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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老百姓变聪明了: 热度 5 566 2013-7-29 14:45; 说起当今的官民关系，有一点很有意思。在官员眼中的刁民越来越多，而在老百姓眼中是贪官、昏官越来越多。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忽然想起一句话更入木三分：“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智商与官员日益下降的道德之间的矛盾。”; 6327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论罗斯福四大自由与毛泽东的四大自由的比较: 稻草 2013-7-27 09:20; 论罗斯福四大自由与毛泽东的四大自由的比较（转帖）（来源：环球网）探险勇者按：美国基辛格断言，过去，在人权问题上，东方是攻势，西方是守势；现在东方是守势，西方是攻势。本文为基辛格的断言作了详尽的注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可以说，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的这四大自由，是在此之前人类政治文明的最高成果。并且，如果孤立地来看每一项自由，或者站在上帝的角度来分配这四项自由，四大自由几乎完美无缺，照顾到了社会各个方面，特别是后两项自由对穷人特别重要，甚至是专门为穷人设立的自由。以至于对穷人不屑一顾的中国自由主义精英从来不提后两项自由。中国的抢劫式改革自始至终都是建立在老百姓贫穷匮乏和绝望恐惧的基础上，一提这后两项自由，中国改革的历史合法性立刻就会荡然无存。所以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在中国就变成了最适合学者和富人的两大自由——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而老百姓的生活和住房是不是匮乏，是不是恐惧下岗失业，是不是恐惧上不起学，是不是恐惧看不起病，是不是恐惧年老无人养，则统统被屏弃在自由之外。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在中国变成两大自由，虽然与中国自由主义仇穷恋富的天然缺陷有关，但是其主要原因还是罗斯福四大自由排斥穷人的内在缺陷决定的。罗斯福四大自由的核心是言论自由，只有言论自由，才有可能宣杨和捍卫自己的信仰，才有可能伸张和追求物质生活的充裕和精神生活的安宁，也才有可能实现后三项自由。但是，建立在异化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言论自由却要受到知识、资本和权利三道门槛的限制，这三道门槛完全能够自发地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排除在自由之外。首先是知识的限制。现代社会的言论自由是通过报刊出版广播电视等媒体表达的，甚至这些传统媒体是唯一的表达渠道。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能够享受这种言论自由的只有那些善于著书立说的学者专家。而对于无力撰写论文著作的一般民众来讲，最大的言论自由充其量也只是在茶余饭后的街谈巷议中发些牢骚而已，这些牢骚不仅没有人理会，甚至是专家学者避之唯恐不及的瘟疫，任何文章著述一旦染上街头百姓的“非理性言论”，立刻就会丧失全部学术价值。中国学者之所以想方设法让老百姓看不懂自己的文章著作，原因就在这里。可见，现代社会享有言论自由的前提，就是能够著书立说。如果没有著书立说的能力，也就无法享有现代社会的言论自由，如同达不到分数线就无法进入高校大门一样，仅凭这一道门槛，就足以能够把绝大多数老百姓排除在言论自由的大门之外。其次是资本的限制，这是现代社会为言论自由设置的第二道门槛。即便能够著书立说跨越了知识的门槛，也只是意味着具有了对自己发表言论的自由，能否享有对社会公开发表言论的自由，则要取决于能否给媒体老板带来足够的利润。只有在能为媒体增加发行量和提高收视率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享有公开的言论自由。相反，如果不能给媒体老板带来利润，那么，专家学者的著书立说会比老百姓的街谈巷议更加悲惨，老百姓的街谈巷议至少还有人谈有人议，而专家学者的著书立说则只能是和自己谈和自己议，终生守着一堆废纸过日子。最后是权力的限制。这里的权力限制并非是指集权专制，而是指各种规则、程序和审批的限制。比如像上面那样设置知识和资本的门槛，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限制。权利限制表明了包括现代社会在内的以往所有社会的自由，都是把老百姓作为管理对象赋予的自由，如同笼子里野兽的自由、羊圈里牛羊的自由一样，具有极其严格的牢笼限制，如果超出牢笼限制影响到秩序稳定，就会毫不犹豫地“杀掉20万，稳定20年”。对于那些作为被管理者、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现代社会赋予他们的自由与赋予监狱犯人的自由，并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只不过是活动范围大小而已。羊圈再大，羊也仍然是羊，绝不会成为牧羊人。现代社会对言论自由的三重限制，成功而又不露痕迹地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排除在外，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也就变成了极少数富人的自由，变成了富人驾驭穷人的自由，这就是中国权贵富豪喜欢西方民主自由的根本原因。其实，把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排除在自由之外，是资本主义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共同特征，所不同的只是封建社会直接把绝大多数民众排除在自由之外，资本主义社会则是通过规则不露痕迹地把绝大多数民众排除在自由之外，所以资本主义取代封建社会不仅是社会政治文明的进步，同时也是统治文明和统治技巧的进步。可见，在此之前的所有剥削社会，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后来昙花一现的前苏联和东欧的官僚社会主义社会，自由和民主永远都只是权贵和富人的政治专利，与穷人没有任何关系，尽管历史上先后推翻奴隶社会建立封建社会的，推翻封建社会建立资本主义社会的，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都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可穷人却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些社会的任何自由和民主。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可以说是在中国文革之前人类历史上最高的政治文明，连这个最高的自由都把绝大多数穷人排除在自由大门之外，其他社会的自由就更是可想而知了。当然，如同前面所言，如果站在上帝的角度来看，把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分割开来，由上帝逐一不少地进行分配，罗斯福的四大自由的确十分完美，是穷人和富人共同的福音。只是上帝太忙了，只能让人类自己主导政治资源的分配，在富人主导的政治生活中，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便成为穷人的政治枷锁，虽然这未必是罗斯福等人的本意，但却是建立在异化社会基础上的自由民主发展的必然结果。唯一突破了异化社会限制的由全体人民共享的真正自由，就是后来毛泽东提出的四大自由。《文革宪法》规定的四大自由 20世纪60年代中国爆发了人类社会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穷人宪法——《文革宪法》，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享有四大自由权利：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四大自由权利构成了文革大民主的基本内容。单从这四大自由的表述方式就可看出，《文革宪法》规定的这四大自由，从形式到内容都是彻头彻尾地地道道的大众政治权利，是无需专门解释所有老百姓都能明白并且任何精英都难以进行学术垄断的政治概念。如同当年的“打土豪分田地”“造反有理”一样，即便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振臂一呼也能知其准确含义，并且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贩夫走卒，无论是拥护者还是反对者，都不会产生任何歧义。一个“大”字，充分反映了这是大众政治时代大众享有的大众自由大众民主，它将从根本上取代数千年来精英时代造就的精英自由和精英民主。一、关于大鸣的基本涵义大鸣：大鸣是相对于以往言论自由的小鸣而言的，以往言论自由的三重门槛决定了只能是极少数精英的小鸣，现在既然是绝大多数人的自由，就需要与绝大多数人相适应的大鸣，只有大鸣才能形成和适应大众政治。一是发表言论自由的主体大，大到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所有公民的程度，而不像以前那样只包括极少数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公民，就拥有以主人翁身份质询和要求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任何政府机构的天然权利。无论任何人——上至国家主席下至村委会主任，在任何场合——包括办公室、会议室或其它公开场合，都无权以任何借口拒绝劳动公民的公开质询。并且这种公开质询的公众大鸣不受任何形式束缚：可以是只身独鸣；也可以是聚众和鸣；还可以是全体齐鸣。鸣的场合也不受限制：可以是会上鸣，也可以是会下鸣；可以在单位里面鸣，也可以走上街头鸣；可以在本地广场鸣，也可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鸣。公鸡尚有随意打鸣的权利，作为社会主人翁的劳动者，更是拥有不可剥夺的鸣放权利。二是言论自由覆盖范围大，公民不仅有权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同时有权表达对本单位、本地区、本部门乃至本国家所有问题的政治诉求。如同现代共同诉讼制度一样，公民表达的所有政治诉求，都无需任何审批，无需任何证据，无需任何费用，无需任何专业知识，只要符合天理良心，就是最高的政治伦理。可以说，美国开始推行的现代共同诉讼制度，就是中国文革民主之花结出的丰硕的世界政治之果，是中国人民对人类政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和创新，最终也只能由中国人将其完善成为与世界经济一体化相适应的大众政治制度，造福于世界各国人民。三是容纳言论自由的渠道大，大众政治的广泛性决定了言论自由渠道的多样性，而传统媒体的狭窄渠道只适合于精英政治，无法适应广大普通劳动者自由表达言论的大众政治。这就必须在原有媒体之外开辟新的言论自由渠道，大小字报，标语口号，自由辩论等方式，与广播电视、报刊出版等媒体具有同样存在的神圣权利，在思想和言论自由方面，真正实现了佛家关于众生平等的理想，任何人哪怕是不识字的文盲，都可以通过振臂一呼来表达其看法和诉求。这是一个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专家学者可以著书立说自由表达，有文化的公众可以大小字报自由表达；没文化的公众可以通过标语口号自由表达；总之，所有人都能够选择适合自己的表达方式。特别是当今网络时代，已经完全具备了让每一个社会成员都能自由表达思想言论的技术条件，具备了实现大众政治的物质基础。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网络自由表达自己的愿望和要求，形成了与传统媒体相抗衡的网络民主。中国网络民主的形成和发展，既是传统媒体被精英集团垄断的结果，又是大众政治时代到来的主要标志。网络民主的大众性质决定了必须恢复四大自由的宪法地位，在制度和法律上确认网络媒体的主导地位，取代传统媒体的主导地位。坚决废除诸如网络管制、网络歧视等打击和限制网络民主发展的一切制度，防止由于运用传统媒体的能力不同而形成民主特权，保证每一个公民都具有表达思想的自由权利。二、关于大放的基本涵义大放：如果说大鸣属于自由的范畴，那么大放则属于民主的范畴。自由和民主，是古往今来历代革命造反的基本政治主题，也是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兴起和衰亡的根本政治缘由。只是不同历史时代赋予了民主不同的含义：封建社会的民主是指要为民做主，所以才有“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的说法；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是指要以民为主，后来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垮台就是没有达到这个水平；中国文化大革命建立的民主则是要由民做主，坚持实现“粗黑的手来掌大印”的不变政治理想。文革实行的由民做主与以往社会的为民做主和以民为主相比较，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无论是封建社会的为民做主，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以民为主，人民始终都只是政治管理的对象，都只是被管理的客体，而文化大革命所要建立的由民做主，人民则破天荒第一次成为政治管理的主人，成为社会管理的主体。把人民由以往社会的被管理者变成管理者，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人类政治文明最伟大的历史贡献。虽然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失败了，中国人民付出了极其惨重的历史代价，但是文化大革命所创造的大众政治文明却在世界范围内开花结果，以有罪推定为核心的共同诉讼制度，以自然法和公众立法为根本的现代司法制度，就是中国文革灿烂之花结出的世界丰硕之果。中国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反动派，之所以全面封杀西方国家轰轰烈烈的共同诉讼制度，以及自然法和公众立法原则，就在于这些制度和原则在政治上宣告了文革的伟大历史作用，以及他们一伙反动派的历史死刑。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包括每个普通劳动者在内的空前大民主的大放主要包括：第一，放开所有错误历史观念的束缚，把人们从陈旧社会的精神枷锁和思想牢笼中解放出来。马克思曾经指出：一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往往是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思想。所以人民的解放首先是思想的解放。迄今为止统治阶级思想最集中地体现在何谓有理、何谓有罪的问题上。在统治阶级看来，永远是剥削有理，压迫有理，卖国有理，甚至屠杀有理；永远是革命有罪，造反有罪，罢工有罪，甚至谋生有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不准百姓搭建一座茅棚，偌大一个中国摆不下百姓一个谋生摊位，把这种古今中外闻所未闻的空前极端压迫以所谓法制的名义注入整个社会，就是统治阶级思想建立的成功典范。那些灭绝人性的法学精英或许会说，其他许多国家也都不许搭建茅棚，但是所有不许老百姓搭建茅棚的国家，政府都为老百姓提供免费住房，唯独中国既不准搭茅棚也不提供免费住房。连飞禽走兽都有搭窝筑巢的权利，住房更是最基本的人权，可是中国那些天天叫喊自由民主的右派精英，却唯独不提老百姓衣食住行这些最基本的人权。媒体上接连不断地会有路边摊贩被执法大队活活打死的消息，被活活打死的理由永远都是一条：无照经营。古往今来引车卖浆、摆滩谋生就是老百姓的天然权利，现在居然成为违法行为。