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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历史回眸：戚本禹回忆江青（中）: 稻草 2015-8-4 07:23; 　　江青和党内一些人的恩怨斗争　　1966年我在上海的时候,江青跟我说，她和罗瑞卿讲，《评海瑞罢官》发表后，受到了彭真的压制，北京的报纸都不登。主席很生气。罗瑞卿当即表示，他让解放军报马上转载。果然，罗瑞卿很快就让解放军报在头版转载了这篇文章，而且还加了态度鲜明的编者按，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解放军报这一发，就造成了彭真他们的全面被动。当时江青很高兴，张春桥他们也很高兴。江青跟我说，我还以为罗瑞卿是支持我们的，哪知道他们是一伙的。这说明，江青一开始并不知道罗瑞卿有问题,也不知道毛主席有搞掉罗瑞卿的想法。如果是毛主席要搞罗瑞卿，那一定会先和江青打招呼的。搞罗瑞卿，是林彪提出的，但林彪的策略是自己退在后面，否则就好像是他在和贺龙争军权了。我问江青，为什么要搞罗瑞卿。江青说，是叶群告的状。而且她是直接到主席那里去告的状。都不给我们说。　　江青对彭真的意见倒是很大,因为他先是阻扰江青搞样板戏,.后来又抵制 “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其实在我的印象中,彭真和刘少奇的矛盾也挺大的.刘少奇对主席不尊重,彭真就批评他,而且批评得很厉害.1964年四清的时候,我在中南海的“情况简报”上写了批评刘仁的一个报道.陈伯达一定要我和关锋去向彭真作检讨.彭真对我们非常客气,还请我们到他家里吃了顿饭.事后我们写了封信表示感谢.信里说了他平易近人,我们在他家里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的话.彭真被打倒后,江青看到了这封信,就说我,你什么时候跟彭真是一家人啦.我向他说了经过,说是陈伯达要我们去的.关锋也作了证明.江青就说陈伯达,你这个老夫子,你自己叫人家去检讨,你现在又来说人家.等到我被抓了之后,这件事又被拿出来说了,说我是彭真安插在中央文革的钉子. 　　陆定一事情的起因是严慰冰写叶群的匿名信. 　　杨尚昆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是他通过机要室的康一民(原来是总理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调离后,由他负责机要室的工作)来搞的。后来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江青跟我们说，他们把窃听器都安装到了主席的卧室里来了，连卫生间的肥皂盒里面都按上了窃听器。后来,公安部派来了专家,把窃听器拆出来以后，主席让把这些东西连同杨尚昆、康一民他们这些人的检讨都封在保密口袋里交给江青保存。他不叫中央办公厅保存。可能是怕将来会有人销毁证据，再进行翻案。江青还当场叫汪东兴去她的办公室把窃听器拿来给我们看。那窃听器是钮扣状的,是从美国进口的。连谢富治都不知道这东西。那是中央调查部从海外买的。当时中央调查部是杨尚昆负责的。杨尚昆,康一民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件和之前杨尚昆,叶子龙搞录音的事根本是两码事，现在有人是故意把这两件事混起来。康一民后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撤职的处分。对杨尚昆的处分被拖了好长时间，直到主席发问,杨尚昆怎么还在中南海?才把他调去广东去当书记处书记。毛主席1966年7月18日回北京之前，江青还专门打电话给我，说主席让我亲自去看一看，他在中南海住的地方是不是都清理干净了。我跟谢富治说了江青的指示。谢富治说，好，我陪你一起去看。我就坐车从中南海的西门出去到公安部接谢富治，然后和他的车一起从南门进了中南海，因为从公安部过来，走南门方便。我们一起去了丰泽园，谢富治跟我说，都仔细检查过了，而且都是用仪器检查的。保证没有问题。我跟谢富治说，这可是不能出问题的啊，不然咱俩都要坐牢的。检查之后我就给江青汇报了。可是主席回来以后还是没有去丰泽园住，就住在钓鱼台。后来在颐年堂开过几次会，开完会，主席就住到游泳池去了。游泳池是主席一个人住的地方。1966年国庆时，主席又到颐年堂去开过一次会，但是开完会他还是住回游泳池去了。自从出了“窃听器事件”以后，主席对丰泽园就有了一种反感。　　我问过江青，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刘少奇有不满意的。江青跟我说，那个早了，在中央撤离延安的时候，成立了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后来到了西柏坡，中央又合在一起了。江青因为跟着毛主席转战陕北，吃了很多的苦，身体很差。所以建国初中央就安排她去苏联疗养治病。江青还没去之前，她发现主席经常不高兴。主席在被胡宗南大军追赶的时候都没有不高兴，情绪一直都很好，怎么现在会不高兴呢。她就想了很多办法想让主席高兴。主席喜欢京戏，以往只要她一唱京戏，主席就会高兴，可是她唱了京戏主席还是高兴不起来。她给主席放主席最喜欢的马连良和梅兰芳的唱片，主席也没有兴致。江青说，当时我每天都在研究主席不高兴的原因，后来才发现原来主席是对刘少奇不高兴,可主席一直没跟她讲。一次江青问了主席，主席才跟她说，我从陕北来到河北，看见刘少奇代理中央期间，有些事情简直是胡作非为，搞土改，不经中央同意，不经我的同意，就乱发指令。什么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推行一些过左的政策，搞得农村很不安宁。连康生都听他的，也在搞过左。所以前方在打胜仗，后方却乱起来了。主席路过山西，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这种过左的倾向。主席说，他们发什么文件也不经过我。甚至提省一级的干部都不经过我批准。把在中央工作委员会时的工作习惯一直带到了北京。江青当时还跟我说，后来关于这件事中央还发了文件的。我当时因为工作忙，也没去查证。后来我在监狱里的时候，看到了华国锋他们出的毛选五卷，收录了一篇毛主席批评刘少奇，杨尚昆擅发中央文件的文章。当时我参加编五卷的时候，倒没有编入这篇文章。在讨论我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时，江青说，高岗再不好，但他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在怎样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他和刘少奇是有分歧的，刘少奇是主张富农可以入党，可以雇工的。在这件事情上主席是支持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在办农业合作社的问题上，刘少奇是反对的，所以毛主席亲自主编了“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就是批评刘少奇的，主席说的“小脚女人”看似说邓子恢，其实就是在批评刘少奇。　　刘少奇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是胡乔木向主席报告的.我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发表以后,刘少奇否认他说过这个话.胡乔木就又向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证明刘少奇确实是说过这话的.可以当红色买办的话.刘少奇也否认.谭震林出来揭发的.他说,我当时就是听到刘少奇这么说的.这还是二月逆流以后谭受到批判以后说的.主席说,你们老批判人家,现在出来讲话的还是谭震林.谭震林可以参加中央文革了.谭震林的揭发材料是用很大的字写出来的.主席让把它印出来,给大家看.刘少奇也没话说了.谭震林还是刘少奇在新四军时的副政委.(但是谭震林在文革后出版的传记把责任都推给了毛主席,说毛主席骄傲了). 　　但是刘少奇的案子主席就一直没有同意立案, 因为没有材料,主席一直没有同意立案.当时只有经过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讨论,还要总理,康生,江青的批准才能立案的.陈伯达都没权批准立案的.有的还要经过主席的批准.当时只立了王光美的案,开始刘少奇的案子是作为王光美案子的附案来审查的.后来大量的材料被揭发了出来,报给主席, 看到他真有问题,主席这才批准成立了刘少奇的专案组. 　　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是江青向我布置的.江青找我去,说,外面运动热火朝天,中南海里怎么冷冷清清的.我就去发动了群众在中南海里写批判刘邓的大字报.后来首都群众自发地在中南海西门外建立了批判揪斗刘邓反动路线的联络站.中央文革决定在中南海内外统一组织一次批判刘邓的大会.然后叫群众撤离中南海西门.王良恩写了个报告,总理,陈伯达和江青都签了字,陈伯达还加了句话,连同陶铸还有他们的家属也要一起批斗.王良恩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是从部队调过来的.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后来他在林彪事件后自杀,我总怀疑是有人做了手脚的.因为真正投靠林彪的并不是王良恩.中南海的群众那时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反对汪东兴的,另一派拥护汪东兴.但两派在批刘邓的问题上都一致同意,一点分歧也没有.因为前面有了张霖之的教训,所以我事先都安排好几个身强力壮的卫士在刘少奇他们的周围,防止有过激的行为发生.我自己则守在电话机旁边,王良恩每十五分钟要给我一个电话,报告情况.可以说,中南海的批斗会是文革中最文明的批斗会了. 　　批邓.批陶　　在中南海贴朱德,康克清的大字报，也是江青叫我去布置的。康克清和江青的矛盾由来已久，江青和主席刚结婚的时候，康克清就带头骂,说江青是妖精,把主席和贺子珍拆散了。说要孤立江青，批判江青。党内那些老大姐都同情贺子珍。贺子珍这个人人缘好，再加上她们都是一起浴血奋战打出来的。叶子龙跟我说，当时在老大姐里很少有人同情江青。贺子珍是永新一枝花，是个美人，大家都认为她和主席挺般配的。其实谁又真正知道他们两夫妻真正的关系呢，贺子珍脾气很野，叶子龙告诉我，她和主席吵架，拿着板凳就往主席身上砸，如果不是警卫员拦住，那还得了。其实江青并没有抢贺子珍的婚姻，她和主席结婚的时候, 贺子珍和主席已经离婚，而且主席是再三挽留,贺子珍仍坚持要离.可这些老大姐们不这么看,她们认为，贺子珍要和主席离婚，那都是说说而已的，不能当真的。在中央领导的夫人中只有陶铸的夫人曾志和江青的关系很好,曾志是杨开慧的好朋友。还有就是邓颖超，她也常来看江青的，可能这是总理的意思,她自己心里怎么样就不清楚了。　　我奉命叫人在中南海里给朱德和康克清贴了大字报,而且在中南海里围着他们,问他们有没有去看大字报.指责康克清在延安反江青.这件事我今天想来都是很后悔的。后来我知道主席对贴朱德,康克清大字报这件事是很反感的。但主席可能心里也清楚，那是江青的主意，他知道她和康克清的矛盾大。所以这件事主席一次也没有批评过我。　　其实最早在党内批斗朱德的倒是刘邓他们,在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因为毛主席在通知里提出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像许世友一些人就提出来问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主席说的是谁，怎么不把他揪出来?