目前,美国白宫请愿页已获得8万余签名。   朱令近况   从1994年中毒至今,经过十年多的康复治疗,由于铊中毒损伤的不可逆转性,朱令的智力、视觉、肌体和语言功能都没有得到恢复,留下永久的严重后遗症,朱令的生活根本无法自理,必须由年迈的父母照料生活起居。   目前,许多关心朱令的人士在2004年3月发起成立了“帮助朱令基金会”,建立和维护有关朱令的网站。截至2006年3月,基金会海外募捐已超过三万三千美元;其中部分捐款已送达朱令家庭,作为她的康复治疗费用。   2006年3月10日,北京市立天律师事务所接受朱家委托,提供法律援助,派出张捷和李海霞两位律师为朱令家属提供法律服务,维护朱令及家人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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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速递 2013-4-19 17:45
中文导报讯(记者 杨文凯)复旦大学医学院在读学生黄洋遭投毒不幸去世,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也引起了海内外复旦校友的惋惜和同情。为了响应复旦大学海内外校友会为死者家属发起的爱心捐款活动,复旦日本校友会紧急行动起来,于4月18日面向在日校友发出了捐款倡议。 日本校友会理事会发出的捐款呼吁书称:“2013年4月16日,我们复旦大学在读的黄洋校友因故去世。突然听到这不幸消息感到非常惊讶,为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校友和朋友,海外的复旦人都深感悲痛和惋惜,在此对他的家属表示慰问。据说他的父母双亲都是下岗工人。他的不幸去世引发了学校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和同情,校友们纷纷来电询问关心此事。 同为复旦人,希望能为他的家属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为此,我们复旦大学日本校友会决定发起爱心捐助,尽以自己的微力去帮助他人。黄洋校友的详细情况请参照《致复旦大学海内外校友会的一封信》。” 据了解,日本校友捐款可以两种方法如下;1. 捐款可以直接捐送复旦大学;2. 捐送复旦大学日本校友会。在日捐款截至日期为4月26日。捐款截至后,日本校友会将捐送到复旦大学校友会,或者黄洋校友的双亲,负责把捐款的凭证和收条公布给大家,接受大家监督。 呼吁书希望校友完成捐款后,给复旦大学日本校友会邮箱 fuaaj@fuaaj.org 发送信息告知,姓名和联系方法,可否公开姓名和捐款单位数。具体以捐款地址如下: 银行:日本邮局银行 (ゆうちょ銀行) 账户:復旦大学日本校友会 (フクタンダイガクニホンコウユウカイ) 账号:记号:10050 番号:23964971 此前,复旦大学研究生会为黄洋同学捐款而发出了致复旦大学海内外校友会的一封信。 复旦大学海内外校友会,各位校友: 2013年4月16日,我校2010级硕士生黄洋同学经抢救无效,不幸去世。突然失去这样一位优秀的同学和朋友,所有复旦人都深感悲痛和惋惜。 黄洋同学2005年入我校医学院学习,2010年进入我校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攻读硕士学位,刚刚以优异成绩通过博士生入学考试。他是一位怀揣梦想、品学兼优、孝顺父母、乐于助人的优秀学生。如果没有这场令人痛心的意外,再过三年他就能像众多校友一样博士毕业,走上工作岗位,反哺家庭,奉献社会。 他的不幸去世引发了学校和社会的高度关注。校友们纷纷来电询问、关心此事,全球各地的复旦校友群也在热烈讨论此事,有的也已经发起捐款。黄洋的父母均早年下岗,黄洋是他们最大的精神支柱和未来希望。如今黄洋走了,留下孤独的父母,这是他在尘世最为牵挂的人。同为复旦人,在悲痛和惋惜之余,我们都希望能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 校友完成捐款后,希望给复旦大学校友会邮箱 fdxyh@fudan.edu.cn 或当地校友会联系人发送信息告知,我们也会做好咨询、统计和协助工作,体现复旦校友守望相助的精神。 如捐款,请汇至如下账户: 国内校友捐赠: 账号:0332-6708-0170-03441 开户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五角场支行营业部 收款单位:复旦大学 汇款事由:为黄洋捐款 xx校友(请务必注明) 据了解,截止4月18日16:00,上海复旦大学校友会已经收到对黄洋家庭捐赠善款15万6200元人民币。 复旦大学研究生会为黄洋同学捐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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