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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为被公知、精英打成“养懒汉”的集体所有制申冤: 稻草 2017-6-20 15:40;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不忘初心，牢记自己矢志不渝，拼死奋斗的最终目的，根据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原理，教育人民克服小农经济意识，领导、动员、组织他们走集体化的道路，经过耐心细致的工作，全国绝大部分的个体农业变革成了集体农业。与此同时，城镇的集体所有制企业也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集体所有制，成了社会第二位的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公知、精英们，通过讲话、演说、文章、宣传等途径，却把集体所有制污蔑成，大锅饭，养懒汉，没有效益的所有制;强制解散了农业集体所有制，大力发展私有资本制围剿集体所有制。我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特向社会主义事业法院提起上诉，诉求为集体所有制恢复名誉。　　一、中国农业集体所有制一九六一年才基本“发育”成熟产生出来　　只有生产资料公有制，才能最终彻底消灭了剥削、阶级，人民当家作主成为社会的主人，把被颠倒了几千年的社会关系完全颠倒过来，实现第一阶段共产主义，实现社会主义事业的最终目的。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到今天成熟的定论。　　中国农业集体所有制，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开始实践探索建立;到1961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修正草案)(简称人民公社六十条)，下发，它的规模、组织、管理、核算、分配、生产、生活等等方面的问题才基本确立。也就是说，到1961年，中国农业集体所有制的制度，才由国家权威地产生出来;完全可以说，中国农业集体所有制，是一九六一年诞生的;之前的几年，只能是它的“ 十月怀胎”。　　所以，评价集体所有制能不能发展生产，经济，人民群众能不能接受，好不好，就只能以它“出生”两年后的农业情况来评价，也就是说，只能以1963-1980年的农业情况来评价它;决不能以它还“在娘肚子”里的农业情况来评价它。这是定论一种事物的基本常识，基本规定。只要是对公有制不带偏见的人，都会遵循这一基本常识，基本规定。　　二、机制上集体所有制就不存在养懒汉的问题　　集体所有制，生产的物质条件，生产资料是集体成员共有，自然资源是国家即社会成员共有，共有所有者就不需要生产者的劳动成果即劳动价值，生产者是不受剥削的生产。也就是生产者联合起来起来生产，创造的劳动成果即价值，形式归集体即“自由人联合体”所有，通过每个人投入劳动量的一定比例来分配，实际劳动成果是创造者个人所有。　　集体所有制，是按“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 的基本原则进行分配。　　看农村生产队的分配就很清楚：每个生产者投入给生产队的劳动量，记成工分，一个工分就是投入一个工分的劳动量。两种办法记工分：一是日工分，二是定额工分。定额工分按定额算记，就是比较准确的投入劳动量，无需赘述。日工分，干一天活就记一天的工分，干半天活就记半天的工分。健壮男劳动力，是强劳动力，日记10工分;妇女劳动力弱一点，日记9工分，少年算半劳动力，日记6、7个工分，实际干活后，记上多少工分，大家评议后记在工分本上。总体来说，农业集体记的劳动工分，基本是社员给集体投入的劳动量。　　没有也不可能做到，评定的劳动工分和实际投入劳动量完全一致;只能是基本一致。　　生产队按劳分配的基本公式：　　生产队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国家上缴、集体提留)÷总工分=一个工分的价值　　不出工就没有工分，没有工分就没有分配;劳动中出工不出力，偷懒，就少记工夫。生产队哪里在养懒汉?自己给自己干活，有时也要偷偷懒，不干了，耍一天;给集体干活，偶尔偷偷懒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插秧，一人5行往下插，人家插的既直又快，自己敢偷懒吗?自己活路做少了，都是一个队的，自己都不好意思。　　说生产队集体养的是懒汉，完全是对农民的污蔑。　　谁都否定不了，集体所有制时代，全国修建了不少的水库、堰塘等水利设施。如果社员们真是懒汉，能把这么多的水利设施修建起来吗?不会是你们公知、精英去修建起来的吧?也不会是私人老板白手起家修建起来的吧? 　　农业学大寨，把那么多的坡地改为保肥保水的梯地梯田，如果社员们真是懒汉，不会是你们公知、精英去改出来的吧?不会是私人老板去改出来的吧? 　　再举一个例子，生产队种一季水稻，要做“三犁三耙”，(割了谷子，犁、耙一次;第二年开春犁、耙一次;栽插秧之前再犁、耙一次)，目的有二，一是把稻杆、青草翻下去沤烂肥田;二是土壤不板结。这样做，科学不科学我说不清楚，但这是要人力、畜力干出来的。这就证明，说社员懒汉是污蔑。现在单干才是做的懒庄稼，“一犁一耙”就插秧。　　机制上、事实上证明，把集体所有制说出“养懒汉”体制，是无稽之谈，凭空捏造，是资产阶级对集体所有制的污蔑，攻击。　　三、人力加畜力农业生产力集体所有制十年就新生养了一个美国的人口　　农业生产成果代表性的产品就是粮食产量。　　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制度，刚诞生的1962 年，粮食产量3400亿斤，到人们基本熟悉它、习惯它的1979年，粮食产量就达到6642亿斤，17年增长了近一倍。　　再看农业生产情况决定的社会人口变化。常识告诉我们，有吃的才能把崽生下来，有吃有穿有住，才能把崽养大成人。集体所有制还在“娘肚子里 ”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农副产品产量大幅减少，由此决定，生出的娃儿就很少，人口就不增加。　　从1962-1972年的十年间，几乎没有计划生育，全国处于自然生育的状况。所以，这十年的人口变化，主要是由农业生产情况决定的，就是中国农业生产情况的一面镜子。　　1962年，人口6、7296亿，到1972年就达8、7177亿，十年增加了两亿人口。　　两个亿的人是什么概念，就是一个美国的人口;就是十年生了世界第四人口大国。一张嘴就是一个碗，吃得太差、没有吃饱，小孩是要哭闹的。新生养了这么多的人口，要增加多少吃的穿的用的，要增加多少能住人的房屋，才能把他们养活，养大，我不懂统计学，计算不出来，估计是一个天量的数字。这就是农村集体所有制，在化肥、良种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大家苦干增加出的农副产品。　　这就足以证明，集体所有制有利生产、经济发展，而且是社会经济始终是平衡、协调、健康地发展;说它大锅饭，没有效益，是资产阶级对它的污蔑，攻击。　　四、把吃得不好的主要原因生产力低移花接木在集体所有制头上抹黑它　　所有经过那个年代的人，都不会否认，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生活水平是人人基本吃饱不挨饿，还不能吃好，城市人口还实行基本吃饱的定量供应。主要原因有三：　　一是农业生产力低，两大瓶颈还没有解决，粮食产量不能大幅度地增加　　文盲农民都清楚，要想地里多打粮食，就必须有充足的肥料，“农业一枝花，全靠肥当家”。二是要有好的种子。没有良种之前，地里庄稼刚成熟，农民就选定哪块田地的粮食作为留种用;留的种子，精挑细选，一颗一颗的找。水也重要，但还是其次的重要因素，因为靠天吃饭，总不会年年干旱，多数年份还是风调雨顺。　　我国农业肥料，到了上个世纪70年代，还是只有点农家肥，根本满足不了生产的需要，农业严重缺肥，严重影响着粮食的产量。生产队想出各种办法积肥，甚至大路上的泥巴也收集起来作为肥料，说这些“路脚泥”能肥田;‘把青草收集起来，沤烂了做肥料。　　毛泽东党中央深知肥料问题是中国农业的瓶颈，到工业基础有了一定实力的70年前后，就痛下决心，起步发展中国的化肥工业，在全国1500多个县分批建立化肥厂，生产农用碳酸氢铵，俗称小氮肥;不久又拿出有限的外汇引进13套成套化肥设备，建13个大型化肥厂。到了80年代初，农业化肥问题才完全解决。　　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到1974年杂交水稻育种成功，小麦良种培育开始。70 年代，农业生产基本还是老的品种。以水稻为例，高杆老品种，亩产就只有600斤左右;而杂交水稻，亩产近1000斤。所以，70年代，粮食产量就不可能大幅度地增加。到了80年代初，中国农业才基本实现良种化。中国粮食产量就大幅度地增加上去了。　　缺肥缺良种，产的粮食还不够用，自然就谈不上吃好。　　二是还没有能力发展现代化的农副产品生产　　吃得好，就是要增加肉蛋禽、油脂食品的比重，这就要大幅度地增加肉蛋禽的产量。　　中国几千年来，由于农业生产力低，粮食一直是短缺物质，正常年景，一些人也只能勉强吃饱肚子，一遇灾年，有些人就要挨饿，甚至饿死。“粒粒皆辛苦”，“颗粒归仓”，就足以说明粮食的精贵，“手中有粮，心中不慌”，成了历代政治家考虑的第一个大问题。　　所以，新中国成立后，全国人民生活方面的首要任务，就是谋划解决中国人吃饱肚子不挨饿的问题。经过30多年的谋划，努力奋斗，到80年代才基本解决。　　饭只能一口一口的吃。好几亿人的生活，从挨饿改善到吃得好，只能一步一步的来，这需要好几十年的谋划、努力奋斗过程，谁都没有那个本事，十年二十年就达到目的了。