他们问总理，总理说，主席那只是一般地说说的，并没有所指。可还是有人不断地问,说主席都说了好几遍了,现在又正式见了文件了。而且主席说,中央出了事情,你们要造反。像蔡锷一样。他们就又去问刘少奇，刘少奇就说主席说的是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冈山的时候就反对毛主席。这样就在那个会上刘少奇他们组织了批斗朱德。朱德说，我那时(指的是在井冈山的时候)是有“野心”的，可只是在心里想想的，并没有说出来。现在都这么大年纪了,哪还有什么野心. 那次会议斗朱德是真斗,斗得很厉害.我听曹全夫(朱德的军事秘书,他是主席娘家文家的后代,跟主席是亲戚,跟主席很好的)跟我说,说康克清在发牢骚,说斗朱德比斗彭德怀都厉害.曹全夫可能也向主席反映了.主席就说了,朱德是黑司令,那我就是黑政委了.这才停止批判朱德.本来人民大学准备开大会斗争朱德,因为人民大学的校长孙泱原来是朱德的秘书.总理让我去取消。总理跟我说,朱德并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这样做不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了吗。我马上就去照办了. 　　文革初，上海有人打着红卫兵的旗号把宋庆龄父母的墓碑砸了。宋庆龄以为是江青叫人去干的.就骂江青下流.江青听说后气得不得了.这事当时闹得挺大.一次在主席那儿开会时,宋庆龄问,哪个是戚本禹啊?我站起来说,我是.她说,噢,是你啊.我说,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请你批评.她也没说什么,就说,你坐下吧.我心里知道,她可能是听到传言说,是江青让我去砸她父母的墓碑的.其实她这是冤枉我,我在背后还保护她呢.解放上海时,我们地下党就奉命组织人民保安队去保护她.江青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就我说,你叫红卫兵去”烧一烧”她(指宋庆龄).当时总理也在场,可总理当时一句话也没说.但回过头,总理马上叫傅崇碧派部队把宋庆龄的住宅保护起来.可他们等了两三天,却一点动静也没有.总理在开会时碰到我,就叫我到边上的小房间里去.问我,那事你布置了谁去啊,怎么布置的?我说, 这事我哪能布置啊.江青那也是在气头上说的,事后她也没再和我说起.总理听了说,哎哟,你可真是个好同志啊!(因为主席在一个中央文件的批示上说我是好同志). 总理命令上海马上把墓碑修好,把修复后的照片拿来给宋庆龄看,宋庆龄看到她父母的墓碑立的比以前的都好,也知道自己是错怪了江青.就向江青道了歉.主席也知道这事,就对江青说,你应该大度点,主动去看看她.那年的国庆节,我看到江青和宋庆龄在天安门上谈笑风生的,又和好如初了. 　　从四川揪彭德怀回京,是我组织人做的.那时彭德怀在四川任大三线副总指挥.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就恨死了彭德怀.所以他把彭德怀在四川的一举一动都报告上来.我收到他的一个报告,是写在一张白纸上的.说彭德怀现在很活跃,他到处在跟人讲他冤枉,他还说你们现在才反对刘少奇,我早就反他了.我在庐山会议上反对的就是刘少奇.我把这件事在文革小组的会上讲了.江青说,我们在这里拼命战斗,他倒反而是个没事的人了.总理也很积极地主张要把他弄回北京.但怎么弄回来呢,派部队的人去,那得请示主席和林彪的同意.我就提出以红卫兵群众组织的名义去勒令他回北京.大家都说好.所以我就找了北航的几个红卫兵去.但实际上总理又叫上部队的人跟着一起走的.总理说,彭德怀归成都军区保卫的,你光是红卫兵去,它能把人交给你.到了北京后,也应交北京卫戍区管.稍微有点党内生活常识的人都清楚. 那时如果没有总理的同意,谁能办成这些事啊.不过,倒也是有一个例外的. 　　有一次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来找我.那是个开大会的场合，很多人，我边上的座位都坐满了,她就蹲在我的前面来跟我讲话。她说要向我汇报，他们把杨尚昆的老婆李伯钊(当时是艺术学院的院长)弄出来斗了，还把她的家给抄了，把她的西装什么的拿出来烧了。她们还想斗争彭陆罗杨.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就跟她说，这可不是小事情,你得请示总理. 她说，总理那么忙,我那里找得到他呀.我说,那你向你爸爸他们请示了没有。他们都是老革命了,你要多和他们商量,不能自己乱搞啊。她说她都问过她爸爸的。没过几天,他们把彭真等人从他们住的地方抢走了.后来知道他们是翻墙进去的,可彭真家里的墙有三人多高,没有经过特种训练的人是根本爬不进去.总理知道后,马上来问我,你知道是谁把彭真他们抢走的.我就把上次与叶向真对话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了.但说,究竟是不是叶向真她们抢的,我不知道.听我这么一说,总理也不多问了,他知道是谁干的了.总理找来叶向真,和她谈判,总理说,我可以把杨尚昆交给你们一起斗.杨尚昆你们找不到的.(杨尚昆因为知道很多重要机密,所以绝不能给人随便斗的,那时总理把他看押在山西) 但其他人你们都要还给我,等开会的时候我再给你们.后来他们开了个十几万人的大会,斗争彭陆罗杨.江青跟我们说,我们中央文革的人一个也不要去参加(指批斗彭陆罗杨的大会),这都是他们那些人弄的事情.江青叫叶群也别去.可后来叶群还是去看了,她说她是化了妆,戴着口罩混在群众中去看的,她主要是想看看陆定一,罗瑞卿挨斗的场面的. 　　事实上,江青在文革中保过很多人.中联部斗王稼祥.江青就跟我说,叫他们别斗了.王稼祥在历史上对主席是好的,他是有功之人. 　　江青和李富春的关系特别好.她去延安后,她的组织关系就是李富春给查清楚后恢复的.李富春那时是组织部长,又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在延安有些人散布江青的流言蜚语. 李富春马上找那些人来，训斥了一顿，不许瞎说，再小广播，自由主义，要处分。没有的事，别造谣，再造谣，要负党纪责任(李富春的原话)。李富春代表中央组织部这么一讲，下面就不敢乱说了。所以江青跟李富春挺好的。文革时，谁要打倒李富春，江青马上叫我去,说，跟他们说，不能反李富春。所以,那时国家计委和学部有人贴李富春的大字报.我就去说了,他们问为什么?我说,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不许反.我这人有时也挺横的. 　　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被打倒了,但主席说,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说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算讲了句人话. 　　江青还让我去保王震,事后王震还亲笔给我写来一封很长的信,表示感谢。　　她还帮很多老干部说过话,像谢觉哉,江华(江华曾给主席做过秘书).她给叶子龙都说过话,说他虽然表现不好,但他给主席做过很多事的.在转战陕北时一直跟着主席的.江青是个爱才的人,而且是有眼光的.她保了很多有才能的人。　　白淑湘的父亲是解放后被镇压的.江青要保她.我就听江青在会上讲了好几次.那时金敬迈是文革小组的文艺组组长(那就是相当于文化部长),那时金敬迈威信很高,样板戏剧团都归他管.江青说,我让你们把白淑湘争取过来,你们怎么老不把她争取过来.金敬迈,刘庆棠他们赶紧去做工作. 后来让她出演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华的B角,这在当时的样板戏剧团里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后来据说,江青被抓后,白淑湘还出来控诉说江青迫害她.那是瞎说.要么她是受人威逼,要么就是昧着良心的.当时像她那样的情况,没有江青保她,谁敢把她留在样板剧团当B角啊。　　有一次我向她反映,广东斗红线女斗得很厉害.给她剃阴阳头,让她去养鸡.江青说,她就是想叫红线女把样板戏移植到粤剧里去.她让我去保她.我就去跟吴法宪说,江青要让红线女移植样板戏.吴法宪马上去跟黄永胜说了.把红线女保护了起来. 　　江青还保了李劫夫.东北一开始就把他定为是黑线人物.学生要斗他.江青跟我说,把他弄到北京来,让他住北京饭店.国家出钱.我马上写了报告,陈伯达,康生,江青都在上面签了字.北京饭店是总理的地盘.一般的人根本进不去.李劫夫后来给我写来了很多信,表示感谢. 　　体委的庄则栋,张燮林,李富荣,徐寅生.江青都让我去保他们的.她说,他们是为国争光的,斗人家干什么.说他们跟刘少奇路线,.他们都是小孩,有什么路线?说他们跟贺龙的.江青说,他们跟贺龙有什么关系,他们又不打仗.听说江青让我去保他们,总理高兴了,他就叫荣高棠来找我,荣高棠是我团校的老领导.他就到钓鱼台来找我.见了面都很高兴. 　　其实,要说跟江青在历史上有过怨恨的也就是周扬这些人.周扬的弟弟,田汉的弟弟那时看她长得漂亮,都想对她非礼,她都严词拒绝,坚决反抗.他们没能得逞,而周扬,田汉竟听他们弟弟的话,不让她接组织关系.但在文革时,江青并没有让我去整周扬和田汉的弟弟.那时我可以说是江青最亲近的人了,她如果要整什么人的话,一定会先跟我说的. 　　后来审判她的法庭说她让叶群叫人去迫害郑君里和一个姓秦的保姆.目的是企图掩盖她当叛徒的历史. 这完全是栽赃陷害.那时她连组织关系都没接上,叫她叛变什么?老实说,江青真要想抓什么人,不叫张春桥,姚文元就近去.要叫叶群派人去?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很可怀疑.　　江青倒是几次跟我讲起那姓秦的保姆的事情.说她当年在上海时候, 有一段时间她非常困难,有时甚至没东西吃,常饿肚子.多亏一位姓秦的保姆对她好.那保姆白天是在一个有钱人家干活,晚上常常带点饭菜回来给她吃,而且还很照顾她的面子,说是让她尝尝她做的饭菜味道怎么样.江青非常感激她.解放后,还请她来北京在一个幼儿园工作,可这保姆说在北京住得不习惯,还是要回上海去.江青要我有机会去上海时,找找她去,看她生活的怎么样,能不能照顾她些什么.可后来不知谁把这个保姆关起来了,我估计是叶群那些人干的事.她可能是为了讨好江青而办了错事.但这事江青根本就不知道.后来审判江青,邓小平那些人叫那个保姆出席”法庭”,控诉江青.江青听了一愣,诚恳地对保姆说,她不知道这事.我相信江青说的是真话. 　　事实上,江青在党内并没什么仇人.她1933年入党,不久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之后直到1937年才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到38年就嫁给了主席.你说她在党内能有什么仇人.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嫉恨她呢.江青跟我说, 有些人如项英他们其实是对主席不满，他们不敢对主席怎么样，所以就都冲着她来了。　　江青和周总理　　江青是不会反对周总理的。他们两个是有友谊的。那时中央文革开会的时候，他们两人在大问题上的意见基本都是一致的，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文革时有临时工,外包工造反,他们的生活待遇很低,处境很困难.而且,确实有不公平的地方.江青看了材料,难过得哭了。就跟总理说,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呀,为什么不能公平对待他们?