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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中美关系的发展与欧洲的危机?
热度 1 稻草 2015-9-14 21:05
基辛格博士是清醒的: 美国应该接受中国与其资源和人口规模等量齐观的发展,有关美国是否能接受中国发展的讨论根本就不应该存在,因为双方除了合作别无选择。 对于中国来讲,中国当然是愿意和美国合作。毛泽东同志开创的中美关系,中国都是欢迎的。 有一点需要美国方面明白的是,美国同样需要审视自己老百姓的意愿,顺应美国社会大多数人的发展利益诉求,赢得未来的发展机会。也就是说,一定要克服货币唯心主义的影响,迈向货币唯物主义的人间正道。 如果中美合作前景圆满,对整个地球是一大幸事,一来可以避开战争,二来可以实现一个人类政治文明新阶段。 然而,对于欧洲,除了追随,好象已经没有别的选择。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6656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 毛泽东教训尼赫鲁对中美关系的深远影响
岳东晓 2015-8-9 12:39
在《 以非湘军思维来揣测湘军思维 》一文中,我举了毛泽东对尼赫鲁前进政策与进攻的惩罚性战争为例, 我鼓励中西部网客学习湘军精神,同时也 说明了一个道理:【 只有亲自实践学到的东西才能成为人们终生难忘的教训】。 有人可能会问,1962年的中印战争固然是教训了印度,并赢得了中印50年的和平。但西方舆论不还是指责中国侵略印度吗? 其实不然。中印之战之前,印度在国际上俨然占据了世界道德的制高点,连美苏之间的事情还要印度来调停。毛泽东一战,彻底摧毁了印度的这一地位。 不仅如此,中印这一战对中美关系的改善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须知西方媒体往往弄愚弄大众,但是精英人士是可以独立思考的。例如,英国人Neville Maxwell 就根据印度的资料写下专著《India's China War》一书,说明是印度人侵略。尼克松是一个坚定的反共人士,但他在读完这本书后,结论到:【【"I committed a faux pas—Dr. Kissinger said it was—but I knew what I was doing. When Mrs. Gandhi was in my office before going back, just before the outbreak of the war, I referred to that book and said it was a very interesting account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war between India and China. She didn’t react very favorably when I said that." 】
个人分类: 笔记|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以理科思维正面评价柴静的雾霾视频
热度 5 岳东晓 2015-3-9 05:08
柴静的视频我只看了开头两分钟,后面的内容没有看,也不需要看了。为什么? 首先 (0)雾霾问题是和尚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宣传治理雾霾无疑正确;(1)柴静的视频能造成对雾霾的这么大的社会关注,据说其视频浏览上亿次,这就是一件大好事,值得赞扬,后面她怎么做到造成这个影响的--讲理也好、煽情也罢,我不必要知道了;(2)如果后面柴静提出了雾霾的解决方案,我认为可以基本忽略,根本不必细看,也不必吹毛求疵,治理方案是一个科学工程问题,不是文青的专长;柴静的视频是治理雾霾的广告宣传片,而不是学术报告。 我看了文字版的开头。柴静根本没有说小孩肿瘤与雾霾有关系。只是说小孩出院回家,一路上弥漫着雾霾,她“很蠢”地捂着小孩的嘴。当然了,很多人总喜欢联想,听到先后提到两个东西总会去主动联系在一起。有这种联想的属于非理科思维。 很多反对柴静的人说,她跟美国有各种关系,因此肯定不怀好意。 理科思维一般不去以最大恶意揣测对方的用心,而是完全排除主观好恶,进行客观的独立评估。 有时候,说不定对方蠢,以为能害你的东西,恰好对你有利呢?或者,对方判断你会反向思维,故意说对你非常有利的东西,等着你反其道而行之呢? 假如美国人说你应该注意卫生,难道你就偏要邋遢? 假如美国人说中国官员要廉洁,薄熙来就偏要贪污来反美帝?美国人说应该民主,你难道偏要封建暴政,支持某某“王爷”称帝?美国人是邓稼先的恩师,邓稼先搞的原子弹就是美帝的阴谋? 注意,当年邓稼先等人正是因为留美被愚昧的红卫兵冲击,是毛泽东等下令压制红卫兵,最终把广大红卫兵们送去乡下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毛泽东是理科思维。朝鲜战争中毛泽东指挥的军队在朝鲜打死好几万美军,但几年后,毛泽东就说他想去密西西比河游泳。随后,毛泽东又出兵越南,使美军地面部队不敢进入北越。最后,毛主席跟尼克松紧紧地握住了手,这才有中美关系的今天。当然了,当年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中国很多人是坚决反对的 --- 我们伟大领袖怎么能跟万恶的美帝握手。带着恐惧心理看待美国,是一种弱者思维。
个人分类: 地缘政治|6621 次阅读|8 个评论
分享 笑看风云观中美
热度 3 稻草 2014-11-16 21:18
中国、美国终于携手闯世界了。对于中国是新鲜事,对于美国是老江湖了。表面看来,中国肯定会吃亏,事实上,中国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中国贯彻毛泽东的统一战线的外交策略,中国就能赢得应该得到的利益;一种是中国奉行小弟政策,那就是美国请客,中国买单,人情归美国,中国成了傻十三。 张学友 - 笑看风云.mp3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4174 次阅读|24 个评论
分享 中美关系已经悄悄地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热度 6 稻草 2014-11-10 20:58
基辛格日前接受《参考消息》采访,说中美关系,自这次APEC奥习会后,是一个“分水岭”。那么这个“分水岭”的观点为什么是有远见呢? 一是美国需要在国际事务上,有金钱配合,而中国大量外汇提供了这个资金支持,美国可以很好地利用这一点, 解决各国的实际问题, 为自己政治上赢得各国的尊重; 二是中国方面,中国的外储需要找到出路,不能总是借给美国,因此中国也需要对外投资战略,来发展海外市场,逐步把自己的企业从国内走向国际,这对中国也是一个机会; 三是美国政府的债务经济,和资本家们的强势,决定了美国的政治家们不得不放弃以前独立影响世界主张,转而与中国合作,把经济的责任转给中国,让中国发展的同时,为自己赢得发展时间,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双赢”方案。 因此,美国将步入一个新的“借船出海”的战略时机。 当然,这是基辛格的观点,事务的发展,应该是谁率先掌握先进的政治文明,谁就是真正的世界下一个主导者。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3471 次阅读|20 个评论
分享 看图示意,中美关系的质的变化