也就是说，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前，不管是什么生产经济体制，中国人不可能都吃得好。　　只有粮食问题完全解决了的1990年代，才有条件、基础来谋划、解决吃好的问题：建立起大量的现代化养鸡场，人们吃蛋才多;建立起大量的现代化养猪场，养殖场，人们吃肉才多;只有建立大量的现代化的奶牛场，人们吃奶才多。　　粮食问题没有完全解决之前，就没有条件、基础来发展现代化的农副产品生产。靠一家一户老办法养头猪、养头耕牛，养点羊，养点鸡鸭鹅兔，猪要养年多时间才能出栏。最好的家庭一年养两头肥猪，卖一头给国家，自己吃一头，多数家庭一年就养一肥猪，还有极少家庭就没有养猪。人们吃肉，只能是“打牙祭 ”，改善生活。　　这种生产力下，只能是粗茶淡饭的生活，这确实与是单干还是集体生产没有太大的关系。我家的生活就能证明：我们家是中农而且还是富裕中农，农业合作社前单干，有15亩左右的田地，有全套农具。一年就养一头肥猪，最大的200斤，全家8口人吃一年，主要是过年吃，招待客人。吃完了，偶尔买几斤肉全家打个 “牙祭”，解个馋。全家人一年吃一只鸡;小孩生日，才有一个鸡蛋吃。寒冬腊月，也睡在凉席上，有棉衣，但下面就穿一条单裤子。　　三是吃饭的嘴巴太多　　一家5、6个小孩，8、9个人吃饭，要煮一大锅才够吃，不可能吃得好，只能吃饱;如果一家只有3、4个人吃饭，细粮就够吃，粗粮喂猪，养鸡，生活就好得多。　　说是因为集体所有制吃大锅饭，养懒汉人们吃得不好，完全是罔顾事实，血口喷集体所有制，要置它于死地。　　五、荒谬地把天灾人祸逼债“三年经济困难”定罪集体所有制“胎儿”上　　周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1959年到1961年连续三年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困难。我们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　　而苏联毁合同，严重地扰乱了我们发展国民经济的原定计划，大大加重了我们的困难。” 　　天灾，1959-1961年，全国自然灾害相当严重。1959年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1960又发生了建国以来少有的特大灾害，受灾面积达 6546万公顷，成灾面积2498万公顷，受灾面积居建国50年来首位。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受灾面积6175万公顷，仅次于上年，为建国五十年来第二位。而成灾面积达2883万公顷，为1994年以前最高，其中四分之一绝收(减产 80%以上为绝收)。　　人祸，就是国家在领导这段时间的经济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一是犯了急躁冒进的错误，提出不切合实际的经济高指标，打破了经济平衡、协调发展的规律。钢铁高指标，投资高指标，全民大炼钢铁，大量农业劳动力去搞工业。人力加畜力农业生产力水平，突然大量劳动力减少，做的农活质量就差。比如梯田，犁耙活没有做好就渗漏水，很快田就干了，水稻就没有什么收成。再比如，劳动力少，不及时除草，杂草把地里的养分、水吸收了，把空间挤占了，遮住了，庄稼就一定长不好，就没有什么收成。二是严重的一平二调共产风错误，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三是以公社为核算单位过大的错误，影响农民的劳动积极性。　　这些错误，是经验不足，好心办坏了事情的错误。党中央毛主席及时发现，并勇于召开七千人大会做自我批评，及时加以纠正。　　苏联撕毁中苏之间大量经济技术合同，拆走大量专家，这有历史记载，无需赘述。　　这三大原因，与真正的集体所有制体制有多大的关系?更何况，这时的集体所有制还“在他娘肚子”里呢。说是它造成了“三年经济困难 ”，就是“创造性”地向“胎儿”问罪。　　六、单干私有制窃取了集体所有制解决了中国粮食问题的功劳　　根据、理由：　　1、中国大幅度地提高粮食产量是一个系统的艰巨工程　　根本解决中国粮食问题，就是要大幅度提高粮食亩产。只有种子良种化，解决了农业的肥、水、土壤，才能大幅度提高粮食亩产。中国生产力低，底子薄，要解决农业发展这四大要素，任务十分艰巨，只有举全国之力，艰苦奋斗几十年才有可能根本解决。　　2、是集体所有制即公有制，解决了农业发展四大要素　　集体所有制即公有制，经过30多年的谋划，艰苦奋斗，不懈努力，解决了农业生产这四大要素，把原始农业变革到现代农业，使中国农业到八十年代达到高产稳产的水平，解决了几千年来，中国几千年来粮食短缺的问题。　　这时，不管是集体所有制，还是单干，只要重视农业，都能保证人人吃得饱，生活得比较好。这完全是集体所有制艰苦奋斗几十年的结果，功劳。　　3、解决农业发展四大要素单干私有制没有一点贡献　　杂交水稻等等良种，不是单干私有制研制出来的。化肥工业从无到有，发展到年产上亿吨的生产能力，单干私有制没有一点贡献;大搞水利设施建设，绝大部分耕地用水基本有了保证，单干私有制没有出一点力;大搞改田改土，绝大部分耕地成了优质耕地，单干私有制还是没有出一点力。　　4、在即将召开粮食完全过关庆功会时强行把功臣集体所有制注销拆了　　就在集体所有制马上就要收获几十年农业奋斗成果时，公知、精英却把集体所有制注销拆了，把解决了中国几千年来的粮食问题的桂冠戴在个体私有制的头上。奖牌挂在个体私有化胸前。这比1945年抗争胜利，蒋介石从峨眉山下山摘桃子更不要脸皮。（作者：陈朝文）;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173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家庭承包是中国私有制经济泛滥的突破口: 热度 1 稻草 2017-4-21 08:59; 事实证明两点：一是家庭承包并不是中国粮食产量提高的原因；二是家庭承包事实上让中国农村三农问题严重，农村已经崩溃，这个包括农村乡村两级组织成空壳，农村失去了社会主义信仰，农村家庭承包制是农业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的严重阻碍，生产关系严重制约生产力的进步。新中国私有经济产生的历史过程：一是解放初期，中国工业几乎为零，中国确立农业扶植工业。没有工业，中国农业的机械化就是空谈，中国必须先发展工业，工业有一定基础后，可以发展农业机械了。二是农业生产力本身水平差。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农业生产力水平低，牛耕地，人拉犁普遍，粮食品种低产，水利建设几乎为零，耕地面积严重不足。三是私有制思想回潮。共产党在取得天下后，正如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开国功臣一样，有部分人开始要论功行赏，讲究享受了，私有制思想开始出现回潮，刘邓首先提出农村搞承包，刘提出剥削有功，这就是典型的代表。四是方向之争爆发。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国家确立，共产党成了执政党，代表人民，深得民心，人民都信仰共产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好人文环境，一心一意谋发展，发展生产力，提高工业化和农业科技水平就对了。但是私有制思想回潮力量强大，毛泽东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开会的资格都几乎被剥夺。农业的落后局面成了私有制思想者的突破口，因为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中国工业在优先发展后，农业的机械化、化学化都没有得到本质的突破。袁隆平是1953年学校毕业，1960才发现水稻高秆植株，1961年才刚开始着手杂交稻的研究，直到1972年才实验成功。农业机械、化肥、农药也是1972年左右才出现。可见中国农业科技发展是需要时间的。恰恰是这个时间给私有制思想以复辟的机会。中国家庭承包终于在1980年全面铺开，中国私有经济全面在中国疯狂肆虐，横扫一切。;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189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中国金融开放步伐要量力而行: 稻草 2016-10-16 16:28; 中国金融开放步伐要量力而行，不能操之过急。有一个原则，中国农业水平、中国制造业水平、中国军事能力、中国创新能力要有一个综合评价，要与美国的竞争指数有一个对比。也就是说，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参照美国的水平，建立好中国对外开放的金融体制机制。;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1237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从中国农村发展出发的中国经济发展六条: 稻草 2016-9-3 10:29; 要说中国农村的问题，主要表现是农村乡、村两级组织涣散，失去了农村发展的驱动力。根本的原因是邓小平设计的中国的发展思想出了问题，导致农村经济出了问题，农村组织也出了问题。国家的思想决定着国家经济发展的风采，也决定着国家领导人的执政境界。这是鄙人说的，应该是国家发展的至理名言。资本主义的一切为了资本的思想，让员工愁眉不展，社会主义的一切为了人民的思想，让人民扬眉吐气，这就是国家魔力所在，也是国家的魅力之所存。农村出了问题就得解决，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用生态经济的生态化来解决，目前来说，有如下六条：一是提倡生态农业的发展。