既然规定执照经营又没有把执照发到百姓手里，应该是地方政府的责任，是地方官员失职，要打也应该是打死地方官员，为何要打死百姓？如果说打死摊贩是执法人员素质问题，那么严厉打击摊贩则是制度和观念问题。当社会把那些在打击摊贩中死亡的执法人员追认为烈士时，同时也就把引车卖浆的摊贩列为了国家的敌人。面对那些街头被活活打死的小摊小贩，人们不禁在想，历史上有那么多暴虐的朝代，却没有任何一个朝代禁止百姓摆滩谋生；西方资本那么贪婪，却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在公路上设卡收费；苏联东欧推翻社会主义那么彻底，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取消免费住房免费医疗等社会福利制度；为什么这些现象惟独发生在当今中国？并且每一个罪恶现象最初都是在老百姓的万众欢呼声中形成的，几乎无一例外。还有那个因坟地价高死不起的问题，所谓“死无葬身之地”本来是中国人最恶毒的千古咒语，现在却变成了绝大多数老百姓的残酷现实。古今中外历史上只听说过有让老百姓活不起的时代，却从没有听说过有让老百姓死不起的时代，可人们随便打开任何一家媒体，随便走进任何一所大学，所看到和听到的绝大多数观点，都认为把老百姓弄得死都死不起的所谓改革是历史的伟大进步。越来越多在中国经营的跨国公司都像富士康一样，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够尊重劳工，唯独在中国大陆把劳工往死里整，为什么？就因为中国大陆规定罢工违法，就因为中国大陆实行无罪推定。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修改宪法，取消罢工自由和实行无罪推定时，整个社会一片欢呼，北大学生情不自禁地打出了“某某你好”的横幅，整个社会一致声讨罢工自由和有罪推定的文革罪行，声称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经济，这无异在说，革命的根本任务就是帮助地主多收租子，帮助资本家多赚钱。就是如此荒谬绝伦的理论竟然被整个知识界推崇为最伟大的真理，直到今天，许许多多知识分子仍然慷慨激昂地在歌颂这一伟大理论。可见，中国老百姓的悲剧，首先是观念的悲剧，其次才是制度的悲剧；制度悲剧不过是观念悲剧的必然结果。所以文革才提出了“要敢于反潮流”的口号，才提出了要发扬“敢想、敢说、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红卫兵五敢精神，才提出了“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政治主张，目的就是要把被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首先是在观念上颠倒过来。当江青在法庭上听到自己被判处死刑（还未听到缓期执行）时，拼尽全力喊出的惟一口号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法庭也不仅仅是在判处江青死刑，而是在判处这句口号的死刑。也就在那一刻，历史便注定了中国老百姓后来死无葬身之地的悲剧命运。只是这死无葬身之地的悲剧命运还远远没有结束，把中国蓝领阶层推入死无葬身之地的悲剧命运，正在如同乌云般地向中国白领阶层扩散，当中国白领也陷入死无葬身之地的绝境时，他们就会懂得什么是“天作孽，犹可存。自作孽，不可活”的天道天理。到那时，如果中国知识分子还有良知，他们就会为自己曾经的堕落而感到深深的悔恨和羞愧。第二，放开所有陈旧规则的约束，把人们从数千年剥削社会造就的旧制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迄今为止的人类历史都是权力和资本统治的历史，数千年的权力统治，数百年的资本统治，形成了由权力和资本主导的游戏规则。同样一件事情，如果凭借权力和资本就是正当的；如果凭借体力就是罪恶的。同样是致人死命，如果凭借权力致人死命就是天经地义；如果凭借资本致人死命就是正当竞争；如果凭借体力致人死命就是暴力犯罪。由于人们支配社会只有这三种力量，官员凭借权力，富人凭借资本，穷人凭借体力，现在只把体力列为犯罪，这就在客观上把穷人变成了天然的罪犯。同时又在制度上赋予了官员和富人胡作非为的社会条件，可以随心所欲地掠人财产、淫人妻女和致人死命，并且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黄世仁活到现在，不仅不会被枪毙，甚至还会成为改革开放的带头人。作为只拥有体力的穷人，则是任何形式的反抗都要格杀勿论，集体反抗属于暴乱格杀勿论，个人反抗属于恐怖分子同样格杀勿论。中国右派精英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所谓民主的普世价值就是如此。文革的大放首先就是打破了权力社会和资本社会的游戏规则，把一切都放到社会正义的天平上重新衡量，只要是罪恶行为，无论是采用权力、财力、体力等任何手段，都要绳之以法，严加惩处。真正实现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官员不漏，富豪不漏，暴徒也不漏。文革刑法就规定，凡是违背妇女意志发生性关系，无论凭借权力、财力和暴力等任何手段，都属于强奸。文革结束后修改刑法，才又恢复了只有暴力手段属于强奸的规定，并且后来为了满足许多官员对幼女的嗜好，再次修改刑法，规定在不知道年龄的情况下，与任何女性发生性关系都不属于强奸。所以中国官僚才会如此疯狂地痛恨文革和如此狂热地拥护改革。其次废除所有审批和注册等限制，实行完全的政治自由制度。任何人都有权组建任何形式的政治组织，无需任何部门任何人的审批和注册；任何政治组织一经诞生就具有与其他政治组织或单位相同的政治权力，拥有合法公章和开具相关证明的合法权力；所有政治组织对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各级官员具有直接监督权、质询权甚至罢免权，可以随时召开会议行使权力，也就是中国官僚最为仇恨的所谓批斗会。可以说，中国文革期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政治自由时代，当时各种造反组织无计其数，遍布华夏每一个角落，如同现在资本的自由竞争和重新组合一样，各种群众组织也在政治竞争中不断重新组合和发展，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呈现出“百舸争流”的蓬勃朝气，真的是“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那些历史上始终被人踩在脚下的普通百姓，第一次有了扬眉吐气的做人感觉，并且不仅仅是一般的人，而是社会政治生活的主人。现在人们一提起政治体制改革就鹦鹉学舌地谈什么多党制，西方国家的多党制不过是权利集团和资本集团互相制衡的手段，与老百姓的民主权利没有任何关系。而中国文革期间何止是多党制，当时的各种政治组织不下千万，如同一张经天纬地的正义大网，把整个社会笼罩的无一丝罪恶缝隙，任何徇私枉法的专权行为都难逃亿万人民的火眼金睛，所以才会出现10年无一贪官的清明景象。由于群众组织对各级官员具有直接约束权力，使得任何官员都不敢欺压任何一个群众，因为任何官员面对的不再是一盘散沙的单个群众，而是一个又一个强大的政治组织。在无数群众组织直接约束下运行的权力，要想从事贪污索贿等腐败活动，简直比登天还难，简直比临渊还险，从而彻底切断了古往今来升官发财之间的通道。古往今来升官发财已成为中国政治的铁律，升官是手段，发财是目的，升官就是为了发财，升官也必然能够发财。唯独文革10年切断了升官与发财之间的通道，彻底摧毁了支配官场数千年的这一铁律，把当官变成了一种理想主义者的政治奉献活动，从而保证了整个社会权利机构的廉洁运转。文革期间许多进入政治局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务院副总理，人大副委员长等，仍然只拿原来工人的工资。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吴桂贤，由于仍然是原来西安机械厂工人的工资，感到政治局开会收取茶水费经济压力很大，便找到周总理要求开会只喝免费的白开水；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素文，拿的也是原来售货员的工资，每次家乡来人走后，夫妻俩都要很长时间啃咸菜度日。这些造反新贵尚且如此窘迫，一般官僚要想挥霍奢侈更是绝无可能。可见，百姓自由，官员廉洁的根本在于发动群众、还权于民。只要主权在民，社会就能健康发展。文革结束后，为了发动官员，摧毁文革的组织基础，便提出了“永远不搞群众运动”的口号，全面解除了群众对官僚的约束权利，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还权于官的运动，官权无限膨胀、空前泛滥，腐败的闸门就此打开，一场百姓被抢光国家被卖光的历史悲剧开始在中国上演。第三，大放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要废除社会不公的制度基础，重建社会公平正义的制度基础。虽然历史上各个社会形态都讲公平正义，但是由于以往所有社会都是精英统治的社会，他们赋予公平正义的制度基础，就是把占社会绝大多数的老百姓排除在公平正义的范畴之外，无罪推定的司法制度就是其中一个典型。所谓无罪推定也叫控方承担举证责任，就是谁主张谁举证，要控告对方必须向法院提供证据，否则法院不予受理，不仅不予受理，甚至可以诬陷罪反坐。中国的权贵富豪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掠人财产、淫人妻女、逼人死命，凭借的就是这个无罪推定制度。为什么？道理很简单，现代社会越发展，证据就越隐蔽，百姓要想拿到官僚的证据，穷人要想拿到富人的证据，散户要想拿到庄家的证据，患者要想拿到医院的证据，简直比登天还难，并且为了防止穷人通过各种极端手段拿到证据，法律又专门规定用非法手段获取的证据没有法律效率，这就把穷人完全逼上了诉讼无门的绝路。比如中国证券市场天天在欺诈投资者，可是投资者根本无法去交易所取证，交易所门口有武警把守，擅闯金融重地格杀勿论。被欺诈的血本无归的投资者除了自杀没有任何解决办法。再如北京银行、华夏银行、深圳发展银行等许多中国银行，统统以不足一年利润甚至不足一个季度利润的惊人低价卖给了外国人，特别是北京银行，竟然在上市前夕主动放弃了超过200多亿的上市差价，以不足当年利润的17.8亿价格卖给了荷兰人，后来北京银行由于粗心大意泄露了银行的股东名单，其中居然有大批甚至不到一岁的中国娃娃股东，此时人们才明白为什么要匆匆把一个市值超过千亿的中国银行十多亿卖给外国人的奥妙。这件事情如果放到实行有罪推定制度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会进行司法调查，任何一个国民都有权把北京银行告上法庭。但是由于中国实行无罪推定制度，任何人都无法掌握卖掉北京银行真实原因的直接证据，中国公众也就只能望法兴叹，感叹自己生错了地方，不该出生在实行无罪推定的中国，祈祷下辈子能够生在一个实行有罪推定的国家。在此我们要告诉大家，目前把西方发达国家带入大众政治时代的这个有罪推定制度，恰恰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产物和历史成果。所谓有罪推定是指由辩方承担举证责任，也就是由被告来证明自己清白，如果证明不了，就是有罪。这是由富人法律制度向穷人法律制度转变的划时代标志。文革中群众对官僚提出指控后，官僚必须回答群众的指控，证明群众的指控是否存在，这就自然形成了有罪推定的司法原则。正是有罪推定的司法原则，杜绝了官僚罪恶的泛滥，保证了社会的健康发展。如果今天老百姓无需证据就可以把腐败官员告上法庭，还会有腐败吗？如果今天散户无需证据就可以把券商和证监会告上法庭，还会有股市欺诈吗？如果患者无需证据就可以把医院告上法庭，还会要药品的高额回扣吗？如果无需证据就可以把顶头上司告上法庭，还会有打击报复吗？知道了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的区别以后，也就明白了中国的权贵富豪、贪官污吏及少数精英对文革极端仇恨的原因了。虽然文革失败了，但是文革实行的这一有效约束权贵富豪的有罪推定原则，却在全世界普及开来，形成了大众政治的司法基础，奠定了现代民主制度最牢固的法律根基。可见，在政治文化方面，中国文革远远走在了世界前列，后来中国在政治文明方面成为世界被告，完全是否定文革、倒行逆施的结果。只有结束这种倒行逆施的反动过程，中国人民才能在世界政治文明方面重新挺起胸膛抬起头来，否则，中国将会越来越成为现代政治文明过程中的世界公敌。中国的法学精英之所以一直绝口不提现代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就是因为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实践，证明了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探索以及对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贡献。中国法学界那帮流氓精英对中国社会的最大犯罪，就在于他们故意掩盖现代西方国家真实的政治法律制度，把那些西方国家已经革除的、曾经导致西方国家陷入数百年战争和危机的二战前的政治法律制度，伪装成现代法律制度引入中国，有意识地把中国引入历史歧途。这已经不是什么学术问题，而是针对国家和民族的重大刑事犯罪活动。并且他们自己也知道是在从事犯罪活动，所以才要千方百计彻底毁掉这个国家。三、关于大字报的基本涵义大字报：大字报是文革大民主最根本的保证，是大众政治最根本的制度基础，是保障所有公民具有民主权利的根本政治条件，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政治文明最伟大的贡献。当今中国的网络民主和现代西方国家的共同诉讼制度，都是大字报制度的历史产物。大字报是老百姓唯一能够普遍使用的大众媒体，没有大字报老百姓就无法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也就谈不上行使民主权利。人类社会各个历史时期都有着自己特殊的民主实现形式，封建社会的民主是通过宫廷制度实现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是通过舆论制度实现的，现代社会的大众民主则是通过大字报制度实现的。当今世界政治文明发展最本质的特点，就是由精英民主向大众民主的历史性转变，这已成为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挡的历史潮流。而推动这一历史转变的最重要因素，就是中国文革创造的大字报制度。甚至完全可以这样说，现代人类政治文明的所有优点，都是大字报制度决定的。首先，大字报制度造就了现代司法制度的两个最根本特点：道德即法和公众立法。这是大众政治制度得以确立的最根本的法治基础。由大众政治决定的现代司法制度与以往精英政治时代司法制度最根本的区别，就是法治的含义不同。以往社会的法治有两个根本特点：一是由少数精英立法；二是以此作为善恶标准。这种少数精英立法的最大弊端，就是不承认道德和公众的力量，使法律和道德形成尖锐对立：所有符合道德的行为都是违法的；而所有合法的行为又是违背道德的。《水浒传》就是典型，如果站在法律的角度看，一部《水浒传》只有高俅一个好人，其他一百单八将个个都是杀人犯；如果站在道德的角度看，则只有高俅该杀，其他一百单八将个个都是大英雄。这种建立在否定道德和公众权利基础上的法治，只有一个作用，就是成为少数精英作恶的工具。以往人类社会，包括二战前的西方国家，之所以会长期陷入连绵不绝的战争、危机、革命、造反等社会动荡之中，就是这种恶法治世造成的，所谓恶法不如无法，道理就在于此。中国文革爆发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所有的是非善恶真假美丑都要由社会公众来评价，而老百姓评价是非善恶的尺度很简单，就是道德，就是天理，就是良知。这就自然形成了道德即法和公众立法的现代司法原则。文革失败后，道德即法和公众立法的现代司法原则在中国遭到了彻底否定和清算，但是却在世界范围内普及开来，构成了西方国家现代司法制度的根本原则。以至与中外的法治概念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西方国家的法治是指自然法和公众立法，自然法就是天理良心；而目前中国的法治则是指社会法和精英立法，社会法就是人为的条款。在此我们再次看到了文革被否定对中国人民造成的巨大历史悲剧：创造了现代司法制度的中国人民越来越惨重地遭受着权贵富豪的肆意蹂躏；而享受着中国人民创造成果的西方人却反过来极端藐视中国人的政治文明。其次，大字报制度奠定了当今中国网络民主的制度基础。主席生前多次说过：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演习。