热度 3 稻草 2014-5-27 12:14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3021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
热度 4 lzh112 2013-9-22 11:48
看到有人批评旧金山总领事的谈话。我觉得应该多看看新闻再做评判。 事实上美国国务卿,总统在很多公开场合发表谈话表达了:“ 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一个繁荣和强大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和 一致同意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 表述。 我选择最近2天美国国务卿克里的谈话,在美国外交部的网站上参看链接(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emarks/2013/09/214419.htm )。但是 旧金山总领事的谈话 为什么在有的人眼里就变成一厢情愿了呢? 我认为这个看法是自卑的表现。因为不相信中国有这个实力和美国产生新型的大国关系。没有实力和美国的友谊万古长青。 无论美国愿不愿意,追求国家利益的外交目标从来没有动摇。这个如果认识不清楚,就无法准确看待中美关系。 在国际关系中,除了零和游戏,还有合作共赢。至于是哪种可能性,取决于双方实力的对比。 在市场竞争中,有四种策略来处理和商业竞争对手的关系。 这些策略完全适用于国家间的关系,而且一直在被使用。 1. 在绝对优势情况下,采取进攻策略,赢者通吃。 2. 在局部优势情况下,考虑迂回策略争取利益最大化。 3. 在均势情况下,考虑双赢策略。利益均沾。 4. 在劣势情况下,考虑拖延战术,争取时间弥补不足,等待劣势得到弥补或者改善。 举例说明,和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中国先采取4, 后来采取2, 最终( 希望不太久的将来 )就是1。 在中美关系上,中国的情况应该是在3,4之间。无法完全均势,但是追赶的速度很快。战略家考虑的当然不是以现在的实力对比,而是以目前的追赶速度,10年,20年以后中美力量的对比及策略。所以“ 一致同意共同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是必然的理性选择。通过理性选择才可以“ 符合美国利益 ”。 这个理性选择就是中美合作共赢。 目前中国实力稍弱,但是中国完全有实力,有资格表达这种“中美友谊万古长青“的美好愿望,这个愿望最后将是合作共赢的必然选择。是不以领导人和政党的好恶决定的,也不是普通老百姓决定的。(对不起,这个话伤害了尊重民意的心)。 希望网友多些理性思维,尤其是写评论文章。 我们海外中国人应该顺应历史潮流,为中美的合作交流多做有益的事情,对美国和中国都有好处。 风花雪月就尽情感性思维吧。
个人分类: 流水日记|23286 次阅读|16 个评论
分享 吴旭君谈毛主席打开中美关系的“五步棋”
热度 5 yuxin_9605 2013-9-20 00:55
诗曰:联合国中排席位,中南海内建邦交。小球推动大球转,万古云霄一羽毛。   毛主席决定恢复中国与美国的正常关系反映了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然而我要说的是从一个人的性格方面看,中美关系的恢复则反映出毛主席在处理外交问题上独特的个性。他是个办事有信心有恒心的人,认准的事一定要办成,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在考虑问题时,既从民族、国家利益、全球政治这些大的方面着眼,又从不忽视任何可能改变大局的枝微末节。我觉得整个中美关系的恢复与建立充分体现了毛主席的上述个性。正是他,这位历史的巨人亲自导演了本世纪世界复杂、微妙的外交史上最精彩的一幕。   在打开中美关系的大局上,毛主席走了五步高棋。   第一着棋:毛主席放了个试探气球。   毛主席要向世界表明他的新姿态。这个新姿态就是在1970年10月1号,主席把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夫妇请上天安门,并让他们站在自己身边。一同分享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所享有的无尚的荣耀与崇敬。   在当时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在与美帝国主义相互敌视、谩骂了二十几年中,这个举动的确非同寻常,也只有毛主席能这么干,换任何一个人都是无法想象的。   1970年10月1号上午,去天安门之前,在中南海游泳池主席的住处,我们帮他穿衣服的时候,他的心情显得格外激动。他说:“今天要接待老朋友美国作家斯诺和他的妻子。”   上车之后,他便什么也不说了,正襟危坐,两眼注视着前方。他坐在后排座的右侧位,我和张玉凤坐在他旁边,徐业夫机要秘书和周福明同志则坐在中排的副座上,前排还有司机张正吉同志和贴身警卫。车从中南海东门出来,向东开去,在故宫的午门前向南一直开到天安门城楼下面。几位中央的常委都已经在那儿等主席。他一下车,大家便一同步入电梯。(全国解放初期,并没有电梯,那时上天安门要步行拾级而上。)我们出了电梯,登上天安门城楼,就在主席临近观礼台的石阶时,正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这时,广场四面八方的高音喇叭里传出“东方红”那激动人心的乐曲声,广场上和东西两侧的观礼台上立刻沸腾了,“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宵。   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缓步向观礼台正中央走,边向两边的贵宾招手致意。我当时跟着他,心里紧张极了,眼睛不停地环顾四周及地上,怕地上的电线绊着他,怕哪儿冒出个台阶,还要注意两边的贵宾情况。也不知什么时候,斯诺夫妇出现了,主席和他们夫妇并排站在观礼台的正中央。   从观礼台向下看去,那是一片红旗的海洋,也是群众的海洋,声情沸腾的海洋。   观礼结束,我们带着天安门的热闹回到中南海主席的住处。这里安静极了,简直判若两个世界。   主席更完衣,脸上仍然泛着红光,心里的激情仿佛还在燃烧着。我趁他高兴,就问:   “主席,斯诺是老朋友,但他不过只是一个外国记者,为什么你给他那样好那么高的待遇?”   要知道,在我印象中,这是破天荒头一次呀。   主席笑了。他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的感觉神经。”   第二天,10月2号,各大报纸都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主席和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   第二着棋:火力侦察。   国庆节后的两个多月,时间是1970年12月18日,毛主席又与斯诺进行了一次长谈。这是第五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   这天下午我进了游泳池的大厅,主席正在看书,我说:“主席,你休息一会吧。”   一般他不想跟人讲话,他就继续看书,要是他想讲话,就抬起头来看你一眼,听听你讲什么,感不感兴趣。我给他讲了一段参考消息。然后我说:   “昨天你和斯诺谈了那么长时间,一定很累吧?”   