中科院蒋高明的有机农业，这个可以在全国的农业科研系统推广，让大家一起来探索，解决治草、治虫的难题，这就叫全民创新，创新驱动农业发展，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表现。在此基础上，中国农村再通过智能化，信息化全面提升中国农业的生产力水平至当今世界最高水平。二是提倡集体农业的发展。目前可大力提倡和探索两种集体村级组织方式：1、村级党支部村委领导下的村民股份合作农业，按人头分配股份，让村集体来组织生产，把生产队按农业功能来划分，废除现在的生产队，划分为新的信息队、机械队、监督队、散工队四个队。2、村级集体非股份合作农业，村级党支部村委领导下的村民非股份合作农业。废除承包关系，以村为单位作为一个集体，大集体拥有土地和财产。这个华西村和大梨树村、南街村可以作为借鉴，探索新的集体经济道路。三是发展特色产业镇。县城也可以作为一个特色镇来发展，它至少是具有县级政治中心特点的镇，这样形成地级市下面的镇级经济生态体系，各省、各地级市要作出规划，形成地方特色，真正能够把产业做起来。国家要作出协调机制部署，在全国实现镇级经济一盘棋。四是发展地级市生态经济。市级经济是一个省辖区域发动机，它必须负责本市区域的经济宏观规划，建立在镇级经济，村级经济基础上的现代工业信息化体系，解决富余的农民就业问题，解决大学生等人才就业的问题。必须是交通和信息化区域中心，特别也是地方特色的文化传播与交流中心，它应该是中国经济最为活跃的区域。五是明确省会城市的经济定位。省会城市现在的发展方向存在严重的问题，它把市县镇的经济风头给抢了，一些企业本该放在市县镇的，结果省会城市硬是利用省会的优势把这些企业给抢过来了。现在市县级经济有空心化的趋势，而一些省会城市的书记市长还恬不知耻地说，我们城市发展速度如何快，如何规模大。在信息化条件下，这是一种严重破坏经济生态规律的错误行为。北京一个首都也是和小县城去竞争，要多无耻就有多无耻。现在中国的开发区政策必须全面禁止，要根据各级城市的生态要求，该要的企业要，不该要的不能要。现在房地产的大泡沫，本质上也是这种经济生态极端发展的原因。那么，省会城市如何发展呢？我们说上海、广州是港口特点，这都是它们的特色生态，这很好，要充分发挥。省会城市的发展是为市级经济发展提供协调机制的，它调整着中国镇村经济的发展方式，它引领着中国经济这个大生态的发展。省会城市必须掌握当今最先进的生产力，包括最优质的人才资源和科学技术。在这个基础上来发展，发展的同时把一些功能和要求，在考虑省会城市本级分布的同时，通过信息化分布，政治化分布到各市级经济体，实现国家经济大生态的全面发展。可以说省会城市经济决定中国省域经济的发展高度。六是首都在中国经济的定位。首都在经济生态中的作用是提供中国经济发展的思想，控制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并把它政治化，真正决定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度。它必然是中国的政治中心，研究中心，信息中心，国际交流中心和文化艺术中心。庄学忠、刘秋仪 - 夫妻双双把家还.mp3 注：我说的生态经济不是现在传统意义上的《生态经济学》的内容，它是鄙人经济学体系中运动经济的一个通俗的叫法。传统的生态经济学只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罢了，我说的是一个经济学的全局概念。;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1768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中国农村的现状问题突出: 稻草 2016-9-3 08:28; 　农业后继无人　　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严重，劳动力素质不断下降，种粮收益更是愈来愈低，农业后继无人。最新资料显示，全国农村有5800万留守儿童，4000万留守老人。农业劳动力从1991年3.91亿人，下降到2009年1.5亿人。根据中国农业大学农民问题研究所所长朱启臻教授的调研，农村常驻人口老龄化程度超过了30%，从事农业劳动的人平均年龄达到57岁。笔者调查发现，农村很多“80后”青年不会种地，“90后”更是如此。农业生产资料涨价，人工成本上升，农副业效益下降，种粮收益更低，多地农田撂荒现象比较严重。这样严峻的现实，令人不禁担忧，等到平均年龄57岁的农业劳动力干不动了，谁来继续种地？　　农业的客观环境越来越差　　农业的客观环境越来越差：化肥农药滥用，土地质量严重下降，水资源短缺，抗灾能力不足。由于家庭联产承包的小农户土地少、资金不足等各种主客观因素，导致农业新技术难以推广应用，生态农业难以发展。　　我国耕地占全球7%，却消耗全球35%的氮肥和30%以上磷肥、钾肥。单位面积化肥用量从1978年的58.9公斤/公顷增加到2009年的466.67公斤/公顷，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2527.4公斤/公顷增加到4872公斤/公顷。2009年单位面积施肥量是1978年的8倍，粮食单产仅为2倍。　　虽然我国磷矿储量较多，但按目前消耗测算，品位在30%以上富矿仅够开采20年，中低品位的磷矿破坏情况比较严重。我国每年消费钾肥实物量1000万吨左右，是全球最大的钾肥消费国之一，但钾肥自给率不足40%，钾盐资源探明储量只占全球的1％，现有储量只够开采20多年。一旦国际局势变化，进口化肥受阻，粮食生产必将面临极大危机。　　我国每年遭受残留农药污染的作物面积达12亿亩，相当于耕地面积的67%。 2010年2月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农业污染源已经超过工业，成为全国水污染的最主要因素。　　目前，我国水资源短缺矛盾愈来愈凸显，多地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近年西南地区特大干旱、冬麦区冬春连旱等，显示出农业抗灾能力严重不足，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亟需推进，农田水利建设却很滞后。　　粮食产量9年连增，粮油自给率不到80% 　　我国2010年粮食总产量54641万吨，2011年粮食产量57121万吨，2012年粮食产量达到创纪录的58957万吨。但如果计入大豆和食用油、肉类的进口，仅以重量计算，我国粮食自给率不到90%。再考虑到大豆、油菜籽、植物油为高蛋白高热量低产量的农产品，那么中国的粮食和油料自给率估算还不到80%。目前，我国西部地区人均肉蛋奶消耗较低，随着西部地区人均肉蛋奶消耗量的提高，未来我国粮食缺口还会增加。　　尽管我国粮食产量9年连增，但仍然面临严峻的粮食问题。大米、小麦、玉米的自给率都在99%以上，油料作物的自给率非常低。我国2010年进口大豆5480万吨、食用油670万吨;2011年进口大豆5240万吨、植物油627万吨;2012年进口大豆、油菜籽等食用油籽6228万吨，进口植物油近1000万吨，进口谷物达1398万吨。如此庞大的粮食进口总量，一旦国际环境发生巨变，我国可能会面临十分严重的粮食问题。　　跨国公司大规模渗透，国有资本少有作为　　国际跨国巨头正在中国大规模渗透，试图控制中国农业。大豆产业是第一个大型案例，如今来自美国孟山都的大豆占据着中国80%的市场，国际巨头控制着中国80%的榨油企业。从2010年初开始的转基因和粮食问题大讨论，更是暴露了我国种业安全、粮食安全、农业安全、环境安全、生物安全、经济安全、科研体制安全、国家安全等诸方面的问题。　　当国际跨国公司正在对我国脆弱的农业进行布局时，国有资本却在农村、农业、农民等问题上少有作为，似乎忘了农业也是我国的命脉产业。;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157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家庭大户农场不适合中国农业: 稻草 2016-2-16 11:16; 家庭大户农场就是大户家庭承包农业。长期以来，邓小平的家庭承包的鬼魂阴魂不散，祸害中国农村近40年了。一个简单的道理都不明白，如果承包真的能够提高产量的话，那些仍然保留了集体的农村，应该产量比这些承包了的要低，事实呢？那些坚持了集体的农村产量还高些。又事实呢？坚持了集体的村都富裕了，没有坚持的农村都打工去了，三农问题，留守儿童，环境问题都来了。中国农村在农村人口实现转移后，要走的路就是农村集体化现代农业的路子，其他一切都是落后的思想，是错误的。理由如下：一是家庭承包大户农场，加剧了农村两极分化，农民变成了承包大户的雇工，它能够富裕起来吗？说共同富裕，这是骗人的鬼话。二是承包大户是家庭式企业，不利于现代管理。现在城市的家族式企业都面临淘汰，别说你在农村搞了。三是承包大户不会精耕细作，只是野蛮开发。田地并不是它的，它要的是在承包期内获得更多的利润，它只能化学农业。四是中国人多地少，不适用美国式的家庭农庄。美国才3亿人，地多得成灾了，大片土地可以轮番耕种，中国地少，农民一个人平均一亩多地，就算农民大部分迁移，也没有多少地，和美国没法比，和澳大利亚、巴西、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家，你没法竞争。家庭大户承包是建立在大量土地供应的基础上的，在中国搞不出竞争力来。五是大户承包，农业水利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就会搞不起来。承包大户不会去花钱搞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这些要国家花钱，这样实际是剥夺了其他人的财产，这既不符合经济规律，也是违背宪法的。六是中国农业只能是集体农场，村民可以按人头平均分配股份，然后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少劳少得，采用工资制，管理上采取奖励措施，奖勤罚懒，年终分红，借鉴公司化管理村级集体农场。