所谓演习就是为今后真正的大众民主做准备，在这方面最明显的就是大字报制度对今天网络民主的演习。如果说文革期间的大字报是贴在墙上的，现代西方国家共同诉讼制度的大字报是贴在法庭上的，那么当今中国的大字报就是贴在网上的。网络就是现代大字报。网络为大字报提供了技术基础，大字报为网络充填了历史内容，这是中国对信息社会民主发展的一个伟大贡献。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网络都没有像中国这样，成为大众民主的最广泛平台，成为人们表达政治诉求的唯一通道，这一方面是由中国传统媒体被精英控制决定的，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文革大字报10年演习的结果，是文革大字报的历史复活，是网络版的现代大字报。虽然现代西方国家的共同诉讼制度和当今中国的网络民主，都是文革大字报制度的政治产物，但是比较这两大文革政治产物就会发现，同门出身的共同诉讼制度和网络民主在东西方却具有完全不同的地位和作用。共同诉讼制度在西方国家已经占据了政治伦理的主导地位，构成了穷人制约富人、弱者制约强者的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所谓和谐社会，必须是一个穷人能够制约富人、弱者能够制约强者、民众能够制约权贵的社会，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直追求的锄强扶弱、除暴安良的社会。共同诉讼制度的基本作用就是锄强扶弱、除暴安良，所以六十年代后结束了西方国家数百年的动乱，造就了西方国家迄今为止数十年的和谐发展。大家比较一下中国文革前后西方国家完全不同的两个极端——极端动荡和极其和谐——就会认识到共同诉讼制度的巨大历史作用。可是，同样是文革大字报制度产物的中国网络民主，却遭遇到巨大的历史难产，在各界精英力量的联合打压下随时可能胎死腹中。如同19世纪前创造了工业文明技术基础的中国反倒被甩在了工业文明后面一样，目前创造了现代政治文明原则的中国也正在被甩在现代政治文明的后面。并且被甩掉的历史原因也几乎完全相同，都是没有把先进文明变成坚实的制度，一有风吹草动，立刻就会夭折。在中国，先进文明之所以难以制度化，并不像那些自由主义白痴解释的那样，是什么人治的结果，而是源自于民众的政治伦理，一旦民众失去了政治伦理底线，任何制度建设都必然是徒劳无功。中国古代社会和现代西方国家的制度建设之所以成功，就在于具有“天下共击之”的伦理底线，一旦有人突破这个底线，整个社会就会群起攻击，哪怕是抛头洒血也在所不惜。假如现在欧美社会有人批判耶稣、否定共同诉讼制度，整个社会立刻就会掀起造反声讨运动，即便是出动军队也控制不住。而中国吸食“猫论”冰毒30年，已经彻底摧毁了整个社会政治伦理的共同底线，无论做什么老百姓都无所谓，社会通行的唯一伦理准则，便是有枪就是草头王。在这种政治伦理的状态下，不可能实现任何积极的制度建设。所以，中国恢复制度建设的唯一途径，就是向西方国家学习，向我们老祖宗学习，形成“天下共击之”的伦理底线，凡是突破这个底线，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者，杀无赦，并且是无条件地杀无赦。当今中国“天下共击之”的伦理底线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大字报制度，就是中国的网络民主。当今中国公众唯一能够表达民主诉求的地方就是网络大字报，当今中国唯一对权贵豪强具有威慑作用的也是网络大字报，中国贪官买办最为痛恨最为惧怕的同样是网络大字报。就拿贱卖银行和国有资产来说，如果没有近年来网络大字报的制约，就不仅仅像今天这样只是部分银行和部分产业落入外资手中，恐怕整个中国银行业早已全部落入外资手中，恐怕整个中国产业早已全部落入外资手中，甚至包括整个中国政府都早已落入外资控制之中。所以，恢复大字报制度的宪法地位，确定破坏大字报制度的犯罪性质，应该成为当今中国“天下共击之”的不可逾越的伦理底线。文革后东西方人民的不同命运说明：如果没有“天下共击之”的伦理底线，如果没有权贵富豪对穷人暴力反抗的历史恐惧，权贵富豪就会无所顾忌地对穷人下手，和谐社会就永远只是泡影。这是文革后西方发达国家建成和谐社会的基本经验，也是中国百姓悲惨命运的基本教训。人类社会各个阶段都有着不可饶恕的犯罪底线，古代社会朝廷规定的所谓“十恶不赦”，百姓认定的“车船店脚衙，无罪也该杀”，现代西方国家对外规定的种族屠杀罪和对内规定的欺骗公众罪，都是在确立犯罪行为的底线，任何人突破这个底线都不能原谅。美国人不原谅克林顿总统，不是因为他好色玩妞，而是因为他说谎欺骗公众。现代中国不可饶恕的犯罪底线，就是对网络自由和网络民主权利的侵犯和剥夺。这应该是未来中国大众民主的不可动摇的政治基石。四、关于大辩论的基本涵义大辩论：大辩论是相对于西方国会或议会的小辩论而言的。西方国家代议民主制的程序，决定了国会议员都是经过资本筛选出来的，资本的同一性决定了国会议员立场的一致性，无论彼此之间政见分歧有多大，在对待穷人和穷国的问题上，国会议员的立场往往惊人地一致。就如同今天中国的精英阶级一样，无论政治精英、经济精英和文化精英之间的分歧有多大，甚至能够达到动用坦克装甲车的你死我活的程度，但是在对待中国老百姓的问题上，他们的立场从来都是完全一致，能够不谋而合地把枪口一致对准老百姓。比如在勾结外资通过天价房地产掠夺市民，通过内外悬殊差价掠夺股民，通过惊人息差掠夺城乡居民等问题上，那些原本为争权夺利斗得你死我活的精英集团，居然能够不约而同地为掠夺大唱赞歌，并且彼此配合得天衣无缝。这就是精英民主的阶级局限性和阶级指向性。精英民主的这种阶级局限性和阶级指向性，决定了议会辩论的内容永远都只是统治和管理人民方法的辩论，不可能代表人民利益。即便偶尔反映了人民利益，那也是一种恩赐和让步，目的是让人民为他们更有效率地创造财富，如同狼群给予羊群更大的自由天地，是为了让羊群生长得更加肥大一样。可见，西方代议民主制的根本历史缺陷，就在于人民没有直接民主权利，而是由资本筛选出来的国会议员代表人民行使权利，由于这些人受着资本的严格制约，不可能真正代表人民，这就在客观上把人民排除在了民主范畴之外。大众民主的大辩论，就是要突破精英控制的代议民主制，还权于民，让人民直接行使民主权利。首先，所有涉及到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都要交由人民自由讨论，在人民充分讨论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决策和法案。这种整个社会大辩论和国会内部小辩论的不同作用在于，社会大辩论形成的决策和法案能够充分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国会小辩论形成的决策和法案只能代表权贵富豪的利益。中国改革初期的八十年代，老百姓之所以能够尝到改革的一点儿甜头，形成富人吃肉、穷人喝汤的人民还能接受的利益格局，就是文革的大辩论机制仍然在起作用。当时所有改革方案都要经过自上而下然后再自下而上地反复讨论，虽然由于媒体舆论控制在改革精英手中，最终讨论的结果往往都是改革精英预设的结果，但是至少在形式上还要或多或少地考虑到人民的部分利益和要求，人民虽然吃不到肉，但是至少还能喝到汤。后来随着对所谓极左力量的深入围剿，大众民主的历史残余被不断被清除，特别是经过八九风波的大镇压、大逮捕、大清洗之后，作为大众民主制度最后一点儿历史残余的对话制度被彻底废除，中国进入了彻头彻尾的精英政治时代。老百姓的历史劫难也就全面降临了，随着工作、住房、医疗、教育、养老等权利的陆续被剥夺，改革初期那种富人吃肉、穷人喝汤的利益格局，迅速演变成为富人吃肉、穷人喝风的极端环境。在加强民主法治的旗号下，一系列剥夺和整治穷人的法律法规不断出台，最典型的就是由上海开始的许多地方先后出台的“行人违规撞死白撞”的法律，法律赋予了那些开车的权贵富豪拥有对违规穷人执行死刑的权利。甚至不仅撞死白撞，还要通过所谓“按比例分摊责任”的条款，由被撞死的穷人赔偿富人的修车费用。上海有位没走人行横道被汽车撞死的老太太，就被法院判决承担全部责任，要求赔偿车主数千元修车费，如此丧尽天良的判决连车主都感到难以接受，主动放弃了死者的赔偿。中国精英的法治建设能够堕落到如此丧尽天良的地步，简直让未来的历史学家难以想象！真是到了天怒人怨、天理难容的罪恶极端！如果不是后来HJT的“人治”废除了这一丧尽天良的邪恶法律，每天不知道会有多少老百姓命丧街头！中国之所以会出台如此天理难容的法律，就是精英小辩论的结果，由开车的人制订法律，必然是撞死人白撞；如果实行社会大辩论，由骑车人和开车人共同制订法律，就绝对不会产生如此丧尽天良的法律。还有目前造成数千万股民血本无归的的所谓股权分置改革，所谓股权分置改革，就是政府违背最初承诺，把权贵富豪一元钱买的低价股和广大股民几十元钱买的高价股拿到市场上按照一个价格买卖，这与其说是买卖，不如说是抢劫。如此公开的抢劫行为造成股市半年跌去一大半，市值损失超过18万亿，按照国务院医改调查小组的测算，足够全国25年的公费医疗支出。也就是说，为了让极少数人发大财，全国老百姓损失了25年的公费医疗。可就是如此明显的抢劫方案，竟然作为改革成就堂而皇之地写入了200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并且在代表们热烈的掌声中一致通过。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这个报告不是由少数精英小辩论，而是由广大股民大辩论，结果肯定是要求政府遵守历史承诺，继续禁止大小非流通。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了血流成河的惨烈股灾，也就没有了国家和股民令人震惊的财富损失，只是那些掌握大小非的极少数人也就失去了发大财的机会。这就是议会小辩论与公众大辩论根本不同的历史作用。最近看到许多白领阶层，一方面被股市宰杀的爹哭娘叫，另一方面仍然在咒骂文革大民主。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大规模的历史报应已不可避免，股市崩盘还仅仅是开始，随后的房市、金融都将会崩盘。中国白领的财产全部集中在股市、房市和银行里，只有这三大市场全部崩盘以后，他们才会相信精英民主的空前危害和大众民主的历史作用。最近两年我们一直在讲，如果说私有化改革剥夺的是蓝领，那么殖民化改革剥夺的将是白领，并且以中国左翼为代表的进步力量正在全力以赴地阻止这一灾难的发生。然而，历史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这是任何力量都无法改变的，无论进步力量还是反动力量都无法改变，或许只有在中国白领也被洗劫一空时，他们才会接受生活的真理。俗语常讲“浪子回头金不换”，但是浪子只有在陷入一贫如洗、走投无路的绝境时才会回头。目前中国的白领阶层在继蓝领阶层之后，再次走上了浪子回头的悲剧道路，将会让数千万投资者倾家荡产的巨大股灾正在宣告中国白领阶层灾难的到来。中国白领幸灾乐祸的时代马上就要结束了。其次，大辩论能够形成一种社会纠错机制，通过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之间的充分交流和辩论，最大限度地保证社会公众的主导地位和道德的支配作用。如果说前面的大鸣、大放、大字报的主要约束对象是权贵富豪，那么大辩论则同时还具有大众民主自我约束的作用。大众民主的自我约束作用，主要是防止公众一时的选择错误会造成不可挽回的永久灾难，不断地自我纠正社会选择的错误，避免大众民主异化为被野心家利用的个人专断。虽然从根本上来说，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人民是最公正的历史裁判，但是就某一时期某一部分来说，人民的选择又常常是盲目的错误的，形成历史发展的反复性和曲折性，使社会发展进程呈现出之字型或波浪式发展的特点。这就需要社会具有自动纠错机制，形成道德引力作用，能够把偏离目标的社会重新拉回到公众利益的轨道上来。文革大辩论就具有这种自动纠错功能。如果不是这种纠错机制被废除，30年来中国老百姓将完全有可能是另外一种命运。当初那位老人利用北京西单民主墙打击华国锋掀起反毛运动时，面对华国锋的镇压要求曾十分坚定地说“群众有气就要出，任何人都不能压制群众的呼声”，对西单民主墙的大字报、大辩论推波助澜、火上浇油，不仅以此迅速打垮了华国锋，掀起了持续30年的反毛运动，同时还为自己骗取了一顶民主的桂冠。可是后来，随着西单民主墙大字报大辩论的不断深入，大众民主的纠错机制开始发挥作用，那位老人的阴谋手段不断被揭露，社会开始向公众利益的轨道回归，那位老人立刻凶相毕露，采用强硬手段封闭了西单民主墙。其后的一系列的所谓思想解放运动和政治清洗运动，对大众民主进行了彻底绞杀。期间无论是反左还是反右的运动，绞杀对象始终都是大众民主；反左时把大众民主当作文革妖孽来批判；反右时又把大众民主当作西方自由化来批判。经过持续30年对大众民主的反复清洗，民权荡然无存，官权无限泛滥，中国民众从一个极端沦落到另一个极端，从人类历史上权利最强大的民众沦落为人类历史上最没有权利的民众。诸如医疗、教育、住房等社会福利制度和罢工自由，是当今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敢剥夺的公众基本权利，是包括非洲一些皇权专制国家都不敢突破的文明底线，可是中国公众却彻底丧失了这些文明社会的基本权利。不仅丧失了全部公权，甚至丧失了最基本的私权。世界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一个朝代，都没有法律允许富人随便扒掉穷人住房，翻盖后再以高价强行卖给穷人的现象，而中国不仅允许富人随便扒掉穷人住房，甚至把那些守在自己住房里的所谓“钉子户”当作罪犯一样对待，中国的法学精英不仅不为老百姓说话，反倒全部动员起来通过各种会议和媒体，声讨那些守护自己房屋的“钉子户”。即便如此，中国富人仍不解恨，开动全国媒体不分场合地频频叫喊：“中国穷人仇富，应该保护富人”。可以说，上下五千年纵横全世界，富人能够带领官员、武警、法院、电视台，开着推土机去扒老百姓房子的，唯独当今中国；中国富人在扒房子圈地、抢占企业和百姓财产方面，除了没有动用喷气式战斗机和核武器之外，几乎动用了全部国家力量，如此为所欲为的富人历史上还从未有过。可以说，中国一个开发商动用的国家力量，就超过了西方国家全部房地产业动用的国家力量。把政府官员、武警、法院等统统变成了开发商的跟班，还不算保护富人，那怎样做才算是保护富人？总不能赋予每个富人直接调动野战军的权力吧！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历史上民权丧尽、官权泛滥的唯一国家，一方面是由对文革大民主的历史报复决定的，另一方面也与改革总设计师的个人经历有关。中国改革总设计师虽然号称是第二代领导核心，却从未担任过最高领导职务，他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时，上有华国锋中央集权的领导，下有民众造反力量的制约。他既要对上打倒华国锋，又要对下镇压造反派，只能借助于官僚集团的力量，这就在客观上决定了他成为官权代表的角色，用官权的力量对上削弱中央集权，对下剥夺百姓民权。可是，中国二千多年集权政治决定了中央集权力量相当强大，10年文革又造就了人类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民权力量，要消除其中任何一个力量都十分困难，现在要两面出击同时剥夺中央集权和百姓民权，更是超乎想象地异常困难。可是又非要两面同时剥夺不可，他的个人野心决定了他与中央集权的生死对立，他的政治立场又决定了他与百姓民权的生死对立，与任何一方都无法结盟，对任何一方都无法容忍。在个人利益遭受到巨大历史羁绊的困难情况下，总设计师以超乎常人想象的胆识和气魄，做出了对国家民族来说的灾难性选择：无限扩大官权，无限依靠洋权，打击中央集权，剥夺百姓民权。于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经过百年奋斗刚刚摆脱的历史劫难，再次降临了。本来，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历史地位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任务，决定了中国必须加强中央集权；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的根本要求，又决定了中国必须扩大百姓民权。如今把中央集权和百姓民权作为打击对象，民族利益和人民利益就同时丢掉了。并且无论中央集权还是百姓民权，至少都是爱国力量，唯独官权天然就是卖国力量。这是由官权的历史性质决定的，官权要同集权和民权相抗衡，必然借助洋权，最终完全投靠洋权，中国近代几乎亡国灭种的悲剧根源就在于此。古今中外历史上之所以都把约束官权作为一个基本的政治任务，道理也在于此。眼下中国经济殖民化的活生生现实，更是有力的历史例证。