主席放下手里的书说:“我和斯诺谈话不累。别看他是个高鼻子,我们早就有交往,比较熟悉,深谈过多次。从1936年在陕北时,这个年轻的外国记者就闯进了中国红色政权首府的所在地,他在那里自由自在地转了好几个月,后来他还写了本《西行漫记》呢。让外国人对外国人进行宣传,这种做法,有时说服力 比我们自己在那里吹作用还大呢。”   “1939年他又来见我时,他能针对当时国共合作中的问题站在共产党的立场上作宣传,表明澄清当时的舆论混乱。这种做法我是欣赏的。所以我和他谈了抗日战争中我们党的内外政策,并且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一直打到中国取得全面胜利。当时我还对我们的邻国日本向他作了深刻地分析。我告诉他,‘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如果主席把书放在茶几上,不停地讲话,连烟都忘了抽,这说明他谈兴正浓。我过去把他脑后那个落地灯关了,免得灯烤他。   我说:“斯诺对中国革命是有所了解的了?”“不只是了解皮毛,而是有比较深入的接触。”   “四、五十年代你们来往过吗?”   “没有,各忙各的。新中国刚成立就忙抗美援朝,搞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那时真正是百废待兴,要做的事堆成山。我们刚推翻三座大山,前面又出现无数的山等着去推平,这就是历史。”说到这儿,他咯咯地笑起来,好像历史在跟他闹着玩似的,告诉他过了这个山就下到平原,可好不容易翻过去,发现前面还是山,主席看着这些山只好笑了。   “主席,你们又相见是什么时候,我怎么想不起来啦?”   “就在我们的困难时期,1960年。那次我和他谈了九个小时,谈了我们分别二十年来中国发生的重大变化,也谈到了中国的未来。他受到了新中国变化的震动,在我们分别的时候,他认为这次是满载而归的。我想大概差不多,否则他写不出《大河彼岸》这本书的。”   我开玩笑地说:“知我者,斯诺也。”   主席说:“非也。”   我说:“是也。我记得64年国庆节后到65年初,在那段时间里,你又见了斯诺,谈的内容相当广泛对吗?”   “那是,谈了举世闻名的中苏、中美关系,还和他提到‘第三世界’的问题。从60年到64年只有一十七个国家承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看来中国不被别人了解而受到冷淡。可是世界总不能永远让美苏一直霸占下去,我们的革命道路与经验对‘第三世界’是有用的,这个工作需要做。另外,还谈了原子弹。我们一定会有的。联合国也一定要进去的,但我们需要时间。”   “主席,我发现了你一个秘密。”   我说:“你为什么对斯诺那么感兴趣,并且把这种友谊保持了40年之久。我想试着猜猜主席的用心可以吗?”   主席听了我的话,眼睛一亮,显得有些意外,他歪着头看着我,然后笑着说:“请讲。”   我说:“你是在放长线钓大鱼呢。我发现你每次和斯诺的交谈都是为着实现某个远大的目标而展开的,并不是为了让他单纯地了解你,而是通过让他对你的了解逐步深入地理解、消化中国为什么要革命和中国如何搞革命,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重要性等等。再通过他去向世界介绍、宣传新中国,而斯诺对中国的知晓,以及得到主席如此这般地信任与厚爱,在世界上又会产生非同一般的反响。在斯诺的身心里接受到你身上放射出的吸引力,吸住他向往中国并乐于为中国办事。”说到这儿,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问:“我讲的对不对?”   “请接着讲。”   我说:“你在许多结识的青年人中选中斯诺这个思维敏捷,有头脑,有抱负,能说会道的对手,你们谈得废寝忘食,谈得投机,亲如兄弟,使你们的友谊很自然地得以发展,结果把世界的注视从四面八方引到中国来。”   “看来你是读过斯诺的书喽?”   “读过,没研究过。我是在说你对斯诺的研究呢。”   “接着讲。”   “身为记者的斯诺有职业特权在各阶层人士中穿梭,与持不同观点的大大小小人物交谈。选这样一个人为中美关系公开牵线搭桥比任何人都合适。他熟悉中国,又了解美国,办得成就办,办不成小事一桩,不犯太多的嫌疑,何况斯诺是在按您的意图行事。这本身就具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成功率。请问,您的秘密我破得怎么样?”   “不错喽,起码你是个勇敢者,采取主动进攻喽。”   主席跟我说那次他对斯诺讲:“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总而言之都行。”最后他又风趣地加了一句:“我在和尼克松吊膀子,要找红娘啊。”   我说:“你的这个红娘找得不错,他的交往还挺广。”   主席说:“在我的试探气球放过以后,我还要创造条件,我现在就是在搞火力侦察,这一排子弹放出去,对方会呆不住的。”   主席说的“火力侦察”是指如何突破中美关系的僵局。因为二十几年来两国的关系已经僵到极点。   毛主席有时喜欢把自己的用意通过同外国人在谈笑中用他们的嘴传出去。   1959年3月主席在武昌东湖宾馆住着时就接见了老朋友斯特朗和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交谈后送走他们,主席的兴致很好,当时天气又晴,我就提议出去散散步。他欣然同意。   从住地走过一片梅林,顺小径转向东湖边,他突然问我:   “你敢到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吗?”   我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弄得莫名其妙。我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那是条闻名的大河,在美国。你怎么想去?”   主席兴致勃勃地说:“我刚才告诉了外国朋友,我想去密西西比河游泳,尤其是到宽大的河口附近游泳会更有意思。”   “那好呀,我也跟你去。”   我当时傻乎乎的,想不到主席这句话有深刻的政治含意。实质上,他是在向大洋彼岸发出一个信号,我们应该改善彼此间的国家关系了,这对我们都有好处。   主席这种东方式的、隐晦而精于谋略的信息一直没有受到美国人的重视,西方人在这方面的粗疏真是到了极蠢的地步。从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关系恶化到70年代主席把美国记者斯诺请上天安门,美国人都不明白毛泽东要干什么。   基辛格曾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这样写道:“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情过后我才终于明白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斯诺在作上述这个判断的时候,他理解毛泽东本人亲自掌握中美关系的真实时间,已晚了十几年。   是啊,现在人们不妨细想想,毛主席那时为什么不说去游尼罗河,亚马逊河,而非要游密西西比河呢?   第三着棋:毛主席在捕捉战机。   一年以后,也就是1971年3月21号,由毛主席决定派出的我国乒乓球代表团抵达日本名古屋,准备参加于28号开始的世界第三十一届乒乓球锦标赛。 代表团一离开北京,主席就对我说:   “你每天要把各通讯社对于我们派出去的代表团的反应逐条地对我讲。”   3月21号这一天,主席像着了魔似的躺在床上三四个小时睡不着。平时起床总有一套事要做,比如穿衣服,擦脸,漱口,吸烟,喝茶等等。