迁出人员废除股份，迁入人员配置股份。领导机构是村党支部和村委，村党支部领导一切，村委是执行机构。村党支部要增设纪检监督委员，可以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监督村党支部和村委，有提请罢免党支部书记的权力，恳请上级党委重新选定党支部书记。;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133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中国农业的末日：今日小岗村: 热度 1 稻草 2015-11-27 15:05; 　　2015年11月1日--7日，有幸参加中组部、农业部的全国农村实用人才带头人培训班学习，培训基地在全国闻名的安徽省小岗村。得知这个消息后，十分激动：小岗村是全国十大名村之一，同时，小岗所在的凤阳县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以来唯一的真正的农民皇帝朱元璋的故乡。　　11月1日中午1点多到达小岗村，首先印入眼帘的是一个高大的牌坊——中国农村改革第一村，牌坊下是双向四车道的柏油马路——改革大道，宽阔而平坦。培训地点在小岗村大酒店，这是一栋七层的大楼，据当地人介绍，这个酒店投资二、三千万元。午饭后，来参加培训的学员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纷纷走出酒店，想看看久负盛名的小岗村。酒店左边是一口大水塘，听当地人说里面养着鱼，水塘旁边杂草丛生、泥土路上不时看到彩色垃圾。酒店右边就是著名的改革大道，改革大道的右边是漂亮的游客中心，范围比较大，空旷。游客中心的右边是大片的荒地，长满了已枯死的各种野草，水泥路与泥土路交错相间。水泥路边杂草丛生，彩色垃圾随处可见。　　远处的酒店，中间的游客中心，面前大片荒芜的土地　　从改革大道往前走，左边是沈浩故居及纪念馆。右边是两层楼的敬老院，院里晒着稻谷，两个老人像雕像一样坐在楼下的椅子上，看不出任何表情。继续前行，右边是江苏张家港市长江村与小岗村共建的葡萄示范园(江苏长江润发集团)，左边是长江村修建的友谊大道。友谊大道的左边是村委会办公室，右边有个小广场，广场上晒满了稻谷。友谊大道上方有个由费孝通题写的“凤阳县小岗村”的牌坊，牌坊后面大道两边修建了一些民房，据说是沈浩生前建设的居民点。有些房子的门锁着，里面堆着各种各样的杂物，有的空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就是在这里和小岗村群众座谈。　　沈浩同志的故居和纪念馆　　敬老院里的老人和粮食　　长江村与小岗村共建的葡萄园　　改革大道上晒的粮食　小岗村办公室　　办公室前的广场上晒着稻谷　　沈浩同志生前建的集中居民点，每户补两万　　居民点内的农房装着各种垃圾　　长江村援建的友谊大道　　从友谊大道往前走约一公里左右，就有著名的由万里题名的大包干纪念馆，豪华、气派，里面陈列着“大包干”的历史，最重要的就是著名的“降龙十八指”——小岗村十八个村民分田的红手印的复印件。　　著名的降龙十八指　　气派的“大包干”纪念馆　　改革大道、友谊大道修建的质量很高，都是宽阔、平坦的柏油马路，两边栽有路灯，遗憾的是这些天的晚上都没有亮，四周仍然是漆黑一片。每天有专业的保洁人员打扫卫生，友谊大道上还有垃圾箱，早上还有洒水车洒水，公路上很干净，但路边的垃圾没人处理，彩色垃圾不少。和许多地方一样，路上晒着不少的稻谷。　　不到一个小时就基本把小岗村的核心区参观完了，同行的人说没有什么看的，都认为国家投入这么多钱，还是这个样子，摇头叹息，说：“稀泥巴糊不上墙”。　　在路上，碰到一个穿红马甲的保洁员，和他聊了一会，问他村里的经济收入是什么?他们的工资是多少?怎么解决的?村里有没有工厂企业什么的?他说村里人的收入主要是靠打工;他们每月1000块，由专业的保洁公司发放;村里没有企业，这些企业都是别人的，和村里不相干。又谈到现任村党委书记的情况，他说和沈浩一样，也是安徽省财政厅的，但他从不与群众打交道，没有沈浩“好”，沈浩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他都打成一片，农民盖房子他每户还补2万块钱，当然不盖的就没有。　　现任小岗村党委书记吴小林同志给学员上课　　晚上，现任的党委书记吴小林给参加学习的学员上课，他讲小岗村有两种精神：大包干精神和沈浩精神。但是，我们不知道这两种精神有什么联系，也没弄明白“大包干精神”究竟是什么精神，只知道它们是背道而驰的。吴书记在会上说小岗村是”一夜越过温饱线，三十年跨不过富裕坎“，远远落后于南街村、华西村，主干道、纪念馆等建设都是国家投资的，发展严重不足。他还去过大寨村、浙江的滕头村等地方。还说小岗村留不住水，留不住树，也留不住人，曾有部级以下的一百多位官员来小岗村践行”三严三实“，上午来的，下午就走了，因为这里没有什么可看的，每天都是下午三四点就没人了(上午还有一些人)。他还说小岗村主要是通过招商引资来发展的，但这些企业来都是看重”农村改革第一村“的”金字”招牌，希望能从中得到好处和实惠，并没有为村里做过任何贡献。他还说今年粮食价格下跌，农民卖粮食被宰，很痛心，曾开会要求有人牵头，跟粮商谈价格(但这与“大包干”相悖)。吴书记还认为国家的政策有问题，他说“部门的利益很可怕，设置各种门槛，信息不对称，单位能投项目，但农民不知道、不了解。他说要建立机制，希望通过村里的”能人“把分散的农户整合起来(又与大包干相悖)，粮食补贴不能搞普惠制，对种粮大户进行补贴，认为粮食的增加要靠他们，散户不行。他还说想把教育搞起来，但本地人不重视教育，他把村收入的三分之一用于学校建设，希望通过教育改变孩子，然后再通过孩子改变大人的思想。他说当地的老百姓对他说：吴书记啊，你是财政厅的干部，来我们村里给我们带来了什么项目、多少钱啊?并叫他找财政厅要钱。他说要通过教育改变这里的人，外部对小岗村的帮扶很大，但内在发展严重不足，要走内生动力发展机制，希望本村在外的能人进行帮扶、带动，并进行奖励。他认为小岗村能有今天的发展，得益于国家给了很多政策、资金。（作者：追梦）;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2269 次阅读|6 个评论

分享中国农村现代农业的出路在哪？: 热度 2 稻草 2015-8-5 18:13; 现代农业，也就是规模农业，如何实现呢？靠资本是靠不住的，尤其是外资，不是有政治目的，它是决不会在中国这个人多地少的国家来开发农业的，千万不要相信外资会对中国农业有好的目的，无非是想控制中国农村，控制中国人民的基础命脉。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可以说是失败了，它并没有给中国农业增产，这是有数据为证的，也让中国农村失去了凝聚力，变成了一盘散沙。如今的办法，只有两个：一是在联产承包的基础上，搞股份合作社农业。这比单纯的大户承包要好，农民有生产积极性，它是股东嘛，当然不愿意加盟的，只能委托参股了。二是让愿意回归集体的农村，自愿组织集体农业，走集体农业的道路。这个好办，把家庭联产承包废除，土地重归集体，愿意务农的，承担起务农的责任，不愿意的外出打工，或者搞集体企业。这个要注意的是，村里地的规模一定要够到千亩以上，否则农业机械发挥不了作用，现代农业就是一句空话。对于那些山区、丘陵区，不适宜农业机械的，那就不适合办现代农业了，自给自足即可。当然这些区域可以研究水果、茶叶、药材、木材等现代经济林业的开发等。下面是半月谈刊登的中国农业承包大户例子，供大家欣赏。　　主动缩减规模的大户　　夏志鹏是湖南省益阳市赫山区的一位种粮大户。2010年，他拿出自己所有的积蓄与别人合伙流转了1300亩土地种植水稻。“结果第一年就亏了30万元。”夏志鹏说。　　夏志鹏告诉记者，决定扩大种粮之前，自己单纯地认为“规模越大、效益越高”，在最初的理解中，“规模化种田”跟自己父辈种田的方式并无两样，“无非就是面积多一点”。　　“当时也想着面积越多，能够得到的相关补贴也越多。”夏志鹏坦承，当时有关部门也鼓励大家往规模化的路子上走，“200亩起步，上不封顶”，只要达到这个标准，就很有希望获得奖励。　　夏志鹏还记得，当时对大户的奖励，区里是一户3000元，市里是1万元，省里则达到了5万元。由于一下子流转了1300亩地，自己不仅成为各级领导的视察对象，更成为当地媒体的宠儿，时不时能在当地电视台“露个脸”。　　在这种背景下，赫山区出现了好几个规模在100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说起来好笑，大户名气都很大，结果都亏得很惨。”夏志鹏说，自己就是其中之一。反思失败的原因，无外乎以下几条。　　第一，配套设备设施严重不足，不要说烘干机，就连旋耕机、收割机也只有一两台，粮仓、机耕道也没有。　　第二，由于面积过大，田间管理一塌糊涂。那一年到了7月末，别人的田里都插上了晚稻，他的田里还有大片早稻没收完。　　第三，分身乏术，管理混乱。工人们“磨洋工”现象十分普遍，“吃饭的时候坐了好几桌，做事的时候出不出力谁知道?”夏志鹏说。　　如今，夏志鹏开始走精耕细作的路子，主动把种植规模缩减到500亩。他计划用两三年时间改善地力，稳住一批熟练劳动力，建立财务制度和管理制度，拓展销售渠道，最终为自己生产的大米注册一个品牌。　　“虚假利润”诱发扩张冲动　　主动减少种植面积的不只夏志鹏一人。在山东章丘绣惠镇太平村，64岁的种粮大户张保华也是如此。“今年我这182亩小麦虽然遭遇了白粉病的威胁，但平均一亩地还是收获了1004斤小麦，比我前两年包地多的时候多收一两百斤呢。”张保华说。　　张保华流转土地的顶峰是在2013年，达到670亩。他告诉记者：“以前面积小的时候，管理很及时，我自己都能看得过来，后来到了670亩，必须雇用很多劳动力，如果没有补贴，赚不了多少钱。” 　　张保华表示，自己种地较少时，精耕细作，土地单产高，每亩能有500元利润，种得多时，每亩就只有两三百元的利润，甚至更低。许多大户都有同样的经历。那么他们扩大种植规模的动力来自哪里呢?来自政府的补贴或者奖励。　　