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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对GDP经济的批判！！！: 稻草 2016-12-10 17:44; GDP英文全称是“Gross domestic product”，指在一定时期内，在一国领土上合法产出的所有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和。1934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西蒙·史密斯·库兹涅茨Simon Smith Kuznets在给美国国会的报告中正式提出GDP这个概念，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联合国货币金融大会）决定把GDP作为衡量一国经济总量的主要工具。我所指出的是GDP中关于“所有最终产品和服务的市场价值的总和”，这句话中的市场价值如何计算的问题。知识经济是近年来提出的概念，事实是它只是仅作一种经济因素，合理吗？我们量化了，又如何计算它？知识产权如何界定？这是一个无限的选项，你用现在的GDP计算方法是不可以计算出来的，这是当代经济学的死穴。因此，当代经济学必须革命！革命！再革命！真正的经济是用更先进的方式来表达，这就是我原创的《经济学》要表达的内容之一了。经济学作为人类社会文明的基础学科，它总是在呼唤人类人性的解放，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明证！苏运莹 - 野子(Live).mp3;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132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四百名经济公知资本走狗疯狂向美国员工革命反扑！: 稻草 2016-11-2 12:03; 　　包括今年诺奖获得者Oliver Hart在内的近400名经济学家发表公开信，批评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　　经济学家们在公开信中表示：“如果当选，特朗普将会对美国民主制度、美国经济机构的运转以及美国的繁荣构成特殊的威胁。” 　　虽然他们表示选民应该选“一个不同的候选人”，但这些经济学家们没有直接表达对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的支持。　　这些经济学家包括刚刚获得诺贝尔奖经济学奖的哈佛大学教授Oliver Hart以及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Paul Romer。　　这些经济学家们指出：　　特朗普在俄亥俄、密歇根等州误导选民。他表示重新协商NAFTA贸易协定将会增加制造业的就业岗位。经济学家表示，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主要源于自动化，而非贸易。　　特朗普称他将消除财政赤字。然而经济学家们指出，他的税收计划将令美国的税收收入下滑2.6万亿美元，至5.9万亿美元。　　特朗普表示，美国的制造业正在下滑。然而经济学家们指出，美国的制造业产出自1980年以来翻了一倍。　　经济学家们在信中表示：“对美国而言，特朗普是危险的、破坏性的选择。他误导选民、用阴谋论降低公共机构的可信度并故意散步谣言，而非面对现实。” 　　在本周一，包括Joseph Stiglitz和Daniel Kahneman在内的19名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发表另一封公开信，表达对希拉里的支持。　　不过，在今年9月，同样有超过300名保守派经济学家在公开信中批评了希拉里的经济政策。;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170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哈佛大学共和党拒绝支持川普: MingHao 2016-10-11 02:09; 哈佛大学最大的保守党组织称“ 特朗普的言论对我们国家的下一代有不可控制的毒害作用 ”。“ 他的独裁倾向和法西斯主义崇拜精神是我们民主历史上从未出现的，他想通过种族、阶级、宗教来分裂我们的国家，并向大众灌输恐怖和焦虑的情绪以帮助自己入住白宫。 ”; 203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科研界收入不平等愈演愈烈，你感受到了吗？: 稻草 2016-10-9 21:12; 　　作者：Corie Lok 来源：《自然》要想了解科研界的收入不平等现象，不必走远，只需关注一下加州大学即可。　　2015年，加州大学有 29位医学研究人员的收入超过了100万美元，至少有10位非临床研究人员将40多万美元收入囊中。与此同时，上千名博士后的收入不到5万美元。年轻教授的收入要好一些，但是许多人的收入仍不到顶尖研究者的四分之一。　　加州大学远非个例。劳工经济学家表示，过去几十年中，在许多国家的大学里，精英科学家和在底层摸爬滚打的科学家之间的收入差距一直在扩大。这种不平等反映出了同样存在于社会其它领域的趋势：中层阶级工资停滞不前，而富人收入猛增，由此导致顶层和底层劳动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在许多国家，1%的超级富人都是个热门的政治议题。　　研究科研工作者的学者表示，科学家工资数据存在缺乏，使得人们难以全面了解收入不平等的程度和起因。但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Richard Freeman表示，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将有才华的年轻人推离科研界的程度。《自然》杂志2016年的工资调查结果也印证了这一点。在3600名调查对象中，一半以上表示他们为进入科研界而放弃了优厚的工资，将近20%的人不建议学生从事科研工作。　　这个问题并没有消失的迹象。“随着竞争日益加剧，而奖励越来越少，收入不平等现象也愈演愈烈，”Freeman说。　　不平等指数　　在衡量收入不平等时，劳工经济学家采用的指标之一是基尼系数，该系数由意大利统计学家基尼于20世纪初提出，并以他命名。系数为0表示每个人收入相同，1表示最大程度的不平等 —— 除一个人之外，其他人一无所得。　　美国佐治亚州立大学的经济学家Paula Stephan在她2012年的《经济如何塑造科学》(How Economics Shapes Science )一书中，使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US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博士就业后情况跟踪》(Survey of Doctorate Recipients)中的工资数据，计算出了美国具有博士学位授予资格的机构的理工科教员的基尼系数。　　她发现，从1973年到2006年，大部分学科和级别教员的基尼系数上升了一倍有余，其中生命科学增幅最大。(参见 "钱多钱少不一样")　　　　相比之下，美国男性全职劳动者和美国家庭的基尼系数分别只增长了35%和18%。Stephan说，研究者的基尼系数增速较快可能是因为科研工资在历史上一直比其它行业更为平等，现在则开始向其它行业靠拢。2006年，理科教授的基尼系数在0.14-0.25之间，具体视学科和级别而定;同期美国家庭的基尼系数为0.47。　　为了解近年来科学界工资差距的变化情况，《自然》与Freeman和美国国民经济调查局研究助理诸葛利群(音)合作，利用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调查数据计算基尼系数。分析结果显示，不平等情况在2008年略微缓解，但自此之后收入差距一直相对较大且保持稳定，高于业界和政府。　　Stephan认为，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预算翻番可能是近几十年来，美国生物医药界基尼系数上升的原因之一。随着新的研究大楼在全国各地拔地而起，研究机构需要引入有望带来研究拨款的高产科学家，这引发了研究机构对少数能够获得拨款的顶尖科学家的争夺。Stephan认为这一点可能推高了他们的工资。　　英国萨塞克斯大学的科学政策研究员Ben Martin表示，和美国一样，自20世纪　　90年代末以来，拥有顶尖收入的英国教授与其他研究者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他估计，当时的最高工资大约是工会和雇主设定的全国统一最低工资的2倍，而根据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局2013年的数据，这一数字已扩大到7倍以上。对来自全球各地的优秀研究人员的争夺日渐激烈，这助推了英国教员的工资增长，Martin表示。“大学正处于日益全球化的市场环境中。” 　　Martin补充说，用于定期评估英国大学研究质量的研究卓越框架(REF)可能也助推了工资增长。英国政府资助机构每5年左右执行一次评估，评估结果将决定大学可获得的政府研究经费数额。评估指标之一是截至“普查日”前，校内研究人员发表论文的质量。在该日期前仅几个月甚至几天所聘用的教员也被纳入评估中，以及他们在过去6年中发表的论文。他表示，这促使大学在截止日期到来前招聘有出色论文发表背景的研究人员，以此提高大学的REF分数。　　今年7月在线发布的一项关于英国正教授工资的分析显示，部分大学，尤其是排名较低但希望提升其REF表现的大学，正利用高薪招募发表过优质论文的研究员，以便提高其REF分数。英国诺丁汉大学的Gianni De Fraja及同事表明，正教授2013年平均工资较高的科系在2014年的评估中获得了更好的REF分数。“我们的数据显示，有大学在REF评估前夕‘买’研究员，” De Fraja说。　　在其他国家，吸引或留住明星科学家的竞争也推升了科学家的工资。在美国波士顿学院研究研究型大学的王齐(音)表示，在中国，各种旨在提升研究质量的政府赞助计划一直在用高薪招募优秀的研究人员。在德国卡塞尔大学研究高等教育的Ulrich Teichler则表示，德国教员工资受到的管制比美国和英国要多，但是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其中一些限制已经松动。他说，许多教授现在能将优秀的业绩当作筹码，以获得更高的加薪。　　在美国，人们能在一些公立大学(比如加州大学)的数据库中轻松发现收入差距。但顶尖教授在私立精英大学可获得明显更高的工资，而私立大学不需要向公众公开工资数据。《自然》向加州大学询问了他们收入最高的教授的工资与其它大学的比较情况，得到的回答是“加州大学教员的工资在整体上低于同一等级院校的同仁”。过去十年，加利福尼亚州一直面临巨大的预算压力。　　底层之殇　　在工资天平的另一端，提高工资的压力并不大。由于研究经费越来越难获得，实验室依靠大规模的廉价劳动力来最大程度地扩大产出，Gary McDowell说。他曾经做过博士后，现在是旧金山市一家非营利组织Future of Research的执行经理，该组织旨在为青年科学家争取权利。他表示，这样的用工环境之所以形成，是因为博士后愿意牺牲收入以换取一份科研职位。研究人员表示，即使是有幸谋得一份初级终身职位的人，起薪也没有太大的商量空间;他们更注重的是为自己的新实验室争取更高的启动资金。　　科研界的文化也是造成低工资的贡献因素之一，因为科学家们一般更看重科研发现，而非经济回报，McDowell说。“大家不是为了赚钱才进入这个领域的，”他说。“我们想要一份有益的工作，释放我们对科学的激情。但这却被利用了。” 　　Stephan表示，非终身制教员(比如教课的兼职教授)人数日益增加可能也导致了低工资。兼职教授的工资明显低于助理教授，甚至博士后。McDowell表示，在科研界中，非终身制职位正在增多，担任这些职位的一般是在学术界前景有限，但仍希望留在学术界的研究人员。　　在纽约大学研究科研工作者的经济学家Julia Lane认为，收入不平等既有优点，也有坏处。顶层高薪可以吸引高产的工作者，底层低薪则能表明这个行业的前景或许并不光明。在《自然》的工资调查中，60%以上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工作前景比老一代人差，在北美和欧洲，持有这种悲观看法研究者占70%左右。在全球范围内的受访者中，仅一半多一点在前一年获得了加薪。　　收入不平等似乎对整体研究表现影响不大，De Fraja说。在分析英国教员的工资后，他发现科系教授的工资差距与科系REF分数并不相关，“平等主义”科系和“精英主义”科系似乎平分秋色。　　但是，过于严重的不平等也会缩短许多人学术生涯，Ginther说。在一个竞争激烈的领域，如果大奖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许多其他原本可以成为高产科学家的人就只能获得不成比例的收入和事业前景。这会妨碍有潜力的人进一步追求科研事业，Ginther说。“这会阻碍大量有潜力的科研发现诞生。” 　　Freeman说，研究者应该为出色的表现得到多少额外报酬是个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科研界的奖励曲线应该有多陡峭?“目前的倾斜度明显不对，”他说。“现在的危险是，它已经超出了合理水平，降低了效率。” 　　Lane说，一个关键问题是，我们对拥有博士学位的科学家的事业情况和收入了解不足。纽约大学医学院博士后事务主任Keith Micoli说，在缺乏这些信息的情况下，青年科学家通常只能根据错误的收入假设来做出重要的事业决定。他表示，一些博士后可能会惊讶地发现，他们一直向往的工作的起薪并不如想象中高，因而感到失望。　　因此，Micoli建议博士后自己做做调查：寻找正在从事他们感兴趣的工作的人，询问他们的收入情况。去年，哈佛大学的博士后Rebeccah Lijek在寻找教职工作时就是这么做的。她说，人脉关系让她大为受益，她详细了解到什么样的工资预期是合理的，以及设立自己的免疫学实验室需要多少启动资金。如果没有她拥有的人脉和指导，自己在谈薪酬时可能处于不利地位，Lijek说。“关键在于谁有幸拥有这类信息。” ⓝ(原文以 Science’s 1%: How income inequality is getting worse in research为标题发表在2016年9月22日的《自然》杂志上);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1712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王孟源：回答王贻芳所长，高能所更该攻克什么技术: 热度 2 ojx111 2016-9-6 11:54; 这几天网上在吵：中国是否应该投上千亿元去建超级对撞机。丘成桐（哈佛大学名教授丘成桐），王贻芳（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等支持。诺奖得主杨振宁反对，这王孟源是哈佛大学物理博士，是最早实名反对该计划并愿意公开详述依据的人士。 ***************************************************** 答王贻芳所长，高能所更该攻克什么技术作者：王孟源 2016-09-06 09:15:51 当SSC在美国国会经历评审的时候，刚好是我博士毕业，到德州加入了Weinberg的研究团队。Weinberg是SSC背后的最重要推手，在那段时间为SSC到处奔走。每周组里开会，也必然会把最新发展和大家分享，所以我对SSC预算被裁的来龙去脉有真正的内线消息，比起王所长所依据的那些书应该还要准确些。 SSC原本的预算在1987年是44亿美元，到1993年被裁的时候，总进度不到20%，隧道挖了不到1/3，但是预算已经涨到120亿美元。国会决定放弃已投入的20亿美元资金之后，Weinberg在组里会议总结教训的时候，很后悔一开始把预算数字压得低过头了：若是早把实际上接近200亿美元（1993年币值，相当于330亿2016年美元，超支比率约为450%）的真正费用分发到各个工业州的转包商去，德州议员就不会在国会孤立无援。 