在铲除了华国锋和镇压掉造反派以后，尝到官权甜头的总设计师仍然没有登上集权领导地位，而是继续通过改革无限扩大官权，通过开放紧密依靠洋权，此时的总设计师已经完全谙熟了中国政治的历史诀窍：只要有官权和洋权的支持，就能把中央集权玩弄于股掌之上，就能把百姓民权轻松地踩在脚下。凭借无限膨胀的官权，总设计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权利顶端，虽然没有任何党政职务，却能够把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人大委员长、国务院总理等统统变成自己的跟班，随便一句话就能囚禁党的总书记，随便一通议论就是全国学习的中央文件。在中国总设计师的身上，中国官员第一次感受到了官权的无比强大，中国官权也第一次具有了自己的人格化代表。以往二千多年封建社会是皇权至上，毛泽东时代是民权至上，唯独这个时代是官权至上。官权至上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官权在历史上第一次具有了自己的人格化代表。在总代表的率领下，官权对上以民主的名义约束中央，对下以稳定的名义镇压百姓。官权的膨胀超越了历史上所有贪官污吏最大胆的想象，达到了历朝历代官员做梦都想象不到的极端程度，不仅超越了历朝历代的官权，甚至超越了历朝历代的皇权。古代皇帝也很难做到随意玩弄他人妻女的程度，即便是能够做到，也只能是限于玩弄，而不可能对玩弄的女人随意封官。而当今中国所有官员只要是想做就都能够做到。中国所有女性只要被顶头上司看上，面前就只有两条路：要么上床要么下岗，不可能有第三种选择。古代从皇帝到贪官，对所玩弄的女性只能赠送钱财，不能赠送官帽；而当今中国官员既能够赠送钱财，又能够赠送官帽。把宝贝从床上培养到主席台上，已成为中国官场的一大时尚，多年来中国的美女官员越来越多，就是这一时尚日渐风靡的结果。随便把官帽赠送给宝贝，是中国权利私有化的根本标志。这是总设计师给中国留下的一大历史祸患。中国有2个人的威望坚不可摧不可替代：一是毛泽东在人民中的威望坚不可摧不可替代；二是总设计师在官员中的威望坚不可摧不可替代。总设计师之所以能在官员中建立起如同毛泽东在人民中的那种威望，就在于他以自己为样板，按照全息关系克隆出一个皇权化的官僚结构，通俗地说，就是他自己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就让全国官僚同样拥有什么样的权利。这种特别够哥儿们的江湖义气换取了全国官僚的一直拥戴，却把中国推入了前所未有的官僚皇权化时代。全国官僚都视总设计师为生命，都视总设计师为样板；总设计师拥有什么，地方官僚就拥有什么；总设计师能把官帽随便送给宝贝儿子，地方官员就能把官帽随便送给宝贝女人。可以说，当今中国所有美女官员和所有亲属官员，都应该感谢那条残腿；如果没有那条残腿，就没有当今中国的权利私有化；那些美女就只能是玩物，而不能成为官员。大家可以想一下，八十年代的中国，那么多战争致残的老红军、老八路、老将军，那么多为建设共和国致残的劳模、英雄，那么多具有卓越才华和卓越贡献的学界残疾人士，无论按照什么标准进行选拔，全国残联主席也不可能落到一个跳楼残废的无业人员身上。可就因为是宝贝儿子，那些九死一生的老军人，那些无私奉献的劳模英雄，那些贡献卓著的学界名流，统统如同垃圾般被抛在了一边。从那时起，漂亮宝贝便取代德才，成为有史以来中国选拔干部的新的标准。中国政治伦理堕落到了历史最低点，百姓不仅丧失了作为人的基本权利，甚至丧失了作为动物的基本权利。动物尚且有游荡和搭窝的权利，而中国穷人在任何一个地方搭建茅棚都属于违法。虽然世界上所有实行标准化管理的国家都严禁随意搭建茅棚，但是，凡是严禁搭建茅棚的国家都为达不到标准的穷人提供免费住房；那些没有能力为穷人提供免费住房的国家绝不禁止穷人搭建茅棚。唯独当今中国，既打着标准化管理的旗号禁止穷人搭建茅棚，又打着改革的旗号铲除了免费住房。如此不给穷人百姓留半条活路的统治古往今来绝无仅有。虽然文革创造的大众民主在中国遭到彻底失败，但是却在社会制度根本不同的西方国家结出了丰硕果实，西方国家正在普遍推广的现代陪审团制度，就是文革大辩论的制度产物。记得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教授曾经说过：“中国文革许多伟大的创造之所以没有成功，是因为处于混乱状态，没有制度化，21世纪人类需要做的就是把文革的创造制度化”。可以说，美国的现代陪审团制度就是文革大辩论制度化的产物。与以往历史上的陪审团制度相比较，现代陪审团制度的最大特点，就是陪审团成员是在开庭前通过全市居民身份证摇号产生。按照现代陪审团制度，被告是否有罪，不是由法院决定，不是由司法精英决定，而是由北京市一千多万老百姓决定，这一千多万老百姓怎么决定？采取最原始的抽签方式，在全市居民身份证中摇号产生陪审团成员，并且每个案子的陪审团成员都是临时抽签产生，由这些抽签产生的陪审团成员决定被告是否有罪。由于这些抽签产生的陪审团成员不懂得法律，没有专业知识，甚至完全是法盲，只能根据天理良心来判断是否有罪，这就充分保证了法律和道德的一致性，能够自动纠正法律违背道德和公众利益的地方。并且，为了说服陪审团选择有罪或者无罪，包括律师在内的控辩双方不再是绞尽脑汁钻法律的空子，而是努力在道义上争取陪审团的支持，这就在客观上使法庭变成为弘扬道德正义的地方，每一次审判都是对社会道德和正义的维护。经年累月都处于这种道德正义的氛围中，律师自身也会逐渐高尚起来，这就是西方国家公众特别信任律师的原因，据说西方国家大部分政治家都是从律师中产生的。中国老百姓之所以把律师称为讼棍，列为“无罪也该杀”的行列，责任不在律师，就在于目前把道德和公众排除在司法之外的小辩论制度，这种司法制度决定了律师除了想方设法钻法律空子和贿赂法官之外，没有其它任何选择。甚至为了防止法律成为捍卫道德和公众利益的工具，中国法学界一直声嘶力竭地呼喊“法律就是不讲道德”“要防止道德对司法的影响”，中国老百姓完全陷入了求告无门的悲惨境地。由西方国家的现代陪审团制度，由中国和西方国家不同的定罪方法，可以看出大众民主的大辩论与精英民主的小辩论之间截然相反的历史作用。在大众民主的大辩论中，公众处于主导地位，道德具有支配作用，法律必然成为捍卫公众利益的正义之剑；在精英民主的小辩论中，精英处于主导地位，专业具有支配作用，法律必然成为欺压公众的作恶工具。正是因为现代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继承了文革的政治原则，所以中国精英集团对于现代西方政治文明和文革大民主具有同样的仇恨和恐惧，把宣传文革大众民主称为是极左，把宣传现代西方政治文明称为是极右或是自由化，而把建立在否定大众民主和现代政治文明基础上的精英政治，称为是唯一适合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制度。可见，30年来之所以无论是反左还是反右，镇压矛头始终是对准大众民主，就在于文革大众民主和现代西方政治文明是相通的。对文革的全盘否定导致了对现代政治文明的极端反动，最终把中国放到了世界人权法庭的被告席上，相对于现代政治文明，中国再次变成了未开化的野蛮国家。全面剥夺百姓民权，造成官权无限泛滥，镇压百姓无所顾忌，使中国成为世界历史上动用野战军对付游行学生的唯一国家；削弱中央集权，造成洋权无限膨胀，经济殖民化日渐深重，使中国称为西方国家随意掠夺的国际奶牛。这种官权和洋权相结合，一方面造成了内专外奴的国家政治模式，另一方面造成了官人经济和洋人经济的国家经济模式。官人经济和洋人经济是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最可怕模式，这一模式的根本特点就是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官人发了大财，洋人发了大财，唯独本国百姓不仅没有发财，反倒要付出越来越大的惨重代价。中国股市就是一个典型：官人通过大小非解禁发了大财；洋人通过国有资产贱卖发了大财；唯独中国老百姓亏得血流成河。正是因为官人不赔钱，洋人不赔钱，赔钱的只是老百姓，所以面对21世纪最惨烈的中国股灾政府完全无动于衷，甚至满面红光地仰天大笑。中国权力结构的悲剧根源决定了未来中国政治改革的基本途径就是：扩大民权、加强集权、约束官权、限制洋权。而这只有大众政治制度才能做到。通过比较可以看出，文革宪法的四大自由涵盖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是把罗斯福那里原本只属于少数精英的自由扩大成为每一个社会成员的自由，开始了人类社会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的历史转变。由中国文革开始的人类社会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的转变，将是21世纪人类社会最伟大的历史事件。其意义绝不亚于由蒙昧社会向农业社会、以及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历史转变。人类正在进入大众时代，大众经济，大众政治，大众文化，大众民主，大众自由，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在财富充分涌流、网络高度发达的大众时代，社会已经具备了共同富裕和共同管理的物质基础，任何人都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把贫穷强加在他人身上，任何人也不得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把表达思想的方式强加在他人身上。社会将拆除所有妨碍公平正义的权力、资本和知识门槛，让富裕、民主、自由的阳光照耀在每一个人的头上，无论他是官员、富人、学者还是缺少文化的穷人，都具有享有富裕生活和表达政治诉求的相同权力，如同无论富人穷人、官员百姓、学者文盲都具有呼吸空气的相同权利一样。任何阻挡这一历史潮流并竭力维护精英统治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建立在剥夺大众财产和大众权利基础上的精英时代必将被送入历史坟墓，这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前提和基础。至于历史将以什么方式结束精英统治进入和谐社会，是以中国文革的和平方式，还是以欧美传统的暴力方式，则完全是由精英集团决定的，是由精英集团退出历史舞台的方式决定的。当然，人民永远都希望以和平方式完成社会历史的伟大转变，中国文革之所以定名为文化大革命而不是政治大大革命，其意义就在于要探索社会历史转变的和平途径，努力为人类社会开辟出一条结束暴力杀伐的新的质变途径，为世界一体化发展和地球村的形成奠定和平进程。 ——这就是中国文革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的伟大贡献。（转贴于环球网）; 271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金融自由化将拉开人民币废纸化的大幕: 稻草 2013-7-21 14:18; 金融自由化将拉开人民币废纸化的大幕操控人民币涨跌的衍生金融工具已经齐备，国际垄断资本和国内买办完全有能力通过人民币暴涨暴跌实现对中国财富的洗劫。今年北京五环以外房价暴涨万元以上，预示对人民币的信心已开始动摇。在全国家庭住房超过100平米的情况下仍暴涨，就反映了对人民币的悲观预期。（补充评论1：社科院民生报告称中国全国城镇家庭住房面积平均超过100平米，即使不加上被隐瞒部分也已经饱和过剩，房价不降反涨并且是超过以往年份的暴涨，表明人民对人民币泡沫的贬值预期已经超过了房价的泡沫。大难已不可避免，尽可能多唤醒一个民众吧，多唤醒一个，灾难损失就会减少一些。）（补充评论2：对“老百姓存款怎么办”的答复：覆巢之下没有完卵，俄罗斯当初金融大洗劫，卢布从0.86卢布兑换1美元暴跌到最低8千卢布兑换1美元，贬值1万倍。一个普通家庭一辈子几万存款最终变成了几元钱，如果不是九十年代以来国际石油天然气连续涨价，俄罗斯人民估计至今也缓不过来。资源枯竭的中国一旦走到那一步，简直不敢想象！） (作者：张宏良）; 391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文革中农业生产上的事情，大家真正为农业基础建设下了苦功 ... ... ...: 稻草 2013-7-16 23:51; 媒体一直以来宣传文革中，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这句谎言再骗，就没有人信了。你是奔了公有制建国的，一下就象现在搞私有制，行吗？你刚建国，敌人等你垮哩，就坐享太平盛世，把以前的斗争对象都给平反了，行吗？乾隆给袁崇焕平反，也是清朝几代皇帝以后，不影响清廷稳固了。 ================= 新华网长沙7月11日电(记者于磊焰　明星　李丹) 　　距北京将近2000公里路程的湘西北土家族乡村洛塔，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分布区。毛泽东主政的年代，村民们与石头山做抗争，堵河引水、开山造田，成为当时“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典型。　　如今，这些遍布全乡奇形怪状的石山已经被开辟为乌龙山国家地质公园洛塔园区，“洛塔石林”成为远近闻名的一道景观，吸引了不少背包客和驴友前来一睹风采。　　洛塔乡位于海拔一千多米的武陵山脉深处，隶属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受喀斯特地貌影响，洛塔乡“水在地下流，人在地上愁”，农作物唯一的灌溉途径是天上的雨水，老百姓过着“靠天吃饭”的穷苦日子。　　上世纪60年代，中国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洛塔人民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创业精神，下天坑、堵阴河、凿山为渠，引水造田，稻田面积和粮食总产分别增长4倍、5倍。　　土生土长的村民杨明荣说，以前父辈每天的工作就是开山造田。“小时候每天吃玉米和土豆充饥，大米饭是很稀奇的。现在主粮是大米。” 　　与当年“下天坑”，“堵阴河”的豪气和荣耀相比，如今的洛塔乡显得宁静而安详。村民集中居住在一条狭长的街道两边，大多是留守乡村的老人和孩子。年轻的洛塔乡党委书记黎敏说，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如今村民的主要收入来自于外出打工和种植烤烟。　　“当年农业学大寨，解决了口粮问题，村民生活条件得到极大改善。如今乡里开展土地流转，搞农业开发，种百合、烤烟、药材和金银花，农民收入一年比一年高。”黎敏说。　　保护生态、实现可持续发展是洛塔乡当前面临的首要任务。黎敏说，由于退耕还林，当时造的梯田只剩下三分之一，山上一些新种的树林部分是世界银行贷款和德国援助的造林项目。　　在洛塔乡清洁整齐的街道上，随处可见“发扬洛塔精神，城乡同建同治”的标语。洛塔近七万亩的林场，已成为湖南省面积最小的省级自然保护区。保护区内的“宝物”是三棵两千多年的古水杉树，当时村组长拼死保护阻止砍伐才逃过一劫。　　已进入耄耋之年的邹序武，八个孩子都在外打工，每年子女们都会不定时回家探望老人。　　“现在生活条件比以前学大寨的时候好多了，衣食住行都好，油盐酱醋茶都不缺，说明当时的艰苦是值得的。但是记得这段历史的人不多了，现在的人少了几分当年的艰苦奋斗精神。”邹序武老人坐在“洛塔精神展览馆”门口，身子板还像当年那样笔直坚挺。　　作者：于磊焰　明星　李丹　　1970年湖南省学洛塔、学野鸡坪决策的出台　　刘华清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70年5月21日，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以下简称“省革委会”)作出《关于开展学洛塔、学野鸡坪的决定》。决定说，龙山县洛塔公社、邵东县斫曹公社野鸡坪大队，是我省“农业学大寨”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大寨式的突出典型，是我们全省学习的好榜样。要求各行各业、各条战线，一定要以只争朝夕的革命精神，迅速掀起向洛塔、野鸡坪学习的群众运动。从此，一场学洛塔、学野鸡坪的群众运动在全省展开。　　受毛泽东谈话的鼓励，省革委会决定“搞自己的大寨” 　　1964年毛泽东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之后，湖南积极响应，并于1968年冬至1969年初组织4万多农村干部到大寨参观学习，很快将运动推向高潮，受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关注。　　