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鼓励发展新型主体之后，山东对种粮大户进行了补贴。当时的规定为，凡种植水稻或小麦150亩以上、4000亩以下的，每亩补贴230元;4000亩以上的，给予定额补贴100万元。　　在湖南，一些地方也曾出台大户扶持奖励措施，比如在长沙周边一些经济较为发达的区县，按照面积大小，当地政府会给予符合要求的种粮大户几万元到十几万元不等的奖金。还有一些县市则通过地方财政对大户购买农机农资进行补贴。　　此外，由于涉农项目也倾向于将大户作为实施对象，使得不少人认为只要自己面积够大，就有希望挤进各种“项目笼子”，从中分得一杯羹。夏志鹏告诉记者，自己和合伙人就曾经为了到底是踏踏实实种粮还是“拉关系跑项目”争论过许多次。　　“补贴、奖励的钱是一块‘虚假利润’，看起来好像规模经营之后赚钱更多了，而实际上是建立在政府扶持的基础上，不是从生产本身得来的利润。”山东财经大学农业与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王蔚教授表示。　　事实上，取得“虚假利润”的规模经营户还真不少。在离张保华不远的一个村，一位姓王的村民2013年包地400亩发展种植业，并在当年顺利拿到了山东种粮大户补贴。不过，2014年，由于管理不善，他每亩地赔了70元。;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1919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两个人的村庄（照片）: 热度 8 稻草 2015-3-18 09:21; 【两个人的村庄】路遥笔下的是陕西省延川县郭家沟村，这是现在的陕西横山县赵石畔镇驮巷村圪洞峁位于黄土高原白于山区深处，200多村民先后离开，如今只有50多岁的王明厚和高生花老两口守着老家，村里500多亩耕地都已荒芜，老两口粗放式地种着50亩土豆、小米、绿豆，养着鸡、羊、驴，每年收入三、四万元。说明家庭承包制对中国农业发展作用不大，更不是什么解决吃饭问题的根本原因。;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3327 次阅读|18 个评论

分享毛泽东才是真正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的人不是邓小平: 热度 4 稻草 2014-8-4 13:09; 一、综述东北大米，新疆棉花都是毛泽东搞的。农村承包只是解放了劳动力，不是解决吃饭问题。吃饭问题还是毛解决的，毛泽东晚期基本解决了吃的问题，再延续几年会彻底解决。现在农村种田的都是老弱病残，劳力大部分外出打工了。解决吃饭问题有几个方面：一是优良种子。1972年袁隆平解决了良种问题，李振声解决了杂交小麦问题，但大面积推广有一个过程。二是种植面积。毛泽东时代开荒最多，水利建设最多。种植面积是毛泽东扩大的，梯田是那个时候大规模兴起的。东北大米，新疆棉花都是毛泽东派军人王震带头弄的。三是农业机械化。毛泽东时代有农业机械局，现在没了。农业机械研究在毛后期逐步发展起来，直至现在还是在毛时代基础上发展了农业机械。四是农药化肥。农药化肥这两项都是毛泽东后期才发展起来，大面积应用是毛泽东去世后。 1972年毛泽东开始筹建重化项目,1973年开始中国一大批重大的石油化工项目全面动土开建，1977年、1978年局部投产，1979年基本上全面建成投产，是为中国农业抛弃农家肥、大规模使用尿素、碳氨、钾肥等化肥时代真正开始。五是大承包并没有增产。全面大包干的第一年即1980年的全国粮食总产量为32055.5万吨，人均324.7公斤；而大集体的最后一年的全国粮食总产量为 33212万吨，人均则为340.5公斤。想想1949年以前，中国农村就是典型的私有经济，仅湖南省为例，一年就饥饿死700多万人。中国私有制经济高峰全球第一的唐朝，其一品大员诗人李绅也无限感叹：“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六是毛时代积储了粮食。到70年代末,国家粮库库存粮食高达5000多亿斤，80年代吃的陈化粮就是指毛时代仓储的粮食。七是农村劳动力。集体劳动力在毛泽东后期出现过剩，主要劳动力还是在农业上，一部分分散到集体企业。邓后农村劳动力主要是留守人员了，实施大规模农业已经完全没有可能。综上所述，毛泽东才是真正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的人，邓小平只是提捡了一个大便宜。二、新中国1965年---1989 年粮食产量和人均粮食数据　　年度粮食产量（万吨）人口（万人）人均粮食（公斤/人）　　1965 19453 　　　　　　　　72538 　　　　268.1766798 　　1966 21400 　　　　　　　　74542 　　　　287.0864747 　　1967 21782 　　　　　　　　76368 　　　　285.2241777 　　1968 20906 　　　　　　　　78534 　　　　266.2031731 　　1969 21097 　　　　　　　　80671 　　　　261.5190093 　　1970 23996 　　　　　　　　82992 　　　　289.1363023 　　1971 25014 　　　　　　　　85229 　　　　293.4916519 　　1972 24048 　　　　　　　　87177 　　　　275.8525758 　　1973 26494 　　　　　　　　89211 　　　　296.981314 　　1974 27527 　　　　　　　　90859 　　　　302.9639331 　　1975 28452 　　　　　　　　92420 　　　　307.8554425 　　1976 28631 　　　　　　　　93717 　　　　305.504871 　　1977 28273 　　　　　　　　94974 　　　　297.6919999 　　1978 30477 　　　　　　　　96259 　　　　316.6145503 　　1979 33212 　　　　　　　　97542 　　　　340.4892252 　　1980 32056 　　　　　　　　98705 　　　　324.765716 　　1981 32502 　　　　　　　　100072 　　　　324.786154 　　1982 35450 　　　　　　　　101654 　　　　348.7319732 　　1983 38728 　　　　　　　　103008 　　　　375.9707984 　　1984 40731 　　　　　　　　104357 　　　　390.3044357 　　1985 37911 　　　　　　　　105851 　　　　358.1543868 　　1986 39151 　　　　　　　　107507 　　　　364.1716353 　　1987 40473 　　　　　　　　109300 　　　　370.2927722 　　1988 39404 　　　　　　　　111026 　　　　354.9078594 　　1989 40755 　　　　　　　　112704 　　　　361.6109455 　 -------------------------------------- 　　大集体最后一年也就是1979年的粮食产量是33212万吨，而大包干的80年代的粮食产量除了83、84较高外，在80、81两年的粮食产量还明显低于79年，而85至89年期间的粮食产量并不比大集体时代的79年有多少明显的增长。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毛泽东在1973年启动的43计划中的13个大化肥项目竣工投产，大包干的80年代的化肥使用量大幅度增加则是其间粮食增产的主要手段，当年的资料显示，一公斤尿素可使粮食产量提高4斤左右。由此可见，包产到户并非是人们吃饱的主要原因。大包干的第一年1980年,中国粮食产量实际比1979年净减产1156万吨。三、中国农业主粮的科研一是袁隆平主持中国杂交水稻研究。 1964年开始，在中国首创水稻雄性不育研究。7月5日，在安江农校实习农场的洞庭早籼稻田中，找到一株奇异的“天然雄性不育株”，这是中国首次发现。经人工授粉，结出了数百粒第一代雄性不育材料的种子。 1965年7月，又在安江农校附近稻田的南特号、早粳4号、胜利籼等品种中，逐穗检查14000多个稻穗，连同上年发现的不育株，共计找到6株。经过连续两年春播与翻秋，共有4株繁殖了1～2代。在1964年到1965年两年的水稻开花季节里，他与科研小组在稻田进行杂交育种试验。后在稻田里找到了6株天然雄性不育的植株。经过两个春秋的观察试验，对水稻雄性不育材料有了较丰富的认识，根据所积累的科学数据，在大学毕业工作12年左右的他，发表在1966年第17卷第4期《科学通报》上。这是中国一次论述水稻雄性不育性的论文，叙述了水稻雄性不育株的特点，就当时发现的材料区分为无花粉、花粉败育和部分雄性不育三种类型。34岁的袁隆平和各地的科研小组整整花了6年时间，每年两季先后用1000多个品种，做了3000多个杂交组合育种实验，但仍然没有培育出不育株率和不育度都达到100%的不育系。 1966年2月28日，发表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刊登在中国科学院主编的《科学通报》半月刊第17卷第4期上。 1966年5月，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同志，获悉袁隆平发表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后，引起高度重视，以科委九局名义致函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的水稻雄性不育研究活动，指出这项研究的意义重大，如果成功，将使水稻大幅度增产。 1967年3月16日，省科委发函安江农校，要求学校将“水稻雄性不孕”研究列入计划。 1967年4月，袁隆平起草“安江农校水稻雄性不孕系选育计划”，呈报省科委与黔阳地区科委。 