总理说,国家财政有困难,暂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江青听了也没有办法。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像是兄妹一样.江青是经常给总理撒娇.常要总理帮她解决些生活上的小事,总理也很愿意给她出些主意.绝不是像有些人讲的什么总理经常被她弄得哭笑不得那样的.那都是胡说八道. 　　一天,周荣鑫的女儿来找中央文革,说她爸爸说的,有件事只能跟江青或者戚本禹说,别的人一个也不能说.我去请示江青,江青就叫我去听听,我说我一个人去不好,总要有个人一起去才好.江青说,那叫关锋和你一起去吧.周荣鑫女儿把她们红卫兵查到的一张旧报纸拿出给我们看,上面登载了伍豪的启事.我们虽然是第一次听说,但当场就跟她说,这是国民党造谣.关锋讲得比我还具体,说总理是什么时候去的苏区的,还说,如果总理叛变,那他还会领导红军长征?周荣鑫女儿听了很高兴,说她也不相信总理会叛变.但她爸爸说,这是组织原则,这事不能去和总理讲.所以一定要来找江青.我们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说,她知道这事,那是敌人造谣.主席也知道.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就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讲,哪个时候总理已经在苏区了,当时苏区的报纸就辟过谣.后来我在监狱的时候,他们来向我问过这事.说是江青怎么利用这事来反总理.我说,胡说八道,江青当时就说这是敌人造谣.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也在会上讲了是敌人造谣.我当时还给那些人详细的写了一个材料,说明经过.这份材料的底稿我至今还保存着. 　　后来出现了一个反总理的所谓的“五一六兵团”.这件事是江青和总理叫我去商量办法。五一六兵团的领头人叫刘令凯，是机械学院的学生，他们认为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是最大的走资派，他们在晚上出来贴反总理的标语和大字报。后来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谢富治批准关押了三个人。我去的时候，总理正和江青在谈这事。总理说，这样做不太好吧，反对我，就要抓人家。这不行。只有反对毛主席，才能抓啊。江青说，那这样,叫我去把这几个人严厉的批评一下。然后以执行总理指示的名义把他们放了。我做了个会议记录,就驱车去公安部办理此事.我到了公安部后,与谢富治会了面,向他传达了会议记录.谢富治说,这样处理对.就陪我去审讯室.我跟这几个人训话，我态度很严肃地说,你们反对总理就是反对革命，把个“对”字去掉，也可以说你们就是反革命，这是很严重的犯罪。革命群众把你们送来,谢富治批准关押,都是非常正确,非常必要的.只是总理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觉得你们年纪小,不懂得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告诉我们对你们进行教育后释放.我现在是奉总理的命令放你们。按我们的意见是不放的。包括江青同志也是不放你们的。这几个人表示了对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感谢。并说回去以后再也不反总理了。可回去以后他们还是照样反。后来又被扭送进了公安部。　　总理也是不反江青的,他和江青的关系挺好.可总理底下的很多人却都反对江青,但不是总理叫他们反的. 　　邓颖超是很关心总理的.她那时给我写的条子有一大摞.每次开会晚了,她都叫她的秘书(姓赵)给我送条子过来,上面或者说总理今天感冒了,或者说总理昨天没睡好,叫我让总理早点回去休息.每次总理开会,邓颖超虽然不参加会议,但她都要到人民大会堂等着,等总理开完会一起回家.我收到条子,只要是我参加会议主持的,我就会想法尽快把会议结束.有时还有人要提问题,我就说,让总理先走,剩下的问题我来解决.而每次总理离开以后,邓颖超又会让秘书递条子给我,上面写着,非常感谢你. 虽然她在生活上很关心总理, 但是她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却跟陈毅,谭震林这些人差不了多少.而总理对文化大革命认识却比他们要深刻的多了,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他只是在应付主席和江青.有次我跟总理说,你那么忙,应该让邓颖超同志也出来工作,向江青同志那样的多好.总理很认真地给我说,本禹啊,这话我就跟你说,我和小超按理在政治上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上有许多地方是不一致的.,我们经常有讨论(我记得很清楚,总理是说讨论,而没有说争论), 很多地方她的认识跟不上.所以我不能让她出来工作,不然说错话,影响党的工作. 　　江青和毛主席　　也是1966年我在上海的时候,江青通知我,让我回北京以后就去中南海工作,中央决定由我接管田家英的全部工作。那时田家英的事还没有向外面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后。5月20日,安子文(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王力和我三人向田家英当面宣布了中央要他停职接受审查的决定。第二天,田家英自杀。田家英的案子当时是作为杨尚昆一案的副案处理的。　　总理跟我说,中央决定在中南海成立秘书局,让我来当局长,我说,我资历太浅,经验也不够。总理说,那我叫童小鹏给你当副局长,协助你。我说,那怎么行呢,他是红军时期的干部。让他当局长,我当副局长还差不多。总理同意了。那个时候我就在钓鱼台和中南海两头跑。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电话,报告中央文革和中央秘书局发生的事情。因为她既是中央文革的领导,同时主席那里的事跟她讲也比较方便,因为她可以及时地报告给主席。有次我向她报告说,我去北大等一些地方看了,到处都是标语,有红的,黄的,绿的,很壮观.一派革命的朝气蓬勃的气象。后来主席在"有所思"这首诗里就有"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的诗句,我知道那是江青把我的报告给了主席的。　　主席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是叫我去烧掉的。这封信是主席在外地时叫总理交给江青的.总理和王任重都把它抄下来了。后来陶铸也抄了一份，可能是从王任重那里转抄的。总理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告诉我，他亲眼看见,总理亲手用行书抄了一份。1971年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这封信就是根据总理的抄件来的。当时是总理拿着主席那封信去大连给林彪看了，林彪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意见。信回到了江青那里.我是在江青那里看到她捧着主席信的原件，把信唸了一遍给我们听。后来叶群找江青说，我们那位对那封信感到不放心，怕以后被人利用来攻击他。江青就请示了主席。主席说，那就把信交给叶群，放在他们那里好了。可是叶群还是不放心。因为放在他们那里，他们也不好随便处理。江青再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烧了吧。于是江青就把叶群叫来，当着她的面，叫我和卫士大孙把信拿到窗外花坛上去烧掉的。江青和叶群他们就站在窗前看着我们烧。烧的时候我心里很舍不得.但要执行主席指示,不得不烧. 　　二月逆流以后,林彪把谭震林给他的信转给主席,但他没转给江青.他说谭震林糊涂到如此地步.但其中的意思就是让主席看看,人家都反对江青的. 　　江青跟我说,人家说我是武则天.主席跟她说,你有武则天的本事倒好了.你连慈禧都不如.慈禧的本事大着呢.江青说她听了以后感觉受到了刺激.她怎么连慈禧都不如.慈禧是卖国的. 　　那时我正在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体会到主席说的是对的.胡乔木揭发:刘少奇还说,光绪总比慈禧好吧.主席说,在对付外国人入侵这点上,慈禧就是比光绪好.因为她输掉了甲午战争,所以她不甘心.这才支持义和团的.而光绪却老是要依靠外国人.我几次听到主席这样说.但我和江青一样,很讨厌慈禧的.但是主席这人看问题,从来都是很深远的.慈禧统治晚清几十年,摆平了多少内部的纷争.她连自己的军队都没有了,还能把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玩弄在股掌之中,那个政治才能是不得了的. 　　但是,江青不像陈伯达那样老是动摇,二月逆流以后,她跟我们说,你们不是还对人家抱有希望么.你看,人家现在打上门来了.主席说了,人家(指刘少奇)掌权,我们就得掉脑袋.恐怕这些人(指谭震林他们)掌权,我们也得掉脑袋. 　　江青和”一月革命” 　　1966年12月26日主席生日那天，主席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和我到他家里吃饭，江青也在座。林彪,总理,康生都没有请.我还记得很清楚，毛主席在吃饭前和举杯祝酒时，两次说了，明年要进行“全国的全面内战”。毛主席的这个话是他对1967年全国工作方针的决定，并显示了他的决心。　　毛主席在那天晚上和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为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明年要全面批判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抓大批判，叫我们都要去写文章。　　关锋说,他准备从伦理道德观上面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休养”。　　姚文元那天是说他准备从“武训传”以来的文化路线上批判刘少奇。可后来不知怎么变成了批陶铸了。本来姚文元批陶铸的文章里没有写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内容的。是毛主席给他加上去的。这到后来又变成是批“五一六”极左了。　　王力当时提出要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后来实际上只写了一个批“三自一包”的文章。批“三和一少”被720事件冲掉了。那个时候王力在外交部支持造反派，他一批“三和一少”，矛头就对着陈毅了，还势必牵涉到总理。他说是批判王稼祥，其实当时外交的事情都是总理定的，王稼祥算个啥。我每次看到在会上讲批“三和一少”的时候，总理的脸色总是很难看的。王力还进一步地要把批“三和一少”拔高到批“三降一灭”。　　张春桥说,他想从社会基础上，从走资派产生的社会根源上来批判刘少奇。不过后来这个文章一直没出来。　　毛主席对我说，你也要写。我说，我想写关于影片“清宫秘史”到底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这篇文章，因为从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到现在一直都没人把它讲清楚。毛主席说，好。我又说，但我对义和团那段历史还不是很清楚。毛主席说，不要紧，你去写。写了给我，我给你看。