SSC被裁之后，LHC仍然继承了高能物理低估预算的传统，不过在程度上汲取SSC的教训而轻了些。在1998年开建时预算是26亿美元，到2008年完工实际花费了90亿美元（相当于101亿2016年美元币值），超支比率只有346%，这就是王所长所说的“虽有超支，但并不是太多”。当然LHC比SSC便宜，并不止是因为它的能阶低一些，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沿用了CERN既有的现成隧道和基础设施，包括水、电、路和建筑。在SSC的预算里，这些项目占大约一半，所以如果LHC必须从头建起，总花费应该在200亿2016年美元左右。建成之后，LHC的运作花费大约是每年12亿美元，至今八年，总共又花了将近100亿美元。王所长计划建造的CEPC和SSPC，总预算是1400亿人民币，假设这是今年的币值，依当前的汇率等同210亿美元，基本上和LHC的总价一样。但是 SSPC的尺寸比LHC大四倍，能阶高七倍多，照理应该贵四到七倍之间。所以在逻辑上这有两个可能：第一是王所长能保证在未来30多年的建设期间，有一连串举世独创的突破，不但打破全球对撞机价钱随时间上升快于通货膨胀的传统，而且反其道而行，能压低造价四倍以上。第二是高能物理界造对撞机的传统依然健在，包括低估预算四倍左右。不论实际预算是多少，一个超千亿人民币级的计划必然会挤压其他基础科学方面的投资，这不但是常识，而且和中国的基础科学总预算是否增长是两回事。王所长说因为总预算要增加，所以其他科目不会受挤压，只是纯粹玩弄语法；如果没有这个计划，总预算的增长就可以真正提升许许多多对国家社会有立即直接贡献的研究。正如王所长自己提到的，中国的基础科研资金比先进国家少了三倍，如果给凝态物理、量子纠缠、天文物理、声学、光学、生物物理、混沌理论、化学物理、宇宙学、低温物理、结晶学、流体力学、高压物理、核物理和非对撞机的高能物理（基础科学还包括化学、生物、数学等等大类，受篇幅所限，这里只列出部分物理领域）的资金因为新对撞机而停滞不前，不正是王所长宣称不愿见到的吗？王所长反驳杨先生的第四点理由时，说建CEPC的理由不是要找超对称粒子，而是要研究Higgs；这又是玩弄语法的例子。CEPC的能阶与LHC相当，LHC找不到超对称粒子，那么CEPC当然也找不到。懂高能物理的读者都知道杨先生指的是SSPC；所以王所长真正应该回答的问题是SSPC的科学目标是什么？至于CEPC要花400亿人民币（相当于60亿美元，假设没有被低估）来研究Higgs，这对懂高能物理的读者同样是很奇怪的，因为不但LHC这个质子对撞机已经在研究Higgs了，日本也即将建造ILC（国际线性对撞机）来做同样的研究，它的性能和CEPC完全相当，同样是电子对撞机，只不过因为是线性的，所以不但价钱低些（目前预算是50亿美元），运作费用也远低于CEPC这样的环形对撞机（因为它没有同步辐射，所以用电省了很多倍），而且会比 CEPC早好几年运行，CEPC的任何发现，都必然会早已被ILC发表过了，因此CEPC的科学价值绝对是零。那么它在逻辑上唯一可能的作用，就是作为一个开门的楔子，以便有借口先投入预算来挖掘隧道，使国家考虑是否升级至SSPC时，已经有沉没成本。王所长对SSPC的科学目标语焉不详，实在也直接影响到CEPC的全部合理性。杨先生说高能物理对人类未来不会有好处，王所长举了很多个以往的例子。姑且不论过去不能精确预测未来，而且很不幸的，这些例子都与王所长想做的新对撞机没有关联，例如同步辐射，这是1945年开发出新的Synchrotron后发现的副作用，但是CEPC和SSPC并不是新设计，只不过是既有的环形对撞机的放大版本，怎么可能偶然发现新的作用呢？又如放射治疗所用的高能粒子，也是在1940年代或之前就发现了，如果王所长想用70年前的历史来预测未来30年的科学发展，是不是应该先解答为什么过去 70年在对撞机上投资一直成指数曲线增加，却没有更多的类似贡献呢？（其实这是因为粒子的能阶越高，就越不稳定。高能物理到1950年代之后，能阶已经高到新粒子必然极不稳定，还没有飞出一个原子的直径就已经衰变了，那当然不可能有什么实际用处。这个道理王所长应该也懂才对啊。）至于WWW，那是一个CERN的职员发明的，但是和高能物理却没有关系；就好像爱因斯坦写下相对论的时候，是专利局的雇员，但是我们不能把相对论算成专利法的好处之一，不是吗？其实我们不需要考虑这么多细节，也可以很快地估计新对撞机对经济和社会的可能贡献。这是因为它们只是既有环形对撞机的放大版，完全可以比照LHC的例子：在花费了300亿美元和6000多名博士级以上的研究人员20年的精力之后，LHC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什么附加好处吗？完全没有。 LHC最重要的技术是超导磁铁，但是欧洲因此而在磁浮列车上有了突破吗？完全没有，最新一代的磁浮技术是日本推出的，只花了不到LHC一半的时间和少于5%的预算。理工科出身的人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现代科技已经极度专精，同样是超导磁铁，用在对撞机和用在磁浮列车上的就不完全一样，而真正困难的研究，就在于这些不一样的地方。王所长列举的一些技术，全都是对撞机专用的，若要转移到实体工业上，所需的研究等同从头开始，实在远不如把那几千亿人民币直接投入有实际需要的方向。杨先生说高能所的成就不高，王所长不同意；这是中国物理界内部的人事问题，我不知详情，就不予作评，这里只谈谈我对中国高能物理未来发展的一些评论和建议。首先，当年欧美会花大钱建Tevatron、SSC和LHC，并不只是为了找标准模型中最后的几个粒子（即t-quark和Higgs），更重要的是为了找超越标准模型的粒子。Higgs的质量是125GeV，其实是出奇的轻，这叫做Hierarchy Problem，它背后的机制是过去40年高能物理研究的绝对焦点。很多物理学家认为这个机制包括了质量和Higgs差不多的粒子（这个观念叫做 Naturalness，超对称是最流行的理论），所以SSC和LHC都被针对性地设计来找这些粒子。上个月LHC正式宣布什么都没找到，那么超对称固然是错的，Naturalness也一样错了，而且是错到1/100的精度。现在我们对Hierarchy Problem的机制一无所知，Naturalness有可能一直错到1/10000000000000000。王所长的SSPC只比LHC的能阶高7 倍，所以基本上是拿几千亿来赌Naturalness只错到1/700，这显然是胜算很小的赌博，就算赌赢了，也对国家社会完全没有贡献，顶多得到一个诺贝尔奖的虚名。其实事先预测Naturalness会出错的论文是有的（我指的是真正逻辑自洽而且简洁的理论，不是超对称利用几百个自由度撑出来的硬拗；我所记得的，一般预测Naturalness错到1/10000000000000，还没有预测只错到1/700的，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要豪赌个诺贝尔奖，是完全没有理论依据的），但是高能物理的主流对他们一向嗤之以鼻，很多期刊连审都不审。这是因为高能物理界一直在全力劝说政府投资到昂贵的对撞机上，如果走漏了风声，让评审者知道有可能什么都找不到，就可能拿不到钱。还好高能物理理论在30年前就是第一个建立了论文预印本（Preprint）的互联网档案库的学科，所以回头挖坟并不难。中国高能理论着重在现象学和 QCD上，两者都是不错的研究题材，但是如果有余裕，可以考虑是否组织起来，有系统地去找出这些预测正确的论文，然后择优深入研究。既然大自然已经选择了要打破Naturalness，高能实验面临了一个大沙漠，环形对撞机的投资与报酬完全不成比例，实在应该另谋着力点。我建议专注在中微子上。中微子实验的耗费远低于对撞机，而实验成果是有理论保证的。除了大亚湾这类中微子振荡实验之外，至今还没有专注于洪荒中微子（Primordial Neutrino）的研究。只不过这类研究需要的不是大笔公家资金（费用应该远在一亿之下），而是研究者的巧思，必须能从头设计，因此很值得有志的实验者探求。最后谈谈王所长所举的附加好处中，唯一有新实用意义的例子，也就是自由电子激光。正如环形对撞机缩减尺寸和能级之后，可以用来做同步辐射光源，线性对撞机缩减尺寸和能级之后，就成为自由电子激光。不过同步辐射是老技术，中国早就有了，台湾和上海在过去两年先后启用了相当先进的同步辐射光源，而线性对撞机和自由电子激光，却是中国没有的经验和技术，偏偏它是目前最佳的硬X光源（亦即波长很短的X光，同步辐射是软X光），脉冲极短、分辨率极高，不止可以看见个别原子，甚至可以看见个别电子从一个原子跳到另一个原子的过程，是研究化学反应的最先进工具，在军事上也有发展成太空武器的潜力。正因如此，美国虽然不愿意自己掏钱来建ILC，也不肯转移技术给中国，最后硬是把日本拉出来买单。笔者建议，从国家的整体利益考虑，应该组织高能所全力攻关这项被美国封锁的技术，那么只需不到10亿美元（不需要达到ILC的能级和尺寸，只要足够当光源就行了），就可以帮助许多中国的化学家角逐未来的诺贝尔奖，比起SSPC那个打水漂的计划，要强多了。; 24020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爱和成功有多大关系？: 热度 2 MingHao 2016-2-26 22:07; 编者语著名的“格兰特研究 (The Grant Study)” 研究的是“ 什么样的人，最可能成为人生赢家” ——这项研究已经持续了 76年，花费超过2000万美元。主持这项研究的整整 32年的心理学者乔治·瓦利恩特（ George Vaillant）说，“温暖亲密的关系是美好生活的最重要开场。” 作者：游识猷；本文首发于作者游识猷的微博，除非获得作者同意，不得商业转载（作者联系方式：新浪微博@游识猷）故事从 1938年开始。那一年，时任哈佛大学卫生系主任的阿列 ·博克（Arlie Bock ）教授觉得，整个研究界都在关心 “人为什么会生病/失败 /潦倒” ，怎么没有人研究下“人怎样才能健康 /成功/ 幸福 ”？博克提出了一项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打算追踪一批人从青少年到人生终结，关注他们的高低转折，记录他们的状态境遇，点滴不漏，即时记录，最终将他们的一生转化为一个答案 ——什么样的人，最可能成为人生赢家。人生赢家的标准十分苛刻。主持这项研究的整整 32年的心理学者乔治·瓦利恩特（ George Vaillant）说，赢家必须“十项全能”：十项标准里有两条跟收入有关，四条和身心健康有关，四条和亲密关系和社会支持有关。譬如说，必须 80岁后仍身体健康、心智清明（没活到 80岁的自然不算赢家）；60-75岁间与孩子关系紧密；65-75岁间除了妻子儿女外仍有其他社会支持（亲友熟人）等； 60-85岁间拥有良好的婚姻关系；收入水平居于前 25%。这就是著名的“格兰特研究 (The Grant Study)”。研究名字缘于最初的赞助者，慈善家威廉·格兰特（ William T. Grant）。如今，这项研究已经持续了整整 76年，花费超过2000万美元。从 1939年到1944 年间，这项研究选择了 268名当年正在哈佛就读的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这批人已经站在美国年青人的巅峰，他们有着光明的未来，得享成功与长寿的几率很大。这正是格兰特研究需要的 ——研究对象要活得够长，否则就不算 “笑到最后” ，要足够成功，否则怎能算 “笑得最好” ？入选者当年都在 19岁上下，全部是家境良好的美国籍白人男性，身心健康，仪表堂堂——事实上，每个入选者都经过严格的体格“选美 ”，研究者倾向于挑选猿臂蜂腰者，因为一开始的猜测是， “富有男性气概者”更可能拥有幸福人生。每隔 2年，这批人会接到调查问卷，他们需要回答自己身体是否健康，精神是否正常，婚姻质量如何，事业成功失败，退休后是否幸福。研究者根据他们交还的问卷给他们分级， E是情形最糟，A是情形最好。不过，光是自我评定可不够。每隔 5年，会有专业的医师去评估他们的身心健康指标。每隔 5-10年，研究者还会亲自前去拜访这批人，通过面谈采访，更深入地了解他们目前的亲密关系、事业收入、人生满意度，以及他们在人生的每个阶段是否适应良好。这批人可谓“史上被研究得最透彻的一群小白鼠 ”，他们经历了二战、经济萧条、经济复苏、金融海啸，他们结婚、离婚、升职、当选、失败、东山再起、一蹶不振，有人顺利退休安度晚年，有人自毁健康早早夭亡。最终，这 268人里确实涌现了不少成功人士，迄今有 4个美国参议员，1个州长，甚至 1个美国总统—— 约翰·肯尼迪，不过，肯尼迪的研究档案早就被政府单独拿走，预计到 2040年才有可能解密。其余 267份人生档案又得出了怎样的结论呢？首先，以下因素不太影响 “人生成功” ：最早猜测的 “男子气概” 没用，智商超过 110后就不再影响收入水平，家庭的经济社会地位高低也影响不大，外向内向无所谓，也不是非得有特别高超的社交能力，家族里有酗酒史和抑郁史也不是问题。真正能影响 “十项全能” ，帮你迈向繁盛人生的，是如下因素：自己不酗酒不吸烟，锻炼充足，保持健康体重，以及，童年被爱，共情能力高，青年时能建立亲密关系。如下数据可能会让你大吃一惊 —— 与母亲关系亲密者，一年平均多挣 8.7万美元。跟兄弟姐妹相亲相爱者，一年平均多挣 5.1万美元。在“亲密关系”这项上得分最高的 58个人，平均年薪是24.3万美元。得分最低的31人，则平均年薪没有超过 10.2万美元。只要能在30岁前找到 “真爱”—— 无论是真的爱情、友情还是亲情，就能大大增加你 “人生繁盛” 的几率。乍一看，感觉哈佛用 76年熬了一碗浓浓的鸡汤——人生成功的关键是……“爱”？这答案看上去太过普通，以至于让人难以置信。但瓦利恩特说，爱、温暖和亲密关系，会直接影响一个人的 “应对机制” 。他认为，每个人都会不断遇到意外和挫折，不同的是每个人采取的应对手段，“近乎疯狂类”的猜疑恐惧是最差的；稍好一点的是 “不够成熟类” 比如消极、易怒；然后是“神经质类 ”如压抑、情感抽离；最后是 “成熟健康类” 如无私、幽默和升华。一个活在爱里的人，在面对挫折时，他可能会选择拿自己开个玩笑，和朋友一起运动流汗宣泄，接受家人的抚慰和鼓励……这些“应对方式 ”，能帮一个人迅速进入健康振奋的良性循环。反之，一个“缺爱 ”的人，则遇到挫折时往往得不到援手、需要独自疗伤，而酗酒吸烟等常见的 “自我疗伤方式”，则是早死的主要诱因。瓦利恩特说，“温暖亲密的关系是美好生活的最重要开场。”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幸运拥有美好童年，但好消息是，不论你今年几岁，都有机会“在爱里获得重生 ”。哈佛那批人里，一个化名卡米尔的入选者直到 35岁才第一次知道被别人全心关爱是什么感受——当时他因肺结核住院14个月，而医护人员给了他一直渴望的爱与温暖。此后，卡米尔从一个自杀未遂的神经症患者，变成了一个负责的医生、丈夫和父亲，他的家人、病人、下属和朋友都衷心爱他，最终他在 82岁时攀登阿尔卑斯山的过程里因心脏病突发去世，许多人出席了他的葬礼，向他致意告别——虽然开场并非最佳，但收尾时确实是段丰盛繁茂的成功人生。; 3291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揭秘屠呦呦青蒿素研究：成果挽救百万人生命: 热度 2 MingHao 2015-10-6 00:26; 作为青蒿素研发成果的代表性人物，屠呦呦获得国际科学界的赞誉，这是对中国科学家对人类健康做出贡献的认可。　　据诺贝尔奖官网的最新消息，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5日中午11时30分，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在当地的卡罗琳斯卡医学院揭晓，爱尔兰医学研究者威廉·坎贝尔、日本学者Satoshi Omura以及中国药学家屠呦呦荣获了该奖项。　　以下是一篇对屠呦呦研究成果的介绍文章：　　6月4日，美国沃伦·阿尔珀特奖基金会官网宣布，2015年度沃伦·阿尔珀特奖授予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屠呦呦，以表彰其在抗疟领域的突出贡献。共同获奖的还有在纽约大学朗格尼医学中心的露丝·纳森兹韦格教授和维克多·纳森兹韦格教授。屠呦呦成为第一位获得此奖的中国科学家。　　屠呦呦名字是和“青蒿素”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她是抗疟有效单体青蒿素的重要发现者。