这些天他觉得做这些事是多余的浪费时间,马马虎虎地做完就看文件。这天,他因为几个小时睡不着,决心不睡了。我来到他的卧室,刚打开台灯,他就说话了,只一个字 “讲”。   “讲”是“开讲”的简单说法。所谓“开讲”就是让我向他报告《参考资料》中一些国际上的大事。我把我看过的参考的内容一一说给他听。他认真地听着,两眼看着我。我坐在他床旁对面的椅子上。我讲的这些只是前一天下午版的情况,当天的参考还没送来。因为当时还是早晨六点钟,人们还没上班呢。听完我的汇报,他不耐烦地说:   “告诉徐秘书,催催新华社的参考清样一出来立即就送来,我等着看。”这时,他才心事重重地起床,穿上睡袍,擦脸,漱口。我给他服当天上午该吃的药,他用手掌握成勺状,我把药往“勺”里一倒,他看了一眼,送到嘴里,喝口水一仰头全吞了下去。   这时我给他打开床头的壁灯。屋内的光线立刻亮了一倍,然后把要急办的传阅件递给他,给他点上一支雪茄烟,紧接着我就去给徐秘书打电话,催“清样”。   机要秘书徐业夫同志是位长征干部,我们都称他为徐老。他是位憨厚、老实、兢兢业业、言语不多的老同志,有时讲几句话也都是大实话。   我打电话把他叫来。一进值班室的门他就冲着我说道:   “好家伙,护士长,主席怎么还不睡觉?你们怎么了,打了差不多一夜的电话,一个劲催文件,催清样,主席怎么这么急?”说着,他摘下眼镜揉揉红肿的眼睛,显然这几天他也没睡好。   我跟他开玩笑说:“你去问问主席急什么。我想,昨晚主席准是想你了,所以才让我给你打了差不多一夜的电话。”我说:“你就别走了,就在这儿等着,主席有事不就不用打电话了。”   “不行。”老实的徐秘书连连摇头说:“我这几天都没睡好,我得赶快回去睡一会儿,要不然送文件的一来我又睡不成了。嗯……这样吧,他想了一下 说,“我交待新华社,清样一出来就立即送西门收发室,你让值班的警卫他们去取,比送到我办公室,我再骑车送来要快些,行不行?帮个忙吧。”   我感到此时徐老正在跟他的瞌睡虫奋力拚搏。看着他那双因缺觉而昏昏的眼睛我说:   “听你的,你说的还有不行的?就这么办,祝你做个好梦。我尽量不打搅你。我是不是该告诉主席,你缺觉缺的厉害?”   “你真顽皮。你这个护士长,可不能这么讲。”   徐老走了,我回到主席卧室见他正靠在床头抽烟。我禁不住好奇地问:   “主席,你怎么这么关心乒乓球代表团的反应?”   主席说:“这件事事关重大,非同一般呀!这是在火力侦察以后,我要争取主动,选择有利时机。让人们看看中国人不是铁板一块。”   这次派出的球队是六年来第一次在世界上露面。   果然,中国队重返世界乒坛,立即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关注。   第四着棋:毛主席下了决心——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世乒赛期间,主席说了,要我认真看参考,把全部情况及时向他汇报。那阵子我每天跟他谈参考和有关的情况反映材料,直谈得口干舌燥,嗓子疼。   有一次参考里有这么一段,我觉得挺有意思,就跟主席说了。这条消息的大意是说4月4号,美国队3号选手格伦?科恩去场馆练球,出来之后找不到车,结果上了中国队的汽车。科恩吃惊地看着一车中国人有些尴尬地说:“我知道我的帽子、头发、衣服让人看了好笑。”科恩是个嬉皮士,留着长发。当时中国的乒乓球队队员庄则栋站起来说:“我们中国人民和美国人民一直是友好的,今天你来我们车上,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我代表同行的中国运动员欢迎你。为表达感情, 我送给你一件礼物。”于是庄则栋把一尺多长的杭州织锦送给了科恩。科恩也非常高兴,想回赠什么,可发现什么也没带。   那时候中美关系十分僵,双方都处于敌对状态,庄则栋的举动可以说是相当勇敢的。   就这么一条花絮,主席听后眼睛一亮,立刻让我原原本本地把这条消息念了两遍。听完了,他脸上带着满意的笑容说:“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的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   听了主席的话,我心里也挺高兴,心想,这条消息我算选对了。国际上的事很微妙,但这件事看来办到了主席的心坎上。   4月6号这一天,世乒赛就要结束了。毛主席递给我一份文件让我看。这是一份由外交部和国家体委联合起草的“关于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文件上周总理已经圈阅,并批了:“拟同意”三个字和一些批语。毛主席在自己的名字上也亲自划了圈。这说明大局已定,意见一致,不邀请美国队访华。主席要我立即把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   那些天,我的直觉告诉我主席总是有些心事。文件退走后的当天晚上,主席提前吃了安眠药要睡觉。晚上十一点多,我和张玉凤陪主席吃饭。吃完饭时, 由于安眠药的作用他已经睏极了,趴在桌子上似乎要昏昏睡去。但他突然说话了,嘟嘟哝哝的,我听了半天才听清他要我给王海容打电话(王海容同志当时是外交部 副部长),声音低沉、含糊地说:“邀请美国队访华。”如果是平时跟他不熟悉的人是根本听不懂的。   我一下子愣了。我想,这跟白天退走的批件意思正相反呀!再说,还有十几分钟就到4月7日凌晨,世乒赛已经结束了。说不定外交部早已把意思传给美国人,人家已经回国了。假如我按主席现在说的办,显然与已批的文件精神不符合,完全有可能会办错。主席平时曾交待过,即:他“吃过安眠药以后讲的话不算数。”现在他说的算不算数?我当时很为难,去也不是,不去也不行。你想,假如我把主席的意思传错了,人家美国队真来了,怎么办?更糟糕的是第二天主席醒过来说我没说要这么办,那还了得?我岂不是“假传圣旨”?可一想到这些天他苦苦思索中美关系,关注世界对我们派团的反应,又觉得很有可能他在最后一刻作出了新决定。我如果不办,误了时机那还了得?怎么区别?怎么办?我又无人再请示,又不能说“主席,你给我写个字据,免得你不承认”。当时,也没录音机,再说, 即使有录音机,谁敢录音呀!请与不请,只有一字之差,办对了是应该的,办错了,后果不堪设想。我当时只有一个念头:我必须证实主席现在是不是清醒,怎么证实呢?我得想办法让他再主动讲话。   当时,主席坐在床边上,两手重叠趴在胸前的饭桌上,头枕在胳膊上,我坐在主席的对面。张玉凤坐在他的左边。   我决心冒一次险。我故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继续吃饭,同时观察他到底清醒不清醒。过了一小会儿,主席抬起头来使劲睁开眼睛对我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吃呀,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不去办?”   主席平时一般都叫我“护士长”,只有谈正经事或十分严肃时才叫我“小吴”。   我故意大声地问:“主席,你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尽顾吃饭了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   于是,他又一字一句,断断续续、慢吞吞地把刚才讲的话又重复了一遍。我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你亲自圈阅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了,怎么现在又提出邀请呢?你都吃过安眠药了,你说的话算数吗?”我急着追问。   主席向我一挥手说:“算!赶快办,要来不及了。”   