因为主席这样跟我讲了，后来我写了之后就直接送给主席了，期间因为江青也来和我说了几次，所以也送给江青一份。其他人，包括总理，陈伯达我都没送。这个事，陈伯达，王力，关锋都对我有意见，说怎么不和他们讨论一下就送给主席了。主席对我的文章修改了两次，还在我的文章中增加了几段话。到第三次，毛主席说，可以了，你和大家去讨论一下，就可以发表了。由于主席已经看了并作了修改。所以大家也提不出多少意见了。　　本来我提出这篇文章不要用我个人的名义,而用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或者其他什么名义发表。可总理说，在国际上，用社论和评论员名义的文章大都是代表官方意见的。本禹同志这篇文章是第一篇系统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还是用个人的名义发表为好，以后的文章再用社论或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接着，总理马上就安排由著名的播音员朗读，向全国广播。在制作广播的过程中，新华社的负责人还向我提出，有些句子太长，朗读的时候不大容易读出气势来，让我改成短句子。　　江青告诉我,这篇文章发表后，主席说,他提出批清宫秘史那么多年,没有一个人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这次戚本禹写了,并且讲出道理,所以要奖励我.我还没听说主席因为一篇文章奖励过谁. 江青说她有两架蔡斯照相机,要分一部送我.我说那东西太娇贵,我又不会玩.江青说,那你要什么.我说我很喜欢主席的字,希望能给一张主席的书法.江青和主席一说,主席就把他写的”满江红”那首诗送给了我,厚厚的一大摞.而且江青还是当着中央文革碰头会所有的人的面以奖励我的名义送给我的. 　　正像毛主席所预计的那样,进入到1967年,文革斗争逐渐地白热化。一月,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起来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受到了主席的肯定。　　对一月革命夺权,老实说,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的.陈伯达是反对下面起来夺权的.陈伯达说,主席的一贯思想是对那些干部冲击一下以后都还要用他们的.连国民党的一些大员,解放后主席还用他们的.更何况那还是共产党的干部.主席还要用他们的.咱们看不清楚,就别瞎掺呼.他说,造反派最多只能起个监督的作用,他们没有管理的经验.不是专家.管理国家要靠专家.所以他对夺权的问题一直是持观望的态度.他派张春桥去上海,只是让他去解决恢复铁路交通的.但是张春桥有突破.他承认了工人造反组织.张春桥是勇敢的,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风险是很大的.起码他和陈伯达的思想是不一致的.所以他是经过一番战略思考的. 张春桥后来跟我说,他和造反派签协议的时候,是战战兢兢的.是有顾虑的.因为陈伯达反对,总理也反对.江青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指示. 何况,陈丕显还是支持写评海瑞罢官的.是柯老生前要他支持的.陈丕显是听柯老的.我的思想和张春桥是一致的.但要说从造反派中培养出领袖来,来管一个城市,一个省.这种想法我也是没有的.张春桥在签字前先给我打电话.我说,这事你最好给江青打电话.你我两人都决定不了的.我也没法去跟主席说,因为没有材料.我说你跟陈伯达没什么可以谈的,谈几个钟头还是谈不拢的.你给江青打个电话.取得江青的支持.于是张春桥就给江青打了电话,江青在电话里跟他说,只要是怎么有利于工人造反派,有利于他们的成长,你就怎么办.不要有顾虑.但是江青也没想到要工人当权.直到主席表态支持上海工人夺权,她也觉得大吃一惊.这个时候,我们的思想才转过来.此前,还是受陈伯达思想的影响的.工人只能监督.不光是我们,连陈毅,谭震林他们这些人恐怕也是陈伯达的这种思想,认为主席只是把老干部斗一下,” 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以后还要用的.谁知道一下子就夺权了.这个打击对他们来说就太大了.这他们就不干了. 　　各省市和各部委的造反派也纷起效仿。可是那些被夺了权的干部怎么肯甘心呢,而这些人在政治上的能量是很大的.我觉得,主席主要是考虑如何让人民的政权真正掌握在人民的手里,而不能让一些人因为当官时间长了,就把政权看成是他自己的。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反对他的人那简直是太多了。因为这毕竟牵涉到了他们个人和集团的切身利益。他们当然要拼命反抗.”二月逆流”主要的就是冲着中央文革来的。他们对中央文革支持群众造反夺权,简直是恨之入骨的。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江青了.我心里觉得,谭震林那天发作,本来应该是冲着我来的.因为我以前在中南海的情况简报上说了他的夫人搞特殊化的事,他对我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他看到江青那么相信我,重用我.他后来冲张春桥发火.其实张春桥没有得罪过他,我倒是得罪过他的.只是那天我请假在家里写文章,没有去参加会议.否则,很可能他会冲我来的. 　　其实我内心也是挺矛盾的.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虽然被打倒了.可主席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那时说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震林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还算讲了句人话。　　那个时候,陈伯达老是动动摇摇，顾虑重重的，一天到晚说丧气话，讲文革不行了，再这样搞下去，将来很多问题都要由我们来承担责任的。他害怕了。他比我们聪明，也更有政治经验。知道得罪了那么多人，最后就会殃及自己。他老给我们这么说。我们说，你这叫前怕狼，后怕虎，你跟着毛主席革命，还怕啥呢。毛主席胜利我们就胜利，毛主席失败我们也失败。可陈伯达不这么看，他说，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毕竟他党内斗争的经验比我们多。康生就不是这样的，他没有担心得罪了什么人会受报复这种事。康生比他坚定。所以毛主席早就对陈伯达不满，后来毛主席说陈伯达是不是看到我的革命大船船要沉了，就像个老鼠往林彪那边跑。　　江青和军队的文化大革命　　我在八届十一中会议上作过个发言，说如果弄得不好,我们的文革也会出现像法国大革命最后的“热月政变”一样的结果。我的发言登载在了会议的简报上。我自己以为自己讲得挺好。江青却对我说，你得意什么?把主席批评你的话告诉你，你都会哭。我问，主席怎么说。她说，主席说，军队的事情你不要乱说话，心里有数就行了，你们不懂军队的事。主席还说，你看人家春桥，就从来不乱说话。我听了就说，我懂了，你告诉主席，说我懂了。其实,张春桥私下里和我交流过,他也有着同样的担忧的。从那以后，关于军队的事，我不敢多说话了。但是有关军队文革的事，我还是要给主席报告的，主席也都看的。　　刘志坚不大听林彪的,叶群不愿意刘志坚当全军文革的组长.江青开始对刘志坚还好,因为一起搞过座谈纪要.后来有人揭发说刘志坚在背后怎么怎么骂江青.江青就说这个人是两面派,就叫我去批判他。　　肖华的事情很复杂, 斗争肖华的事,刘志坚有责任.主席,林彪都说要保肖华.江青跟我说过,她批肖华是上了叶群的当.群众批肖华,让肖华在地上爬,主席知道很生气,说,你有错误,承认改正就行了么,怎么能在地上爬呢, 打死也不能爬.你以后还怎么指挥军队啊.为此主席明确指示,不准再让任何将军在地上爬.谁这样做就是武斗.总政的造反派为此事受到严肃的批评。　　部队造反派冲击军委,总参机构,先是谢镗忠去讲话, 谢镗忠人很老实,但不起什么作用.人家都不听他的.江青叫张春桥和我去听取意见,并劝他们不可以冲击军委,总参.这才平息下来。　　刘志坚被打倒后,毛主席点名让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可以说，在军队高层中，徐向前对文革的态度最好。徐向前说，现在最危险的就是中央里面出赫鲁晓夫，中央里面如果有人搞资本主义复辟，那全党就危险了。他坚决拥护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思想。而且他说，这次文革要重视年轻人，不能光依靠老年人，因为老年人里面有些人关系错综复杂，包袱太重，所以要依靠青年，依靠群众。他公开表态支持年轻人的文章。说年轻人有革命朝气。还说，我读了年轻人的文章，受到启发.现在是小将教育老将了。他的这些讲话和表态，都能从当时中央文革的简报上查到的。　　徐向前,李富春在二月逆流中的态度和陈毅,谭震林,叶剑英是有很大区别的。　　叶剑英原来参加中央文革的碰头会的,二月逆流以后,总理就不叫他参加了。　　这时,主席指名叫粟裕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江青非常赞成粟裕参加中央文革会议.但后来,总理让粟裕去管国防工业. 　　原来碰头会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开的,二月逆流以后就改在钓鱼台开会了。　　贵州省军区司令李再含支持造反派的事,青海省军区司令赵永夫开枪镇压造反派的事都是我从我们派下去的快报组那里得到情报,最早向主席报告的。主席看了之后,要我再进一步去了解核实情况,然后批发下去的。所以,在军队里有些人是把我和王力,关锋看作是对他们威胁很大的人。差不多是当时矛盾的焦点。　　军队上层的一些人搞特权,搞腐败那要比地方上更厉害.这些情况都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这些情况往往是由他们的对立面反映上来的.几乎每一级军队领导都有对立面.包括一些老帅. 而军队和地方那又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司令员,政委多是地方大员的好朋友.他们能支持你造反派?所以说是叫军队要支持左派,结果差不多多数军队支持的都是保守派。　　武汉发生720事件的当晚,跟着王力他们一起去武汉的北航的一个女红卫兵乘乱从押解她们的汽车上跳下来逃出来,给中央文革打来了电话。秘书赶紧叫我起来,我到楼下一看,陈伯达,关锋已经在一楼的值班室了。他们好像正在拟写一个电文,准备宣布武汉叛逆。我就赶紧跑去找江青。她的秘书说,她吃了安眠药刚睡。我说,不行,事情紧急。你就说是我找她。我就在门口等着。江青起来一听,马上和我一起往值班室去,后来总理也来了。江青听了办公室简单汇报,当机立断说,走,到林总那里去。他这个人能处大事,果断。林彪果然是有决断力。他一边让人查,离东湖宾馆最近的是哪些部队,最快到达要多少时间。一边接通了主席那里的电话。林彪说,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主席好像不同意。说他在那里很安全。林彪马上说,不行。这是中央的决定,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那主席也只好服从了。然后决定,让总理和邱会作马上飞武汉，保证主席安全离开武汉。接着林彪又在那里调兵遣将。等我们从大会堂出来，就看到北京的红卫兵已经在大街上刷上了”砸烂陈再道的狗头”的大幅标语了。他们有他们的消息来源。江青在回去的车上对我们说，我让你们找林总的,对吧。　　林彪对720事件表现得是很积极的，我从来没有看到林彪对一件事情有那么积极的。一般中央开会讨论什么事情，林彪都不来的。