而此次获奖，是继屠呦呦2011年获得美国拉斯克临床医学奖后另一重要国际大奖，它让人再次审视青蒿素的发明历程，及其对于中国中医药领域的特殊意义。　　青蒿素研究成果挽救数百万人生命　　沃伦·阿尔珀特奖是由沃伦·阿尔珀特基金会与哈佛大学医学院联合授予的，由已故的慈善家沃伦·阿尔珀特先生于1987年设立，以推动人类在生物医学方面的研究。至今，已有51位科学家获此殊荣，其中有7位获得诺贝尔奖。　　沃伦·阿尔珀特基金会网站指出，屠呦呦在疟疾研究的前沿工作了近50年，她的成果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纳森兹韦格夫妇(露丝和维克多)则是研究抗疟疫苗的先驱。他们的关键发现是给小鼠注射经过射线处理的疟原虫可诱发其免疫反应，产生了针对疟原虫的活性抗体。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的研究发现了疟原虫表面的抗原蛋白CSP。动物研究显示了该蛋白的亚基能够再诱导免疫应答，防止感染分子和肝脏细胞结合，从而保护机体。他们在技术上也有领先的突破，基于该原理的抗疟疫苗目前已由葛兰素史克生产，并有望在今年下半年获批上市。　　疟疾是全球关注的重要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广泛流行于世界各地，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目前仍有92个国家和地区处于高度和中度流行，每年发病人数为1.5亿，死于疟疾者超过200万人。　　而屠呦呦获得2011年度的拉斯克临床医学研究奖，同样是表彰她“发现了青蒿素——一种治疗疟疾的药物，在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此次获奖，青蒿素的相关研究获得了极高的评价。哈佛医学院院长杰弗里·弗莱尔(JeffreyS.Flier)说：“非常感谢这些能将实验成果转化为临床治疗的研究人员，我深受启发。他们的贡献使医学研究成为治病救人有效的助推器，而非无用的试验场。” 　　屠呦呦最先筛选出青蒿提取物对鼠疟有效　　中国之所以启动青蒿素的研究，是特殊年代的特殊需求。20世纪60年代初，美越战争期间，疟疾肆意横行，严重影响到战争形势。然而，当时的北越政府缺乏相应的研究机构和科研条件，他们只能转而求助于中国。为了研究出抗疟特效药，1967年，中国政府启动了“523项目”，意在集中全国科技力量联合研发抗疟新药。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当时的中国众多老科学家、研究人员已经被“斗倒”。1969年1月，中医研究院中药研究所(简称“中药所”)的屠呦呦被任命为该研究所参与这项任务的小组组长，时年39岁。青蒿素的研发历史　　开始，屠呦呦从一些疟疾单秘验方集中筛选了一些药物，主要集中于胡椒，因效果不够好而放弃。1970年初，屠呦呦因另有任务研究工作中断，其组员余亚纲与军事医学科学院派来协助中药所工作的顾国明一起查阅整理文献，以上海中医文献研究馆汇编的《疟疾专辑》为蓝本并筛选出重点药物乌头、乌梅、鳖甲、青蒿等，用水煎或乙醇提取，由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焦岫卿做鼠疟筛选。　　据顾国明回忆，青蒿出现过60%～80%的抑制率，而根据焦岫卿的回忆，青蒿素当时对鼠疟的抑制率达90%以上。1970年后期，顾国明调回原单位，余亚纲因其他任务调离523小组，于是中药所的“523任务”处于停滞状态。　　屠呦呦率先提出青蒿素提取的关键方法　　1971年6月，全国“523领导小组”由原来的国家科委、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国防科工委、卫生部、化工部、中国科学院6个部门改为由卫生部、总后卫生部、化工部和中国科学院三部一院领导。　　在卫生部领导的敦促下，中药所重新组织力量进行筛选。屠呦呦仍担任组长，并与钟裕蓉等其他组员继续提取了120余种中药，郎林福和刘菊福做动物筛选，未获满意结果。　　屠呦呦提出复筛曾经显示效价较高的中药青蒿，后改用沸点比乙醇低的乙醚提取青蒿，最终在1971年10月4日得到对鼠疟具有100%抑制率的青蒿中性提取物。　　1972年3月8日，屠呦呦作为中药所的代表，在全国“523办公室”主持的南京“中医中药专业组”会议上报告了青蒿乙醚中性粗提物的鼠疟、猴疟抑制率达100%的结果，引起了全体与会者的关注。　　1972年8月，屠呦呦带队在海南岛观察乙醚中性提取物的临床疗效。组里的其他成员倪慕云、钟裕蓉以及助手崔淑莲在所里进行有效单体的分离，11月8日，分离得到三种结晶，即青蒿素Ⅱ。但很可惜的是，中药所用青蒿素Ⅱ赴海南开展的临床试用效果很不理想。1973年下半年到1974年期间，中药所的青蒿素提取工作一直进展不顺，也未能再提取出青蒿素开展进一步的临床验证。　　但与此同时，参加过南京会议的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魏振兴等人借鉴经验，应用乙醚及酒精，于1973年11提取出7种结晶，其中第5号结晶因抗疟有效命名为“黄花蒿素”。而在1973年4月，云南省药物研究所的罗泽渊也分离得到抗疟有效单体，并暂时命名为“苦蒿结晶Ⅲ”，后改称为“黄蒿素”。此后，云南省药物研究所提供的黄蒿素在临床验证中显示对恶性疟有极佳的疗效。　　可以说，在数十个单位数百余位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共同努力下，青蒿素在较短的时间内开发成为一个与以往抗疟药化学结构完全不同的抗疟新药，后来又在多个单位的研究人员共同努力下开发成功青蒿素衍生物蒿甲醚、青蒿琥酯、双氢青蒿素及其复方等大量有效的一线抗疟药，在全球范围内挽救了数百万疟疾患者的生命，这是我国科研团队在当年科研设施落后、资金匮乏的条件下创造出的对世界医学的一项重大贡献。　　发现青蒿素的主要贡献者应为屠呦呦　　需要指出的是，沃伦·阿尔珀特奖基金会网站在介绍中也有与事实不符之处。文中称屠呦呦是“523项目”的领导，实际上，该项目由中国政府主持，中国中医研究院是其中的37家参与单位之一，屠呦呦是其下属中药研究所任命的参与该项工作的小组组长，最初的小组成员只有2～3人。　　正因为青蒿素的发现是集体作战，是全国数家单位共同努力开发出了青蒿素及其衍生物，因此，到底谁是发现青蒿素的主要贡献者也存在一些争议。有些人，在提出提取方法及纯化后，屠呦呦并没有发表文章，而且提取的结晶临床试验结果也很差。据此，云南与山东两个小组认为，是他们首先提纯出抗疟有效单体，而他们获得青蒿素的方法也是独立想出来的。　　抗疟药物青蒿素的高效人工合成，使青蒿素可以实现大规模工业化生产。图为科研人员在实验室使用常规化学方法人工合成青蒿素　　对此，著名学术期刊《细胞》曾发表过一篇名为《青蒿素：源自中草药园的发现》的调查文章，详细梳理了“523项目”的过程和细节。该文认为，该项目组织了来自60多个研究机构和单位的500多名研究人员参与，但由于“523项目”具有军事机密的性质，项目的研究结果是不允许向外公布的。在“文革”时期，发表科学论文也是不可能的。这种种原因导致这项工作当时并不被523项目以外的人所知，但课题的研究信息与进展还是以报告的形式在研究人员的内部会议上进行了自由的交流。　　该调查研究证实，1969年1月后，屠呦呦被作为北京中药研究所523课题组的组长，领导了对传统中医药文献和配方的搜寻与整理。1981年10月，屠呦呦在北京代表523项目首次向到访的世界卫生组织研究人员汇报了青蒿素治疗疟疾的成果。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饶毅长期研究青蒿素的历史，曾撰文详细推介屠呦呦及该项工作。饶毅认为，屠呦呦提出用乙醚提取，对于发现青蒿的抗疟作用和进一步研究青蒿都很关键，此外，具体分离纯化青蒿素的钟裕容，也是屠呦呦研究小组的成员，而其他提取到青蒿素的小组是在会议上得知屠呦呦小组发现青蒿粗提物高效抗疟作用以后进行的，因此，青蒿素的发现应主要归功于屠呦呦。　　85年高龄的屠呦呦早已淡出公众的视野，北京科技报联系了其原供职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所，中药所询问并转达了屠呦呦的意见，“屠老师对公众的关注表示感谢”，但如今她年事已高，已经不再接受媒体的采访要求。　　毫无疑问，青蒿素的发现及功劳争议，是中国特殊的科研条件和体制下出现的案例。作为青蒿素研发成果的代表性人物，屠呦呦获得国际科学界的赞誉，这是对中国科学家对人类健康做出贡献的认可。不过，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些为青蒿素研发做出了贡献的其他科学研究者。; 9225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哈佛最年轻华人教授尹希：神童这个词对我是诬蔑: 热度 5 MingHao 2015-9-29 08:47; 在哈佛大学官方网站上，尹希已是“教授” 　　尹希是谁　　2001年尹希赴哈佛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于2006年获得博士学位；同年，哈佛大学打破本校博士不得在本校继续博士后研究的惯例，破格允许尹希博士留校继续研究工作。2008年后，他在哈佛大学物理系先后任助理教授、副教授。2013年2月15日，尹希荣获2013年美国斯隆研究奖。　　研究包括：量子引力中的黑洞熵、弦论中的超对称束缚态、与物质场耦合的Chern-Simons理论及其在M膜中的应用、高自旋场论及其在引力/规范场对应中的应用等，是被国际物理学界寄予厚望的青年物理学家之一。　　对话尹希　　9月4日，哈佛大学高能理论研究组发布一句话新闻“祝贺尹希晋升正教授”。1983年12月出生的尹希，超越了他的学姐庄小威（34岁出任哈佛大学正教授），成为历史上最年轻的哈佛大学华人正教授。9月20日，身在哈佛的尹希接受专访，称晋升在自己的预料之中，这让他做研究时可以冒更大的风险去探索。　　继小学跳级之后，9岁半的尹希考入北京八中智力超常实验班（简称少儿班）。1996年，不到13岁的尹希以572分的高考成绩成为中科大少年班最小的学生。　　尹希说，他确实在小学时就读父亲的大学课本，包括微积分和量子力学，“当然只是皮毛”。他身边的朋友介绍，这位学术领域的大腕，还喜爱跑马拉松和攀岩。尹希说，他相当反感外界对其“神童”的评价，“这词对我来说，带有诬蔑性含义”。　　他也丝毫不认为少年班是“拔苗助长”，“这些所谓的成长规律都是人胡乱定出来的，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中科大少年班给一群孩子更多的选择，这正是中国教育普遍缺乏的地方”。他希望，中国的教育能够给学生更多的选择，减少天赋的埋没。　　尹希说，自己的性格从小学阶段起改变了很多，既有内向和专注，也有叛逆和冒险。“我从来直截了当，也不屑于传统或礼节。”31岁当上哈佛正教授，感受如何？尹希说，过了30岁后，突然感觉自己很老，还没做出真正有创造性的工作。他正打算重新寻找自己的生活动力，“如果我现在就知道5年后会做什么，那接下来的5年会很无趣。生活的动力在于探索未知”。　　晋升在预料之中，不在乎职位　　问：恭喜你晋升成为哈佛大学教授，而且以31岁的年纪打破了华人纪录。这次晋升在你的预料中吗？　　尹希：在预料之中。我不花时间想升职这类事。我不在乎我的职位是什么，重要的是能有机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终身教授的好处是做研究的时候可以冒更大的风险，几年做不出成果也不会被解雇。　　问：你如何看待自己在而立之年就做到了大部分人可能需要更久才能取得的成就？　　尹希：人做出的东西才是重要的，和年龄无关。　　问：从八中的少儿班到中科大少年班，你打小就是别人眼里的“超常儿童”。你怎样看待这种“超前”？　　尹希：我不觉得超常，也没有压力。　　问：被媒体报道之后，很多人称你为“学神”，你有什么特别的学习方法吗？　　尹希：我并不比同龄人更努力。我只是做事情的时候比较专注，不容易受干扰，不浪费时间在没用的东西上。　　问：从八中的少儿班到中科大少年班，一路成长中，你身边的同学大部分也是智力超常的孩子。你们在生活和相处中有区别于普通人的有趣地方吗？　　尹希：我不喜欢“智力”这一词，也不知道它的定义。我身边的人，和我自己，都是普通人。　　问：你的小学班主任透露，2001年考上哈佛大学后，你母亲告诉他，你的志向是拿诺贝尔奖。现在还是这么想吗？　　尹希：我的母亲并不了解现在的我。我对拿奖没有兴趣，我做研究只是因为有趣，如果有一天觉得我做的东西没有意思了，我会改行做别的。　　父母都毕业于中国地质大学　　问：有媒体曾介绍，你小学二年级就能看大学的微积分了。有网友好奇你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　　尹希：我的确小学时看我父亲的大学课本，包括微积分和量子力学，当然，读的只是皮毛。我的父母是中国地质大学毕业的。小学时我父亲经常带我去他的实验室做我想做的化学试验。自上中学后我很少见我的父亲，因为我母亲一个人带我到北京上学，我父亲在河北工作。自那时起我没有一个紧密的家庭，也不想在家，只想一片自己的天空。　　问：当初在报考美国的大学时，你同时被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等多所大学录取，均提供全额奖学金。为何最终选择去了哈佛？　　尹希：我没拿到普林斯顿和加州理工的offer（录取通知），所以去了哈佛。　　问：跳级、破格录取、天才班，也许你所受教育的环境和大部分的孩子不太一样，但是从中国到美国，你也体验了两国不同的教育方式。可以谈谈对中美教育的见解吗？　　尹希：美国的教育给孩子更多的选择。中国教育的主要问题是没有给学生足够的选择，太多的天赋被埋没了。　　少年班弥补中国教育短板　　问：你也是从中科大走出来的。过去的30多年中，中科大少年班孕育了许许多多的精英人才，然而，国内也存在一些争议声音认为应该更尊重少年的成长规律，你有什么看法？　　尹希：这些所谓的成长规律都是人胡乱定出来的，没有任何科学依据。中科大少年班给一群孩子更多的选择，这正是中国教育普遍缺乏的地方。　　问：很多人把你看作是“神童”的代表，也有很多早慧的孩子错失了被培养的机会，埋没了才华。作为过来人，你对他们在人格的塑造和才能的开发上有什么样的建议吗？　　尹希：我非常反感“神童”这一词。对我来说，这个词有污蔑性的含意。我的建议是让孩子做他们想做的事，家长不要过多干预。　　问：你对目前生活状态的评价，以及对未来工作或者生活的设想或梦想？　　尹希：我过了30岁的时候突然感觉很老，觉得还没做出真正有创造性的工作，觉得需要重新寻找生活的目的。也是这时放弃了数年的严格马拉松训练，因为我没有跑步的天赋，觉得不该把很多时间放在一个我做不好的事上，而是应该做没做过，真正想做的事。如果我现在就知道5年后会做什么，那接下来的5年会很无趣。生活的动力在于探索未知。（据东方早报）; 1078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北车副总裁哈佛演讲：愿为美提供高铁: 热度 3 MingHao 2015-5-1 00:43; 余卫平26日应邀在哈佛中国论坛发表题为《高铁改变生活》的演讲，介绍北车以及中国高铁“走出去”计划。“目前建厂进展顺利，你们很快就能坐上中国制造的新地铁。进入美国高铁市场难度比较大，但是我们绝不会放弃努力，”余卫平说。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哈佛的同学们：大家下午好！今年1月份初，我们波士顿团队开完会后，也想到哈佛大学这高等学府来沾沾仙气，可惜天公不作美，下起了大雨，只为同事照了一张相就匆匆离开了。今天，我能有机会到哈佛这样高大上的地方演讲，说实在的我心理是诚惶诚恐的。为了找到自信，今天我特地坐波士顿红线地铁来到哈佛，说实在的，我找到了，我没把自己丢掉。波士顿地铁的噪声和颠簸，让我回到了过去，想起了我15岁第一次坐火车的经历——坐四天三夜的火车从中国南方的福建去中国北方的辽宁上大学。那个时候，中国铁路上，还有二战时期的车厢在使用。今天，我可以高兴的告诉你们，你们只需要再忍受5年，你们就可以坐上世界上最舒适和便捷的地铁了，因为我们来了。 1897年波士顿地铁开通，是当时全世界最先进的轨道交通。118年后的今天，我们要用中国的地铁列车，让波士顿重新回到城市交通世界领先的位置。