听了这话我可真急了,拔腿就往值班室跑,去给王海容打电话。电话通了,我把主席的决定告诉了她。她听完之后也急了,在电话里大声喊道:“护士长,白天你们退给外交部的批件我们都看了,主席是划了圈的,怎么到晚上又变了呢?”   “就是变了!”   “他吃过安眠药,这话算不算数?”   “算。”我肯定地说。   “你怎么证明真算数?”   “我又反复问过了,赶快办,要不然来不及了。”我也冲着电话大声嚷。时间马上就到午夜十二点了。   “唉呀!现在都快十二点了,说不定有些国家已经提前走了,美国队走没走我还不知道呢,得赶快想办法抓住他们。我马上办!”   天知道!可怜的王海容那一夜会忙成什么样子。   通完电话,我赶紧跑回去,只见主席仍坐在饭桌前,硬撑着身体。张玉凤扶着他。见我进来,主席抬起头看着我在等待。   我把刚才的情况向主席作了汇报,听完以后他点头表示:“好,就这样。” 然后,他才上床躺下。这消息好像比安眠药还灵。   第二天主席醒后刚一按电铃,我迫不及待的大跨步第一个跑进他卧室去,要和他核对这件事。我真怕他说:“我不知道,我什么也没说。”   “主席,昨晚你叫我办的事你还记得吗?”我问。   “记得清清楚楚。”   “你说清清楚楚指的是什么?”   “你瞧你紧张的样子!”主席并不着急。   “你快说呀!”   “当然是邀请美国队访华喽。”   听到这句话我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膨胀了一夜的脑子都快炸了,这时才松了下来。我对主席笑着说:   “唉,主席,你可真行。你的决定突然转了个180度。你睡了一个好觉,吓得我一夜都没睡。”   主席咯咯地笑出了声。他说:“你这个人呀,已经为中国办了件大事可是你自己还不知道呢。”   毛主席确实为中国人民、为中美两国人民办了一件特别重要的大事。   毛主席事后曾说:“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我是从大局考虑的。这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心愿。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是势不可挡的。你看庄则栋与科恩的接触极其自然。他们之间没有往事的纠葛,不存在什么恩恩怨怨的问题。即使有某种顾虑和猜疑也是长期以来人为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到底是不是象人们所宣传的三头六臂、青面獠牙那样凶神凶杀,可以请他们来看看嘛。不请,别人怎么好意思来啊!又没有外交关系。眼见为实嘛。年青人容易接受新事物,有一定的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到底在这,   历史的经历常是微妙的,有时偶然的事件,又引出必然的重要结果。非常有意思,如果美国乒乓球队队员科恩不上错中国的汽车,会有“乒乓外交”吗?看来,在五彩缤纷的国际舞台上,只有巨人的慧眼才能捕捉到这看似平庸而实际上是十分精彩的瞬间。   第五着棋:毛主席选择了反共总统尼克松。   1968年,美国头号反共人物著称的共和党尼克松登上了总统的“宝座”。   在谈参考时,主席曾多次问过我:“美国新换总统了,你有什么想法?”有一次我给他读了一段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有关中国的话。尼克松说,“让一切国家都知道在本政府当政时期,我们的通话线路是敞开的。我们寻求一个开放的世界——对思想开放,对货物和人员的交流开放——一个民族不管其人口多少,都不能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中。”   “你把这段话好好记住。”主席说,“从49年起到现在,他们尝到了我们这个愤怒的孤独者给他们的真正滋味。”   一年之后,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主席看完当时的一份有关报告,意味深长地自言自语道:“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作文章了。”   “你是指中苏分裂了,美国人高兴吧?”我问。我很想知道根据主席的分析,美国人如何作文章。   主席说:“美国的全球战略理论不是已经提出了信号吗,他要打‘两个半战争’,如果他缩减到了一个半战争,你联系起来想想他们会怎么样?”   “是的,美国原来打算打‘两个半战争’。第一战场在欧洲,对付苏联的进攻。第二战场在亚洲,对付东南亚或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防止社会主义国家的进攻,主要是防中国的进攻。最后的半个战争是那些不测的局部战争,诸如中东冲突。中苏分裂,大大减少了欧亚两个大国对美国的压力及联合向美国进攻的可能性。这就会改变美国现有的战略理论,从而最终会影响其外交政策及对中国的态度。对吗?中、美、苏三国看来不可能搞等距离外交,对吗?”   “又等,又不等。”主席说,“随机应变。这是需要由双方的利益来决定的,不能脱离现实。”   这次谈话使我明确了一个想法:美国人会利用中苏分裂,以使国际局势对美国更有利;而毛主席也没放弃利用美苏的矛盾为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争夺更多的生存空间,突破美国对中国的长期封锁。这三国之间中国和谁“亲近”就意味着那方较量的实力增强。毛主席巧妙地利用了美苏之间的矛盾,他从没想过要先发制人,但他总是处处争取主动,把不利因素变成有利因素。   72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主席特别关注竞选情况。有一次他问我,“你选谁?”   我说,“民主党比较温和些。”   主席说:“我的看法正好跟你相反。共和党是靠反共起家的,我还要选共和党的尼克松。而且我已经投了尼克松一票。”   “为什么?”   主席说:“民主党在台上的时间比较长了,从三十年代算起,罗斯福、杜鲁门、肯尼迪、约翰逊一直到六十年代后期。民主党在台上长达30多年。为了顺应美国民意,共和党在大选中赢了,尼克松政府在国内搞些平衡,哪怕暂时作出亲共姿态也是可以利用的。看来,尼克松意识到中国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威胁性。这 一点,他比民主党的各届领袖们略高一筹。”   “你估计谁当选的可能性大呢?”主席问我。   我考虑了一下说:“这个问题很难说。我了解的背景资料不多。你说呢?”   主席没直接回答,而是说:“你天天跟我吹参考,你怎么就估计不到呢?”   “有的材料从参考里是看不到的,很难说谁当选。”   主席让我到他桌上拿几份外交部的文件,在我拿来递给他的时候,他没接,而是望着我说:“这是给你看的,你现在就看。”   我把这些文件看完,然后放在沙发边的茶几上。   “心里有数了吗?说说看。”主席鼓励我说。   “我估计可能尼克松会再次当选。”我谨慎地说。因为这些文件中也没明确提出尼克松当选的可能,只是又提供了些背景材料。   主席用斩钉截铁的话说:“肯定是尼克松。我要请他到北京来,你看怎么样?”   我考虑了一下,反问道:“跟一个反共老手会谈?你不考虑舆论界对你施加的压力?你不考虑自己的形象是否会受到影响?这些毕竟是个新事物。”   “你又不懂了,先啃那些啃不动的骨头,好啃的放在一边留着,那是不用费力的。”   说着,主席笑了,我不明白他笑什么,对他说的也似懂非懂。他说:   “你给我背杜甫的《前出塞》。”显然,主席看出了我的迷惑。   “哪一首?”我问。我当时觉得背诗词比搞外交容易多了。   他先背了一句:“挽弓当挽强。”   