1969年6月28日，毛泽东在湖南视察时，特地谈到了农业问题，他在接见湖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黎原、副主任华国锋时说：党的九大以后要抓革命，促生产，“湖广熟，天下足”，中南各省要抓好农业生产和粮食生产，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　　得知湖南组织数万人到大寨参观的情况后，毛泽东说：“大寨好，好就好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不要去那么多人到大寨参观，人去多了成灾，你们自己搞自己的大寨嘛!”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省革委会开始培养自己的大寨。这一年，是湖南自然灾害比较严重的一年，6月下旬至7月中旬，长沙一带、沅水流域连降暴雨。8月上旬到中旬，湘东、湘中、湘北又连降暴雨，造成较为严重的洪灾。因此，自己“大寨”的遴选就自然而然地和抗灾斗争联系起来。经过考察，省革委会确立了新田、安乡两个县级“大寨”。　　同年11月12日，毛泽东由汪东兴陪同再次来到长沙，黎原、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两个湖南自己的“大寨”，他们说：　　“一个是新田县，这个解放前是个‘干死蛤蟆、饿死老鼠’的地方，解放后也长期是个吃饭靠统销、生产靠贷款、建设靠投资、群众有困难靠救济的穷地方，自从毛主席发出学大寨号召以来，他们做大寨人，走大寨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建设社会主义新新田。两年多来，全县开荒造田、造土10多万亩，修建大小水库、山塘1000多处，使70%的农田旱涝保收。去年连遭四次洪水袭击，数万亩禾苗被洪水淹没，但该县人民战天斗地，夺得了抗灾增产的巨大胜利。不但不要国家减免征购任务，还卖给国家超产粮340万斤，集体储备粮食380万斤，摘掉了长期靠吃统销粮的帽子。” 　　“一个是安乡县。今年的安乡，是历史上少有的多灾之年。开春就遭受了3次持续29天的大冰冻，夏秋又遭到了历史上罕见的洪涝灾害。在这样的年景里，他们不等不靠，自力更生，大打抗灾的人民战争，今年粮食获得了大幅度的增产，总产量超过历史最高水平，全面超过了《纲要》。” 　　“最近，省革委会已在两县召开了现场会，并作出了‘学新田、学安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 　　听完汇报，毛泽东对湖南树立的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非常满意，高兴地说： “你们南有新田，北有安乡，路子走对了，各地搞自己的‘大寨’。” 　　受毛泽东谈话的鼓励，省革委会决心培养更多自己的“大寨”。11月17日，黎原在省革委会第四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讲话时强调：“要办自己的‘大寨’，我们这次到新田、安乡开会，到蔡家岗，现在在这么做。宁乡今年是全省最大的灾区，粮食征购任务不要求减少，还要增加，定量比去年还要超过一点，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我们就要宣传这种精神。” 　　培养自己的“大寨”也是湖南领导干部的责任所在。在毛泽东家乡工作的领导干部，既有一种光荣感，更有一种使命感。因为湖南的干部一直有一块心病，那就是湖南的建设不如发达省份。1969年11月26日，华国锋在省革委会第四次全体委员(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中这样讲道：“我们生活、工作、战斗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家乡。我们湖南人民最早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哺育，有着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光荣传统;有伟大领袖毛主席和党中央非常关心湖南的革命和建设;全中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都非常关心湖南的革命和建设，并给予了很大支援;我们湖南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有这样优越的条件，我们本应在革命和建设方面作出优异的成绩。但现在的情况是，我们的革命形势还不如兄弟省好，典型抓得不突出，总结经验不够;在建设方面，我们还比较落后。我们的条件很好很好，而贡献却很小很小。我们决不能安于现状，停滞不前，要动员起来，团结起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力争在短时间内改变全省落后面貌，跨入全国先进行列。” 　　通过树立自己的“大寨”典型，推动湖南各项工作，改变落后面貌，是省革委会找到的一个重要法宝。就在华国锋讲话的当天，省革委会发出通知：全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四好单位五好个人代表大会将于1970年春召开，要求各地认真做好代表的评选工作。省革委会希望通过这个环节，发现和培养自己的“大寨”典型。　　由于农村工作的重点在社队，因此，省革委会的下一个目标就是树立公社和生产队的典型。　　经过层层筛选，洛塔、野鸡坪进入省革委会的视野　　为迎接全省第二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首届四好单位五好个人代表大会的召开，根据大会筹委会的安排，出席省代表大会的代表，应在讲用的基础上由地区或县代表大会评选产生，每个地区要向省里推荐几个最好的典型。并且列出时间表：1969年12月25日召开典型材料工作会议，了解各地典型线索;1970年1月15日前向省革委会写出全区(市)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群众运动和四好运动的综合分析报告。　　按照这个时间表，一场评选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四好单位五好个人的活动迅速在全省展开。以此为契机，洛塔、野鸡坪的事迹渐渐浮出水面。　　洛塔公社是湘西自治州推荐的典型。　　不过洛塔的发现还有些曲折。1969年3月，全省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召开时，洛塔还锁在深闺人未识。当年龙山县上报的先进典型是咱果公社金线大队。可是，在会议交流经验、表彰先进阶段，金线大队既没有受到表彰，也没发经验交流材料。这使龙山县参会的代表感到很大的压力。通过了解，原来是金线大队的事迹不够突出，缺乏过硬的东西而被筛选掉了。县里带队的革委会副主任黄有为提出，以后我们在总结、推荐先进典型的过程中，既要注重学习上的思想境界，更要注重艰苦奋斗、改天换地的过硬实绩。这时，一些基层的同志反映，洛塔公社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下次召开全县现场会议时，可把洛塔也列入其中。　　这样，洛塔开始引起县里的注意。根据大家的意见，1969年的现场会议采取流动形式，洛塔成为5个参观点之一。通过实地参观学习，与会人员一致认为，洛塔公社党委带领全社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努力改变自然面貌，改善生产条件，经验丰富，能够启发教育人，是个突出典型，值得学习推广。　　于是，龙山县革委会决定，由副主任申海明、黄有为带队，组成调查班子，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调查组成员不畏艰苦，走乡串寨，到田间地头调查情况，走访、看望模范人物。调查组一行被富强、沙脚、五台大队开出的层层梯田，被公社党委委员陈延敏带领群众下天坑、堵阴河的生动场面，被梭洛大队社员彭美胜几年如一日腰系绳索，抡铁锤，拿钢钎，劈山凿石修渠道的业绩所感动，决心尽最大努力，总结好经验，写好调查材料，把洛塔这个典型推介出去。县革委会领导盖绍春、申海明、黄有为等对这次调查极为重视，集中杨正午、吴兆麟、易启茂等“秀才”组成写作班子，撰写经验材料。湘西自治州革委对洛塔这个典型十分重视，州革委会主任、州军分区政委陈军亲临现场察看，州革委会副主任石邦智深入到大队、生产队召开座谈会、讲用会，同群众一起总结经验。　　就这样，关于洛塔公社的材料便一路来到了省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　　野鸡坪是邵阳地区推荐的典型。　　邵东县斫曹公社野鸡坪大队，是一个只有两个生产队、47户、173人、62个男女劳动力的小大队。原来是一个石山林立，田土极少，十年九旱的穷山窝。“农业学大寨”以来，大队党支部以大寨为榜样，带领群众战天斗地，改造自然，经过6年的奋斗，凿穿了1座石山，搬掉了3座石山，打平了5座石山，在千年石山上筑起了一条53米长、10米高的水坝，建成一座蓄水两万多立方米的大山塘，凿成了一条370多米长的石干渠和一条43米长的石隧洞，在石头山上新开垦48丘37亩良田。大队粮食产量由原来每亩200多斤提高到现在的900多斤。　　1969年12月10日，《湖南日报》发表《野鸡坪人志气高，千年石山换新貌》的通讯，首次报道了他们的事迹。　　这样，洛塔、野鸡坪开始进入省革委会的视野。1970年1月28日，华国锋在全省“准备打仗，组织全面跃进誓师大会”上的报告中，首次将洛塔、野鸡坪列入湖南学大寨先进单位的行列。他说：当前，一个学新田、学安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潮正在深入发展，新田、安乡、宁乡和蔡家岗、铁路弯、沙南、洛塔、野鸡坪等许许多多先进单位的革命精神和先进事迹，正迅速在全省农村开花结果。　　1970年1月31日，《湖南日报》发表了《地动山河铁臂摇》的长篇通讯，报道了洛塔公社楠竹大队改天换地的事迹。3月28日，《湖南日报》发表《大寨之路越走越宽广——野鸡坪大队把千年石山变成良田的动人事迹》的长篇通讯。4月3日，湖南省第二届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和首届四好单位五好个人代表大会在长沙召开，洛塔、野鸡坪均榜上有名。　　同时，学洛塔、学野鸡坪的运动已在典型所在地开展起来。在洛塔所在地，1970年5月6日，龙山县革委会作出《关于学习洛塔公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随即，湘西自治州革委会亦作出《关于大力开展学洛塔运动的决定》。在野鸡坪所在地，邵阳地区革委会作出了《关于在全区开展向野鸡坪大队学习、组织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决定》。地、县革委会把野鸡坪大队的先进事迹印发到全区所有的生产队，还采用巡回讲用和参观学习等方式，使野鸡坪的先进事迹家喻户晓。　　洛塔、野鸡坪这两颗学大寨运动的新星即将升起。　　华国锋被洛塔的所见所闻感动着，一个学习决定由此形成　　在众多材料中，华国锋特别关注的是洛塔和野鸡坪的材料，因为他们最符合“搞自己的大寨”的标准。大寨精神的实质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按照当时的标准，自然条件越艰苦，越有典型意义。因此，在众多的典型中，华国锋初步选定了自然条件最艰苦的洛塔和野鸡坪。　　为落实典型材料，华国锋决定亲自实地考察。最让他挂念的是湘西的洛塔。　　1970年5月16日，华国锋在县革委会常委、办事组组长罗甲友等陪同下，由召市公社大兴街下车，凭着一根拐棍，翻越又陡又险的刀背岩登上海拔1400多米的洛塔界，中午到达楠竹大队的荆家寨天坑。在这里，他听到了楠竹大队人民战天坑、引阴河水的故事。　　天坑坑壁陡峭，上小下大，深不见底。大队在修建天坑工程以前，曾3次要求县里派技术员帮助勘探，第一次来了5个技术员，技术员在天坑周围打了几个圈，说没办法。第二次又请了两个技术员，技术员摇摇头说：“你们的愿望是好的，只怕无能为力。”第三次，经过再三请求，又来了5个技术员，经过测量，他们提出：一是要打通527米隧洞，二是要打通两个20米深通气竖井。这样算来，得花资金3万多元。这是不可行的方案。在这种情况下，大队党支部决定用“土”办法、“穷”办法上马。在公社党委委员陈延敏带领下，大家砍竹子编成一条100多米长、茶杯粗的篾缆，先后8次下到80多米深的坑底详细勘查，终于弄清了一条阴河穿过4个天坑的关系，很快制订了引水灌田的规划。接着，战斗打响了，75立方米的条石，从七八里远的陡峭路外，一块一块地抬到坑口;5万斤河沙、两吨水泥，从25华里远的山坡下，一担担运到了坑口。随后，这些材料又通过自制土绞车和软梯，一次次送到坑底。经过18位勇士在坑底450天的连续战斗，终于筑起了一座6米宽、8米长的下夹心拱坝，使坑底的阴河水冒出了地面。　　听着这个故事，华国锋激动不已。尽管步行了近30华里山路，已经相当累了，但是吃过中饭后，得知清水塘引水工程就在附近3里路远的地方时，坚持要公社党委委员陈延敏带他去看。来到清水塘，华国锋详细地询问清水塘隧洞有多深，是不是一个大队打的，打了多长时间等情况。陈延敏一一作了回答。在这里，华国锋又听到了一个感人的故事：共产党员、复员军人彭树南，多次负伤不下火线，一次拆雷管，肚皮被炸伤，鲜血直流，可他坚持不上医院，咬着牙让大队卫生员从腹部把铜片夹出来，包扎一下，第二天又到了工地。在清水塘隧洞3年的战斗中，他安排民兵轮流换班，可他自己始终没有离开岗位。长期的隧洞生活，他变得又黑又瘦，体重减少了20多斤。　　听完陈延敏的汇报，华国锋引用毛泽东的话赞叹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 　　当天晚上，华国锋就在大队部一间只有9平方米的小房间里住下。　　5月17日上午，华国锋在洛塔公社党委书记彭官恕和州县领导陈军、石邦智、马世骏、盖绍春、江丰等陪同下，再次察看了清水塘引水工程。视察完后，华国锋把彭官恕、陈延敏等拉到身边，在清水塘隧洞口照相留念。　　晚上，华国锋又找彭官恕、陈延敏等了解情况，一直持续到深夜两点。听完汇报，华国锋对随行的州、县、公社领导干部说：“听了洛塔的汇报，你们好就好在学习毛主席著作认真，学得好，用得好。从1964年起，你们战天斗地就搞得好。”还说：“你们公社领导班子思想革命化程度高，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好，公社党委成员有一年参加劳动200多天的，这是不错的，今后要保持下去。” 　　18日，华国锋又听取了大队支部书记邹序武、民兵营长彭树南等住地干部群众的汇报。邹序武告诉华国锋，在改天换地的战斗中，大队党支部响亮地提出：“向上面伸手，不是革命派，向困难低头，不是好党员。”大队学大寨的一切成绩，都是自力更生取得的。　　这天晚上，华国锋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在洛塔的所见所闻，无不让他感动。于是，他把秘书叫来，让他起草《关于开展学洛塔、学野鸡坪的决定》。　　5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该报记者、湖南省革委会报道组和湖南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联合采写的长篇通讯《土家山寨换新装——记龙山县洛塔公社贫下中农学大寨的光辉事迹》。　　5月21日，省革委会正式发出《关于开展学洛塔、学野鸡坪的决定》。　　一场别开生面的现场会，进一步让两个不为人知的地名响彻三湘大地　　学洛塔、学野鸡坪的决定发出后，为了增强典型的真切感，推动学习运动的深入开展，省革委会决定在两地召开现场会。　　5月29日至6月12日，省革委会在邵东县野鸡坪大队和龙山县洛塔公社召开了全省学洛塔、学野鸡坪现场会议。省革委会常委、各地(市)、县、省直属国营农场革委会负责人，以及省直属各条战线负责人等共260多人参加了会议。参加会议的同志，高举红旗，手捧宝书，以饱满的政治热情、虚心的学习态度和战斗化的革命作风，先后到野鸡坪和洛塔参观学习，大家一边走，一边看，一边听，一边学，走一路，学一路。在野鸡坪现场，有的说：我没有去过大寨，在这里看到了湖南的大寨;有的说：我读过多少遍《愚公移山》，在这里亲眼看到了当代的“愚公”移山。大家都说：野鸡坪人民能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造出大片良田，夺得了丰收;我们的条件比这里好得多，我们应该增产更多的粮食，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在洛塔现场，闯进天坑阴河找水源的公社党委委员陈延敏，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开隧洞的楠竹大队支部书记邹序武、民兵营长彭树南，5年吃在隧洞、干在隧洞的“新愚公”彭美胜，一一向与会人员介绍了经验。　　