未来7年我们要在麻省Springfield(斯普林菲尔德)的土地上投资6000万美元，建立一个40英亩的车辆组装基地，为当地提供150个就业机会，为波士顿红线和橙线地铁新造284辆地铁车。当然了，这些车要是在中国，一年就OK。对于中国铁路装备制造能力来说，美国的这点订单太少了。我的梦想是为美国的高速铁路网提供列车，从纽约到迈阿密，从西雅图到圣地亚哥，从波士顿到旧金山，一张上万公里的铁路网，飞驰着我们一起设计和制造的时速350公里的高铁列车。要是那样，听完我今天的演讲一个多小时后就能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会男朋友女朋友了。不过令我沮丧的是，这个方案可能要在国会讨论100年，你我机会也许还会有。节能、环保的高铁拉动了需求，降低了消耗，促进了经济增长，还加快了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现在安全、快速、便捷、准时的高铁已穿梭如巴士，融入了人们的生活点滴。中国政府派往美国的第一批留学生。詹天佑请看这张照片。这是一张拍摄于1872年的照片，照片中有30名幼童，他们是中国政府派往美国的第一批留学生。他们当中有一个当时只有12岁的男孩，后来考入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学习铁路工程。回国后，主持建设了第一条中国人自己设计的铁路，京张铁路。他被称为“中国铁路之父”，他的名字叫詹天佑。他的墓地就坐落在在北京八达岭长城脚下的青龙桥火车站。每一个中国铁路人都是詹天佑的敬仰者和继承者。我今天我很高兴地告诉你们，在京张铁路的旁边，马上就会诞生出一条京张高铁，迎接世界冬奥会。在我上大学的那个城市，有个中国北车的大连机车厂，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为GE制造机车铸件，那是中国和美国最早的铁路合作项目之一。不过，那是一个技术含量低、又粗又累的活。随后，中国先后从美国引进内燃机车、转向架、制动等先进机车技术。2013年11月，中国北车与密歇根大学合作，建立了焊接研究中心。这个焊接结构研究中心，将以中美两国百年铁路历史为依托，融入两国的先进技术和文化，研究两国的铁路高端焊接技术，这将是中美两国铁路发展合作双赢的一个典范。波士顿地铁项目将有力促进中美两国在技术、管理和文化上的交流。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从来没有停止过向美国向西方学习的脚步。我们梦想通过这种学习来让自己的国家和民族为世界作出和我们的文明历史和人口数量相匹配的贡献，我们离这个梦想越来越近了，那就是我们第一代高铁人的“中国梦”。中国轨道交通行业成长的过程，是我们艰苦学习，艰苦奋斗，勇于创新的过程。我1985年从中国的铁路院校毕业，在铁路行业一呆30多年。我曾经分别在中国北车长客股份和唐车公司担任过领导，亲历了中国高铁发展的全过程。请看照片，照片中的人大家都很熟悉，他就是习大大。这张照片是习大大在唐车公司视察时照的，当时我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但照片里面没有我。我得找摄影师算账。今天我想向大家介绍的不是习大大，而是他握手的对面的这个美女。她是一个14岁孩子的母亲，祖辈四代都在唐车公司工作，她的名字叫孙斌斌。9年前，她和582名中国工友一起，怀揣中国的高铁梦，带着行李和做饭的灶具去德国学习。学习结束的时候，她成为世界上惟一被德国行业协会授予的女性国际焊接教师。十多年来，在中国铁路总公司的组织协调下，包括中国北车、中国南车等轨道交通设备的相关企业和科研院校的十几万中国第一代高铁人，他们当中有科学家、工程师、技术工人，还有像我这样的管理者，他们每一个都经历了与孙斌斌一样的过程，那就是“学习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再发展，再创新在发展”，才成就了今天的中国高铁。 2013年末我有幸担任中国北车主管海外业务的副总裁，随着中国的总理和政府代表团走遍五大洲，从2013年末到现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在国外工作，飞行里程达百万公里。我飞得越来越多，就是想让越来越多的人们坐上高铁。我们的目标是让中国高铁服务于全世界，让越来越多的人像沙菲一样的人们坐着高铁环游世界。世界期待着我们提供越来越多的高铁，欢迎哈佛精英你们加盟。波士顿因为拥有多所像哈佛、麻省理工等多所世界顶尖的高等学府，吸引着你们这样的优秀青年来求学深造，从而使这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名城充满着年轻的朝气和创新的活力。今天，在这个不平凡的城市，不平凡的会场，面对不平凡的你们，我代表中国北车董事长崔殿国先生，站在哈佛的神圣殿堂上演讲，注定是我人生中一段不平凡的经历。我保证，我会为波士顿生产出最好的地铁。谢谢大家; 8939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哈佛访学的观察与思考：哈佛何以一流？ 1: 热度 2 MingHao 2015-4-27 04:37; 刘守英在世界范围内，哈佛大学都是无可争议的一流大学。其历史、影响力和财富为世人景仰。哈佛创立于1636年，比美国建国还早140年，是美国最老的高等教育机构。哈佛居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榜第一，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声誉排名榜全球第一，《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全美大学（本科）排名榜第二。这里诞生过8位美国总统、20多位国家元首和诸多国际组织领导人；取得的学术成就无与伦比，产生过150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诞生过 62位还健在的亿万富翁。在哈佛的半年时间里，刘守英研究员给自己确定了两项任务：一是观察、体验和思考哈佛何以一流；二是深入哈佛这个中国研究的大本营，看看中国问题到底有多热，他们在说些什么，如何讲中国的故事。本文是对第一个问题的初步答案。走进哈佛校园，最让人羡慕的是，这里有一种让人精神释放的空气，学子和学者沐浴在不被禁止和排斥的气氛中。在这里思考一件事、求解一个问题，是不预设前提的，不会被按阵营划分。自由的空气，是一种让思想活跃、不被障碍阻断的氛围，一种不受禁锢的、未被人为过滤的吸收知识的环境。只有在这样的空气下，思想才会自由放飞，创新才会奔涌迸发。只有自由的空气，才使一个机构、一所大学、一个国家成为一流。自由的空气，实实在在表现为对权威、权力的警惕。在哈佛，不会因为你被树为权威，就受到特别的对待。我在进肯尼迪学院的第一天就领教了这里对特权的排斥。在发给我们的指南中，明确标明了一条条规矩，约束那些特殊化行为和特权意识。在哈佛，挑战权威的场面比比皆是。我到哈佛第三天，就去听当今制度研究的领军人物、《国家为什么失败》作者阿西莫格鲁举办的哈佛-麻省理工学院发展经济学讲座。大名鼎鼎的阿氏在一个小时的讲座中，被学生打断四次，一位学者还与他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辩论。他一堂课下来全身是汗，不知是因为天热，还是因为这种气氛的烘烤。这种场面在另一位经济学权威的课堂上上演得更烈。去过哈佛的人可能在桑德斯剧场前面留过影，在这座类似城堡的建筑里，最让人神往的是一些“大牛”的讲座，如著名中国问题专家麦克法夸尔在这里讲过中国专题，当今最火的伦理学家桑德斯的《公正》公开课、大红大紫的经济学教授曼昆的《经济学》课也在这里开课。即便曼昆的课，也曾遭遇70名学生有组织离开的尴尬，原因是学生们抗议他只重视增长，不重视收入分配，不正视贫困。自由的空气里充满辩论和质疑。在哈佛燕京中国研究专题讲座上，来自彼得森研究所的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尼克尔斯·拉迪推销他新近出版的《民进国退》，用40分钟，依靠中国官方统计数据，论证中国没有国进民退，没有民营企业得不到贷款，不存在过高的公务员（课程）比重等等。他讲完后，哈佛的中国问题专家和学生们用事实和观察对他的观点足足质疑了近40分钟。同样遭到质疑的还有NBC记者布罗考，当这位曾报道过柏林墙倒下的风云人物侃侃而谈地回忆东欧巨变的历史场景后，两位原东德籍听众就非常执着地严辞质疑了他的讲述。自由的空气来自平等的氛围。在我听的各种哈佛讲座中，主讲人讲得不多，更多的是提问和交流的时间。一些“牛人”如美国副总统拜登、《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作者福山的演讲都只有30多分钟，讨论时间最起码占一半以上。当主讲人人气太旺时，他们就采取注册登记和随机抽签方式，中签者才能参加。这样的情况我在哈佛遇到过两次：一次是拜登的演讲，还有一次是莫言在哈佛一所教堂的演讲。充分的公共空间为交流提供方便，为自由空气的流动提供通道。我发觉，在哈佛这样的名校，被个人占据的空间很小，公共空间非常大。这不仅体现在图书馆、教室等，只要在有空隙的地方就会摆上桌椅，供学生之间及学生与老师之间交流。一些哈佛学生跟我说，学生的成长和进步，除了得益于教授之间的交流，更多是来自学生之间的交流。自由的空气还意味着包容。当哈佛教育学院邀请科罗拉多州参议员迈克尔·约翰斯顿发表演讲时，有些学生就要求校方撤回对约翰斯顿的邀请，因为他们反对他的一些教育政策。所幸的是，福斯特校长和院长没有妥协。莱恩院长写给这些学生的信中这样说道： “我遇到过很多真诚的人，他们和我都有相同的目标，不过在如何改善教育的问题上，我们的观点存在分歧。在我看来，这些分歧应当经过探究、辩论、挑战和质疑。同时这些分歧也应获得尊重，确实应该被称颂。” 哈佛大学2014年毕业生典礼邀请了从哈佛商学院毕业的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他的演讲重点阐述了大学精神的本质。他认为，“顶尖大学是让各种背景、各种信仰、探寻各种问题的人，能到此自由开放地学习和探讨想法的地方。”“包容他人观点，以及表达自身言论的自由，是顶尖大学不可分割的价值。”“一所大学的职责并不是教学生思考什么，而是教学生如何思考，这就需要倾听不同声音，不带偏见地衡量各种观点，冷静思考不同意见中是否也有公正的论点。在每个问题上，我们都应该遵循有理有据的原则，倾听他人的不同意见，只要我们这样做，就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没有打不破的僵局，没有达不成的妥协。” 真正让我感到哈佛之为哈佛的，是她的人文环境。办理完注册，领到ID卡以后，我第一件事就是去位于哈佛庭院北面的怀德勒主图书馆借书。哈佛大学图书馆由80个图书馆组成，有1800万册以上图书。它是美国最大的学术图书馆，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之一。我在哈佛期间去过的图书馆有怀德勒、拉蒙特、肯尼迪学院图书馆、法学院图书馆，当然还有最大的东亚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进到图书馆，你一下子就能忘掉一切，恢复人的单纯和天真，这里的氛围会让你觉得可以用知识傲视一切。图书馆的服务会让你就想搞研究，否则觉得对不住这套系统和这里的图书服务人员。听上个世纪90年代曾在这里读书的朋友讲，那时的信息化技术还不是很发达，为了方便哈佛的教授做研究，图书馆是给哈佛最牛的教授留座位的。比如费正清就在主图书馆藏书室有一张桌子，供他平常做研究用。他可以调用任何一本书，堆在那里，没有他的允许，图书馆员是不会清理的。我在哈佛期间占的最大便宜就是可以不受限制地借阅图书。这里的任何一个图书馆我都可以进，哈佛所有图书馆的书我都可以随时调用，甚至可以调用波士顿乃至美国所有图书馆的书。我在哈佛期间曾经对规划问题下过一段功夫。其中有两本书我在肯尼迪学院借阅时没有，再查总馆也没有，最后到设计学院去借也没有，他们就直接到麻省理工学院规划学院图书馆调。有这么好的服务，你怎么好意思将借来的书束之高阁！图书借阅的方式很简单：你先在图书馆系统里查好书，将信息传到图书服务中心，他们找到以后就通知你，你可以到离你最近的任何一个图书馆去提取。看后还书也是到离你最近的图书馆。除了借阅整本纸质书，许多书已经有电子版，图书馆就直接将电子版发给你了。还有些书，你如果要复印，可以将要复印的部分告知图书馆，有专门人员为你复印。当然为了保护知识产权，你只能复印其中的某个章节。离开哈佛时，我还叫来同在肯尼迪学院访问的博士生汪广龙，我们俩把几大包几十本书摆在学院图书馆员面前，看着他一本本认真清理，心生敬意也存歉意。比比皆是的人文环境和为知识寻求者优良服务，在这里不好好学习你简直会产生一种犯罪之感。哈佛大学之所以一流，还在于她为学生开设课程独具匠心。四年本科的入学申请人数其实只占全体学生的很少一部分，本科课程主要为艺术及理学范畴（美国不少专业课程只供本科毕业生修读）。在1978-2008年间，所有本科生需完成七门主修以外的课程，作为核心课程的一部分；之后课程有变动，在2008年之后，所有本科生除了主修课程，还需完成八类的大学通识教育课程，它们分别是：美学与解释性理解，文化与信仰，经验与数理，伦理，生命科学体系，物理宇宙科学，世界与社会以及美国与世界。其宗旨是使每个哈佛的毕业生接受广博的教育，接受特定的学术专业和集中的训练。这种知识架构，很多中国家长难以理解。在他们看来，送孩子来美国的名校，就是为了学工作中用得上的知识，出去后能找一份好工作，能挣体面的薪水。后来和一些本科生聊了以后，我发觉了这套知识体系的重要：它让你接受了基本伦理和价值的教育，使你有更坚定的信念，不会被人生的挫折压倒；让你接受了常识性和真理性知识熏陶，使你不会那么短视，可以走得更远；让你浸染了人类最普遍的人文知识，使你变得有教养；让你接受了哲学、生命、数学、物理、伦理、世界等的全面教育，你就不会那么单薄和有缺陷。这些基本的教育，建立了学生对人类的基本认识，而不是一种技术的、功利的认知。过于技术的教育只能培养工匠型人才，过于功利的教育难以建立学生的道德感和对人类的责任。了解了他们的知识体系以后，你才能理解所看到的哈佛学生为何那么充满天真，对一切具有好奇心、怀疑心；为何那么执着和坚定，为何胸怀远大，充满正义和责任。; 288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哈佛大学李晓鹏：还清白于毛泽东: 热度 1 稻草 2014-12-22 18:31; 　　(作者：李晓鹏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Ash中心研究员) 　　一、毛岸英之死　　关于毛泽东的谣言很多，有一些层次很低的，我们就不用细说了。比如说什么他在全国各地为自己修建了很多行宫别墅。其实大部分都是建国以前蒋介石就修好的，还有一些是接待国内外贵宾的宾馆，毛泽东不过去住过几天，就被说成是他的行宫别墅了。　　这些事情，只要稍微认真的加以辨别一下，都比较容易搞清楚。但是有一些传言就没有那么容易辨别了。比如说，这个，第一个，毛泽东把他的儿子毛岸英送到朝鲜战场上去，是为了让他去镀金的。增加点参加战争的资历，好为将来培养儿子接班做准备。但是想不到竟然牺牲了。有些人的话还说的很难听，说要感谢美国飞行员，把未来的太子给炸死了。不然我们就没有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了，我们今天就是毛家王朝。　　1.培养接班人的步骤问题　　这种说法很难简单的去驳斥它，因为人已经死了，我们没办法验证说如果毛岸英活着会是什么样。　　但是这个事情也不是完全没有线索，因为封建世袭制度被消灭以后，领袖人物要想培养儿子接班，就必须要一步一步的历练上来，不能直接封为“太子”就行了。不管你是真共和还是假共和，面子总要装的。要培养他在军队的势力，在党内的势力，还要逐步的把他提拔到一个很接近领袖的位置上，这样领袖死了以后才能够顺利的接班。　　最典型的就是蒋介石，他是让他的儿子蒋经国接班的。1937年蒋经国从苏联学习回国以后，首先就是到军队历练，1938年获封少将军衔，过了一年，就派到江西去当赣南地区行政专员和保安司令，政权军权一把抓。然后逐步的提升为江西省防空司令、省委委员。1945年，又提拔到中央来，当三民主义青年团和青年军的领导。这是干什么呢，就是让他在青年团和青年军里边发掘人才，建立自己未来接班的政治和军事的班底。　　