有时请他来，他也不单独表态，只是跟着主席的表表态。本来在天安门举行的声讨大会林彪不来，但后来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总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他还是来参加为好，他来表个态。我说那当然好喽。主席知道林彪要出席大会，就说汪东兴，杨成武都要上天安门。当时汪东兴给我打电话，说他也要上天安门。我说，你别开玩笑，你人都不在北京，怎么上天安门?他说，不是我要上，是主席让我上的,而且杨成武也要上.不是人要上天安门，而是名字要上天安门。我知道这是主席对大会表示支持。因为汪东兴，杨成武当时都是跟在主席身边的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天安门领导名单里,就表明了毛主席对这件事情的支持。　　那天,林彪在天安门上跟我们讲，那个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是最拥护张国焘的，是张国焘的得力部队。叶群就提出了要斗徐向前。会后就有人去抄了徐向前的家。抄徐帅的家是叶群下的命令。后来却把这件事推到我的头上。看得出,林彪是在因势利导,把矛头转向非四野的那些人.而对四野的人他都保护起来.可后来毛主席仍然指名要徐向前出席当年的八一招待会。　　江青和林彪曾在文革中大吵过一架. 好像是为了一个总后的干部.其实也不是江青要反这个人.林彪有个特点,你反军队中非四野的,比如徐向前,贺龙的人.他都很积极.但你如果反到他的部下,他能跟你撕破脸皮翻.我看他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确实很厉害.肖华也是林彪的人,井冈山二十八团的.主席是保肖华的.后来叶群作了很多工作,江青和林彪又和好了. 　　那时,叶群和江青的关系看上去是很好的。她们在一起讲话，就像闺密一样的.江青一说就是你们那位，我们那位;叶群只说，我们那位，不说你们那位.提到主席,仍恭敬地说主席。他们一起说话也从来不回避我的。叶群经常跟我说，林彪很欣赏你的才华，叫我有空去他家玩。后来她又几次叫我到毛家湾去，我因为忙于日常事务,没能去,她不是很高兴。;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420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解放军报：汉奸现象的反思: 热度 2 岳东晓 2015-7-14 05:06; 核心提示：《解放军报》整版刊文透视和反思抗战期间“汉奸现象”文化，文中指出，整个抗战期间，中国伪军总数至少在300万以上，数量比侵华日军还多。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队数量的国家，这确实是一个极其可悲的历史现象。原标题：历史的拷问 ——抗战期间“汉奸现象”的文化透视与现实反思 ■刘新如一个有自省精神的民族，才有远大的未来。 70年前那场改变中国和世界历史进程的战争，给我们留下了太多值得回味的东西。今天，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不仅要重温胜利的荣光，激发民族的骄傲和自豪。而且要反思历史的“痛点”，铭记民族的耻辱和教训。应该说，“汉奸现象”就是抗战期间中华民族最大的“痛点”。我们赞美近代中国百年沉沦后的民族觉醒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无数中华义士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反抗外来侵略的英雄史诗，但也不能忘记，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多少民族败类变节投降、卖国求荣，认贼作父、助纣为虐，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奇耻大辱的一笔。直到今天，抹黑英雄、洗白叛徒、为汉奸“翻案”的奇谈怪论，仍在挑战我们的价值和道德底线。历史因多元、复杂而愈显其波澜壮阔。重新审视历史的创痛，晾晒民族虫蠹发霉的一面，深刻反省“汉奸现象”，彻底扫除美化汉奸的雾霭，对于培塑国人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牢固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起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巨大精神力量，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溥仪访日。沉渣泛起 ——民族抗战中的一股历史逆流电影《地道战》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民兵队长高传宝在大槐树下敲钟传达情报：来犯的有“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对这一传为笑谈的镜头，我们又怎能一笑了之？要说“汉奸”，顾名思义得从汉朝讲起。据清人《汉奸辨》云，“中国汉初，始防边患，北鄙诸胡日渐构兵。由是汉人之名，汉奸之号创焉。” 作为一个王朝，“汉”成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帝国形式的稳定实体，作为帝国子民一个文化符号——“汉人”，其奸细自然被称为“汉奸”。汉奸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按照《辞海》定义，汉奸原指汉族之变节败类，后演变为“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人”。汉奸的鼻祖，当属汉文帝时和亲匈奴的陪同侍臣中行说（音读“月”）。此君为报私愤一到匈奴就投降了单于，为其出谋划策，“对症下药”地对汉朝进行军事袭扰，甚至直逼长安城下，一时成为大汉王朝的“心腹之患”。鸦片战争时期，出现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汉奸。到了清末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时，媚美、英、法、意、葡、西诸列强之各色汉奸多了起来。中国近代史是一个造就英雄的历史，也是一个出产汉奸的历史。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本对华侵略的屡屡得手，“汉奸现象”的历史沉渣泛起滔滔浊浪。 1932年3月，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被日本人扶上了“执政”宝座，再一次心甘情愿当上了“儿皇帝”，这是近代列强入侵中国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汉奸伪政权。 1938年12月，身为国民党二号人物的副总裁汪精卫，竟然从陪都重庆出逃越南河内，公开发表“艳电”叛国投敌，并于1940年3月在日本军刀支撑下成立汪伪“国民政府”，做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伪维新政府行政院院长梁鸿志(前左)与华北汉奸首领王克敏(前右)在南京的集会上。在此之前，以王克敏为首的伪华北政府、梁鸿志为首的南京 “维新政府”，以及内蒙德王伪蒙政权和冀东自治政权就已粉墨登场。而汪精卫的特殊身份有一定的“号召力”，再加上日汪的狼狈为奸、软硬兼施，一时间大大小小的汉奸如过江之鲫，形形色色的伪政权似一簇簇“恶之花”，绽开在饱受侵略者蹂躏的神州大地上。惊回首，1938年伪军数量已达78000人，汪精卫投敌后，大批国民党军部队投入伪军序列，伪军数量迅速上升到145000人。整个抗战期间，中共抗日武装歼灭伪军将近120万，日本投降时尚有伪军146万、伪警察40多万，再加上伪满洲国军、伪满警察等，总数至少在300万以上，数量比侵华日军还多。国家危难，大厦将倾。无数精忠报国的壮烈之士慷慨赴死,而这些生长在中国土地、喝着祖国乳汁长大的无耻之徒，却背叛了祖国和人民，充当日本法西斯侵华的“狗腿子”，干起了祸害同胞的罪恶勾当。然而，汉奸余孽阻挡不了民族觉醒和抗争的大潮。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有感于九一八事变，在《沉渣的泛起》一文中深刻指出的，日寇入侵犹如搅动了停滞的池塘，各色“沉渣”——包括汉奸政客，都翻腾出来显示自己的存在。但沉渣终究是沉渣，终究还要沉下去。到头来，一个个汉奸卖国贼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落得身败名裂、遗臭于世的下场。国家之耻 ——汉奸资敌的危害有多大提起“汉奸”，实在是中国人的国家之耻、民族之羞！恐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遭受汉奸之害像我们中国这样严重。检视中国的历史，多次民族劫难并非败于异族外寇，而是败于汉奸。用“祸国殃民”评介汉奸的危害毫不为过，说历史往往因汉奸而改写，并非过分之辞。后唐时期，甘当契丹“儿皇帝”的石敬塘，居然割让中原门户燕云十六州，在此后至少400年时间里直接改变了中原王朝的命运。明朝末年，倘若没有吴三桂那样引清兵入关的大汉奸，满清王朝根本不可能入主中原，统治神州大地近300年。　而今，翻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我们不能不感到一种撕心的沉重—— 贝当在1940年会见希特勒。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了三大傀儡人物：溥仪、汪精卫和贝当（法国），其中中国就占了两位。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队数量的国家，这确实是一个极其可悲的历史现象。抗日战争，中国是战胜国。然而，我们的胜利却只能说是一场“惨胜”。之所以付出耗时长达14年、死伤3500万人、财产损失达6000多亿美元的巨大代价，汉奸猖獗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在抗战初期，常有百十名日寇就能侵占一个县城、省城，不仅未遇抵抗，还会有一些汉奸忙着挂“维持会”牌子，并打太阳旗相迎之。据日方档案证实，国民革命军第29军宋哲元军长身边的参谋周思静，向日军提供了南苑守军撤退的情报，并称“(赵登禹)已经登车出发了”。正是根据这一情报，日军在天罗庄设下埋伏，直接导致了百战名将赵登禹和佟麟阁的战死。在南京保卫战中，一到晚上根据指令全城宵禁，一些汉奸竟用火把、手电筒引导日军飞机轰炸弹药库、兵营等重要目标。日本兵初进南京城，还有的汉奸把藏身于民众中脱下军装的守城军官兵一个个指认出来，致使手无寸铁的中国军人活活被日军刺死。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危难中的中华民族，除了要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外，还要分出相当大的力量，与背叛祖国和民族的不肖子女们作斗争。当年,抗日英雄杨靖宇陷于日伪重围之中，辗转雪原之间，周围人一个个叛变投敌，而又反过来替日军劝降。一个叫赵廷喜的同乡对杨靖宇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岂止不杀，投降了日本人还打算让他当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呢。