我接着往下背道:   “挽弓当挽强, 用箭当用长。   射人先射马, 擒贼先擒王。   杀人亦有限, 列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陵, 岂在多杀伤?”   我流畅地背完了。   听完了我背的诗,主席说:“在保卫边疆,防止入侵之敌时,要挽强弓,用长箭。这是指武器在战争中的重要性,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民间流传的一句极为普通的话。杜甫看出了它的作用,收集起来写在诗中。这两句表达了一种辩证法的战术思想。我们要打开中美的僵局,不去找那些大头头,不找能解决问题的人去谈行吗?选择决策人中谁是对手这点很重要。当然,天时、地利、人和都是不可排除的诸因素。原先中美大使级会谈,马拉松,谈了15年,136次,只是摆摆样子。现在是到了亮牌的时候啦!”说到这儿,主席显得精神抖擞,眼睛闪着光,连烟都忘了抽。这些不加思索,出口成章的话看来在他心中已经捉摸得非常透彻。我连连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说法。   我说:“那么说,非尼克松不行?”   主席说:“把共和党这个最大的反共阻力挖掉事情就好办了,非找尼克松不可。”   果不出主席所料,美国竞选总统的结果表明:尼克松以绝对多数票当选连任。   主席教我懂得: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舞台上,谁能掌握主动权,谁就是强者。中国从来不让别人牵着鼻子走,在处理大国之间的关系上,毛主席不仅在战略上争取了主动,在战术上他也一次次赢得主动。   他在美国这两个字上横向划了一道,一边是大多数美国人民,另一边是美国统治集团。他看清前者是可信的,并寄希望于他们。然后,他又在统治集团这边又划了一道,一分为二,分析民主、共和两党的矛盾。他十分懂得,只要不同利益集团能弄到一起,都是相互需要。主席的策略从某种意义上讲并非铁板一块,有时很富有弹性。   尼克松访华,也受到国内反对派,特别是反共派的强大压力。同时,有的外电评论,说尼克松是打着白旗到北京来的。   主席听了我对他说的这条消息笑了,他说,“我来给尼克松解解围。”   我当时也还没弄清他用什么妙法解围。我在静静地等待观察。   主席对尼克松作了两点出人意料的决定。   第一,在主席见尼克松的时间上,外交部一直没作具体安排,看来有可能不好肯定毛主席何时接见。就在总统座机将在北京机场着陆时,主席对我说: “你给周总理打个电话,告诉他,请总统从机场直接到游泳池,我立刻见他。”外国首脑一到达北京机场时就立即受到接见,这种情况,在以往的外交礼遇上还是较少见的。   主席想用自己的行动表明他对尼克松的诚意和对他的重视。   第二,在会谈的时间上,原来只订15分钟,可主席和尼克松却聊了65分钟。   主席是想给美国的反对派看看,中国人办事是有理有情的。   这两个时间问题,不仅仅是“时间”,而是体现外交上的微妙与策略。   在中美建交的全过程中,包括从法国、罗马尼亚、巴基斯坦三条渠道建立之日起,和紧接着的基辛格博士秘密来华的谈判,到尼克松总统公开访华,以及 后来的中美双方公开谈判的整个期间,周总理经常带着王海容、唐闻生一起反反复复、来来往往,频繁地到毛主席中南海游泳池的住地。每次,他们除了向主席汇报之外,还要同时磋商下次谈判的对策。那一时期,周总理和主席一样睡得非常少,可是总理仍然那样精神抖擞。我经常看到总理在前面大步流星地走,王海容和唐闻生紧跟在总理的身后一路小跑。使人感到精神振奋。   人们哪里想得到,在接见尼克松之前,主席患了一场大病,接见当时是大病初愈,就在最近的十几天,他还躺在床上,很少下地活动。我们在与接见大厅只有一门之隔的地方准备了一切急救用品,处于“一级战备”状态。连强心剂都抽到了针管里,以防万一。而毛主席与衰老,与疾病作斗争的惊人毅力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他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顽强精神令人敬佩与感动。   接见尼克松的事过去以后,主席曾高兴地对我说:“中美建交是一把钥匙,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的确,那一阵子,中国一下子就成为世界注视的中心。中国加入联合国,中美建交,中日建交等等。这一时期发生的事都是在毛主席的长久以来的预想计划中逐步实现的。   遗憾的是1976年9月9日毛主席未了却完成他毕生的宿愿,便已乘风归去!   他没能亲眼见到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这一天。   这些悲壮的往事是颇堪回首的。我仿佛又看到主席在案头用平静、安祥的重重的湖南乡音朗朗读着他刚刚书写的词篇——   《咏梅》   风雨送春归, 飞雪迎春到。 已是悬崖百丈冰, 犹有花枝俏。 俏也不争春, 只把春来报。 待到山花烂漫时, 她在丛中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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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ZT骆家辉:我的中国心,从未忘记自己来自何方
热度 8 蓝天绿地 2012-10-3 08:06
其实我根本不在乎,指望他有没有'中国心',他爬到了那个位子,他有他的雄心,不要指望他给中国干什么。相反为了比嫌,他可能更要表现自己的美国心。无所谓啦。   作为美籍华人,我的家族来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这里的传统文化令人骄傲,并为全世界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些特质都未在我们身上消失。我的父母小心地保持着许多传统。我一直记得我的父母坚持让我们留心周围其他的移民。我们常常在家附近捐物品。我们定期给国内的家族成员寄钱,我们从未忘记自己来自何方。   我们家族的故事属于传统美国故事的新诠释。如你所知,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全世界各地有着悠久历史的人们汇聚在此,怀揣着各自的梦想和希望,来到美国这个“大熔炉”。一百年前,我祖父来到华盛顿当了一名家仆。他当时定当寄希望于此举能为他的人生带来全新的可能。我祖父的这场赌博最终取得了成功。他通过刷盘子和扫地换取了英文课程,并尽最大可能地节省开支,在这艰苦的奋斗过程中积攒了技能。   祖父带着我们家族从昔日的困窘走到了今日的成功,这件事直到今天我们还很惊叹。叔叔阿姨们成了医生和工程师,而我也为自己在律师行业和公共服务领域作为领导者取得的成功感到骄傲。我很确定的是,如果你把我的家族发展轨迹放到中美两国历史和中美关系这张更大的图景上的话,那么它很大程度上是与美国宽阔的历史相关的。在美国这块土地上,有着机遇、自由和平等,无论你来自世界哪个角落,只要你到了这儿并开启了你的新人生。   当然中国版的美国梦有着它的独特之处。作为美籍华人,我的家族来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国,这里的传统文化令人骄傲,并为全世界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些特质都未在我们身上消失。我的父母小心地保持着许多传统。我一直记得我的父母坚持让我们留心周围其他的移民。我们常常在家附近捐物品。我们定期给国内的家族成员寄钱,我们从未忘记自己来自何方。   