蒋经国的这个成长路线，明显是蒋介石精心安排的。就是这么党政军内各个方面都去历练，熬资历，再一步一步提拔，后来到了台湾以后，又当国防部主任、行政院副院长。最后当上行政院院长，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国务院总理的职位。这样只等老蒋一死，他以总理的身份接这个国民党主席和总统的职位，那就顺理成章了。　　所以，如果老毛也想要让儿子接班，他也要按照这个程序来。军队里边的历练，那是必不可少的。等毛岸英从朝鲜战场回来，有了军功，就好进一步提拔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逻辑啊，看起来还是挺顺的。　　但是这里边确实有问题。因为这个毛岸英是1945年12月从苏联回国的，距离他去朝鲜啊，还有五年的时间。毛泽东在1943年延安整风之后已经成了党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思想已经写进党章了。这个时候儿子从国外回来，培养接班人那可是恰逢其时啊。要知道蒋经国37年年底回国，仅仅过了几个月初就当上少将了。　　1945年到1951年这六年里边是不是没仗可打？也不对呀，这几年正好是中共的军队打的仗最多，打的最为顺风顺水的六年。国共内战1945年9月全面爆发，东北、华北、华中、西北……哪儿都在打仗。还是跟国民党打，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因为国军的战斗力比较战五渣嘛，对不对？这个时候比如说，派毛岸英去东北给林彪当个参谋，那还不是很简单的事儿吗？当时已经有了比较稳固的北满根据地，在司令部呆着还是比较安全的。　　等到辽沈战役结束以后，师部也比较安全了，就可以去当个师政委，再跟随东北野战军挥师南下，配一个能干的师长负责指挥，那个时候就像秋风扫落叶一样，肯定的不停的打胜仗，一口气把蒋介石赶到台湾去，不需要什么很强的军事才能，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几场胜仗一打，这不就可以提拔上来当个纵队政委了？然后占领某个地区，直接就从纵队政委改成地委书记，这不就党政军的资历都有了，一步一步上来了？　　但是在这五年里，毛泽东啥军事任务也没有交给毛岸英去干，而是让他去学种地，参加农村的劳动。后来又参加搞土地改革，也没什么实权，主要就是做宣传、文秘工作。建国以后，又去一家工厂当了党支部副书记。既不去军队，也不去政府。总之就是完全没有要从党政军各方面来培养他的这个迹象。　　2.毛泽东的选择　　到了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的时候，反倒不是一个很好的去战场上熬资历的机会。首先，这是解放军第一次到国外打仗，人生地不熟的，风险很大。解放战争的时候，共产党的群众基础很好，到哪个地方都有地下党组织和老百姓跟带路啊、通风报信之类的。在朝鲜，就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第二，这是和世界第一强国作战，当时共产党的军队，打国民党是比较轻松的，但是打日本人的军队，就非常吃力。日军的装备好，而且单兵作战能力极强。而日军是打不过美军的。美军的战术素养也很高，但最重要的是它们的装备火力非常的强。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和美军在装备上，是存在代差的。就是说不是一个时代的，就好像当年鸦片战争时期英军是热兵器，清军是冷兵器一样。中国这边还是传统步兵装备，也就是步枪机枪加火炮，而美军已经是海陆空立体作战了，空中有飞机、地上有坦克和装甲车、海上有战舰。在人类战争史上，存在代差的两支军队交战，基本都是落后的一方惨败，很少例外。即使有少数的例外，也是落后的一方在自己的国家抵抗侵略获得的胜利。比如这个埃塞俄比亚抵抗意大利的入侵。在没有主场优势的情况下，武器落后对方一个时代的军队取胜的案例还从来没有出现过。　　在这种情况下，你把自己的儿子送上战场去“镀金”，可以说是非常愚蠢。你要说把你欣赏的某个干部送上去锻炼锻炼还可以，因为万一牺牲了还可以再选。这个能接班的儿子可就这么一个，死了就没有了。　　实际上我们说的彻底一点，我们站在毛泽东个人地位的角度考虑，为他培养儿子接班的大局考虑，最好的选择不是派毛岸英去朝鲜，而是根本就不要打这场战争。因为当时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已经很巩固了，领导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统一全中国，这个功劳还不够大？中国历史上，从纯粹的草根底层出身，白手起家，统一中国成为最高领袖的人只有三个，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还有就是毛泽东。平均一千年才出一个。到了这个地步了，你还追求什么？朝鲜战争打赢了，你还是最高领袖，没办法进步了。那万一要是打输了？　　当时中央高层除了毛泽东和彭德怀，其他人基本都反对出兵朝鲜。大家都觉得好不容易把国民党赶到海岛上去了，大陆统一了，打了这么多年仗，现在应该抓进时间搞建设。简单来说就都是求稳。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你力排众议主张出兵，一旦打输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很有可能就要动摇了。对不对？大家都说不要打，你非要打，结果打输了，牺牲了几十万青壮年，把国家经济搞垮了，必须要有人为此承担责任，你就要下台或者退居二线，至少也要取消你的最终决策权，以后大事儿小事都要大家投票决定，不能再听你一个人的了。　　所以当时毛泽东是顶着巨大的压力做出这个决定的。自己关起门来想了七天，这才最后决定初步朝鲜。这确实是一个非常艰难、风险非常大的决定。当时想让林彪带兵去朝鲜，林彪说我去不了，我有病；然后又想让粟裕去，粟裕说，我也去不了，我也有病。当然他们是不是真的病到不能带兵，我们不去研究啊。反正两员大将都不去，这就让毛泽东更难办了。但他还是坚持要出兵，就做了两个决定，首先是让彭德怀挂帅，解决主帅问题。第二，就是把自己的儿子送上战场，解决党内团结的问题。　　彭德怀在红军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战功很大，但在最后的这个解放战争里边表现并不突出，主要原因是因为他负责的西北战区不是主战场，没有指挥几十万人的大兵团作战的机会。所以毛泽东这次派几十万大军入朝，首先想到的是指挥过辽沈战役和淮海战役的林彪和粟裕。选彭德怀是没办法了。用毛泽东的话来说，就是：“我作为共产党的主席，不派自己的儿子去，又派谁的儿子去？” 　　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在解放战争的时候毛泽东没有这样想？　　因为那个时候党内意见很一致，仗打的比较顺，派自己儿子去参军，就有培养接班人的嫌疑。只有到了朝鲜战争，为了说服党内同志团结起来支持入朝作战，为了鼓舞志愿军的士气，他才决定让毛岸英入朝作战。　　注意，这个决定不会是毛岸英主动请战的，而是毛泽东自己的决定。因为毛岸英入朝的时间是在援朝战争爆发之前。是和派彭德怀入朝同时做出来的决定。当时关于是否参战的争论拖了很久，党内没有一致意见。一直到10月份，美军都已经快打倒鸭绿江边了，形势非常危险了，再不做出决定就来不及了。　　10月4日，彭德怀还在西北地区主持规划建设大会，根本没有出国打仗的准备。突然接到通知让他去北京开会，会开到一半就走了。当天下午到了北京，毛泽东就找他谈朝鲜战争问题。彭德怀当时没有表态，回去想了一晚上，才来告诉毛泽东：我赞成你的决定。也就是说10月5日才最终定下来出兵朝鲜。　　根据聂荣臻的回忆，毛泽东是10月6日告诉他让毛岸英去给彭德怀当俄语翻译。10月19日，彭德怀就带着一个秘书和两个警卫员秘密进入朝鲜；10月23日，彭德怀的第一批司令部成员进入朝鲜跟他会合。而毛岸英就在10月23日入朝的这第一批人中间。整个过程都是高度保密的。直到11月2日，志愿军已经跟美军交上了火以后，国内才发表声明支持志愿军入朝作战，开始进行公开的政治宣传。　　也就是说，毛岸英决定入朝的决定，是在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之前就做出了。在这么紧张和高度机密的战争节奏中，不会出现在工厂里工作的毛岸英听说朝鲜战争爆发，然后主动要求去参战的情况。毛泽东也不会有这个闲心来考虑说，诶，这次打朝鲜是个好机会，可以让我们家岸英去捞点资历，回来以后好提拔他做官接我的班。就算要考虑，那也应该是这段最紧张最惊险的时间过去了再说。因为早在10月9日，毛岸英入朝前半个月，斯大林就通知毛泽东，我们的空军还没有准备好，暂时不能给你们进入朝鲜提供掩护，大概要再过两到三个月才能准备好。如果说真的要去熬资历、去镀金，那可以等两三个月以后有了苏联空军保护之后再去嘛，那不是安全得多了？　　实际上，就在10月22日晚上进入朝鲜的路上，跟毛岸英同一批入朝的人中间，39军司令部参谋处长何凌登，就在汽车上被美军飞机的子弹打中牺牲了。所以那是极端危险的，由于美军具有绝对的空中优势和强大的空中打击力量，任何人，包括彭德怀在内，只要一踏入朝鲜，就随时有生命危险，不会因为你是当参谋还是当翻译而有所区别、不会因为你是主席的儿子还是农民的儿子而有所区别。入朝之后一个月，毛岸英就牺牲了，死于美军的空袭。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有理由相信，毛泽东派毛岸英入朝作战，绝不是为了把他培养成接班人，而是在顶着党内大多数反对意见，做出抗美援朝的、关乎国运的这么一个重大战略决策的时刻，面对美国这么强大的对手，为了取得党内高层的支持，激励志愿军战士的士气，让全党全军团结起来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战争胜利，主动做出的这么一个决定。这是一个伟大的决定，一个富有献身精神的决定。绝不是为了镀金，国家主席的儿子冒这么大危险去镀金，还就是个俄文翻译，不值得。　　你看人家蒋经国，回国三个月就封为少将，还不用去前线，在后方当上几年保安司令，就晋升为中将了，这才叫镀金，这才叫培养接班人。从朝鲜战争之前毛泽东对毛岸英的安排来看，也没有要培养他接班的意思。在横扫国民党残兵败将的时候，他没有派自己的儿子去抢功劳，而把功劳留给大家；在大部分人都认为这个仗打不赢的时候，在粟裕林彪这样的虎将都称病不出的时候，他派自己的儿子顶着美军的飞机上了战场。所以说，哪些所谓的要感谢美国飞行员、感谢蛋炒饭之类的话，都是非常荒谬的。　　二、《红太阳是怎么升起的》？　　以上是我想要澄清第一个谣言。接下来我们来说第二个，这比第一个要复杂得多。　　1.整人与用人　　传言说毛泽东这个人，为了个人的权力不择手段，搞党内斗争的时候心狠手辣、反复无常。这一类传言的登峰造极之作就是高华的那本名著《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讲的就是说在延安整风当中，毛泽东阴暗的心理、用了很多很不光明的手段来整人。作者高华在书里边说：“毛泽东发动整风运动的根本目的是彻底肃清国际派在中共的影响，打击和争取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的力量，用自己的思想改造中央，进而确立毛个人在中共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 　　为了证明这个观点，作者列举了很多证据。我们举一个例子，延安整风结束以后召开的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他就说：你们看，通过延安整风，毛泽东大权在握，七大的人事安排就体现了毛泽东要独揽大权的这么一个目的。　　但是我仔细一看七大的中央委员名单，好像这个高华说的不完全对嘛。国际派的代表人物王明、博古、张闻天这些人，都还在中央委员会里边呀？他们还是中央委员，没有被迫害啊。于是《红太阳》的作者就说，这些人已经被剥夺了实权了，只是挂一个空头的名额，其实是被整了，说的有点道理。但我们再一看，延安整风里边表现最积极、被作者认为是毛泽东最信任的康生，他的社会部部长的职位被撤销了，没有保留任何实际职位，就是一个空头委员，这是怎么回事？于是作者又说，这是因为康生整风得罪的人太多，毛泽东不得不把他拿下来，显示康生干的坏事与自己无关，这叫丢车保帅。　　然后，再来看中央委员里边被提拔的人，刘少奇、彭真这些人被提拔上来了。作者说，你看，这就是毛泽东重用私人，把最先提出毛泽东思想和最先喊毛主席万岁的人大力提拔了，这是任人唯亲。这好像也有点道理。　　但是我们一看，咦，周恩来也被提拔上来了？周恩来可不是毛泽东的嫡系，而是威望很高的中共元老，以前还当过毛泽东的领导，当了好多年，在井冈山把毛泽东打倒的时候，他也是站在博古王明那一边的。就在一年前，周恩来还跟王明一起在南方局搞统一战线，合作的还挺好。那这又怎么解释？这个《红太阳》的作者又说这是因为毛泽东需要显示自己的公正、宽大。为了掩盖自己的权力野心，故意树的这么一个典型。　　这样的解释，我认为就有点牵强了。客观的说《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对历史细节的考证非常详实，不是凭空造谣。这书里面说的事情基本都是真的，但关键是他去解释这些事情，所用的逻辑有问题。　　实际上他举的这些个例子，我们用相反的立场和逻辑来解释，也完全解释的通。　　我们完全可以说，王明、博古这些整风的主要对象被批判了以后，还保留了中央委员的位置。这说明，毛心胸宽广，政治斗争只是为了贯彻政治路线，不是为了整人。周恩来这样的人以前跟王明博古他们一起犯过错误，但是已经改正了。所以只要做一下检讨，跟以前的错误划清界限，还要继续重用。这说明毛任人唯贤，不计前嫌，还是心胸宽广。反之，像康生这样的人，虽然对毛忠心耿耿、言听计从，但在整风过程中犯了很大的错误、制造了很多冤案，所以要坚决拿下。这说明毛泽东这个人公正无私，不姑息养奸，不包庇纵容自己的亲信。　　你看，我们这样来分析，也是通的，也有道理。对不对？所以事情是同样的事情，我们用不同的立场、不同的逻辑去分析，就可以得到两种相反的意见。我们应该相信哪一个？　　有一些很细节的问题没有时间去很详细的讨论。但是有一点，我们要分析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必须要把他放到具体的历史环境当中去。为了澄清《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的里边那种不尊重事实的立场和逻辑，我们必须对延安整风的来龙去脉做一个整体的把握。　　2.艰难创业　　首先，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它本质上不是一个独立的政党，而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它是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在思想上、组织上都要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一方面，共产国际从苏联对中共进行遥控指挥，直接下命令；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又从苏联派一些人过来，直接当中共的领导人。这些从苏联派过来的人的权力来源是共产国际，对苏联言听计从，而且从思想上也认为苏联的那一套模式就是搞社会主义的标准，什么东西都要学习苏联。这些人可以称之为“国际派”。他们的代表就是王明和博古。王明的身份是共产国际的中国代表，长期在苏联对中共进行遥控指挥；博古就是王明的同志，被派回中国当领导，负责执行王明的路线。　　还有一批人是中国本土成长起来的，这些人对中国的情况很了解，能力也很强。这些人就是“本土派”，其中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毛泽东。　　还有一批人是“中间派”。他们也去苏联学习过，但是回国以后长期在一线工作，接触了很多的实际情况，思想上其实已经本土化了。比较典型的代表，就是周恩来和邓小平。他们原来是在欧洲留学，接触过很多资本主义的东西，思想已经比较成熟了再去的苏联，不是王明博古那种没有被“污染”过的。像这个邓小平回国以后，先在上海干一些党务，基本上是跟着国际派走的。