正是这样一场别开生面的现场会，进一步让洛塔、野鸡坪这两个不为人知的山区小地名响彻三湘大地。　　历史走过了40个春秋。今天看来，洛塔、野鸡坪确实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典型，学习和推广他们的经验，对于树立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密切干群关系，促进农业增产增收，推动湖南各项工作的开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洛塔、野鸡坪的经验都被打上阶级斗争的时代烙印。野鸡坪经验被概括为“与天斗，与地斗，与阶级敌人斗，与自己头脑里的‘私’字斗，凭着一颗红心两只铁手，斗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天地”。洛塔把“念念不忘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时刻不忘阶级斗争”当作根本经验。省革委会也把“各级领导班子必须带头抓阶级斗争”作为学洛塔、学野鸡坪的核心内容。这就使得这场学习先进运动造成一些消极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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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老百姓一看就懂的：Zimmerman案的前前后后: 热度 6 笼的传人 2013-7-15 15:12; 老百姓一看就懂的：Zimmerman案的前前后后作者：牵牛猫事情经过很简单，某雨夜，社区治保队员ZIMMERMAN在自己居住的封闭小区义务巡逻，发现一个陌生黑人少年可能吸了毒，在该小区东张西望乱窜。他上前去问，并打了911电话报警，911让他不要继续跟踪，但他还是跟踪了一段，之后跟丢了。他向自己的汽车走过去。但在他到达汽车之前，黑人攻击了他，把他头部按在水泥地上撞，打得他鼻青脸肿，后脑流血。他右手拔枪，单手贴近自己身体射击，一枪击毙了黑人。此事不要说警察，常人就推断出ZIMMERMAN不会无故枪击黑人的。他如果存心开枪，就大概不会事前打911报警；如果他拔枪在手，黑人也肯定不敢殴打他了。所以应该是黑人觉得他没枪才去攻击他的，正当防卫是成立的。所谓ZIMMERMAN跟踪黑人，并不妨碍他行使正当防卫。先动手的一方不能行使正当防卫，但先动口就无所谓，先跟踪只要不违法就更无所谓了。警察局调查完毕，觉得此事不值得起诉，就让ZIMMERMAN十万美元取保回家。他在家平静地呆了两个月，期间黑人也没有抗议。但是，奥巴马手下是有一批人专门发掘种族仇视话题的，觉得此事是个富矿，奇货可居。所以，黑人被立即挑动上街闹事，他们控制的自由派媒体业也以此为借口，大造舆论。奥巴马甚至公开声称：要是他有一个儿子，一定长得象Trayvon Martin （If I Had A Son, He'd Look Like Trayvon）。既然总统都认干儿子了，美国的自由派媒体当即高潮了。其中CBS就高潮过头了，居然篡改剪辑了ZIMMERMAN的911电话报警录音，造成 ZIMMERMAN是种族主义分子的假象，掀起铺天盖地的媒体和黑人政治团体攻击。CBS手段太拙劣了（如果有谁比CNN更拙劣，那就是CBS)，被零成本抓了现行。于是CBS被迫公开道歉并开除了至少3个记者。但Zimmerman律师不依不饶，称道歉太迟了，依然决定起诉CBS,罪名诽谤及故意心理伤害 defamation and 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emotional distress。由于铁证如山，CBS如不和解，官司必输无疑。当时奥巴马施加的政治压力是非常强大的。当地的警察局长被要求配合。但警察局长说这案子太弱，手中证据不足以支持逮捕，而没有可信理由（probable cause）,逮捕是非法的。于是原局长被炒掉了，新局长上任就逮捕了ZIMMERMAN。随即佛州检察官起诉，依然找不到证据。检方一方面逼着一批黑人做伪证，另外一方面扣留了全部对ZIMMERMAN有利的证据--这都是严重违法行为。扣留的证据中包括TRAYVON MARTIN的手机里存的数千条短信及手机里的无数照片，其中涉及团伙犯罪、非法枪支买卖及毒品交易。检察院的IT主管看不下去，出庭作证检方非法扣留证据（在ZIMMERMAN案子递交到陪审团的当天，IT主管也被开除了）。庭审中，法官迫于政治压力，完全偏袒检方。但庭审对检方依然完全是灾难性的。检方几十个证人破“腚”百出--要么可信度破产，要么完全无关痛痒。而被告证人、专家却招招见血、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检方完败，拿不出证据情况下，居然要求陪审团去发挥自己的“普通人的感觉common sense”，去判定ZIMMERMAN有罪。这就等同于说，陪审团有权力根据自己的感觉与想象定罪。在此情况下，法官在政治压力之下，使出了非常卑劣的一招，即允许检方在二级谋杀基础上增加过失杀人罪名。二级谋杀可判终身监禁，过失杀人可判30年监禁。但在庭审基本结束的情况下，允许检方增加罪名是非常有争议的。依法，自陪审团组成并宣誓之日，就算一重危境了（Jeopardy attaches when the jury is empaneled and sworn)，如果允许随意增加罪名，即使不算DOUBLE JEOPARDY（双重危境），也有违背程序正义（DUE PROCESS）的。检方甚至还异想天开地试图加入三级谋杀罪名（即虐待儿童致死罪）。但吸了毒的TRAYVON MARTIN 比ZIMMERMAN个子高十几公分，还壮实不少；ZIMMERMAN被打得鼻青脸肿，后脑流血，但TRAYVON MARTIN只有一处枪伤，虐待儿童罪实在太匪夷所思了。法官怕落笑柄，不敢答应检方这个要求。不过为了掩护检方，法官把对陪审团的指令中（jury instruction )，对过失杀人写得非常绕口模煳，希冀能够把陪审团绕进去，助检方蒙混过关。所以陪审团读得一头雾水，不明白怎么回事，只好找法官、双方律师澄清。澄清之后，即判ZIMMERMAN无罪释放。为什么过失杀人行不通呢？原因很简单，无论是二级谋杀还是过失杀人，检方都要证明ZIMMERMAN不是在正当防卫。哪怕检方证明了接近95%的可能性，只要陪审团认为存在大于5%的疑虑ZIMMERMAN是在正当防卫，就必须判他无罪。这就是BEYOND REASONABLE DOUBT举证标准。所以被告律师O'MARA在结束辩论时对陪审团说，如果你们有疑虑，请让ZIMMERMAN成为这些疑虑的唯一受益者。这句话是非常有技巧的。此案中，被告律师团队的出色工作，早已证明了ZIMMERMAN超过50%的可能性是在正当防卫,超过了被告的举证责任（preponderance of evidence)。从法律上讲，由于检方在否定正当防卫一节证据不足，就既不能证明二级谋杀，也不能证明过失杀人。法官允许检方修改罪名，徒见有意构陷，是不足以成事的。另外，佛州采用6人制陪审团，这样的陪审团必须意见一致才能定罪。只要一人咬死检方证据不足，就不足以定罪。如果陪审团迟迟不能定罪，就叫悬而未决的陪审团（HUNG JURY），一般要重审。但此案对ZIMMERMAN证据方面太有利了，不存在HUNG JURY的情况，顺利达到了意见一致。此案成为美国政府干预司法独立的经典案件。尤其是司法部居然直接组织反ZIMMERMAN游行，成了千古笑柄。操持种族仇恨议题的奥巴马政府目前可谓一地鸡毛。今天黑人在抗议游行，但传说中的暴乱乃至黑人豹党并未出现。原因很简单，美国各地警察以及支持ZIMMERMAN的白人早已子弹上膛、严阵以待了。只要黑人出面打砸抢烧杀，警察和所谓“合法持枪公民”们就会横扫了他们。美国黑人，和国内的维族、回族一样，都是永远欺软怕硬的。不过，黑人是敢打 ZIMMERMAN黑枪的--怯懦者永远只敢在背后下手的。可能还会有4个后续案子: （1）受害者家庭对ZIMMERMAN的民事诉讼（正当防卫也是适用于民事案件的，ZIMMERMAN既然已证明正当防卫，所以必赢无疑）。（2）原警察局长告非法解雇案。（3）原IT主管告非法解雇案。（4）ZIMMERMAN告CBS诽谤及故意心理伤害案。估计佛州政府在非法解雇案中，要赔个几百万美元。CBS估计会和解，但代价也不会小。; 5735 次阅读|5 个评论

分享国庆处处是国旗: 热度 12 卉樱果 2013-7-1 08:18; 七月一日是加拿大国庆节，没有阅兵仪式没有歌唱我爱首都渥太华。加拿大人用他们的方式表达对加拿大的爱-烟花，社区庆祝，最瞩目的是，国庆家家挂国旗，人人拿国旗。国庆到处飘国旗义工给大家分发国旗国旗插在行人的包中国旗举在老百姓的手上看妈妈的腿，看宝宝的手国旗在小姐妹的胳膊上国旗在新移民的手中国旗在原住民的脸上国旗在我的手背国旗在坐Sky Train美美的脸颊上点下我的画廊 -求加分; 个人分类: 加国文化|11000 次阅读|7 个评论

分享清华才女朱令中铊毒事件谁之过？: 热度 10 稻草 2013-4-20 16:03; 清华才女朱令中铊毒事件经媒体公开后，真相逐步露出水面。在政府没有公开全部真相之前，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朱令是中毒变傻变瘫的，肯定是有凶手，只剩下一个问题，那就是：凶手是谁？这个问题答案其实很显然了，既然是凶杀案，近20年没有破案，这难道是老百姓的责任？当然是公安局的责任。公安局为什么不破案？只有等待公安局自己说出全部过程，还真相于公众。也就是践行共产党给老百姓的铮铮誓言：让权力运行在阳光下了。; 4783 次阅读|7 个评论

分享高唱一首国际歌: 热度 13 晓亮 2013-3-24 10:31; 当载着中国领导人的专机降落莫斯科机场时，莫斯科的电台用一种亲切的声音报道了这个到达的消息：欢迎您，习同志。看到习近平主席的夫人--彭丽媛从飞机走出来，日本老百姓惊呆了。来自中国的政治清风使得日本政坛有点坐立不安，星期五一整天各大电视，报纸都在报道中国领导人访问俄罗斯，以及中国第一夫人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彭丽媛的演唱。国际歌是中苏两国老百姓都特别熟悉的，几十年前，中苏两国人民唱着这首歌，打败了日本侵略者。一直以来的中国领导严谨的印象被新领导人的中国范儿打破了。日本观众都在打听第一夫人的身上的大衣是中国国产的还是海外定制的，手上的黑包包是中国国产的，还是世界名牌，这些点点滴滴都是日本观众关心的。自然而然大家也会把中国的第一夫人与日本首相夫人相比，虽然两国文化的不同，但是从评论员们的赞美，中国第一夫人的印象分很高，她的形象被日本各界接受了。在访问之前，日本就有媒体对中国第一夫人出访给出了很多猜想，其中大多数是按照美国总统第一夫人外出的规格来描写。并且当中国国家主席降落在俄罗斯机场时，日本媒体特地用了一个专门的镜头，全程抓拍中国第一夫人的一举一动。晚间新闻用很长时间段介绍关于中国领导人的出访话题，其中第一夫人彭丽媛就占了很长的篇幅：……中国第一夫人服装代表了中国的时装潮流，当她下飞机时是穿着与国家主席一样的黑色大衣，但是在春天即将来临的寒冬莫斯科，第一夫人的脖子上那条深草绿的围巾，预示着中国来访即将带来春天，像一个报春的燕子…… 日本的政治动荡使得日本首相很难能外出长时间地访问，特别是与第一夫人一起出访。小泉纯一郎是日本近几年在位很长久的首相，但是因为没有夫人，所以出访时只能让他妹妹一起陪同出访，失去了展示日本软实力的机会。以前谈到中国的领导人出访大家都把王光美作为中国的第一夫人的形象代表，她亲民，睿智，现在缅甸，斯里兰卡的民众都还记得她。现在当另一位亲民的第一夫人登上国际舞台，日本怎么会不着急？日本那些评论家在高喊：安倍昭惠，你夫君要你一起出访非洲了，不要再在小酒屋陪酒聊天了！日本媒体在谈中国第一夫人的和蔼可亲的时候，向安倍首相发出了警告,日本正在与中国因钓鱼岛在国际各个场所争取支持，俗话说：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7491 次阅读|6 个评论

分享反腐与官民良性互动: 热度 1 稻草 2013-3-20 12:50; 反腐与官民良性互动关于反腐能不能成为官民良性互动切入点的问题孙立平（1）我对这个问题的关注点，不在反腐上，而在能否由此形成官民良性互动上。尽管我也认为腐败是大问题，对现在上层反腐败我也是支持的。但这里讨论的不是这个问题。（2）不管人们对现状有多大的不满，但从对社会和历史负责的角度说，人们大多都希望通过平和的变革，使社会走向进步。因为动荡代价的最后承担者还是一般老百姓。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很无奈的事情，能不能做到这一点，不取决于人们的良好愿望。（3）以平和的方式进行社会变革，其实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由下层压力推动上层改革实现的变革。另一种是所谓和平革命。我们这里讨论的显然是前一种变革的逻辑。即如何通过下层压力实现的上层改革。（4）说通过下层压力由上层实现变革，关键的问题是如何实现上下层的良性互动。如果双方的取向是完全一致的，就谈不到互动的问题了。所以你说上下层在反腐态度和目标上是不同的，这是一个事实。良性互动要起的作用，就是如何使目标不完全相同的力量实现同一个变革的过程。（5）在这个过程中，什么会成为形成良性互动的切入点，我觉得没有固定的答案，只能是遇到什么是什么。反腐败，就是这么遇上的一个可能的切入点。不是刻意寻找的结果，是历史提供的一个机会。（6）就现实的情况看，上下在反腐上有同和不同两个方面。不但要反腐是共同的，遇到的阻力也是共同的，这就是强有力的既得利益集团。但在如何反，反到什么程度，最后要实现什么样的体制变革结果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走上一个由合力形成的变革之路？探讨的就是这样的可能性。（7）虽然有很多朋友可能不同意，我的看法，目前中国的反腐应该经历运动式反腐与制度化反腐两个阶段。运动式反腐起的是破局的作用。在面对强大利益集团的时候，没有运动式反腐，制度式反腐是没有可能的。财产公示呼吁了这么长时间而没有进展，就证明制度不是凭空来的。（8）在运动式反复阶段，形成官民良性互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现实中也是可以看到的。比如说，就反腐而言，网络空间其实比原来大了，这方面删的帖子比原来少了。而且有关方面对一些帖子中披露的腐败现象，也做出了较迅速的回应。这都可以作为良性互动的迹象。当然这都不是制度建设的内容。（9）民众或舆论对制度建设的呼声，有关“运动式反腐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呼声，同样是重要的。我想，这次上层对如下两点应当会有感觉。第一，腐败已经到了远远超出原来那些官方说法能够概括的程度，几乎是碰到一个是一个。烂掉了。而烂掉的深层是权力的失控。第二，这一次，用运动式反腐败就可以收拢人心，不太可能了。（10）尽管我也同意，自己动自己的手术是很难的，上层的反腐会有很大的局限性。但我还是愿意认为，上层的思路比以前会有一定的突破。因为这一次他们是真的感受到了腐败对他们的威胁。所以，讲“笼子”问题，这是以前没有的说法。尽管对了笼子的理解会很不一样。（11）现在的问题是，在经历了一段运动式反腐之后，能不能及时转入可以导致制度变革的制度化反腐。这个谁也不敢打保票，许多人怀疑也是有理由的。但这种怀疑和疑问就是正向的压力。而且，应当让执政者明白的是，在公信力已经所存无几的情况下，如果民众觉得再次受到忽悠，这次运动式反腐不但不能收到聚拢人心的效果，反而可能使得民众彻底失望。（12）如果考虑到上述因素，在制度的层面向前推进不是没有可能的。首先，官员财产公示有可能会比没有这场运动式反腐推进得快一些。其次，巩固和扩大运动式反腐提供的言论空间。当然更关键的是，能否实现下面的路线图：运动式反腐----反腐制度建设----限制权力----落实权利-----扩大言论权利空间。只有这只有通过官民的良性互动，通过这种互动中的博弈，才有可能实现。（13）官民良性互动的理论依据。在传统的国家理论中，人们更加强调的是国家的“代表性”，即将国家看作是某些利益集团或其联盟的代表。具体到中国，就是认为上层代表既得利益集团，不可能真正反腐败。但另外的一些研究表明，国家具有明显的自主性（autonomy）。国家是有自己的利益的。国家与统治阶级的利益既有一致的一面，也有矛盾的一面。特别是在社会发生危机，国家与统治阶级同时受到威胁的时候，两者矛盾的一面就会表现得更为突出。国家的目标是自保，而这种自保是由必需的改革实现的。（14）官民良性互动的障碍。是官方的“江山思维”。最近我一再表达的意思是，过去30多年改革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是进入新的30年的重要转折点。未来30年的核心问题，是在官民的互动与博弈中，经由民主法治的途径，走向公平正义的社会。即所谓，举公平正义的旗，走民主法治的路。