杨靖宇沉默一会儿叹道：“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这是一个穿越时空、令人震撼的历史拷问！今天之所以还有中国，就是因为有杨靖宇这样大写的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倘若一个个大小汉奸们成了气候，还有今日之中国吗？汉奸之害，是全方位、深层次而又难以挽回的。正是靠着伪政权、伪军的支持，日本军队才能在中国横行如此之久。在伪政权“治理”下，大量的金钱、粮食、矿产被源源不绝地运往日本，留下的是中国农民被大量饿死冻死……而汉奸给人们心灵造成的伤害更是令人痛心。记者曾采访亲历者回忆抗战时期的伪满生活：在日伪联手14年的殖民宣传和奴化教育下，当时绝大多数年轻人，只知道自己是亲日的“满洲国”人，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荒唐的背后警示世人：断根去魂、亡国亡种的危险绝非危言耸听，汉奸资敌祸国殃民的深重危害绝不能重演！史“怪胎” ——中国的汉奸为何如此之多任何一个国家遭受外族入侵时，出现“有奶便是娘”的卖国贼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为何冒出这么多汉奸来？汉奸，并非生来就是汉奸，也不都像影视片里尖嘴猴腮、歪戴帽子、斜挎盒子炮、一口一个“皇军”的样子，那实在是小瞧了汉奸的水准。想当初，曾经追随孙中山的汪精卫是如何了得的热血青年。 1946年4月5日,江苏高等法院审讯汉奸陈公博。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亲赴北京行刺清朝摄政王载沣所作《致南洋同志书》何等壮怀激烈！谁能想到，这个曾经有着荆轲刺秦般豪迈和勇气的人，最终却沦为出卖民族利益的千古罪人。谁又能想道，汪伪政权中仅次于陈公博、周佛海的骨干头目，官居汪伪政权组织部长等要职的梅思平，当年曾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点第一把火的学生领袖，这个慷慨激昂大骂曹汝霖是卖国贼的人，抗战期间自己倒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汉奸。汪精卫及梅思平等人抵达东京羽田机场。（资料图片）而陈公博、周佛海也曾是显赫一时的中共一大代表。他们先是背叛了共产党，又背叛了国民党，死心塌地地将自己的命运牢牢绑在了日本侵略者的战车上。 “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然而，这就是人和历史的诡异、深刻之处。其实，看似偶然的社会现象，背后一定有必然的东西在支撑。“汉奸现象”的繁衍，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成因和心理文化原因。之所以有汉奸，一定是因为有外部敌人。抗战期间“汉奸现象”的孳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日本侵略者实施“以华制华”策略并与汉奸亲日派相互勾结的结果。抗战初期，日本首相发表对华宣言，就公开声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日本侵华无异于“小蛇吞大象”，没有汉奸，他们就是聋子、瞎子，因而十分重视采取威逼利诱等各种手段，扶植汉奸伪政权达到自己的目的。 1935年3月18日，以民国“美男子”著称的汪精卫画像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颇有意味的是，在描述其经历时把他比喻为“鲸鱼的胡须”，意思是容易弯曲，也容易反击，暗讽汪对日态度变了，已经弯曲了。果不其然，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败和主政挫折后，曾一度主张积极抗战的“鲸须汪”，完全改变了立场，成了坚决“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在日本一步步咄咄逼人的积压下，他的“鲸须”彻底弯曲了，再也找不到那个热血青年的影子了。正如毛泽东同志深刻剖析的：“民族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悲观主义，即民族失败主义”。对外反侵略战争的屡战屡败，使国人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抗战初期“民众经过上海撤退、南京沦陷的大变，在爱国的心情上呈着害怕敌人的薄雾”。 “不战亦亡，战亦亡”。汪派汉奸们恐惧于日本力量的强大，片面认识中日力量的差距，视敌人如神物，看自己为草芥，无视民族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汪精卫、周佛海认为，以落后中国与强盛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自知”，“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 正是这种媚日、恐日心理在起作用，他们自作聪明地得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结论，以为只有采取“非常举动”“坚定地与日合作”才是唯一出路，因而脱离抗战阵营，走上自绝于民族的“和运”之路，实际上完全成为受日本人摆布的傀儡。有学者研究“汉奸文化”时发现，在汪伪中央政府中，有留日背景的就有三分之一左右。特别是一些甲午战后赴日留学接受了“洗脑”的中国学生，轻而易举被侵华日军所利用成了铁杆汉奸。他们自以为对日本的了解比一般人准确，因而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破坏性。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日本通过留学教育在中国留学生中培养亲日派的险恶用心。 “汉奸现象”的泛滥，说到底是人的价值观的沦丧。 “居其地，而献其土，视为不忠。食其禄，而弑其主，视为不义”。忠奸正伪是中国人最基本也是最大的道德命题。汉奸的本质特征是背叛、出卖民族利益。既然是“出卖”，就必然会有“进益”，赔本买卖汉奸是不会做的。为了一己之私利，而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是汉奸定义的基本条件，也是汉奸真实心态的记录。所谓“小奸出于愚，大奸出于智”，汪精卫敢跳火坑做汉奸，与其野心勃勃、权力欲望膨胀有较大关系。汪精卫本来拥有优越的政治优势，长期与蒋介石争领袖地位而居于下风，只得到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虚名而无实权，自嘲为蒋记“账房先生”“秘书处”。故此，另辟蹊径，再起炉灶，企图借助外力以满足其“领袖欲”，成为汪精卫附逆的重要文化心理因素。被川岛芳子勾引下水、身居伪江苏省长等高位的李士群常对其部下说，可以在河边摸大鱼，何必到河中心摸小鱼。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说我是汉奸也好，流氓也好，反正我现在有的是钱，有的是力量。收入优厚的汪伪头子周佛海，当年竟以“每月交纳20元党费太多”为由，宣布脱离共产党。担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等要职后，对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仍不满足，而做汉奸从事“和运”，自感“始觉与两年前作幕僚和地方官完全不同也”。周佛海在汪伪政府成立时的留影。从这些赤裸裸的自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灵魂是多么肮脏、丑陋和低下。与大汉奸相比，低级点的汉奸理论就是“人总得活着”。当问及作为中国人为何当伪军不当八路军时，有的伪军竟作答：伪军有军饷，能养家。其实，汉奸们活得很悲哀，因为他们没有祖国；汉奸们活得很卑贱，因为他们没有灵魂。汉奸的繁衍，反映出我们民族的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出了问题。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思想，封建君主专制造就了许多国人懦弱和奴性的性格，“中庸仁厚”“明哲保身”等传统文化的糟粕，对国人心灵造成极大侵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主义思想、“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处世哲学，忍气吞声、随遇而安、逆来顺受等传统心理，使得一些人在国难当头时很容易叛国变节，跪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抗战时期汉奸之所以大量出现，主要是由中国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汉奸的产生与中国近代长期不统一密切相关。旷日持久的内战，使近代中国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致使一些民众地域观念很强，缺乏国家认同意识与归属感。这种被孙中山称为“一盘散沙”的状况，为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提供了便利。民国建立后，并未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相反是独裁统治，吏治腐败，军阀混战，外强凌辱，国运日衰，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造成社会离心力加剧，为汉奸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当我们研究抗日战争史时发现，抗战中投降日军的国民党将级军官达58人之多，成建制投敌的国民党军队达五六十万人，追随汪精卫降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居然也有20多人，并由此构成了汪伪政权的班底。而共产党在抗战时没有一个降日的高级将领或中央委员，也找不到一个营、一个连成建制投敌当伪军的部队。何以出现如此迥然不同的结果？在国民党的指令中，有可以“保存实力、暂时投降”的谕戒。与此相反，在共产党的入党誓词中，有一句近百年不变的铮铮誓言：“永不叛党”。历史上党内虽也有叛徒，但终没有形成气候。抗战期间，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中，这样描述蒋介石对中日“调停”的态度：“他(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这是一句震人心魄的大实话。在共产党的字典里，确实没有“投降”“变节”的字眼。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成为危难之际全民族奋起抗战的价值引领；共产党人用“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壮举，给一个饱经屈辱的古老民族注入了“沛乎塞苍冥”的英雄之气。岂容“翻案” ——把汉奸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抗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战争遗留的“汉奸现象”依然横亘在历史与现实之间。