但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他去广西搞百色起义，慢慢的发现这个本土派的毛泽东在井冈山搞的很好，就跟着毛泽东走了，后来还被国际派打成了“毛派头子”。　　这种情况就好像我们现在，一家美国的跨国公司跑到中国来开了一家分公司，独立法人，中方这边也有一些股份，但是美方控股，高管都要从美国那边派过来。王明博古这些，就好像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已经彻底西化了，受到美国总部的重用；周恩来邓小平这些人，就是外派留学生，被派到了美国总部进行过短期培训，然后再回国担任要职；毛泽东，就代表中方股东，为革命出了本钱的，但是股份比较少，没有发言权。　　那个时候的苏联就好比是一个大财团。共产国际，就好像是它设立的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或者说小微企业孵化器，专门在世界各国搞风投、支持新的共产党创业。中共这个共产国际控股的中外合资企业，由于有财大气粗的苏联在后面砸钱，刚开始发展的很快，很短的时间内就从几十个人发展到了好几万人。　　但是发展到了一定规模以后，就出问题了。这跟我们企业创业也是一样，刚开始你比较小，没人理你，只能自生自灭。等规模大了，大家就把你当成竞争对手了，要跟你打价格战、要挖你的人才、在媒体上曝光你的负面新闻等等。当然那是革命战争时期，竞争对手的手段就比较直接了。国民党在蒋介石的带领下，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开始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这个时候，本土派和国际派就出现了分裂。本土派的代表毛泽东带着军队上山打游击去了，国际派还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死守。　　最后的结果，本土派在农村的根据地站住了脚跟，国际派在上海被国民党搞得没办法生存了，只能全部搬家到了毛泽东创建的江西革命根据地来。就好像我们现在有的企业，为了面子，跑到这个上海的陆家嘴、北京的CBD去租用最好的办公楼，但是这些地方写字楼的租金贵啊，风光了几年之后交不起房租了。然后大家一看，诶，江西分公司的毛经理搞得还不错，圈了一块地在搞建设，虽然还都是些毛坯房，但好歹是有独立产权的，比较安稳，所以总部就干脆搬到江西办公去了。　　总部这些人到了江西以后，还梦想着当年在CBD里边的好日子，天天想着要去围攻大城市、要搞正规军作战，说起来还有理论支持，就是学习俄国的十月革命，直接就去攻打圣彼得堡，然后就成功了。这跟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思路起了冲突。总部这帮人就仗着自己是领导，还有投资方兼大股东共产国际的支持，把毛泽东给免职了，自己直接指挥军队作战。结果几场仗打下来，把江西根据地的这点本钱也给打没了。没办法，只有变卖家产，跑路，打算跑到湖南去投奔找二六军团。　　而且总部这帮人，心还忒狠，因为毛泽东当时有病，行动不太方便，他们就觉得这家伙反正不听话，带着还是个累赘，所以干脆把他留在江西，不带他去湖南了。　　关键时刻，蒋介石帮了一个大忙。因为蒋介石这个人哪，比国际派那帮人识货，很早就看出来，上海那些马克思主义书呆子对他没有任何威胁，反倒是在江西农村闹革命的这些泥腿子威胁更大。所以天天在报纸上喊打喊杀，要坚决消灭朱毛红军。搞得包括全国各地的红军、地下党在内的大部分人，都以为朱德和毛泽东就是中共最高领袖。博古王明这些人大家都没听说过。这个时候，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间派就站了出来，坚决要求把毛泽东带上，因为要是留在江西，被国民党抓住了或者杀掉了，对士气影响太大。这是中间派第一次站出来支持本土派。其实这也说明，经历了从大革命到现在的各种失败，中间派已经开始动摇了，虽然在组织上还听国际派的指挥，在心理上已经开始倾向于本土派了。　　长征开始以后啊，红军的逃跑路线很快就被蒋介石识破了，在西进路上布下重兵。国际派那帮人确实是缺乏实战经验，有点本钱的时候就天天琢磨着怎么去攻打大城市，这叫“左倾冒险主义”；打输了开溜，马上就慌了，一根筋就想着赶紧到了湖南就安全了，一路狂奔，这叫“右倾逃跑主义”。在路上被蒋介石各种围追堵截，眼看就要全军覆没了。这个时候中间派终于坐不住了，在遵义会议上，跟本土派的人联合起来，逼迫国际派把对红军的指挥权交了出来。其实在那种情况下，毛泽东站出来，率领红军搞兵变，把国际派那些人抓起来也是做得到的。因为输的实在是太惨了，你们这帮人在上海把自己的总部丢掉了，跑到江西来又把我们的根据地搞丢了，现在三万红军战士血染湘江，军队里边的那种愤怒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毛泽东是个野心家，直接煽动军队搞哗变夺权，一下子就可以彻底解决问题，后边就没有延安整风那些事儿了。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个书里边呀，有一个说法，就是毛泽东这个人很阴险，在党和军队中间搞两面派。对党内，就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用军权来夺取党权；在军内，就说党指挥枪，用自己在党内的地位来压制那些军头。这个分析也是属于我们前面说的，用错误的逻辑来归纳正确的事实。毛泽东坚持党指挥枪是真的，而用军权来夺取党权，只是借这个势，绝对不会坐实。毛泽东终其一生，都从来没有动用过军队来解决党内的政治对手。不管是在江西、在长征路上、延安整风、还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如此。在江西，党中央让他交出军权他就交出军权，连续交了三次；在长征路上，眼睁睁的看着跟自己一起上井冈山的红军战士白白牺牲，他还是坚持要搞党内斗争。这是他作为共产党人的政治原则，不是什么两面派，什么野心家。　　我们做个对比：后来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合以后，中央这边还没让张国焘交出兵权，也没让他的军队去打仗牺牲，他就坐不住了，仅仅是在北上还是南下的路线上有了分歧，就就要发动兵变来逮捕毛泽东张闻天这些人，然后自立中央。这才叫用军权来夺取党权，这才能叫两面派。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当年国际派这帮人，不是跑到毛泽东的地盘，而是跑到张国焘的地盘去指手画脚，还要他把军权交出来，那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所以中共内部那么多牛人猛人，为什么大家都服毛泽东？除了他指挥打仗厉害、制定战略厉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通过这些事情让大家看到，毛泽东这个人是确实把革命事业而不是个人的权力地位放在第一位的。自己创建的军队，在自己的打出来的地盘里边，一群把地盘搞丢了的“上级”跑过来，让他上他就上，让他下他就下，就这么搞了三次。有几个人能做得到？　　最神奇的是有一次，上海那个朝不保夕的中央开了个会，要罢免击败了蒋介石十几万军队的毛泽东，派了个职位很低的特派员过来传达命令，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连个书面文件都没有带，还把口信传错了，说要开除毛的党籍。毛泽东就马上卸任，交出党内军内一切权力，赋闲去了。这就叫共产党员的组织纪律性。这种人来当领导，大家才会服你；你下的命令，大家也会坚决执行，这叫以身作则。　　3.摆平山头　　所以这个遵义会议的结果，本土派重新掌握军权是必然的，不可阻挡的。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妥协，国际派只是交出了军权。党内一把手张闻天还是国际派。中间派的周恩来被授予军事行动的最高决策权，毛泽东复出，成为周恩来的副手。由于周恩来不懂军事，而且也比较谦让，所以实际指挥权仍然归毛泽东。打了几次胜仗以后，毛泽东才成了军委主席，周恩来成了副主席，二人调换了一下位置，把这个关系理顺了。　　毛泽东掌权以后，最终成功带领红军走到了陕北，并且站稳了脚跟。树立起了巨大的威信，通过这样的胜利，慢慢的成为了中共实际上的一把手。但是这个一把手的地位不是很稳固，甚至不是很明显。最高领袖名义上还是张闻天，虽然他比较支持毛泽东，本人也没有争权的野心。但他背后的国际派在苏联的支持下仍然非常强大，特别是1938年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回国以后，奉斯大林的直接指示，对共产党的抗日政策进行干预，要求“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要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放弃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　　有了苏联的支持，王明就对中央最高领导层进行改组，把自己从苏联带回来的康生和陈云两个人塞进了中央书记处。这样中央书记处就变成了王明、毛泽东、张闻天、康生、陈云这么一个组合，国际派占了4个席位。本土派只有一个军权在握、实在干不掉的毛泽东。中间派因为曾经“倒戈”而受到惩罚，周恩来被踢出了中央书记处，一个位置也没有了。　　所以《红太阳》一书的作者拿七大的人事安排来说事，说毛泽东任人唯亲，挑选对自己“臣服”的人进入领导班子，还找了那么多理由。我们跟王明比一下就知道了，毛泽东在七大的人事安排简直就是“和稀泥”：中央五大书记里面，中间派(周恩来)、国际派(任弼时)、本土派中的解放区(毛泽东)和白区(刘少奇)各个山头的代表全都有。还有一个朱德，以前是国民党的将军，去过欧洲，去过苏联，周恩来介绍入的党，在井冈山跟毛泽东一起干革命，把毛泽东赶下台的事儿他也有份，长征途中又被安排去张国焘的四方面军工作，跟各方面都有些渊源，德高望重、脾气又好，但是又不代表某个具体的派系势力，因而成为各派力量的缓冲和调解人。　　对比王明和毛泽东所搭配的两份名单，我们就知道什么叫“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要从完美无缺的角度来挑剔毛的用人，怎么说都有毛病；但你要是跟同时期的其它政治领袖比，你就会发现若论大公无私、任人唯贤、不计前嫌这些品质，真没人比得过毛。　　王明当权，就专用国际派；蒋介石当权，就专用黄埔军校的嫡系；只有毛泽东当权，不管什么派别、什么山头的人，只要能干的、服从党的政治路线的，全都上。在军队里也是，解放战争期间东北司令林彪算是毛的嫡系，西北司令彭德怀是独立性很强的无派别人士，中原战区司令刘伯承是国际派，毛泽东在井冈山被整下去以后，在前线指挥反围剿的就是他，彭德怀大骂“崽卖爷田不心疼”也是骂的刘伯承；华东战区司令陈毅是中间派，跟周恩来邓小平他们一起留学法国回来的，算是周的铁杆，但华东战区的实际指挥是粟裕，是长征开始后留在南方的游击队将领，刘少奇提拔上来的；华北战区是聂荣臻，在欧洲和黄埔军校期间都是周恩来的老部下。　　所以你看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的五大书记、军队的五大主力战将，是各个山头都有。为什么延安整风后的共产党这么团结？不说是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有了领袖就号令统一了。国民党老蒋的领袖地位早确立了，号令也统一，问题是大家都阳奉阴违，打起仗来都是各顾各。所以问题的关键不是共产党有没有领袖，而是毛泽东这个领袖起到了什么作用？　　他的作用除了制定战略，很重要的就是能够超越派系，公正对待党内军内的各种力量，没有偏私。所以共产党的军队就特别抱团，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国民党的军队就是“友军有难，不动如山”。孟良崮战役，黄埔4期毕业生张灵甫率领的精锐74师快被围歼了，蒋介石天天发电报命令周边部队增援，除了黄伯韬的25师，其它部队全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个25师为什么要拼死相？因为师长黄伯韬不是黄埔的嫡系，却得到了蒋介石的重用，所以他就特别感恩，没有门户之见，真的有为党国尽忠的决心。后来打淮海战役，三大兵团的统帅，只有黄伯韬不是黄埔嫡系，也只有他一个人最后战死沙场，另外两个黄埔出身的杜聿明和黄维都当了俘虏。后来蒋介石在黄伯韬的追悼会上还说，“如果我手下的将领都像黄伯韬这样，怎么会打不过共军？”他始终没有意识到：如果他对待各个非黄埔系的将领都像对待黄伯韬一样，他手下的将领才可能都跟黄伯韬一样。　　——前面扯得有点远了，我们还是接着王明回国来说。他改组中央书记处的人事安排，私心太重太明显，把本土派打压了不说，把中间派也彻底得罪了。而且他所执行的这种对国民党过分妥协的政策，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的节节败退而失败了。但是王明背后有苏联的支持，大家暂时也拿他没办法。直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必须用全部精力投入对纳粹德国的作战，没有精力顾及中国了。毛泽东才抓住机会开始反击，发动了延安整风。　　三、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运动” 　　延安整风有四个层面，《红太阳是怎么样升起的》这本书只是片面放大了第二个层面。它的第一个层面是公开宣传的“整风”，反“三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第二个层面是“整人”：本土派要打击国际派，团结中间派，夺取领导权。　　第三个层面是“整军”，也就是纠正国际派和中间派奉行的“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确保中共对已经编入国民党军队序列的八路军、新四军的绝对领导，在抗战中发展壮大自己的军事实力。　　当时党内高层有一大批人，包括周恩来在内，觉得一切要以抗日为重，军队要服从国民党中央政府的统一指挥。但是毛泽东脑子还比较清醒，首先是蒋介石指挥打仗水平不行，正面战场抵抗不住日本的进攻，把中共这点本钱拿去打正面的阵地战，很快就会拼光的，国民党也很乐意这么做；其次是蒋介石随时有可能放弃抗战，以牺牲部分国土为代价换来和日本人联合剿灭共军，东三省就是前车之鉴。在这种情况下，在统一战线中，中共的军队要独立作战，按照自己制定的游击战加运动战的方针来打，配合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但不是服从他们的调遣。双方是合作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要对抗战以后才加入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新兵加强思想教育，服从党的绝对领导，不能把国民党当上级。　　此外，延安整风还有第四个层面，这个层面才是最根本的，是“整党”。　　要通过整风和整人，在组织上、思想上、路线方针上彻底摆脱苏联的控制，实现中共的完全独立，最终完成从“共产国际中国支部”向一个完全属于中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过度。　　这第四个层面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整风只进行到第二个、第三个层面，把国际派打倒了、把“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路线否定了就完。但是在党内那种把苏联当成上级，把苏联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当成是权威解释，把来自苏联的指示当成是代表全世界无产阶级利益的决定。那么就算这次打倒了王明，过几年党内如果再出现路线斗争，苏联又可以派个“钦差大臣”过来充当最终仲裁者。　　而且，苏联这次派王明来干涉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跟以前的干涉有本质区别。