如果你回看在我家族移民期间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就能理解我的根是在广东台山的吉龙村。在19世纪,那个地区是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的最大来源地。因此在当时,许多来自广东省的中国移民参与了美国西海岸的基础建设,尤其是铁路。许多到美国的中国人成为劳工和矿工。他们为了让家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往往能够忍受极端恶劣的工作条件。在今天,美籍华人的身影在各行各业中都能看到。无论是政界、科学技术界、高等教育界,还是艺术界、体育界、娱乐界等,到处都可以看到华人精英的身影。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当然非常清楚自己的种族背景。在美国作为一个少数族裔,你自然更加清楚你与大多数人的区别在哪。我的父母还竭尽全力向我们灌输最好的中国传统价值和习俗。回想过去,当时的我也许并未意识到我们家族的某些特质是属于“中国特质(Chinese-ness)”的。但是现在的我已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我已发现在我自身和我们家族身上,许多共同的特质是源自中国传统的。比如说,我们有一定程度上的集体主义思想和信念,我们看重亲密的家庭和良好的教育。而所有这些正是中国人的理想追求。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还总是觉得同新的中国移民有种亲切感。我很清楚,这种情感在过去的岁月中已成为我内在的一部分。我记得父母在我们所在的华盛顿州收集各种家具、罐子和平底锅来帮助刚到西雅图的新的中国移民安家。此外,当我们的亲属需要住的地方时,我们总是非常欢迎他们住在我们家中。   我的家庭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以后的日子中依然会如此。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都在自家的杂货店当过帮手。我父亲从二战结束回来后,就开了这家杂货店。无论是扫地,还是归置店里的货架,所有这些经验都教会了我辛勤劳动的价值,让我明白了尽自己的力量来帮助全家一点点积累的意义所在。   当然,在我表示未来要从政的时候,我的父亲并没有太激动。但是当他看到我的成功,看到我成为华盛顿州州长、商务部部长的时候,他很为我骄傲。这表明,如果你努力工作并跟随自己的内心,你往往会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获得成功。当我拿到法学学位后,我便思考着是成为移民律师还是社区律师,但是结果我成为辩护律师并非常乐在其中。后来我开始帮助他人竞选,然后人们建议我干脆自己去参加竞选,我的政治生涯便如此开始了。   中美两国在家族传统上的差异确实不小,比如说家庭的类别和家庭关系的范围。中国家庭给我的印象是,叔叔阿姨、堂兄弟姐妹和爷爷奶奶等等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要超过美国家庭。在美国,人们的大家庭成员并不大干涉小家庭中的事物。个人的家庭大概要比中国的要来得独立。不管怎样,无论你到了世界哪个角落,家庭成员们都互相珍视,并为共同的目标努力着。无论是有着5000年历史的中国,还是236年历史的美国,正是一个个家庭组成了社会的根本。   时至今日,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家庭对美国社会依然有着很大的影响。事实上,5月是美国的亚裔传统月(Asian-American Heritage month)。亚裔传统月始于1977年的一项国会议案。选择5月是为了纪念1843年5月第一位到美国的日本人以及1869年5月竣工的横贯北美的铁路(Transcontinental Railroad)。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当时大部分安置铁轨的工人是中国移民。遥想当年,再看看现在,真是一种奇妙的感觉。我们现在甚至有了打职业篮球的华裔美国人,你可能已经听说过纽约尼克斯队的林书豪( 专题 )了(注:本刊采访时,林书豪( 专题 )仍在纽约尼克斯)。   在成长的过程中,我确实因我的亚洲身份和美国价值观而挣扎过。我曾有段时间感到有点纠结。美国的流行文化和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习俗是不同的。有这么一段时间,我对这两种文化的任何一种都感到不确定。但是最终我通过取两种文化的长处而获益。当我意识到我可以从两种文化中分别汲取一些好的传统,并将它们融合在一起的时候,我开始变得自信。   可以说,在有关家庭、教育和辛勤工作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教会了我许多。看到在过去的几千年中,中国为世界文明作出的贡献,我感到非常骄傲和自豪。与此同时,我为我是个美国人而感到骄傲。美国是自由、希望和机会的指路明灯。美国使得我的家族能够获得成功。正是美国的平等感引领我和我的家族成员相信所有的人都能够获得成功。   我认为在关于能动性和所关心的事物上,我的祖辈、我的父辈和我都是非常相像的。我们中的每个人都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因此我们的生活有着不同的样式。但是我们都给自己设定了很高的目标。对于两种文化都有所涉足,这给了我们机遇。你可以这么认为,我们从中国传统中继承了高的标准,并从美国传统中找到了实现这些高标准的力量和能力。我希望能把这种认知灌输给我的孩子们。我希望他们也拥有远大的抱负和梦想。就像我们家族其他人一样,我的孩子们也可以追寻他们自己独特的人生道路,但是希望他们能够以一种冒险精神去努力,并获得成功。   我不会说哪个特定的事件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中美两国有着长期并不断变化的关系,但是总的趋势是好的。就在这些天,我刚刚回顾了大量关于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的历史资料。事实上,美国大使馆刚刚纪念了此次历史性访问的40周年和有关的方方面面事情。那确实是中美关系史上一个精彩的时刻和真正的突破点。   如你所知,在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中美关系恶化。在接下来的20年中,情况持续恶化。尼克松起初是非常坚定的反共产主义者,因此他在做出重启中美对话通道的决定时不得不克服自身强烈的自尊心障碍。对于中国方面而言,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当时接待尼克松也很不易。当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许诺要同尼克松总统一道将中美邦交正常化时,毛周二人定当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只要当时任何一方未能把彼此的差异暂且搁置一旁,那么我今天也不可能以大使的身份出现在这里了。值此尼克松访华40周年之际,对于中美关系而言,我们在感恩过去所获的成就的同时要继续努力,再创另一个40年。   跟各位分享我祖父和父亲的故事对我而言是种荣耀,我非常钦佩他们。我的祖父在十几岁的时候便乘船来到了美国。