但即使说到这里，大家也知道，实质性的问题还没触及到。这个实质性的问题是什么？我把它叫做“江山思维”。无论路怎么走，都会涉及到这个问题。一方说，我要保江山，一些东西是不能动的。一方说，不动这些，中国就不能往前走。因此，如何用建设性思维破解这个问题，就成了决定中国未来的关键。 //@孙立平继续讨论这个问题。（15）就形成官民良性互动来说，“江山思维”所起的作用，明显是消极的。首先，保江山这个概念是很模糊的，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既可以理解为保障一种制度的不变，也可以理解为是保护既有的利益格局不变。于是，就有了“打江山，保江山，吃江山”的说法。其次，正因为有这不同的理解，这种江山思维就很容易造成官民隔阂，甚至民众与执政者的对立。某网络名人有句名言，“想要红色江山，拿三千万人头来换。”这样的话，等于在本已比较紧张的官民关系上，火上浇油。（16）应当说，破解“江山思维”是实现官民良性互动的关键，而要破解这个思维是很困难的。但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破解的思路在什么地方？我觉得是分享、共享的理念。假如说把江山理解为我们这个社会拥有的一切，即古之“天下”，就是要分享、共享这个江山，分享、共享这个天下。不是谁要夺取谁的江山，而是通过一套制度安排来分享这个江山。这个，应当说也是和共产党当初打江山时候的理念相吻合的，是为人民打的江山。（17）如果仔细分析，在“江山思维”中，其含义和取向，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异的。荣剑注意到，红色后代有公开要求和“官二代”作出切割迹象。如延安儿女联谊会的会长胡木英，在该会举行的2011年春节团拜会上，就明确提出：“我们绝非什么‘太子党’‘官二代’，我们是红色后代、革命后代。”荣剑还注意到“红后”的下述一些特点，如强调他们父辈打下的江山决不能在他们这一代人手中丢掉，要把革命传统世世代代保持下去。在这当中，尽管也包含着对集体共同命运的关心，但与纯粹从利益的角度来理解江山，还不完全是一回事。（18）由于“江山思维”本身的模糊性以及由此可能产生的多种不同理解，很容易把执政者与既得利益集团捆绑在一起，并在官民之间形成难以化解的隔阂和不信任，因此必需抛弃这种思维。这样就可以理解前几年周瑞金先生一再讲的，共产党要与既得利益集团切割。有人会说，这种切割是很难的。正因为难才讨论。再难也得切割，不切割就没有出路。 //@孙立平上面几条的意思原来都发过。看过的朋友可以略去不看。（19）想不想切割是一回事，能不能真正实现切割又是一回事。这取决于双方的力量以及变革策略。英国王权压住贵族，实现了和平变革；法国王权压不住贵族，最后导致了革命。关键的问题是双方的力量对比。（20）一般而言，在正常的情况下，双方力量对比不易在短时间内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这时，有三个东西就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能不能有效借势甚至造势。有势，弱的可以变强。第二，出师有名。有的变革别人比较容易反对，有的不容易反对。我前一段提出公平正义的目标，就是这个意思。第三，在上层陷于僵局的情况下，能不能从社会中寻求支持。所以，就社会来说，对于上层变革保持一定的不信任从而形成压力是必要的，但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嗤之以鼻，也是不明智的。（21）说到师出有名，就可以理解我前一段为什么那么不厌其烦的讲要将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作为目标。就是说，你要进行变革，特别是在面临强大既得利益集团阻碍的时候，要有一个能占据道义制高点的理念或名目，这个理念或名目能使反对者自动陷入不义的境地。改革的名目能起到这样的作用吗？实际上起不到了。就像我原来所说的，一说改革，改革的力量还没动员起来，先把反改革的力量动员起来了。而且什么都可以叫改革，其本身没有价值目标，没有道义的力量。相反，建设公平正义的社会就不一样了。你怎么反对呢？因此，这是改变力量对比的重要举措。就目前的反腐败来说，最重要的不在于它是以什么方式开始的，而是在于它是以什么方式结束的。; 257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反腐败的两难选择: 稻草 2013-3-20 12:49; 反腐败的两难选择 (孙立平）　　未来十年对中国领导人最大的挑战是反腐败。中共十八大报告说到，如果腐败问题不解决，可能亡党亡国。民间有一种说法：“不反腐会亡国，反腐会亡党。”当然，这个说法可能过于严重。我的看法是腐败问题不解决，是可能亡党，但是不太可能亡国。反腐败可能亡党，但是也可能救党，完全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反腐败。　　反腐败真正的两难选择是如何处理腐败的存量，也就是如何解决已经发生的腐败行为。如果我们不对过去的腐败有一个了断，反腐败不可能成功。如果措施过于强硬，轻则政府官员可能会消极怠工，使政府处于瘫痪和半瘫痪状态，重则导致政府官员造反，改革也没有办法进行。但是，如果要了断过去，老百姓应该不会答应。这就是两难选择。　　我们能否走出这个两难选择，既取决于领导人的智慧和胆略，也取决于普通民众的理智和耐心。最近吴思、李永忠等学者提出有条件特赦这样一个思路，我今天讲的也是对他们的一个呼应。事实上，我在十年前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一　　从宏观上讲，过去十年中国的腐败，最重要的是两个变化。第一个是从创造价值的腐败走向毁灭价值的腐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所谓“腐败”，很大程度上是民间从政府官员手里面赎买权利，通过这种赎买使得资源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原来只能国有企业使用的资源，现在民营企业也可以使用，他们创造了更大的价值，推动了经济增长。　　但是，现在的腐败已经不是这样的腐败，而是政府官员滥用权力寻租，特别是本来已经释放到民间的权利又被收回，使得资源配置更没有效率。八九十年代的腐败是与体制改革相关联的腐败，腐败的过程当中，也释放了政府手中的一部分权利。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腐败也推进了中国的市场化改革。而过去十年的腐败是与体制倒退相关联的腐败，腐败变得越来越严重，但是体制离市场化程度反而越来越远。八九十年代的腐败，是商贿赂官的腐败，而过去十年的腐败，很多已经变成了官贿赂官的腐败，我们叫“买官卖官”。当然商业贿赂官员仍然存在，但比起买官卖官，商业贿赂可能已经不是最重要的了。　　第二个是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但是，腐败也变得越来越严重。我搜索了一下“百度新闻”各年包含“反腐败”这个词的文章，2003年时总共11900篇，2004年上升到76200篇，2005年 73330篇，2006年106000篇，2010年246000篇，2012年已达861000篇。人民网上“反腐败”的文章也有类似的增长趋势。十六大以来，已经有70多位省部级官员落马了，都是因为腐败问题，或者与腐败相关。大家算一下，平均每年有七八位省部级干部被抓，这在历史上、在任何一个国家也是少有的。　　举个例子，河南省交通厅先后四位厅长都因腐败落马，第一位落马在1997年，查实的受贿金额是30万元，第四位2011年11月被抓，受贿金额3000万元，14年间增加了100倍，年平均增长率39.8%。而这个期间，中国人均GDP的名义增加率是12.9%，受贿金额的增长远高于GDP的增长。当然，这只是一个特例，但就我观察，这个例子也许代表了腐败严重程度变化的一个基本趋势。　　新一代领导人对反腐败非常重视，其实上一代领导人对反腐败也非常重视。学者、政府高层先后提出很多反腐败的措施，这些措施大体归结起来有这样几条：第一，加强监督，提高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我们知道，如果100个人腐败，只有一个人被抓住，这种威慑力很低，如果有50、60个被抓住，这样威慑力就比较大。第二，要有新闻自由。只有有了新闻自由，才能发挥民众对政府的监督作用。第三，要提高惩罚的力度，即能够使接受贿赂的腐败官员真正感到害怕。第四，提高政府官员的合法工资，也就是“高薪养廉”。现在官员之所以腐败一个原因是他们的名义工资，或者叫官方定的工资太低，他们不得不用额外的收入补贴自己。第五，官员财产公示。这一点最近谈的比较多。第六，通过思想政治工作，提高官员的道德水平。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怎么使得官员脸皮变薄一点，现在的官员脸皮太厚。第七，减少政府部门的权力。现在政府的权力太大，如果能够减少政府的审批权，减少政府分配资源的权力，减少政府制定产业政策的权力，减少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那么，腐败可以大大减少。第八，真正实行民主与法治。　　应该说这几个措施已经比较全面地概括了我们所能采取的反腐败措施。如果我们是在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府，或者政府的规模很小，又或者是现在的腐败不是很严重，这些措施对于预防腐败是有效的。但是，现在不是这样，我们是在现有政府的基础上进行反腐败，有些措施即使听起来好，实际上很难实行。比如说高薪养廉，我们有这么多的政府官员，权力又那么大，省部级官员10年已经抓了70多个，也只占官员总数的一小部分。这么庞大的政府，高薪养廉是养不起的。　　这种情况下，上述这些措施的效果就非常有限了。之所以有限，最重要的就是现在的腐败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胡星斗教授根据最高检察院的报告推算2009年县处级官员腐败的比例48%，厅局级干部40%，省部级33%。这个数字大家可以怀疑，但是就我的直观判断来讲，也许有点保守，按照现在的腐败标准，我觉得政府官员里面，能经得起查的不多。也许你没有接受现金的贿赂，但是你收过人家一块手表，或者接受过一幅名画，或者买房子的时候接受过优惠，或者你的孩子在国外读书的时候得到过人家的资助。所以，真正能经得起查的很少，只是不查而已。　　民间对腐败非常痛恨，但是我觉得好像是抽象地谈起来很痛恨，而具体到某一个人出问题了，很多人反倒表示了极大同情，说“这个人怎么这么倒霉”。其实民间的这样一种矛盾心理，表现了人类本性中的一个公平概念，也就是某一种行为，好多人都在犯，但是只有少数人受到惩罚，人们会认为不太公平，人们也会提高对这种行为的容忍度。　　其实对于腐败行为，真正的惩罚是两种机制：第一种是法律的机制，第二种是声誉的机制、舆论的机制。过去，某一个人因腐败被抓起来了，坐牢了，这是法律的惩罚。同时，周围的人都看不起他，这是声誉的惩罚。但我们看到今天好像不是这样的，一个腐败官员被判刑之后，反倒得到更多的同情，有很多人在帮助他的孩子，帮助他的老婆。这本身就反映出可能现在抓起来的腐败官员仅仅是腐败官员当中的一小部分，而且很可能还不是腐败最严重的那部分人。　　二　　所以，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处理腐败的存量。有两种思路：一种思路是算老账，追查到底；另一种思路是算新账，既往不咎。当然它们的准确含义我们还可以讨论。　　看一下算老账所面临的问题，过去10年的经验证明，像现在这样的算老账式的反腐败，尽管看起来力度已经很大，但是与腐败的普遍程度、严重程度相比，可以说蜻蜓点水，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过去10年，反腐败的措施并没有真正在腐败分子当中形成一种威慑，很多官员腐败，就像买股票，或者买彩票一样，碰运气，运气不好，被抓了，算自己倒霉；运气好，就逃过去了。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是，反腐败可能变成权力斗争的工具，抓不抓你，可能不在于你腐败得多严重，而在于你是听话还是不听话，你是否跟对了人。这样的话，落马的腐败官员其实不一定是最严重的腐败官员，甚至不一定是真正的腐败分子。　　我曾经接触过一个案子，一个相当廉洁的官员，得罪了党委书记，七凑八拼，凑了4万块，包括别人给他孩子的压岁钱，判了4年。在我所知道的案子中，类似的案子其实真的不少。而且这样一个权力斗争博弈具有“先下手为强”的特点，先下手就变成腐败官员的最优策略。进一步，这样的反腐败可能还使得腐败更为严重。如同杀人灭口一样，杀了一个人，害怕被知情的人举报，就继续杀人。腐败也有类似的问题。如果钱不足以买通比你大的官员，这时候没有人保护你，很可能落马。但如果你行贿的金额很大，买通的人很多，这时候你反倒变得安全了。　　还有一个问题是现在的舆论反腐。特别是十八大以来，舆论反腐起了很大的作用。尽管我们现在没有真正的新闻自由，但是有了微博，使得每个人都可以变成一个媒体，对腐败现象产生了一定的遏制作用。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靠微博反腐也存在很多问题。一个就是可能侵害人权，因为微博上的信息很多是不负责任的，微博反腐可能有侵害个人隐私权的问题，也可能被人利用，即变成我前面讲的权力斗争的一种工具。　　我们要特别注意防止微博反腐可能产生的舆论暴力，因为一个人无论你干净不干净，一旦舆论说你不干净，可能就是有口难辩。特别是现在的情况，因为大部分官员屁股底下都不干净，所以没有人愿意站出来替他人说一句公道话，只要一个人被媒体曝光，上级就赶快把他“推出去问斩”，这可能会形成一些冤假错案。另外，有时候这样做也违反了法治精神，包括大家最近看到的重庆“艳照门”事件，这样一个艳照是在引诱欺骗下拍摄的，取证本身就是违法的，但是现在反腐当中已经不考虑取证程序的合法性。从长远来讲，这对建设一个法治社会是不利的。　　当然，我们可以设想更大的反腐风暴。但是，我们能大到哪儿去呢？如果我们真的搞得很大，就会形成所有官员人人自危，消极怠工，也可能形成一个腐败官员的联盟。因为腐败如此普遍，它一定是一个官官相连的网络，保护别人就是保护自己，所以官员很可能会联合起来对抗反腐败的措施，最后政府就会瘫痪。政府瘫痪时，反腐败是没有办法进行下去的，更不要谈改革了。　　另外，官员买官卖官的钱很多也是从企业收上来的，也就是几乎所有的腐败追下去都与企业家这个群体有关。现在一些企业家没有安全感，一个原因是对未来没有信心，害怕像发生重庆那样的所谓“打黑”，实际上是“黑打”，任意地剥夺私人财产。另一个原因是担心算过去的老账，包括由反腐败牵连出来的贿赂行为。这样导致民营企业家，甚至国有企业的官员都开始移民，没有人真正愿意在中国经济中投下更大的赌注，更没有人愿意搞创新，这时候失业率就会增加，民众的不满又会提高。所以，这对政府是一个更大的挑战。　　谁来反腐？如果我们承认腐败是如此普遍，那大致来讲，很可能反腐的官员本身也未必是干净的官员，他们有多大的力度敢反腐？因为反得越深，把他们自己也牵连出来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我想更大的反腐可能性比较小，如果强行实施，也可能带来比较大的成本。　　另一种可选择的办法叫做不算老账算新账，不往后看往前看，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吴思、李永忠等最近提出的有条件的特赦。按照吴思的观点，通过有条件的特赦，换取官员拥护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李永忠认为，如果算老账，问题会越来越多。当然，我想他们只是提出一个基本的思路，具体措施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事实上，国际上已经有好多经验，包括香港地区也有很多经验，发达国家有，发展中国家也有，几乎所有原来腐败严重的国家，在反腐的过程当中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我个人的建议是，以十八大为界，十八大之后不再腐败的官员就既往不咎，十八大之后继续腐败的官员新账旧账一起算。所以，也不是说都那么很容易过关。同时，要启动政府官员的财产公示和注册，接着要研究超过合理收入之外的部分，究竟是没收，还是设立特别税，交税之后就归他们自己。　　但是，必须坚持的一个原则是，如果你不说实话，你就应该受到惩罚。比如你有10套房子，你公示的时候只说2套，一经查实，另外8套应该全部没收，也就是政府官员在这个时候不说真话要冒更大的风险。当然，也可以施行自愿公示，不愿意公示的官员离开政府岗位。