以前的干涉出现错误，是因为苏联的共产主义领袖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是认识上出现了偏差，但他们跟中国共产党是站在一条战线上的，为了中国共产党好。是好心办坏事。而这一次的干涉，是因为欧洲战场局势紧张，斯大林希望拉拢蒋介石政府抗日，解除日本在东北对苏联的威胁。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不惜牺牲中国共产党的利益，让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交出军权。也就是说，所谓世界无产阶级的最高领袖斯大林，在苏联的国家利益和其它国家的无产阶级利益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选择了前者。我们不能说斯大林这样的选择是错的，但肯定是中国共产党不能接受的。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里面对这个事实轻描淡写，说是王明这个人能力不足，不能从苏联要到军事援助，所以毛泽东利用这种不满来攻击王明。这是很肤浅的。这不是王明个人能力的问题，而是斯大林的重大战略选择。抗战开始以后，苏联竟然大规模向国民党援助军火，而只向共产党提供各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中共内部戏称为，“军火给了资产阶级，书籍给了无产阶级”。在这样的情况下开展的整风运动，本质上就是一场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运动，表面上是本土派向国际派夺权，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人向苏联夺权。前者只需要高层斗争就能实现，后者则必须全面整党，所有党员都要接受这种思想意识的改造。　　但是，这第三个和四个层面又不能挑明了说，因为只是追求独立，不是彻底退出统一战线，更不是要跟苏联决裂。日本人还是要打的，苏联的社会主义老大哥地位我们还是要承认的，以后需要帮忙的地方还很多。要给苏联，给斯大林留够面子，总不能直接说斯大林同志背叛了世界无产阶级吧。　　所以，延安整风在表面上，说是整顿党风文风，看起来像是简单的思想教育工作。实际上，有两条线在暗中展开：　　一是全面号召大家要承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毛泽东思想，承认本土派的代表毛泽东在革命中的领袖地位，对以前的错误路线进行全面的批判和清算。让大家充分理解：苏联的指示、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不能盲目相信，更不能当成最高权威；　　另一个就是要严格审查抗战以来到延安或者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人员。这些人哪些是冲着共产主义来的，哪些是冲着抗日来的，哪些是国民党的特务，要搞清楚。因为那个时候国共合作抗日嘛，很多人到延安来或者加入八路军，不是说我信仰共产主义，而是说我要参加抗战。这些人共产党也欢迎，但是具体态度要搞清楚，以后跟国民党开战了才能区分什么样的人是可以依靠的。此外，由于共产党合法化了，很多以前被国民党抓起来关在监狱里的共产党员也给放出来了。这些人当中有谁是坚持斗争的，哪些是屈服认输的，哪些是变节投降的，都必须要搞清楚。这个工程非常浩大，当时又没有个人档案管理系统，身份证户口本也都没有，只能是你自己写材料，再加上各方面的人给你写证明，互相对照看看有没有撒谎……这中间出现很多差错，很多人觉得自己很无辜，受了很大的委屈，是不可避免的。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个书的作者就利用这种延安整风的口号和实际做法的差异，大量考证了那些被冤枉的案件，然后扣到毛泽东头上：你看你，口头喊的是整顿学风文风，实际上大搞个人崇拜，对不相信你个人崇拜的人搞政治审查、政治迫害。你要想掌权我们理解，那打倒王明这些人就可以了嘛，为什么还要批倒斗臭，把下边的人也搞这么惨？　　按照这个逻辑，那毛泽东当然是个坏人，是个大阴谋家、权力狂。但是延安整风实际上要同时完成两大战略任务：　　第一，让中国共产党彻底摆脱苏联的控制，成为一个独立的本土化政党；　　第二，保证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为即将到来的国共战争做好组织上思想上的准备。　　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时代，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在战场上死去，还有更多的普通百姓“辗转死于沟壑”。毛泽东和他的同事们所要做的事，是扭转乾坤。从这个角度来看，则毛泽东发动这场整风运动，对党员干部进行思想改造和审查，其严厉程度并不过分。　　四、毛泽东的忏悔　　就在苏德战争爆发和延安整风之前，苏联刚刚进行了一轮类似的“整风运动”，它的目的，也是在于对苏联共产党建党的各种路线方针进行总清算，统一政治路线。在这场被称为“大肃反”的运动中，最高领袖斯大林采取了非常冷酷无情的手法来镇压党内反对派：领导十月革命的2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15人被处决，党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934年)选出的71名中央委员中，除了基洛夫被暗杀外，只有19人活下来，其余均被处决或自杀。在中层和底层中间被处决的人数更多。　　所以我还是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斯大林这种做法，才叫“树立自己在党内的绝对统治地位。”毛泽东这种让大家参加学习班、写思想汇报、开会批斗的方式，离建立绝对统治地位还远得很。你要用我们今天在和平时期、法制建设比较完善的标准去评价老毛的这些做法，那肯定是问题多多。但要是跟共产党的最高领袖斯大林比较一下，毛泽东这么做简直就是宅心仁厚、菩萨心肠，用思想改造来取代“肉体消灭”，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痛苦的肃反　　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派当权的时期，受苏联的影响，也喜欢在党内军内搞肃反。那时候生存环境很艰难，国民党特务渗透的很厉害，一不小心就会被连窝端了，所以通过各种严刑逼供等手段审查特务，制造了很多冤案，杀错了很多人。这样的肃反活动是什么时候终止的？就是在毛泽东掌权以后。　　也就是从延安整风运动开始，一直到毛泽东去世，中共内部再也没有搞过成批杀人的肃反运动。包括文化大革命这种空前规模的政治运动，也没有因为政治问题杀掉一个党内的中高层。有一些像张志新、遇罗克这样的人确实是被冤杀了，但他们只是普通党员，死刑命令不需要经过毛泽东批准。这是他控制不了的。凡是需要毛批准的、涉及政治问题的死刑申请，全部都被他否决了。从延安整风提出“一个不杀”的口号开始，毛泽东把这个“党内斗争不杀人”的原则坚持了一辈子。新中国的开国元勋们，没有一个死于处决或者事实上的处决(比如关起来不给饭吃饿死或者被殴打致死等)。　　毛泽东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坚持？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吸取了红军时期肃反扩大化的教训。那个时候在国际派的领导下，所有的革命根据地都在搞肃反：邓发的闽西、贺龙和夏曦的二方面军、张国焘的四方面军，也包括毛泽东的江西根据地，都搞的很厉害，都犯了严重的扩大化的错误。有些根本就是无中生有，成千上万的红军战士被冤杀。　　最扯的是邓发在闽西搞的反对“社会民主党”的肃反，是因为苏联那边在搞这个，国际派那帮人就学着苏联开始干。你想在福建的大山里头，手机电视电话广播报纸全都没有，只有几台电报供领导人跟中央联络，怎么会有人受到东欧那边的“社会民主党”的渗透？谁知道第二国际的主张跟第三国际的主张有啥区别？但就这样，邓发领导的闽西肃反也杀了好几千“社会民主党人”。　　这个时期毛泽东也曾经头脑发热，犯了很严重的错误。但是像《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里面，把主要责任归结到毛泽东头上，也是不对的。如果其它根据地都没有肃反，唯独毛泽东的江西在搞肃反，这样说当然可以。但实际上是所有的根据地都在搞肃反，且大部分都搞的比江西还厉害，这就不能说是毛泽东的主要责任了。　　2.“一个不杀” 　　在党的七大上，毛已经完全掌权以后，他就说：“肃反，走了极痛苦的道路。反革命应当反对，党未成熟时，在这个问题上走了弯路，犯了错误。”他用了“极痛苦”这个词来描写当年的肃反，这是党和红军的痛苦，也是他自己的痛苦。他反思这种痛苦和错误的方式，就是下定决心，绝对不能再让滥杀人的肃反运动重现。《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这本书里边说啊，毛泽东在延安整风里面忍着没有杀人，是因为苏联的干涉，是收到季米特洛夫反对整风扩大化的电报以后才被迫收敛的。但问题是毛泽东“一个不杀”的指示是在收到季米特洛夫电报之前就下达的。作者也承认这一点，只好说：毛泽东说这样的话，只是为了显示自己宽大，实际上整风扩大化的势头根本没有终止，毛泽东也不想终止，是收到电报以后才被迫将假话变成实际行动的。　　这种逻辑很难去辩驳它：反正好话都是虚伪的，好事都被被迫的。怎么反驳？　　不过我们还是可以来看一下，等中共统一中国、打赢了抗美援朝、斯大林都死了的情况下，谁也不用怕的毛泽东是不是继续这么说、这么做？还是说终于露出獠牙，老子要大开杀戒了，谁也管不住我了？　　1956年4月26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做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里面专门提到了如何处置反革命：　　“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 　　什么样的人不杀？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能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 　　但是，要不要立条法律，讲机关里的反革命一个不杀？这是我们的内部政策，不用宣布，实际上尽量做到就是了。假使有人丢个炸弹，把这个屋子里的人都炸死了，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你说杀不杀？那就一定要杀。　　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把前面这些话，跟毛泽东在七大上的讲话对照起来，我们就可以看得出，他对红军时期肃反问题的反省是很真诚、很深刻的。　　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些人都是毛泽东亲定的反革命分子，也都是老党员。但是他坚决不准杀掉这些人，一方面是要留有余地，避免杀错；另一方面是他很明白“上行下效”的道理：上头一开始杀人，下面就会蜂拥而上，跟着杀掉一大批人。所以制止政治斗争乱杀人的方式，就是对上面的这些反革命头子，一个不杀。像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些人，如果杀了，下面那些跟他们有牵连的人，很多就会跟着被杀掉。那些小人物是毛泽东顾不过来的，不可能一个一个的去审查该不该杀。如果“首恶分子”都留着不杀，下边受牵连的人就没有道理要杀掉了。　　此外，毛泽东还认识到一个道理：“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不管是批斗也好、撤职查办也罢，只要不杀头，很多人还是有勇气说真话的。不杀人，就始终给人保留了希望，只要你坚持的东西真是真理，将来总有翻盘的一天。这样，党内斗争就可以控制在比较理性的范围内。　　这种理性化的处置方式，使得中国最终走上了跟苏联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文化大革命期间，有很多很多人被冤枉了、受到了政治迫害。但是大部分人，只要身体比较好、心理没有想不开自杀的，都成功熬过了文革，等到了平反昭雪的一天。所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为什么那么顺利，因为这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只是被暂时打倒了，没有像斯大林的肃反一样直接从肉体上消灭。只要路线方针一走上正轨，这些人马上就可以出来工作，整个社会没有出现严重的人才断层。在各行各业，马上就涌现出一大批经验丰富的高级人才。被冤枉的人肯定不会喜欢文革，但大部分跟文革也没有带血的仇恨，既然已经结束了、平反了，“四人帮”也抓起来判刑了，大家也就可以接受邓小平提出“团结一致朝前看”的思想，一起搞建设，而不是去清算以前的事情，没有像斯大林死后那样，出现“匈牙利事件”等社会动乱。　　如果毛泽东像斯大林一样，把反对他的高级干部都杀掉了，那么等到1990年前后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的时候，没有邓小平、陈云、王震这些老革命镇着，党内军内掌权的都是一些没有经历过长期考验的新人，中国很有可能就跟东欧、跟苏联一样，陷入严重的社会动荡，甚至出现内战，新疆西藏这些地方有可能就分裂出去，我们今天就像南斯拉夫、乌克兰、俄罗斯一样。谁要还说什么中国崛起、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之类的，恐怕就像神经病说梦话一样了。　　五、杀与不杀之间　　当然了，话又说回来，真正心慈手软的人肯定当不了革命领袖。慈不将兵嘛，对不对？毛泽东的“一个不杀”是仅限于政治斗争范围内，对于武装起来的敌人，他消灭起来是毫不手软的。还有就是有血债的，也就是毛泽东说的“往屋子里丢炸弹”的反革命，该杀还是要杀。比如建国后的镇压反革命，很多地方的“东霸天”、“南霸天”这种黑社会、会道门头子就狠狠的杀了一批。　　对此，崇新岳先生在他的天涯博文《高岗事件的来龙去脉》里面归纳了一条，我觉得归纳的非常好，就是说只要你是出于“为公”的心，不论犯了多大的错误，毛泽东都不杀。但是如果是出于个人的私欲，他是毫不手软的。　　最典型的就是刘青山、张子善，这是两个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的高级干部，他们并非毛的反对派，但是贪污了公款，毛泽东毫不犹豫的下令枪决，谁求情也通不过。像邓小平这种横跨党(当过总书记)政(当过副总理)军(当过大兵团政委、淮海战役前敌总指挥)的实权人物，跟老毛明显不是一条心的，竟然一不杀头二不坐牢三不开除党籍，毛泽东还特别关照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只要他表现出一点悔改的意思，很快又提拔上来重用，原因是“人才难得”。两相对比，就可以看出毛在用人和杀人方面的这种气度了。这种人说是伟大领袖，过不过分？我看一点也不过分。　　还有一个很经典的对比。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在处理手下的功臣杀人案上所采取的截然不同的态度。　　1935年，蒋介石的爱将、黄埔嫡系张灵甫因为怀疑妻子不忠而将其枪杀，此事震动全国。蒋介石下令严惩，关了一年之后法院判了死刑，但是蒋介石又宣布念其有功于党国，不予执行。等到抗战开始以后，便以国家急需人才、将功赎罪为由把张灵甫给放了出来，官复原职，继续当将军。　　张灵甫杀妻案两年后的1937年，红军将领黄克功——他在长征途中为毛泽东的四渡赤水和攻克娄山关两次最得意的战役立下过大功——因为女朋友刘茜要跟他分手，不忍其忿，将刘枪杀。此事也在延安引起轰动。黄克功给毛泽东写信，承认了罪行，要求上战场将功赎罪，表示想死在战场上。