他被华盛顿州的奥林匹亚镇所吸引,在他之前这里已有了一些骆家的远房亲戚。在那儿,他为一户人家做家仆,部分是为了换取英文课程。一段时间以后,他回到中国并成了家。但是他还是觉得自己的未来在美国,因此他又只身再次来到美国。在西雅图,他获得了一份在大医院当主厨的工作。他的同事们鼓励他把家人接到美国来,于是他再次回到中国,把我父亲、我祖母和我的几个叔叔都接到了美国。   我的父亲到了西雅图之后开始学习英语。时至青年之后,他决定加入美军。他被派往密西西比州训练,为加入第五装甲师做准备。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他被派往欧洲战场。他和他所在的部队参加了诺曼底登陆,过了没几天,他们就在犹他海滩登陆了。他们听命于美国最著名的将军之一——乔治•巴顿将军。他们从诺曼底径直前往柏林,一路上遭遇了激烈的战斗。在战争结束的时候,我的父亲以上士的身份退伍。随后他搬回到西雅图。   我的父亲没有选择去大学学习,而是去做了一名厨师,成了普通的劳动者,就跟我祖父一样。我祖父认为对他而言这是尽快开始挣钱的最好办法。1946年,我的父亲决定去香港同我母亲相亲,他的一些朋友觉得他俩很配。他们结婚了,然后我父亲带着我母亲来到了西雅图,我母亲在餐馆里帮助我父亲,同时还在一个工厂打工缝衣服。从1949年开始,我的父亲和我的几个叔叔开始在现著名的西雅图派克市场(Pike Place Market)的一家小饭馆做美式食物。这是家典型的上世纪50年代的美国小饭馆。到了1956年,我的父母就攒了足够的钱来买自己的房子,我的父亲帮着建了这所房子。这房子至今还在。事实上,我84岁的老母亲还住在里面呢!在我们家搬到那所房子后不久,我的父母便决定开一家杂货店。我们家在接下来的24年里一直经营着这家杂货店,1982年的时候关了这家店。   我们在那所房子里面生活、在那家杂货店打杂的日子都非常美妙。那一区属于意大利裔聚居区,我们的意大利裔邻居们教我们如何打理花园。我甚至学会了嫁接植物的方法。我喜欢向人讲述我如何学会把一棵美国梨树嫁接到一棵中国梨树上的故事。这是个非常棒的比喻,象征着两种文化的交融。事实上,我还教我父亲嫁接不同品种植物的方法;我们非常享受一起打理花园的时光。   我永远都记得去祖父家玩的时光。他过去常常坐在他家门廊上给我们削苹果吃。我们喜欢坐在他的腿上吃着那些华盛顿州著名的美味苹果。我的祖父后来搬出了那个房子,但是当我在1982年竞选州议员的时候,我有机会再看了那房子一眼。跟我童年回忆中的房子相比,那所房子看起来是那么的小,在小时候的我看来,那房子好大好大。   我前面提过我父亲和我祖父都是出生在中国的,因此我小时候是说中文的——准确地说应该是台山话。事实上,我直到上学前一直说的是台山话。在这样的移民背景下成长,我很早便生出了对这移民经历的感激之情。在我五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到国外旅行,我到了香港。尽管当时我只是个小孩子,那次旅行还是给了我很深刻的影响。我的外婆住在九龙的一个胡同里。她和她的家人在那的生活很艰辛,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香港的那个地区还相当落后。水是定量供给的,而且那里有着大量的污水问题。那段经历让我意识到我们在美国的生活是多么美好,也让我意识到了我的家人是非常努力劳动才换来了更好的生活。我们绝不算是富有,但是相比较而言,看着我们获得的进步,我真的感觉很不错。   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还是州议员的时候,我来过中国。后来又以州长的身份重返中国。这些旅行帮助我形成了对于移民的看法。比如说,在1997年,联邦政府取消了给非法移民的救济粮票,我便提出了一个华盛顿州的项目,用来填补这个空缺。我的父亲总是教育我,我们在美国的成功都离不开中国的农村。因此,我们总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内帮助移民,同时寄钱回中国。我们把厨房用具和家具捐给在美国准备安顿下来的移民。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我一直在接触各种移民。在我们的小区里,有中国移民、意大利移民、日本移民、菲律宾移民等等。我的父亲总是带着我们同不同的人们一起度假,包括一些亲戚和一些朋友。父亲的这些朋友我们不管是否有血缘关系,都喊作“叔叔”和“阿姨”。   我希望这些能让你们对我的家庭背景有所了解。在美国的整个历史中,有许多跟我有着相似经历的移民。今天我非常自豪能够用我的家庭成长经历来带给中美关系一点正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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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朝鲜战争中领袖子女对中美关系的巨大促进作用
热度 5 岳东晓 2012-9-25 11:40
毛泽东之子毛岸英死在了朝鲜,一个优秀青年牺牲了,中国人感到惋惜,牛鬼蛇神弹冠相庆。回顾历史,批准毛岸英去朝鲜也许是一个错误。 2008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儿子 JOHN S. D. EISENHOWER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 总统候选人的子女不属于战场 , 认为让领袖子女上战场平添很多麻烦。在文中,小艾森豪威尔提起当年他在朝鲜战场的故事。他父亲竞选总统时,美军正把他所在的步兵部队派往朝鲜作战。父子商 谈后,艾森豪威尔同意儿子上战场,但是他说如果儿子被俘,他将立刻辞去总统职位,以免儿子成为谈判砝码。小艾森豪威尔保证,将选择自杀而不是被俘。艾森豪威尔 当选美国总统之后,美军立刻命令其儿子离开战场,回到美国。原来这是将离任的杜鲁门总统亲自下的命令。对此,艾克非常感激。 在朝鲜战争中,美国四星上将,原第八集团军司令 Walton Harris Walker 的死也与其儿子有关。当时他儿子SAM WALKER获得了一枚银质勋章,将军决定去慰问前线部队,并给儿子SAM WALKER授勋,可谓舐犊情深。结果在匆忙之中,这位曾经令纳粹德国胆寒的美军虎将发生了撞车事故,当场牺牲。而不久前,正是这位将军审慎前进和迅速后 撤的命令使美第八集团军10多万将士避免了被中国军队全歼的命运。沃克将军的儿子听到噩耗,赶到现场,只能是含泪抱着父亲冰冷的尸体,最后护送遗体回到美 国。 朝鲜战争中李奇微将军的继任者,美第八集团军司令James Van Fleet的唯一儿子 James A. Van Fleet, Jr.是一名B-26轰炸机飞行员,也是在与共军的战斗中牺牲。 这是这些中美将士在朝鲜的牺牲,赢得了中美人民的互相尊重和理解,特别是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尊重,和美军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尊重。尼克松这位本来极为反 共的右派人士,就意识到未来的中国将主宰世界经济,从美国利益出发必须及早谋求与中国建立战略关系。而中国的毛泽东也有同样的认识。可以说,没有朝鲜战争 双方的英勇牺牲精神,就没有今天的中美竞争中合作、维护世界长久和平的局面。 (2010-06-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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