1967年6月，由袁隆平、李必湖、尹华奇组成的黔阳地区农校(安江农校改名)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正式成立。 1968年4月30日，袁隆平将珍贵的700多株不育材料秧苗，插在安江农校中古盘7号田里，面积133平方米。 1968年5月18日晚上，中古盘7号田的不育材料秧苗，被全部拔除毁坏，成为至今未破的谜案。袁隆平心痛欲绝。事发后第4天才在学校的一口废井里找到残存的5根秧苗，继续坚持试验。 1969年冬，袁隆平、李必湖、尹华奇等到云南省元江县加速繁殖不育材料。1970年1月2日，遇5级以上地震，仍然坚持繁殖试验，直到收获。 1970年6月，当时的湖南省革委会在常德召开了“湖南省农业学大寨科技经验交流会”。此时袁隆平的研究已经进行了6年，数千次的杂交试验，结果都不理想，产生的只是越来越多的待解谜团。也正因于此，“水稻杂交无优势”的论断越来越被人们相信，对袁隆平的质疑不绝于耳。在那次会上，时任湖南省革委会代主任的华国锋把袁隆平请上主席台就座和发言，公开表示了对杂交水稻研究的支持。会后，华国锋还专门找袁隆平谈话，鼓励他说：周恩来总理经常过问杂交水稻科研的事，希望能够继续研究下去。要将水稻雄性不育系的材料拿到群众中去搞，广泛发动群众性科研力量，合力把它搞成功。另一方面，华国锋向湖南省有关部门吹风，要求他们对杂交水稻研究大力支持。 1970年夏，袁隆平从云南引进野生稻，拟在靖县(安江农校又搬迁到了靖县)做杂交，后因没有进行短光照处理而未成功。秋季，袁隆平带领科研小组李必湖、尹华奇来到海南岛崖县南江农场进行三季水稻实验条件良好的海南，进行研究试验，向该场技术员与工人调查野生稻分布情况。初见曙光 1970年11月23日，在袁隆平关于“把杂交育种材料亲缘关系尽量拉大，用一种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的构想指导下，助手李必湖和冯克珊在海南岛南红农场找到“野败”，为籼型杂交稻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 1971年春，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成立杂交稻研究协作组，袁隆平调省农业科学院杂交稻研究协作组工作。 1972年3月，国家科委把杂交稻列为中国重点科研项目，组织中国协作攻关。袁隆平将“野败”材料分发到中国10多个省、市的30多个科研单位，用了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行了上万个测交和回交转育的试验，扩大了选择概率，加快了三系配套进程。 1972年，袁隆平选育成了中国第一个应用于生产的不育系二九南1号。 1973年，协作组通过测交找到了恢复系，攻克了“三系”配套难关。10月，袁隆平在苏州召开的水稻科研会议上发表了《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告中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已经配套。从1965~1973年，8年历经磨难的“过五关”（提高雄性不育率关、三系配套关、育性稳定关、杂交优势关、繁殖制种关），到1974年配制种子成功，并组织了优势鉴定。 1975年又在湖南省委、省政府的支持下，获大面积制种成功，为次年大面积推广作好了种子准备，使该项研究成果进入大面积推广阶段。 1975年冬，国务院作出了迅速扩大试种和大量推广杂交水稻的决定，国家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一年三代地进行繁殖制种，以最快的速度推广。1976年定点示范208万亩，在中国范围开始应用于生产，到1988年中国杂交稻面积1.94亿亩，占水稻面积的39.6%，而总产量占18.5%。10年中国累计种植杂交稻面积12.56亿亩，累计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增加总产值280亿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群众交口称赞靠两“平”解决了吃饭问题，一靠党中央政策的高水平，二靠袁隆平的杂交稻，人们用朴实的语言，说出了亿万中国农民的心里话。 1974年，袁隆平育成了中国第一个强优势杂交组合“南优2号”。在安江农校试种，667平方米产量628公斤。翌年作晚稻栽培1．33公顷，667平方米产量511公斤。攻克了“优势关”。 1975年，袁隆平攻克了“制种关”，摸索总结制种技术成功。 1975年12月中旬，华国锋指示：第一，中央拿出150万元人民币支持杂交水稻推广，给广东购买15部解放牌汽车，装备一个车队，运输“南繁”种子；第二，由农业部主持立即在广州召开南方13省(区)杂交水稻生产会议，部署加速推广杂交水稻。这一年冬，数以万计的制种大军云集海南，发动人海战术大规模南繁制种，杂交水稻制种面积达3.3万亩。袁隆平担任技术总顾问，首次大面积制种获得成功，为翌年推广做好了种子准备。 1976年，杂交水稻绿遍神州。中国推广杂交水稻208万亩，增产幅度普遍在20%以上。中国的粮食产量实现了一次飞跃。 1977年，袁隆平发表了《杂交水稻培育的实践和理论》与《杂交水稻制种与高产的关键技术》两篇重要论文。 1978年2月，出席中国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同年3月，出席中国科学大会并获奖；6月，出席湖南省教育工作者先进代表大会；10月，出席湖南省科学大会并获奖。 1978年10月，晋升为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二是寒地水稻之父徐一戎。南有袁隆平，北有徐一戎。徐老的突出贡献是将国际国内水稻先进栽培技术和叶龄理论同垦区实际相结合，组装推广了水稻“三化”栽培（旱育秧田规范化、旱育壮苗模式化、本田管理叶龄指标计划化）和叶龄诊断等多项在国内乃至世界领先的寒地水稻高产优质栽培技术，创造了1600万亩寒地水稻平均单产1200斤的奇迹，使黑龙江垦区1988年以来累计增产粮食600亿斤。 1951年，徐一戎终于来到了北大荒莲江口农业实验场，从事农业科研，施展抱负。当他走遍鹤立河、梧桐河等十多个农场荒原时，高兴地发现这些地方三分之二是低洼地，心里萌发了研究水稻的念头。这一想法得到领导支持后，他高兴地找到读大学时有关水稻栽培方面的资料，又用半年多的时间跑遍了北方数省，搜集稻种，开始《高寒地区水稻品种资源研究》的课题。徐一戎一面对气温、土壤和水分数据进行分析、对比，一面对水稻生产的每一个环节制定严格的技术标准。为了研究水稻，他把佳木斯市图书馆的农业技术类书籍几乎翻遍，积累的32本笔记和4000多张卡片，摞起来有1米多高。 “856农场刚建场的时候，小青山还是一片荒原。一次，我们带着经纬仪、水平仪来到一个小山包勘测地形，忽然听到风声，但看不到任何起风的样子。正在纳闷时，草甸子上跑过一片黑乎乎的东西。那时我们都配着手枪，情急之下一通打，就见蹦起一只野猪。等我们下山查看的时候，只看见地上有血迹，野猪群早就不见了。” 讲起创业的故事，徐一戎脸上闪现出激动和喜悦。“就是在那个山包上，我们看到一块伪满时日本开拓团留下的石碑，上面记录着当年测量的数据。”徐老皱起了眉。 “一切都是创造出来的。马架子、小草房，甚至盖个帐篷，铺上草就开始搞研究。”尽管条件艰苦，但他筛选出的30多个品种里，最高亩产达到了242公斤。 1972年，徐一戎把多年积蓄的热情和力量全部投入到了试验田。为了准确及时地观察每一个品种长势长相变化，需长时间泡在水田中，炽热的阳光剥掉了他身上一层又一层皮。但整地、播种、施肥、灌水、除草、灭虫、收获，从头到尾他一项不落。为了攻克低温对水稻生长影响的难关，他将秧苗栽到花盆和木槽里，放在经过处理的畦池中，用井水考验耐冷性能。同时，他用调控手段，让分蘖期提早，让长穗期提前错过低温段。这很快成了寒地水稻栽培的常规措施。经过1000多个日以继夜的不懈努力，在8亩试验田中，徐一戎用“合江19号”创造了直播水稻亩产千斤的纪录。从1951投身于北大荒的开发建设至今，近60年来，徐一戎矢志不渝地致力于寒地水稻栽培技术的科学研究、推广和教学工作。一年里，100多天在办公室里进行理论研究，撰写科研著作；100多天在水稻田间做科研和现场指导；100多天到基层去讲课、培训、推广技术。他勤奋钻研，不懈求索，时刻追踪国际水稻科技前沿动态，活到老，学到老，先后主持研究了《水稻计划栽培防御冷害技术》、《水稻旱育稀植“三化”栽培技术》、《水稻优质米生产技术》、《水稻生育叶龄诊断栽培技术》等20余项在国内乃至世界领先的寒地水稻栽培科研成果，填补了我国寒地水稻栽培技术的空白，为我国寒地水稻大面积发展和持续高产做出了巨大贡献。截止目前，他共写出328本、总计2400多万字的学习笔记、翻译资料和科技论著。其中《水稻旱育稀植“三化”栽培技术》获黑龙江省长特别奖。《水稻生育叶龄诊断栽培技术》获黑龙江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他心怀稻农，坚持不懈地致力于水稻栽培技术的推广和普及，把高深的水稻栽培理论转化成稻农都能轻易掌握的“傻瓜技术”，印制成水稻叶龄诊断图发放到每户稻农手中，被群众誉为“北大荒水稻之父”。他的足迹遍布垦区92个水稻场及省内30多个市（县），累计培训稻农50万人次，累计在田埂上行走9万多公里。为了培养年青的水稻科技人员，发展寒地水稻事业，2008年10月，徐一戎把一生的积蓄100万元，捐给所在单位，设立了徐一戎水稻科研基金。三是李振声主持中国杂交小麦良种研究　　1956年，李振声响应国家支援大西北号召，离开北京赴陕西杨凌，进入当时的中国科学院西北农业生物研究所工作。那年，正赶上严重的小麦条锈病大流行，有的地方小麦减产两到三成。李振声受到很大触动，决心培育抗病小麦。但当时，他研究的方向是牧草。　　“农民精心栽培小麦几千年，但小麦还是这么体弱多病；野草没人管，却长得很好。”李振声想，能不能通过小麦与牧草杂交来培育抗病性强的小麦品种？