毛泽东最终决定将其公审并处决，并且在宣判的时候委托审判长雷经先公开宣读了他写的一封信：　　“雷经天同志：　　你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　　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　　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　　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　　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庭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体恤。　　毛泽东　　1937年10月10日” 　　——这样一封信，今天读起来，仍然有一种让人感动的感觉。蒋介石为什么会以绝对优势之兵力而完败于毛？从这封信里面，可以找到答案。　　此外，毛泽东从上井冈山开始，就自创了一条很变态的规定，叫做：“优待俘虏”。这个东西也是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就是老毛自创的。简单来说，就是对于被俘的敌人，不准打骂虐待。普通的士兵，愿意加入我军的，就加入，不愿意加入的，就地遣散，而且还要给他们发钱，当作回家的路费。至于他是回去再加入国民党，还是真的回家，我们不管。那种回去继续参军，下次又被俘虏的，怎么办？不管被俘多少次，一律继续发钱遣散。　　被俘的高级军官属于战犯，不放，但是也要优待，一个不杀。从红军时期到解放战争结束二十多年里，毛泽东指挥的军队俘虏了无数国军将领，但被枪毙的只有一个张辉瓒。这家伙在“围剿”期间烧杀抢掠，杀了很多根据地的老百姓，民愤极大。被俘虏以后，毛泽东和朱德还商量说张辉瓒这个人是正规军事科班出身，可以让他当个教员，给我们上课讲讲军事知识。但是命令还没有传达下去，前线的指战员，在愤怒的士兵和群众的压力之下，就已经把张辉瓒给枪决了。所以实际上毛泽东对于敌军将领，也是跟对待政治对手一样，是坚持“一个不杀”的。　　为什么？因为战场上杀人，跟政治斗争中整人一样，都是实现政治路线的必要手段。我们跟敌人交战，双方都是为了让自己相信的政治路线得到执行，都是“为公”。这跟那种当地方恶霸，为了自己的利益欺压甚至杀害普通百姓的“东霸天”、“南霸天”不是一个性质。后者是为私，在镇反运动中就统统杀掉了，杀起这些人来，毛泽东是眼睛都不会眨一下；前者是为公，杀的人数量比前者还多，但是被我们抓住了就一个不杀，不报复。像后来淮海战役里面被俘的黄埔将领杜聿明，他指挥的军队杀死的共产党人，哪个地方恶霸比得上？但被抓以后坐了几年牢，建国后没多久就给放了出来，还当了政协委员，后来还当上了政协常委，单论级别的话，比他在国民党那边还要高，活到了1981年，老毛死了他都还没死。这种公私分明的气度，古往今来，有几个领袖能够做得到？这个政策我之所以叫它“变态”，是因为它违背人性——喜欢报复的人性。毛泽东能够克服这种战场上的仇恨，公正对待自己最大的敌人，让人不得不服。　　所以，我们看，跟斯大林比，毛泽东知道什么样的人不该杀、不能杀；跟蒋介石比，毛泽东懂得什么样的人应该杀、必须杀。不是当老好人，也不是滥杀无辜，而是把这个公与私、宽和严分得很清楚、很让人信服。像这个罗瑞卿大将，是毛泽东的亲信，但是在文革的时候，毛泽东亲手把他打倒了。他觉得很冤枉，愤而跳楼自杀，摔断了腿。毛泽东听说了，也不说要调查一下有没有冤情，而是很不屑一顾的说罗瑞卿这个人没出息，这么点事儿就自杀。后来在文革里面罗还被关进了监狱。但是当他听到毛泽东去世的消息，竟然伤心得流泪，不顾病体带着妻子、拄着拐棍去向毛主席像鞠躬。这不是说罗瑞卿这个人有受虐倾向，或者觉得自己被整得好、整的对，而是因为他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长，知道毛泽东这个人不管是提拔你还是整你，是整错了还是整对了，他都是出于公心，不是私仇。　　六、斗争与团结之间　　把关于毛岸英和延安整风的谣言分析清楚了，我们来总结一下，说这个毛泽东为什么能成为中国历史上一千年才出一个的领袖人物。　　所有原因当中，最重要的是能够制定正确的战略，能把队伍带到正确的方向上去，在战场上打赢敌人。这方面的东西我党一直在大力宣传，我就不多说了。　　除此以外，我觉得至少还可以提取出三条。　　首先，领袖人物做事情要以身作则。　　毛泽东在井冈山三上三下，受了天大的委屈，也要服从党的决定，所以他的军队纪律严明；毛泽东敢把自己唯一健康的儿子送到最危险的战场上去，并且真的牺牲在那里，所以他的军队在朝鲜视死如归。花言巧语说多了没用，关键看你自己在关键时刻怎么做，下面的人都是睁着眼睛看的。　　在大革命失败、共产党人惨遭屠杀的时候，没有当过一天兵、没有上过一次战场毛泽东就敢带着部队造反。再看王明，一见大革命失败，呆在中国有被杀头的危险，他就溜回苏联去了。等到老毛他们这些人九死一生走完长征到了陕北，开打抗日战争了，跟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了，他这才坐着飞机到延安来争夺领导权了。两相对比，高下立判。像王明这样的人，你再聪明、水平再高，大家怎么会服你的领导？　　第二，要摆平山头，而不是打压山头　　毛泽东在七大人事安排的时候专门就山头问题讲过一段话：“山头，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着的东西，不能简单地宣布取消了事；我们的原则应该是承认山头，削弱山头，最后再消灭山头。” 　　削弱和消灭山头的前提，是承认和照顾山头。一个团队在创业成长的过程中，不同时期加入进来的、不同背景的人……总会形成不同的山头。不能简单的把这些东西视为“小团体主义”，一味的打压。解决的关键是公平对待，而且还要适当的照顾平衡，对于比较弱势的山头，要略微有点优待。让各个山头的人都感觉到：领导是公正的，这个团体里面，并不需要依靠自己这个山头来升官或者自保。慢慢的这些山头就会消失。　　如果领袖人物自己独占山头，专用自己的嫡系，那么其它的山头不仅不会消失，还会加强，因为其它山头的人看到了：只要没有进入嫡系的范围，就是没有希望获得领袖认可的。所以，山头内部的人必须团结起来争权夺利，有共同的困难也不要管，首先是要保住自己这个山头的利益。这样，最后必然导致这个团队四分五裂。蒋介石就是前车之鉴。　　第三，要团结，更要斗争，要以斗争来促进团结。　　斗争哲学是毛泽东思想里面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因为老有人说嘛，说中国人就喜欢中庸之道。毛泽东就说，这是胡说八道，中国人就是好斗。　　老毛这个人就特别好斗，不像周恩来这么热爱和平。在他看来斗争是人类进步的必要手段。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团队，如果老是搞一团和气，那这个团队肯定没有活力、没法进步。外表看起来啥问题都没有，其实里面不知道隐藏了多少危险，说不定哪天就爆发了。所以毛泽东的哲学就是要主动挑起斗争，大家要不停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矛盾爆发之前先把矛盾挑明，犯了路线错误的就要打倒，就要开会批斗。只有经过了充分的斗争，把矛盾问题都摆出来说清楚了，才能真正实现团结。所以说，斗争是团结的前提。　　但是毛泽东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坚决把这种斗争限定在理性的范围内。所以，不能采用极端手段来搞斗争，比如大规模杀人。这里面的平衡非常难以把握：斗争过于温和了，人人都能过关，起不到效果；斗争过于激烈了，有可能导致非理性的仇恨。　　比如说，延安整风，一方面必须要整，不能不整，否则中共在思想上永远摆脱不了苏联的控制；另一方面，当时日本人占据了大半个中国，国民党也随时准备伺机消灭共产党，斗争的太狠了，万一引起党的分裂，那问题就严重了，就是生死存亡的危机了。毛泽东就好像一个走钢丝的高手一样，极为小心的维持着这种斗争与团结的平衡，这里面体现出来的领导艺术，是非常高超的。在如此激烈的战争环境下，在完全不耽误对外作战的情况下，竟然完成了对共产党的一次脱胎换骨般的内部整顿。　　以前我老是有个疑问，因为看了很多不严谨的所谓“历史研究”，觉得这个共产党高层天天斗争那么激烈，为什么越斗争越厉害，最后连美帝都给打赢了？国民党那帮人为啥就越斗争战斗力越烂？这个东西不科学啊！哪有一个团队的高层领导忙于内斗而下面的人能够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你看太平天国不就是亡于内讧吗？共产党为什么没有亡于内讧？要是中共和毛泽东的历史真的像袁腾飞啊这些人讲的那样，中共早就灭亡了，对不对？　　后来我才明白这是啥原因。 “以斗争促团结”这个东西，实在是高明到了极点的领导艺术，只有兼具完美人格和极高智慧的人才能做得到。　　七、庸俗与真相之间　　我看过很多质疑毛泽东政治品质的文章，但是书读得越来越多之后，我才发现这些东西实在是矛盾百出。包括像高华、余英时这些看起来像很严谨的学者的著作，但仔细深入的辨析的结果，发现竟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像余英时描写毛泽东上井冈山，说：　　“毛泽东利用其与流氓打交道的手法，是相当成功的，他满口仁义道德，哄得袁王两人贴贴服服。王佐是一个头脑简单的土匪，袁文才又有浓厚的个人英雄主义思想，三个一拍即合，大块肉大碗酒的结拜为弟兄。” 　　这段话实际上就是说，老毛也是半个流氓，所以才能忽悠土匪。整篇文章余英时都忽略了一点(我觉得是故意的，作为一个研究这方面的学者，不可能不知道一些基本的事实)，那就是：袁文才在见到毛泽东之前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和王佐在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几乎同时发动了宁冈农民暴动，从国民党监狱里面救出了一批在当地搞农民运动的共产党，然后退守井冈山。当时二人的身份是中共宁冈县委下面的军事干部。他们以前当过土匪，身上也有匪气，但早已被中共收编了，并不是等到毛泽东带队伍来井冈山的时候被毛的“满口仁义道德”忽悠的。　　余英时还是个学者，尚且如此，网络上那些各种关于毛的谣言传言，其荒谬之处就更为不堪了。　　我以前是学经济学的，没怎么花功夫来考究有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历史细节，关于毛泽东的知识，很多都来自于网络文章。但是从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发现以前学习的那些西方经济学的东西，问题实在是太多了。认真反思的结果，就是中国经济的成就和问题，都不能用西方的那一套框架来分析。不把中国社会主义的根基搞清楚，就没办法解释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奇迹。要搞清楚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根基，就没办法避开毛泽东。　　2012年8月，我历时四年完成的《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这本书写完了也出版了。当时有了一种自满的心理，觉得改革开发这三十多年的脉络，已经基本被我说清楚了。谁要是搞不清楚，看完了这本书，也就清楚了。但是对于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我还是一知半解，面上的政策变动都知道，但这些政策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反复，却完全搞不清楚。　　所以，这才花时间来认真的读一些关于毛泽东的历史资料。看得越多，越发现网上那些东西实在太不靠谱。特别是针对个人道德品质的问题，几乎是清一色的阴谋论。我觉得这是很糟糕的，我们就不说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了，就是对普通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也很不好。这种庸俗的历史分析，会让大家觉得：哦，原来我之所以没有成为领袖人物，主要原因是我心理不够阴暗、权力欲不够强盛、搞阴谋诡计水平不够高、整人的时候不够心狠手辣…… 　　实际上，真实的历史应该给那些不甘于平庸的人们这样的启迪：我们之所以没有成为一个团队中令人信服的领袖人物，是因为我们面对诱惑的时候难以抵抗、面对困难的时候不够勇敢、面对危险的时候不能够身先士卒、面对私情和公利的抉择的时候犹豫不决；在需要斗争的时候抹不开情面、需要团结的时候意气用事，需要平衡山头的时候任人唯亲……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面镜子，这种一千年才出一个的伟大人物，可以照出我们普通人的弱点和缺点。平庸的人不愿意承认，对待这位新中国的国父，就像小姑娘们看《甄嬛传》一样，只要有足够多惊险刺激的争权夺利的故事就好了。很多谣言，正好迎合了大众的心理，因而得以大行其道。我今天要辟这些个谣，讲清楚：毛泽东这个人，近代中国一百多年的战乱和屈辱，那么多英雄人物抛头颅洒热血，最后由他出来终结这一切，并不是偶然的。他取得的功劳和地位，当之无愧。作为一个政治军事领袖，不能说他永远英明正确，但是作为一个以复兴中国为使命的人，他在人格上是基本完美无缺的。;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2366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国务院新闻办主管互联网副主任李伍峰坠楼身亡: 稻草 2014-4-2 10:47; 　　3月30日新闻，大公网向国务院新闻办求证，该办一位权威人士称，李伍峰副主任因于3月24日下午坠楼身亡。;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315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希拉里这个女人: 热度 3 wx1wx2 2013-8-1 12:20; **希拉里，目光如剑却罔顾事实庇护倭寇，令人讨厌，不过据相,为人倒不龌龊狡诈阴险。希氏性情彪悍伶牙俐齿秉（with)讼棍逻辑, 言论偏颇、逆耳，令人无奈, 但有些言论倒也令人深思甚至抽口凉气，若能有则纠之无则免之,或可视为贡品--西洋女人的贡献** 据说, 2012年6月（以下为转帖）希拉里在哈佛大学演讲，对将来的中国进行预测：20年后，中国将成为全球最穷国家。她给出的依据是： 1、从申请移民的情况看，中国90%的高官家属和80%的富豪已申请移民，或有移民意愿。一个国家的统治阶层和既得利益阶层为什么对自己的国家失去信心？很令人费解! 2、中国人不了解他们应该对国家和社会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3、中国人是世界上少数没有信仰的可怕国家之一。全民上上下下唯一的崇拜就是权力和金钱，自私自利。 4、人民大众过去是权力的奴隶，演变为金钱的奴隶。这样的国家如何赢得尊重和信任? 5、大多数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学到过什么是体面和尊严地生活的意义，唯有获取权力或金钱就是生活的一切，就是成功。全民腐败、堕落、茫然的现象，在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 6、肆无忌惮地对环境的破坏、对资源的掠夺，几近疯狂。这样奢靡、浪费的生活方式，需要几个地球才能供给? 怎么不能让他国担忧?! 她说，中国政府不能总是把注意力和民众的关注转移他国，制造敌人，把自己的压力转嫁给外部世界。应当顺应时代潮流和人类文明趋势，主动变革，关心民生，重视民主，不能不负责任地推拖和压制。否则，中国只能越来越不稳定，将会出现大的社会动荡和人道灾难，20年后，中国将成为全球最穷的国家。这或将是全人类的灾难，同样会是美国的灾难...; 个人分类: 评论|4630 次阅读|5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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