中国历史上不乏奸人，诸如石敬瑭、秦桧、张弘范、吴三桂、洪承畴之流,这样的人历朝历代都遭人唾弃。想不到的是，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竟然打着“解放思想”“言论自由”的幌子和“学术研究”的旗号，随意“任性”地解构历史、歪曲真相，为抗战期间的汉奸、卖国贼叫好、翻案，造成真假难辨、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特别是随着社会思潮的多样、多元、多变以及西方国家策动“颜色革命”的影响，诋毁英雄、美化汉奸成了意识形态领域不可小觑的一个问题。其一，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应“以个人生存需求为最重要需求”“出于从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出发，则汉奸的选择也不那么不可饶恕”。这完全是一种为汉奸张目的歪理。诚然，人有维护自己生命的自由，但对一个国家、民族而言，舍生取义、捐躯为民，是必须始终不渝坚守的核心价值；对一支军队来说，精忠报国、视死如归，是无论何时何地的惟一选择。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临大节而不可夺”，是古往今来仁人志士推崇的行为准则。“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岳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抗日英雄吉鸿昌，“宁死不当俘虏”的东北抗联八名投江女战士，就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在侵略者的野蛮行径面前，“你为个人的生命考虑”，但是以牺牲更多人的生命和民族利益为代价，汉奸们的这种“苟活”还有一点正义的良知和生命的尊严吗？倘若按照上述“汉奸理论”行事，活着就是“最重要需求”，为国捐躯倒成了“傻老冒”，中国人还能站起来吗？我们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 1942年12月，日军扶植的伪“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右三）前往东京，参加“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会”。图为汪精卫会见东条英机（左三）时的情形，东条英机抽着烟，得意之色溢于言表。其二，有人公开宣称，“殖民就是进步，殖民时间越长越先进，汉奸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历史进步的作用”。这种论调可谓荒唐至极。作为十八九世纪帝国主义的产物，“殖民”一问世，就是带着血腥和掠夺印记的东西。一个国家进步与否，和有没有被殖民没有必然联系。像非洲许多国家也被殖民很久，非但没有什么进步发展，反而成为这个星球上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一些人的“汉奸思维”只看到殖民者带来的些许小利，却忽略了因殖民所遭到的歧视、暴行以及所导致的种种恶果。世界上哪有一个国家完全靠殖民，实现经济独立、政治民主、人民幸福了？美化殖民完全是一种没有一点正义感的虚幻想象。背叛民族、背叛祖国、背叛同胞，甘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只能在历史上起到一点反面教员的作用，何谈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尤其像我们这样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只有实现独立自主，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中国绝不能成为仰帝国主义鼻息的附庸。其三，尤其令人愤懑的是，有的著名学者竟然辨称：有些汉奸如汪精卫“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欺压人民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 这种公然为汉奸翻案的言论，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自由和道德的底线。稍微懂得历史的人都知道，汪氏一伙叛国投敌给当时抗战局势造成“超级震荡”，不仅直接削弱了抗日实力，打击了抗战信心，而且帮助日本人屠杀抗日军民，筹粮筹款，掠夺资源，进行殖民宣传和奴化教育，完全沦为侵略者的打手和帮凶。一个出卖民族尊严的人，怎么会是“英雄”？一个出卖国家利益的人，怎么会“没有错”？汉奸就是汉奸，卖国贼就是卖国贼。不论你说得多么天花乱坠，不管打着什么华丽旗号，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当年，面对所谓“和运”“保民”“曲线救国”的汉奸论调，爱国侨领陈嘉庚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这一提议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并被后人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据称，当时主和派的汪精卫在念到该提案时脸色发白。想不到，当年汉奸卖国“视降敌为保民，称亡国为和平”的陈词滥调，今天居然成了为汉奸翻案的借口和依据。英雄岂容亵渎，汉奸岂容美化。诋毁英雄、美化汉奸成了时尚，则离亡党亡国真的不会太远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阿拉伯之春”不就是前车之鉴吗？历史验证了一条真理：凡是出卖祖国，甘当汉奸走狗的民族败类，最终绝无好下场。汉奸们的叛国罪行，永远记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汉奸们的名字，牢牢地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痛定思痛 ——中国还会再出汉奸吗汉奸，可以说是我们民族历史上永难消除的一块伤疤。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已经渐行渐远，但曾给国家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汉奸现象”并未绝迹。君不见，就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一些人继承了汉奸先辈的衣钵，成为出卖民族利益的新一代“经济汉奸”“政治汉奸”“网络汉奸”等。漫画君不见，西方国家搞“颜色革命”和“政治转基因”工程愈演愈烈，一些政治上的意志薄弱者和利欲熏心的贪婪之徒，已经或正在成为敌对势力捕猎的对象。君不见，今天的中国产生汉奸的土壤仍然肥沃，“汉奸理论”“汉奸思维”并未清除，甚至在新形势下有了某种“创新发展”。假设八国联军、英法联军再进北京，大小汉奸们会不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假设甲午战争、抗日战争重新打响，“维持会”“皇协军”会不会再度登场？一个非常现实的严峻课题摆在我们面前——应该怎样铲除滋生汉奸的土壤？ ——致力国家强大。汉奸个人的悲剧，其实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剧。试想，如果当时中国是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又怎么会遭到外敌的侵略？如果当时中国政府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又怎么会有汉奸的大量出现？物质基础影响或决定政治选择。只是简单地提“爱国”口号往往是苍白无力的。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在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实现民族由大向强跃升的同时，更多地让人民群众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中，体味国家理念，涵养家国情怀，从而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这就从根本上祛除了产生汉奸的条件和基础，这本身就是一种震慑外敌的强大软实力。 ——砥砺民族气节。“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崇尚“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民族气节。民族气节，是一个民族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坚定的志气和节操。作为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民族气节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脊梁，这个脊梁弯曲了，整个民族都会低头。人格是国格的基础。只有人的站立，才有一个民族的站立。汉奸心态不除，民族脊梁难硬。没有民族气节，没有民族精神，你经济力量再雄厚，也不过是强盗手中的窃取之物。“一个民族只有从精神上站立起来、强大起来，才永不颓谢”。 ——高擎法治利剑。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饱受汉奸之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个国家对“汉奸现象”采取了超过一般暴力的残酷镇压和道义谴责。自诩是世界人权典范的法国，二战胜利后，戴高乐政府成立了整肃委员会，一旦发现战争期间的通敌者统统依法枪毙，对于叛国者起到了强力震慑的作用。有的国家还专门立法，惩治那些“汉奸”及为“汉奸”翻案的人。相形之下，历史上深受汉奸之害、而今又厉行全面依法治国的中国，更要拿起法治的武器，对汉奸卖国贼及其为之翻案行为狠狠打击，彻底整肃，决不手软。 ——锻造忠诚品质。习主席强调指出：“对党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两个字，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忠诚是当代革命军人第一位的政治品格。只有保持纯而又纯的“忠诚度”，坚定政治信仰，不做“两面人”，克服“伪忠诚”“亚忠诚”现象，才能塑造新一代革命军人的好样子。大是大非见忠诚。在新的征程上，面对不见硝烟的战场，我们需要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坚定的政治定力，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旗帜鲜明地同诋毁英雄、美化汉奸等错误思潮作坚决的斗争，永葆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质。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作为一种社会赘瘤，“汉奸现象”应时而生、应时而灭，而我们铲除滋生汉奸的土壤，同“汉奸现象”作斗争正未有穷期！