在这样做的时候，同时要加强我前面提到的那几项反腐措施，包括减少政府的权力，实行新闻自由，加强舆论监督，还有更为长远的就是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和一个民主体制。当然，在政府官员的权力受到约束的情况下，政府官员合理的报酬也确实应该提高。　　三　　但是，这样的措施面临巨大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如何化解民众的不满。民众会认为这是相当不公正、不公平的，凭什么这些腐败分子就可以轻易豁免。这种不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第二个挑战是怎么使得这个政策本身变得可信。因为任何政策，不可信是不会有效果的。　　首先，怎么求得民众的理解。我们必须告诉大家反腐败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而不是为反腐败而反腐败，更不是为了杀人。杀再多的人，抓再多的官，如果我们未来的政府仍然有像现在这样严重的腐败，那我们可以说没有取得任何成就。　　其实，有条件特赦就像资不抵债的企业进入破产程序一样，即使对债权人而言，免除一部分债务让企业活下来，也总比拖死好。当然，我们人类有一个弱点，我们经常注意了手段，忘记了目标，就像我们赚钱一样，本来赚钱是为了活得幸福，但是我们经常为了赚钱而牺牲幸福。我们反腐败当中同样要避免类似的问题，不能只注重手段，忘了我们的目标。　　还应该看到，过去的历史真的相当复杂，体制不合理是腐败现象普遍化的主要原因，我们看到一些被抓起来的官员得到当地老百姓的同情，因为他们觉得这些人真是干事儿的人，那些不干事儿的人反倒没有被抓起来。　　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进行全民大讨论，因为这对中国的未来太关键了。必要的时候可以进行全民公决投票，像阿根廷等国家就做过这样的措施。政府提出一个具体的方案，然后全民投票，同意还是不同意，我们可以规定一个比例，比如50%以上的人认同，我们就做，如果大部分人不认同，我们就不要做。我也相信，如果我们有周全的设计，政策在实行1~2年之后，民众就会认识到它的好处。当老百姓看到腐败现象大大减少，政府服务大大改进的时候，他们就会更能够理解这样一个政策的好处。当然，这要求老百姓有一定的耐心。　　可信性问题怎么解决？靠政府出一个红头文件恐怕不行。政府的政策多变，经过全国人大通过的法律，其可信度还是大大高于政府的红头文件。所以，我建议可以通过全国人大立法的方式保证这样一个政策的可信性。同时也可以搞试点，可以选择几个县，或者几个市，取得经验，再在全国推开。　　这样一种有条件的特赦政策，我把它叫为“理性的宽恕”。宽恕是我们人类具有的伟大美德之一，基督教讲赎罪，佛教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中国人也有宽恕的文化。但是，我说它是理性的宽恕，不是无原则的宽恕，不是为宽恕而宽恕，不是为显示宽宏大量而宽恕。理性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和政策的时候必须超脱自身的定位、身份、利益，必须学会换位思考。理性也要求我们在评价一种变革政策的时候，必须考虑政策的可行性，而不只是考虑我们的主观愿望。理性也要求实施一项变革政策时，必须向前看，而不是向后看，不应该过多地纠缠于历史的旧账。　　南非图图大主教在曼德拉当选总统以后，说过这样的一句话，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我在这儿加上一句话：没有理性就没有未来。如果我们不能够理性地处理我们现在面临的腐败问题，如果中国的反腐败不能走出我刚才讲的那样一个两难选择，我们将被持久地锁定在腐败陷阱当中不能自拔，中国不可能有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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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妖魔化铁道部是利益集团想搞鬼: 热度 12 稻草 2013-3-12 10:21; 铁道部以前不改革是对的，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促进了中国铁路的超速发展。如果民资过早介入是不好的，房地产业的高房价，高强拆就是例证。只是现在有了交通运输部，没有必要再需要这么多管理机构，设为局，也是可以的。妖魔化铁道部是利益集团想搞鬼，把自己的资本搞进铁路部门的赚钱项目，然后象首都机场高速一样，天天坐家分钱。它们的这种如意算盘，很多老百姓，网友非常不明智，跟着起哄。请问你得到了什么，无非就是票涨价，黄牛党合法化，以后可以直接找黄牛买高价票不用藏了，仅此罢了。; 4994 次阅读|29 个评论

分享赵本山的结束是中国小品脱离群众的结束: 热度 9 稻草 2013-2-6 23:31; 赵本山刚出道上春晚,还算是把握了现实,赢得大部分的观众。但近年来,越来越不切实际，大量的闭门造车，玩假大空，尽整一些无聊的东西。一个卖拐就连续搞了几年，象卖拐这种小品，对中国的社会只有坏处，没有好处，真是恶俗之极。尤其是央视还把这种东西作为重点，就更显得央视严重脱离群众了。今年朱军还说“接地气”，什么叫接地气，难道你的晚会只为官僚服务的？央视春晚就是要老百姓一起娱乐的，你高高在上，好象与群众为乐倒成了你的恩赐，“接地气”了。真是混蛋之极！; 5100 次阅读|22 个评论

分享贫富分化之美丑: 热度 8 稻草 2013-1-31 11:48; 均贫富是人类的最高理想,是老百姓的梦中桃花源,这是值得赞美的，是美的，我相信也会实现的。事实是，我们还在去桃花源的路上，希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贫富分化的丑，就在我们身边。人类财富的分享是遵循社会规则的，社会规则的公平与否，决定财富分布美丽与丑恶的图谱。无峰则无山，没有富则无穷，但风景优美的山水意境，才是人的至爱，让社会追求这种意境吧，这才是我们所能做得到的。; 5296 次阅读|14 个评论

分享 ▲張曙光理論：赦官員竊國無罪，讓百姓分贓成賊: 热度 1 wx1wx2 2013-1-30 13:02; 黨的高幹、裸官、博導張曙光的”大赦論“，真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堪稱天下第一雷人理論。研讀發現，這不應當叫“不管多少，豁免原罪”，應當叫做：官員竊國、百姓分贓，讓13億人皆成賊。與其如此，乾脆由國家把國庫全部分配給官員，再由官員分點給老百姓--這樣大家都白白凈凈的，也無須搞什麽政改、反腐了。話說回來，這總是一個快刀斬亂麻的辦法。但有兩點值得注意： 1、” 不管多少，豁免原罪”，10億、10萬的一概豁免，顯然不公，引起內部不和諧咋辦呢？ 2、老百姓會不會問: ”三個代表“究竟代表的是誰啊？附： http://www.szhgh.com/html/38/n-18738.html 茅于轼天则所成员张曙光：官员公布财产后应一律免罪来源：搜狐网| 作者：记者 | 点击：6203 | 共 0 条评论| 时间：2013年1月12日 16:16 2013年1月10日，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在北京召开了2013“新年期许”论坛。张曙光在论坛上上提议，“实行大赦豁免原罪。官员公布的财产不管多少，一律无罪。” 张维迎则称:“如今的政府官员关于民主宪政的理念,比一百年前清政府的好多官员还要落后很多。" “宪政”和“改革”成为本次论坛的焦点话题，还有学者就官员财产公开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发表了致辞，张维迎、张曙光、李炜光、石小敏等人也在会上发言。为宪政改革做准备张维迎：我们观念比一百年前的梁启超、严复，还要落后得多，政府官员关于民主宪政的理念也比一百年前清政府的好多官员要落后很多. 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发表了主题演讲并表达了自己的新年期许，他表示未来十年，最重要的工作是落实宪法。张维迎说，这一目标能否实现关键就在于核心集体是否有基本的共识和默契，以及实现这个目标的领导力。“要说难，很难，要说不难，真的很简单，我们有些剧本写好了，可是我们从来不去演它，过去的时候，我们真戏假唱，现在我们要假戏真唱。” 张维迎还呼吁，学者们要努力做好启蒙工作。“我自己觉得非常惭愧，即使今天我们知识界可能我们自己认为我们最激进的人，我们观念比一百年前的梁启超、严复，还要落后得多，政府官员关于民主宪政的理念也比一百年前清政府的好多官员要落后很多，那个时候至少可以公开争论，包括在庭上也可以争论这个事情。” 大赦豁免原罪张曙光：官员公布的财产不管多少，一律无罪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的思考更加具体，他认为改革过程中应该持着宽容的态度，最重要的是要提出一些针对改革可以实施的方案。在官员财产申报和公开问题上，张曙光阐述了他自己的“四步”思路：第一步：官员公布财产。因为反腐问题最受诟病的自然是反腐靠纪检委，结果越反越多，无济于事。那怎么办呢？这就需要靠官员申报财产，阳光法案。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死结解不开，官员行为根本不可能矫正。第二步：实行大赦豁免原罪。官员公布的财产不管多少，一律无罪。没有这一条官员不可能公布。得有宽容的谅解和解，使官员能够接受，这是安抚官员的办法。第三步：官员（财产）公布了，老百姓能不能接受？怎么使老百姓接受呢？这就是要按照现有的法律，《个人所得税法》，征收高额的所得税，把黑钱洗白，除了你的工薪收入，合法收入以外，全部视做一次性的灰色收入，征45%最高的个人所得税拿走。第四步：要问责，要处罚。有几条很重要，一是规定一个时间，从最高层开始分期分批公布，如果超过时限不公布，罢官，没收财产，判处无期，二十年再说。再一条，公布了，隐瞒怎么办，先停职，再审查，查出来视同没有公布。第三条，这一次公布了下一次再犯，加重处理。然后把新闻监督放开，司法监督放开，这套规则就可以建立起来。; 个人分类: 中國改革|337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老百姓擁三億把槍　美國怎這麼愛槍？: 热度 1 8288 2012-12-26 15:50; 个人分类: 新闻和政治-视频|3197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美国总统大选与中国十八大的接班人选举的区别是什么？: 稻草 2012-11-8 08:37; 不好说。; 457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薄案教訓 18大限制富豪代表: 热度 1 8288 2012-10-2 05:52; 統計中國富豪的雜誌「胡潤百富榜」顯示，中國人大代表中的富豪比重，過去五年增多近一倍。但富豪在黨內的地位則受較多限制，與上屆17大的六名富豪代表相比，本屆18大的億萬富翁代表只多出一人。從2007年至今的五年，中國的億萬富翁從106人增至251人，遠遠超過經濟增長速度。在2007年的前800名富豪中，有38人是人大代表。在今年的1000名富豪中，富豪人大代表增加到75人。但五年間，黨代會的富豪代表只從六人增至七人。富豪在人大和18大代表的構成中差異巨大，凸顯出中共領袖對財富的敏感與不安，擔憂財富在決策過程中的影響力日益增大，尤其是在薄熙來醜聞發生之後。薄熙來和妻子谷開來的家族擁有1億3600萬美元的資產。薄熙來事件已使中國老百姓看到權貴階層的奢華生活，與他們格格不入。過去十年，中共向企業主敞開大門，但社會的貧富差距拉大，抗議示威等群發性社會騷亂不斷。河邊加州大學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說：「中國的執政黨高高在上，不希望受到任何挑戰，我認為，這就是中共對18大的富豪代表做出限制的原因，擔心民眾出現不滿情緒。」擁有89億美元淨資產的大連萬達集團董事長王健林，曾是17大代表，中國首富宗慶後今年3月在北京出席了人大。但兩人都不是18大代表，不能出席決定中國下一代領導人的18大。今年的18大富豪代表，除了身價52億美元的三一集團董事長梁穩根，和30億美元的長城汽車公司董事長魏建軍外，還有身價6億美元的山東登海種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李登海、3億6900萬美元的紅豆集團董事長周海江、8億900萬美元的江蘇洋河酒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張雨柏、8億7400萬美元的山東威高集團董事長陳學利，和家族資產4億6200萬美元的浙江海亮集團董事長馮亞麗。曾任國務院中國事務主管的聖地牙哥加州大學教授謝淑麗(Susan Shirk)說：「自江澤民允許私營企業主入黨以來，黨和政府仍主要由黨政官員、軍頭和國有企業負責人把持，私營企業在黨內幾乎沒有聲音。」英國前駐北京外交官、雪梨大學教授布朗認為，中共限制18大的富豪代表人數，可能是避免使民眾感到黨已變質，成為菁英政黨，「18大出現部分富豪代表沒有問題，但太多則會產生意想不到的後果」; 个人分类: 网络文摘|4200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 59岁关牧村全家福曝光昔日青涩照惊艳动人(组图): 热度 12 新闻速递 2012-7-22 01:44; http://www.youtube.com/watch?v=cfOq-tmCFtsfeature=player_detailpag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ULqlkJPT54feature=player_detailpage 　　 http://www.youtube.com/watch?v=fh7M5Eiu7P8feature=player_detailpage 　　关牧村的歌曲几乎每首都是老百姓喜爱的经典。她极富特色的嗓音，浑厚而富有磁性，饱含浓情。童年困苦的生活，令关牧村在工厂干了七年的重体力活。1970年，关牧村就进入天津歌舞团担任独唱演员，84年进入中央音乐学院进修。在歌坛40年的时间关牧村演唱了无数家喻户晓的歌曲，《打起手鼓唱起歌》、《祝酒歌》、《月光下的凤尾竹》、《吐鲁番的葡萄熟了》直到现在还被广为传唱，也奠定了关牧村子音乐界的地位，同时令其收获了大批的歌迷“村民”，自己也被推选为“村长”。作为名气蜚声中外的歌唱家，关牧村绝对是“德艺双馨”的榜样，低调做慈善，曾资助过30个孩子，不仅歌好艺德更好。　　从女工到著名歌唱家，关牧村的音乐道路颇为传奇。除了在歌唱事业上取得令人羡慕的成就，关牧村幸福的家庭生活也被广为赞叹。近日在做客某音乐节目，关牧村就在拍摄时给博士老公江宏系扣子，恩爱之情溢于言表。其实，对于关牧村来说如今的幸福生活实在不简单。在上世纪80年代，关牧村事业处在巅峰，直到30岁才嫁给了比自己小6岁的王星军。但这段“姐弟恋”却因为夫妻之间的差距和分歧以离婚收场。后来，现任丈夫江泓来到关牧村身边，无微不至的关怀抚平了前段婚姻带来的伤害。如今，两人已经结婚14年，恩爱一如往昔，不得不令人感叹幸福真的是很真实的东西。作为事业和家庭都很完美的艺术家，关牧村在和多人眼里一直是高贵典雅的形象，气质非常出众。　　　　　　　　　　　　　　　　　　　　　　　　　　　　　　　　　　　　　　　; 9266 次阅读|32 个评论

分享珍珠湾民关注中国老百姓故事: 热度 4 新闻速递 2012-7-15 18:38; 导语：珍珠湾民关注中国老百姓的故事。「中国人的一天」中国老百姓故事联播 http://news.qq.com/zt2011/oneday/608.htm 一个山区农电工的一天 http://news.qq.com/zt2011/bsfq/index.htm 中国百岁夫妻爱情; 5397 次阅读|4 个评论

分享乳房天堂: 热度 17 张老三 2012-7-15 00:53; 乳房天堂在干燥的北方老百姓说吃咯咯就是吃奶咯咯便是乳房那时的女人啊自然坦荡一对灌浆的奶子像大山一样对着你湿透胸前的衣裳所以我们成长我们茁壮敢哭敢笑敢逞强只要钻进母亲怀抱就有大江大河就是我们的天堂吸吮的是乳浆沉醉的是安祥乳房的温暖与健壮像神话一样带给我们健康，自信，和阳刚那时的女人那时的乳房所以天会这么蓝地会这么广阳光明亮吃咯咯长大的汉子们咱们必须挺起肩膀母亲就在身后江山就在手上这是我的家园啊我的天堂我们宁可死决不退让 2012年5月12日母亲节; 个人分类: 老三的诗歌|12571 次阅读|15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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