他就此开始了对小麦远缘杂交的研究。　　让两个风马牛不相及的物种杂交谈何容易——杂交不亲和、杂种不育和后代“疯狂分离”是三大难题。从外观上看，杂种分离的类型很多，而且很不稳定，有时一个杂种看着很好，而下一代面目全非了，为此，李振声带领课题组做了大量细胞遗传学研究。　　1964年6月14日，在经历了连续40天阴雨后，天气忽然放晴。实验田里的1000多份杂种几乎全青干了，只有一个保持着金黄色，这就是后来功勋卓著的小麦新品种“小偃6号”的祖父——“小偃55－6”。此后，经过两次杂交，李振声带领课题组终于育成抗病、高产、稳产、优质的小麦新品种“小偃6号”。　　1979年，“小偃6号”开始参加区域试验，随后大面积示范推广。当时，陕西农村流传着“要吃面，种小偃”的说法。1985年，“小偃6号”获得国家发明一等奖。这个品种已成为我国小麦育种的重要骨干亲本，衍生出50多个品种，累计推广3亿多亩，增产超150亿斤。李振声还反复强调哲学对科学研究的指导作用。他说自己学习哲学的捷径是读毛主席的《实践论》和《矛盾论》，几十年的经验，让自己深刻体会到，学点哲学的确可以使人做事情少犯错误，做研究少走弯路。四是完善的农业科研教育体系毛泽东时代建立了完备的农业科技体系。 1、各种层次的农业科技研究单位：中国农科院、各省农科院、各市县农科所、乡农业科技站、育种站等等，覆盖全国。 2、农业院校遍布全国：各省市有农学院、各地市有农业学校（江西称共大分校），为农业战线培养了大量的农业科技人材。 3、各种与农业相关的科研院校也大量建立：水利科学院所、农机学院、水利学院、水利专科学校、水利学校等。四、建国以来，我国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　　“一五”期间为７．１％，　　“二五”期间为１１．３％，　　三年调整时期为１７．７％，　　“三五”期间到“五五”期间在１０％左右，　　而到‘六五’期间降至６％，１９８６年降到３．３％，跌到历史的低谷。　　改开后对农业大撒把政策,导致水利设施年年失修，农业科技队伍急剧萎缩。五、水利建设历史规模最大，最强解放前我国只有大型水库6座，中型水库17座，小型水库1200座（含部分灌溉工程数），大中小水库1223（1222）座（含部分灌溉工程数），总库容估计200亿立方左右。　 1949—1976年，全国建成大型水库302座，中型水库2110座，小型水库82000多座，大中小水库84000多座，总库容4000亿立方。　截止到1976年底，全国有水库大中小水库85400多座，总库容4200亿立方。改革开放后，全国水利建设大幅下滑，病险水库日益增多，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六、尾声毛泽东同志率领全中国人民，经过近三十年的艰难努力，终于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正所谓“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那种 “ 一承包就吃饱饭 ” 的观点，只不过是一个迷惑人们的 “骗人谎言” 。;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8034 次阅读|25 个评论

分享中国农业的出路是大农业: 热度 1 稻草 2014-4-12 09:07; 中国农业发展到现在，一家一户的，就够吃个饭，赚不到钱，这也是大多数农民选择外出打工的原因。那么，中国的农业出路在哪？那就是大农业。大农业就是大面积，专业化，现代化，规模化耕种农作物，对于中国而言，大农业还有一个是在全国范围内规划农业发展。具体来讲，是三方面。一是实行集体承包制。一家一户的地都集中起来，承包给一个专业化的集体来耕种，这个集体就是本地农民为主，外来人员为辅助，政府引导。二是开发大西部。西部农业，例如新疆，土地辽阔，水利资源也不少，要有当年的开荒精神，实施国家大农业的战略。这包括，把一部分粮食主产区的农民引导过去，把农业的科技队伍也建立起来，把适合长途运输的交通配套建设好，把深加工基地建设好，把工业化城市建设好。三是境外农业。引导农民到澳大利亚、俄罗斯、巴西、美国和非洲，等等，土地资源丰富的国家发展规模农业，提高中国农业的国际竞争力。;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2327 次阅读|6 个评论

分享中国农业的出路在哪？: 热度 2 稻草 2014-1-24 20:02; 农业的出路，只能是大农业。中国大农业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剩余劳动力的问题。这些剩余劳动力的安排，可以从五个方面着手：一是让打工者在打工城市安居乐业；二是发展村、乡两级集体企业，形成镇级中心城区；三是农业产业化公司集中经营土地，农民当雇工；四是国家开发西部大农业，转移部分农民搞股份制农场主公司；五是鼓励农业公司去国外开发大农业，并招募农民工就业。需要说明的是，如果真的要搞共同富裕的话，还是搞小农业为主，大农业与小农业有机结合比较恰当，最好是用第二、四条为主，否则两极分化，在中国农村将进一步加剧，平民阶层与贵族阶层也将逐步形成。;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2467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中国农业银行副总裁杨琨欠澳门赌债30亿人民币: 稻草 2013-5-1 17:07; 据路透社报道，中国农业银行副总裁杨琨欠澳门赌债30亿人民币，此前中国农业银行已发布公告证实，农行执行董事、副行长杨琨正协助有关部门调查，但未透露杨琨所涉具体事由。文章中称，赌场管理人员表示，这一行动并不是打击澳门的赌博业，它的目标是那些使用公共资金或国家资产进行赌博的官员。　　路透社在本月曾报道中国将已经修订了反洗钱法。澳门目前也正在修改法律以便更好监督可疑的交易。澳门经济与财政司司长谭伯源表示将加强对赌博行业的监管，政府将密切关注资金的异常流动。　　澳门金融情报办公室的数据显示，澳门去年可疑交易数量增长了五分之一，至1840件，其中70%交易与赌博行业有关。澳门金融情报办公室主任Deborah Ng表示，赌场运营商拥有足够的控制力来发现政府官员或高层政治家正在参与赌博。他表示，"我认为情况已有所改善。我不能保证我们所做的能够完全阻止官员参与赌博，但实际上情况正在改善。"; 297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盖茨在人民日报撰文:中国农业创新助力发展: 热度 1 蓝天绿地 2013-3-26 20:08; 很多年前，我注意到 BillGates赞誉中国在非洲用水稻扶贫的成就。今天看到他详细谈这个题目。 ------------ 1968年，我正在读中学，当时保罗·埃利希的《人口爆炸》一书影响很大。这本书的开头是这样写的：“让全人类吃饱的努力已经失败，70年代将有亿万人因饥饿丧生，现在启动任何速成项目都无济于事，世界人口死亡率大幅上升已成定局……”虽然当时我对农业知之甚少，但也惊诧于人类面临的巨大挑战，并对人类能否避免这一厄运担忧不止。　　幸运的是，这个可怕的预言失败了。很大程度上我们要感谢世界上几位农业天才的创新。美国的诺曼·博罗格和中国的袁隆平等农业科学家，研发出了新品种的小麦、水稻以及玉米，并由此在20世纪引发了一场“绿色革命”。这场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帮助农民将粮食产量提高了两到三倍。　　然而，“绿色革命”的成果并没有惠及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非洲的粮食亩产量迄今仍然在低位徘徊，气候变化导致热带地区洪涝灾害和极端干旱频频发生，给当地的粮食生产雪上加霜。今天，世界上有超过10亿人仍在饥饿与贫困中挣扎。盖茨基金会一直在寻找能将一场新的“绿色革命”引入非洲的创新方法。　　中国是我们在农业领域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中国不但在帮助本国农民提高粮食产量、脱贫致富方面有丰富经验，而且在水稻现代育种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们正在与中国农业科学院进行“绿色超级稻”的研发合作。这种新型水稻品种对于化肥和水资源的依赖性相对较少，目前已经引进到一些非洲和南亚国家进行试点。当地的小农户已经通过“绿色超级稻”实现了增产20%的目标。一位从试验田考察回来的同事说，她曾看到当地农民在丰收后手捧稻谷，激动地说，“这简直是来自上天的礼物！”而科研工作者知道，这是中国农业创新带给世界的礼物。　　除了先进的稻种科技，中国的基因测序技术也可能帮助世界。由中国科学家领导的基因测序技术，对于帮助大幅提高粮食产量深具潜力。想象一下，在一个大型公共图书馆中，我们过去要使用卡片目录在浩如烟海的图书中找到相关文献，然后再一页一页寻找我们需要的信息。如今，我们可以直接而精确地了解到所需要的信息在哪本书的哪一页。这就是神奇的基因测序技术，它可以显著提高植物育种的速度。通过与中国顶尖科学家们的合作，我们非常期待全世界最贫困的人们可以受益于这些神奇的技术。　　我对与中国合作充满希望，期待中国的创新技术成为非洲发展的重要助力，让非洲人民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 个人分类: 中国|9045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1979年~1986年的中国农业-给清风同学的正式回应: 热度 14 菜鸟人生 2012-7-16 04:56; 清风同学和我对中国1970至1986年的农业产值变化的原因有不同的看法。