解放軍千枚導彈瞄準日本可隨時令其變火海 - YouTube.mp4; 个人分类: 中日关系|743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解放军报：正告日本右翼不要低估中国人民的决心！: 热度 6 yuxin_9605 2013-9-6 05:51; 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8周年纪念日。68年过去了，日本本应有足够的时间反思历史，走出战争阴影。但是，当年战争策源地之一的日本，近期却不时传来为军国主义招魂的杂音。无论是“出云”号军舰下水，还是讨论将日军军旗旭日旗作为国旗，抑或谋求修改防卫大纲，其所谓的军事“正常化”动作接二连三，肆无忌惮地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国际正义，践踏着受害国人民的感情。日本不得保有军事力量，这是日本“和平宪法”的规定，也是战败国对战胜国的承诺。然而，日本长期以来以“切香肠”的方式，持续推动防卫方针由“专守防卫”向“动态防卫”转变、防卫政策由“安全依赖”向“自主安全”转变、防卫力量由“本土防御”向“海外参与”转变。日本自卫队事实上已成为一支军兵种齐全、编制体制完备、武器装备精良的现代化军队。日本重新军事化的背后，是近年来日本政治和社会不断加重的右倾化。与德国竭力清剿纳粹余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日本右翼政客屡屡抛出一些怪论：从荒谬的“慰安妇合理说”，到令人愤怒的“侵略定义未定论”；从鼓吹“参拜战犯正常”，到叫嚣“学习纳粹修宪”，可谓“没有最右，只有更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甚至打破惯例，在今年8月15日的战殁者追悼仪式上，不再提“战争责任”和“不战誓言”。其诐辞与诡辩，违背人类良知，也违背了基本常识。比如，关于侵略战争的定义，1974年12月联合国大会决议就已明确，日本当时也投了赞成票。难道日本当政者如此“健忘”？种种荒唐举动，其借口竟然是为了“摆脱战后体制”、“走向美丽国家”。日本一位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安倍政权”说要脱离“战后体制”，还要通过制定“自主宪法”建立国防军。这样的政权之所以执拗于彰显战死者，正是因为要建设可以发动战争的国家体制。曾经饱受日本侵略者蹂躏的国家对此不能不高度警觉--对侵略历史毫无愧意的日本政客，一旦拆下国际社会给它装上的“安全阀”，就会把日本再次变成“危险的邻居”。为什么日本的一些政客不愿意彻底反思历史？其思想根源是不想承认那是一场给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和心灵创伤的侵略战争，甚至认为“唯一的错误就是打败了”。在或公然否认、或掩饰、或闪烁其词的背后，既有文化上和经济上的因素，比如经济不景气、经济总量在世界大国中的排序下滑、影响力相对下降、心理失衡等等，也有外部势力的介入和怂恿，还有不想归还战败国本不该占据的别国领土的阴暗心理。还有一些日本政客，反思战争的失败仅限于从技术或策略层面，而缺少检讨整个日本近现代史的勇气。这是日本至今在刑法罪责、政治罪责、道德罪责和形而上罪责等4个方面，均未能解决战争责任的重要原因。殊不知，否认或美化那段侵略史，就可能使历史重演，浩劫重现。当日本“出云”号军舰下水时，难道微笑的麻生没想到同名军舰炮火下累累的白骨？当讨论将旭日旗改作国旗时，难道没想到旭日旗上沾染的殷殷血迹？在妄言效仿希特勒时，难道没想到法西斯的下场？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曾敦促日本当政者 “深刻自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以获得其他国家的尊重和信任。这是代表国际公理的正义之言，也是国际社会的呼声。目前，日本右翼势力仍在追求通过修宪、重新武装等形式，声称要将日本从“战后体制”中“解放”出来。其实，这些人一直没明白，阻碍日本成为 “正常国家”的，并非“战后体制”，而是其从未对侵略历史进行深刻反省。古人云，“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二战结束40周年之际，德国总统魏茨泽克曾发表了一段令人深省的致辞：“5月8日(德国投降日)是解放之日，我们大家从纳粹独裁统治之中解放出来。”德国卸掉历史包袱，欧洲保持持续和平。而日本的右翼势力，却还沉湎于历史误区，找不到未来的方向。 “对过去视而不见者，看不到未来。”日本的政客应该记住这句忠告。“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在纪念抗战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8周年之际，我们正告日本右翼势力，不管其如何操弄日本的政治和军事，都不要忘记历史之鉴，不要低估国际社会维护和平的决心，更不要低估中国人民维护和平的决心，我们决不会让历史悲剧重演！ -钧保言 2013-09-03 10:11:44 解放军报; 7049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解放军报：美国大谈网络战略是假合作真对抗: 热度 1 稻草 2013-4-17 22:54; 美国大谈网络空间合作也好，宣扬网络手段建设也罢，都难掩其借合作之名行维护霸权之实、借新式网络武器之力威慑他国之心。美国军方把网络空间纳入军备竞赛的范畴，将使网络空间的战略博弈日趋激烈。　　4月9日，两条有关美国网络战略的消息同时见诸报端，一条是，美国国务院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在第六届中美互联网论坛上称，“双方需要的是合作而不是对抗”;另一条是，美国空军航天司令部副司令约翰·海登中将在美国国家太空研讨会上宣布，“美国空军正式将6种网络工具定性为武器”。这两条新闻放在一起，不禁让人怀疑美国提出的合作有多大诚意。　　近年来，美国一直在提高自身网络对抗能力，这是一种长期的战略，也有着现实的考量。　　从长期看，谋求网络空间这一新兴公域控制权，是美国维护和巩固全球霸权的重要保证。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曾预言，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将拥有整个世界。历史上，美国通过金本位制和所谓的民主国家同盟体制，分别成就了在经济金融和政治安全领域的制度霸权地位。如今，网络空间这一新领域也进入了美国的战略视野，成为其巩固“全球领导地位”的一个重要支柱。2011年5月，美国发布首份《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提出了建设网络空间的总体目标及所谓的网络空间十大行为规则，凸显美国谋求网络空间霸权、主导网络空间规则并控制国际网络事务的意图。美国同其他国家在互联网领域展开合作，也暗藏着通过双边或多边合作使美国制定的规则合法化的意图，是其网络空间制度霸权的隐性形式。打造新型网络武器，提高在网络领域的进攻能力，则可为其谋求网络空间制度霸权提供了实力依托。　　从中期看，网络力量建设是美军战斗力的重要增长点。美国一直将发展网络作战能力作为保持军事优势的战略举措。2012年，美国发布了《可持续的美国全球领导：21世纪国防战略重点》的战略指南文件，将网络空间能力列为优先发展、重点保障的六大能力之一。目前，美国网络空间作战部队兵力已达8万余人，并正式组建了网络战旅，还在战区司令部建立联合网络中心。美国空军将6种网络工具定性为武器，并与其他武器平台进行整合，实质上也是其发展新型作战力量的重要举措。事实上，美军的网络作战能力已经用于实战。2010年9月，美国的“震网”病毒曾攻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5个关键工业设施;在2011年西亚北非政治动荡中，美国等也借助“推特”“脸谱”等社交网络工具煽风点火、推波助澜。　　从短期看，加强网络力量建设是针对现实网络威胁的有力回应，是争取国防预算的灵活策略。2011年美国发布的《国家军事战略》报告，首次将应对网络安全威胁单列为一项重要的军事战略任务，要求“联合部队能够确保军事网络的安全，具备探测、威慑、阻止和多层防御功能”。今年来，美国官方与民间有关“网络威胁”的炒作沸沸扬扬，尤其是3月中旬，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国防情报局长、联邦调查局长以及中央情报局长等情报首脑共同发布了一份报告，认为“网络威胁”已超越恐怖分子而成为美国的“头号威胁”。因此，美军此举也可视为对国内网络威胁盛传现象的积极回应。另外，由于“财政悬崖”问题，美国国会计划压缩国防部在军事装备、项目和人员方面的经费。因此，美国空军定性网络工具的一大考虑也是试图在军费争夺上抢占优势、希望能多分一杯羹。　　美国高层在网络空间大谈合作也好，宣扬网络手段建设也罢，都难掩其借合作之名行维护霸权之实、借新式网络武器之力威慑他国之心。但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美国军方把网络空间纳入军备竞赛范畴的举动，必将引起多国纷纷跟进，从而使网络空间的战略博弈日趋激烈。(赵世兴满莉); 4602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新闻评论: 热度 2 wx1wx2 2013-2-11 14:03; 措辞含糊不宜---“某海域” 若指公海海域，一无权拦截，二无须冒险（天气恶劣）出机监视；若指中国海域，则无须冒险出机监视而当以飞弹击之。据一些专家分析，中国空军装备，与美日相比，不占优势。若属实，则应避免在所谓 “安保条约范围内”的空战。附：东海舰队苏30战机年初一紧急拦截外国侦察机 http://mil.huanqiu.com/china/2013-02/3635715.html 2013-02-11 08:04解放军报 / 东海舰队战机监视外国飞机双方发生长时间缠斗 http://news.163.com/13/0211/08/8NDUEJQS0001124J.html 东海舰队配属的苏-30战斗机　　今天（2月10日），东南沿海某机场寒气袭人，能见度不足3公里。　　上午11时05分，“丁零零……”东海舰队航空兵某飞行团值班室电话骤然响起：某海域出现空情，上级命令该团飞机紧急起飞前往监视。随着一阵刺耳的警报声，担负值班任务的空射主任肖建全、飞行员王岩和副大队长王新颖、唐飞龙，迅速从值班室一跃而起，拎着头盔冲向战机，开车、滑行、开加力、起飞……只见某新型战机双机编队拖着蓝色尾焰紧急升空，直扑某目标海域。 “注意飞行姿态，即将入云。”指挥员及时提醒，话音刚落战鹰便钻进了一片密云之中。肖建全和王新颖控制好编队间隔，密切协同，一直爬升到6000米时才完全出云。 “目标空域，××度，××公里，做好跟踪、监视！”这时，耳机里传来指挥员口令。“明白！”肖建全和王新颖调整飞行姿态向目标飞去。肖建全瞪大眼睛，在机载雷达上仔细搜索目标，终于发现一个时隐时现的小亮点。他屏住呼吸，迅速向目标靠拢。长空中，双方斗智斗勇。12时40分，对方见无机可乘，在我战机严密监视下，调转机头飞离而去。返航途中，能见度越来越差，接近该型战机最低起降气象条件。由于前期计划周详、准备充分，13时27分战机安全着陆。; 个人分类: 保钓抗日|5148 次阅读|4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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