清风认为，导致1979~1985年农业大幅度增产的原因是自1949年以来的水利工程和自1970年以来的农作物品种改良和大量使用化肥等原因；而我认为是1979年开始的农村经济改革的国家政策，也或叫包产到户的是造成农业持续10多年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这里，我必须厘清我和清风的相同点和不同点。我们相同的是，我承认广泛使用良种，使用化肥，完善配套的水利设施，适宜的气候等都能导致农业产出的增加。不可否认这些因素对79年后的农业持续增长有所贡献，但我们不同的看法是：什么成为了最具有贡献性的因素。我认为清风提到的那些都是次要的。气候变化可以认为是一个随机的影响，只能导致农业产出在年平均水平上下波动，而良种和水利设施等其他因素，我在下面的叙述中，将逐步排除。在过去的和清风同学探讨的文章中，我使用了容易引起混淆的数据和错误的数据分析，尽管我坚信自己结论的正确，但不完备的数据和错误的数据分析将导致读者对正确结论的怀疑。翰山同学和在美一方同学及时指出我的错误，在此我向他们表示感谢。我这里使用的数据，主要是《中国农业统计资料汇编1949~2004》 http://www.zhong1.cn/down/show-htm-itemid-36.html 。如果本文中的图表来源于其他，将会特别说明。而我考察的时间跨度，只是从1970~1986，之前或之后不在考虑之列。我使用的方法，主要是对比数据变化。在论证国家农业政策的影响时，由于缺乏农民劳动时间和劳动质量的统计数据，我只能对农业产出的变化的分析来和排除其他影响因素的方式来证明我的观点。目前我只能用定性的方法，尽管大家都知道定量分析更有说服力。但定量分析经济问题是一个高度专业化的科学分支，而我的知识背景完全不具备这种能力。不过我认为，就我和清风同学讨论的这个问题，只采用定性的方法，也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当我们讨论农业产出增长时，必须把全部农林牧副渔的总产出量作为考察的指标，而上一篇回应清风的文章中，错误地仅考察了粮食总产量的变化。下图1清晰地反应出，中国农业总产值自1979开始的高速增长直到1998年后才转为较缓和的增长，但即使这种缓和的增长，也高于1949年~1979年的增长。图1 耕地面积：从下图2我们可以发现，1979年~1986年耕地面积无明显变化，因而我不能归因于耕地面积。图2 水利工程也不是增产的主要因素。原因1是如下图3所示，耕地的有效灌溉面积在1975~1986年间没有明显变化：图3 原因2是全国水库的总容量自1973年~1985年没有明显变化。 http://www.data.ac.cn/zrzy/ntBA32.asp?d=0+%C8%AB%B9%FAp=%D7%DC%BF%E2%C8%DDg=z=query=+%C8%B7%C8%CF+m=BA32k=1r=9 年份水库数量总库容 (亿立米) 1973 72131 3650 1978 84585 4012 1981 86881 4169 1982 86900 4188 1983 86567 4208 1984 84998 4292 1985 832194301 当我们从量上比较农业水利设施的能力时，有效灌溉面积和水库总库量是考察指标。有效灌溉面积的增大，应该带来农业产出的增加；而水库总容量的增加，也能贡献粮食增产。但这些只是农业生产的条件，而不是必然。我们知道的是，在1979年前，农民没有什么劳动积极性，即使为其提供了良好的水利设施，他们也没有充分利用。至于自然灾害，如下表1所示，1979年~1986年自然灾害成灾面积多数大于1970年~1979年，也就是说1979年前自然灾害小，而该年之后自然灾害大。表1 这个说明，如果1979~1986年的气候如1970~1979那样较少自然灾害，那么农业总产出增长应该比实际增长还要高。从这个角度看，我可以说如果没有那些水利设施，1979年后的灾害情况应该造成更大的农业产出的损失，因为抗灾减灾功效的农田水利设施只能是减少损失，而不是增加产出（重复一下，水利设施能否增加农业的产出要看灌溉面积是否增大和水库容量是否提高，而这两项是基本无变化）。由于1970~1990年代中国农业机械化程度较低，虽然具体数字我没有查到，但我想我能有把握地假设机械化对农业总产出贡献小。在79年到86年期间，农业劳动人口从3.2亿增加到3.8亿。为消除由于劳动力自然增长带来影响，我用平均劳动者产出来考察如下表2：表2 从这个表2可以看出，粮食增长每年在10%以下，而其他经济类作物的增长都很高。如果以1978年为基准，1986年为考察点，那么增长为：粮食棉花油料糖料水果肉类水产 20% 53% 165% 130% 93% 88% 65% 再回头考察图2“农作物播种面积构成”，我还发现，自1979年开始到1986年，粮食播种面积在下降，而其他经济类作物的面积在扩大，而同时，总耕地面积在缓慢减少。这个说明了，当时中国农业增长主要在于经济作物种植的扩大和肉蛋奶鱼的增加，而非粮食的大幅度增产。从这个角度，再加上良种普及率不可能在短短5年达到80~90%，我能否定优良作物品种是当时农业增产的主要因素。对化肥的使用的评价，是个令人困惑的地方。我的看法类似于水利设施的作用，有如说是增产的原因，而不如说是为增产采取的积极性的方法。首先，从图4可以看出化肥使用量在增加：图4 为能更一般化地了解化肥，农药，良种，机械等因素的影响，我采用农产品生产成本来研究这个问题。从如下表3可以看出，当时的生产成本的增幅远小于产出的增幅。表3 由于无1978年前的数据，我只能假设：假设1: 1970年至1977年的年化肥总使用量和1978年差别不大；假设2：1970年至1978年的农业生产成本变化不大。这就带来2个疑问：为什么化肥的使用量，1979年前后是个明显的分界点？在生产成本变化不大的条件下，为何1979年前的农民不愿意多使用化肥？这里我的看法是，1979年前的农民不在乎生产的产出，不愿意投入成本购买使用化肥；而1979年后，出于提高产量的目的，愿意做出成本投入。讨论：为评价1979年的中国农业政策对农业总产出的影响，我分析了农业总产值变化，各个农作物产出变化，农业从业人口的变化，自然灾害影响，种植面积，水利设施，良种，化肥，机械化，生产成本等多个因素，其目的是排除各种非决定性因素，以确认当时中国国家农业政策对农业产出大幅度增加是决定性的。由于国家农业政策是间接影响农业生产的，所以无法从数据直接得出结论，于是我采用排除法。从数据分析得出的结论，让我比较吃惊的是，不同于我过去的偏见，中国1979~1986等农业大幅度增加的不是粮食，而是棉油糖肉蛋奶这些经济类作物或制品。仔细思考后，我认为，从单纯的经济收益看，明显地，市场价格高的经济类作物更能吸引农民的投入，于是带来了产出的大幅度增加。这种经济类农产品的大幅度增加，正是体现了当时中国农业政策的核心：让农民获得自由自主地生产经营权，让生产者根据市场需求自己选择种植生产什么农作物，如何生产这些农作物。而1979年前国家农业政策是国家强制农民违背意愿和市场需求的农业政策，导致市场缺乏糖油肉蛋奶，奇怪的是农民却以“投机倒把”的罪名被禁止生产交易这些产品。 1979年的中国农业政策被评价为解放了农业生产力，这是恰如其分的。1979年前的农田水利设施，化肥生产，机械化设备都应该足够让农业生产出保障当时中国人生活的农产品，但这些生产力到了1979年后才得以实现为农产品产出，才使中国人摆脱了农产品匮乏的境界。结论：1979年后的中国农业政策是导致农业大幅度增值的主要因素。后记：我既无统计学背景，也不是搞农业经济研究的专业学者，不过是用常规方法讨论这个问题的业余者。欢迎大家对我的数据，分析方法和结论指正。; 19027 次阅读|17 个评论

分享答清风摇翠同学书-再论70~80年代的中国农业: 热度 18 菜鸟人生 2012-7-11 13:07; 清风同学认为自80年代的中国粮食增长是拜杂交水稻和自50年代的水利设施建设的福，我不敢苟同。第一没有数据支持，第二于大多数我们的切身体验不符。我不否认杂交水稻和水利设施对粮食增产的作用，但是我认为它们不是80年代中国突然开始粮食增长的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包产到户极大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这一点，但凡经过那个时代的人都有体会。还是数据说明，看中国1972年到1983年农业总产值的图表（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新中国50年统计资料汇编》 http://money.163.com/special/00253L8T/econdata.html ），请你注意，以1977年为分界线，中国农业总产值突然高速增长，而之前的增长近乎于平缓。这个是无法单纯用杂交水稻和水利设施能解释的。从图表中可以看出，77~83年的年平均增长都在10%左右，而杂交水稻的产量平均增长10%左右甚至更低。在1980年，全国杂交水稻种植面积是总水稻种植面积的11%（http://www.google.ca/url?sa=trct=jq=esrc=ssource=webcd=15ved=0CG8QFjAEOAourl=http%3A%2F%2Fwww.rynyj.cn%2FSiteWeaver%2FArticle%2FShowArticle.asp%3FArticleID%3D958ei=DBn9T_rMHsmtqAHKv_WLCQusg=AFQjCNFg8aGO8gPeV3A6BuwBivWpNNFmmg），如果乐观地假设中国耕地的25%是水稻种植，那么杂交水稻对农业增长的总贡献不会超过3%。; 23853 次阅读|30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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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中国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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