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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吴敬琏和邓小平的私有化是什么意思？: 热度 2 稻草 2013-10-17 12:14; 吴敬琏：什么叫私有化？弗里德曼88年来中国，他在上海就讲私有化，到了北京，大概是快要离开的那次宴会上他就讲，"我想来想去，彻底的公有化就是私有化，彻底的私有化就是公有化。"所以这种概念讨论我不认为有太大的意义。我还是坚持我97年给中央的那封信里的意见，社会主义与否跟国有不国有没什么关系。为此我去查过《邓小平文选》，《邓小平文选》里就没有这个国有这个词。;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3890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厉以宁终于说出中国要去掉社会主义了: 热度 5 稻草 2013-10-15 09:07; 　　新京报讯（记者金彧）昨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中国经济十月谈会议上表示，中国当前迫切需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二次分配应该加快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此外，他认为，要实现企业升级，国资委应该首先改变。　　厉以宁称，中国目前处于双重转型的时期，所谓双重转型，一是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现代社会。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体制。　　在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现代社会方面，厉以宁称，目前正在推进城镇化，但农业和城镇两种户口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民的身份和权利与城镇居民不平等。收入差距大，福利待遇低，需进行城乡户口一元化和收入分配改革。　　他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应放在第一次分配，因为第一次分配是根据市场的基础进行的，当前还没有对农村土地进行第一次分配。必须给农村土地产权，这正是新农村改革的起点。　　二次分配也很重要，但是需要调整，主要靠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进行调整。城镇化过程正在进行中，人的城镇化是当前最主要的，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升级问题。　　“城乡两种户口制度使农民工享受不到城市工人的福利，比如医疗。所以说，中国一次分配有差距，二次分配还扩大了差距”。厉以宁指出，西方国家施行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补，即一次分配不足有差距时，二次分配时通过税收、补贴、福利待遇等措施把差距缩小。　　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厉以宁认为，国资委不要直接管企业，而是负责解决资源配置问题。国企改革要依法办事，遵循《公司法》，把国企推到一线去。民企转型，要做好知识产权保护。;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4115 次阅读|11 个评论

分享政改探索：论共产党一党两派制: 热度 2 稻草 2013-9-11 11:00; 政改探索：论共产党一党两派制（一）作者：老骥　　在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吴邦国委员长说：“从中国国情出发，郑重表明，我们不搞多党轮流执政(多党制)，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不搞三权鼎立和两院制，不搞联邦制，不搞私有化”。表明了今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从而打消某些政治势力的觊觎和幻想。然而，政治体制改革依然任重道远，目前，腐败已成为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的最大威胁，搞不好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解决腐败等问题只有靠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也就是要实行社会主义的民主。社会主义与民主是否相容?某些人断定两者水火不容，预言任何想将二者结合的努力都将徒劳无功，甚至事与愿违，他们认为，要么是主张一党专政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固执己见，拒绝民主;要么是主张自由民主的人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来推翻社会主义。但是近几年来，仍然有一些人试图找到这二者的结合点，解开这个死结，寻觅在两大体系中能走通的路。我也在苦苦思索这个问题，我的结论是，实行“一党两派制”，它是打开政改这把锁的金钥匙。　　一、什么是一党两派制? 　　二十多年来中国的腐败愈演愈烈，越反越腐，说明现有的政治体制已经失灵，政治体制改革势在必行。这是人民的呼声，也是左派和自由民主派的共识。但在如何改革上，两派存在巨大的分歧，左派倾向回归毛泽东时代的“大众民主”，自由民主派主张西方的“三权鼎立”，当局则左顾右盼、裹足不前。我认为解决中国的民主问题，既不能恢复毛泽东时代的群众运动方式，也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鼎立”和两院制模式，更不能无所作为、止步不前。毛泽东曾经说过：“党外有党，党内有派。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本来党内存在左中右是正常现象，毛泽东处理这个问题，是在党内实行民主集中制，在领导班子里实行“五湖四海”、“老中青三结合”，这是值得借鉴的宝贵的政治遗产。今天的一党两派制，也可以说是在新的形势下，对毛泽东民主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一党两派制的具体方案是：　　(一)中国共产党分为两派，从而实现派别竞争、人民选择、轮流执政，互相监督。共产党的两个派别必须将四项基本原则列入自己的党章，予以遵守。　　(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的最高权力机构和立法机构。全国人大代表由人民直选产生。代表名额的分配比例，共产党共占85%，其他党共占15%。全国人大委员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由共产党执政派领袖担任。　　(四)国务院由共产党执政派依照法定程序组阁，任命总理和部长。各省、市、县、乡首长由三派推举候选人竞选产生。　　(五)军队由全国人大军事委员会领导。军委组成人员由全国人大委员大会选出，军委主席由国家主席担任。　　(六)公检法司由全国人大政法委员会领导，政法委由全国人大委员大会选出，政法委书记由国务院总理担任。　　(七)、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的关系不变，各民主党派继续享有参政地位。参政人员需党内竞选，不得用指派方式，以确保程序民主和进贤用能。　　(八)取消全国政协。　　(九)根据新的民主政治制度的需要，宪法应作相应的修订，但四项基本原则不得变更。　　以上方案只是框架，必要时当由专家学者详细拟定。　　一党两派制最大的意义，是让人民获得了选举权。民主最实质的意义，就是人民的统治，人民的选择。通过顶层制度设计和政治技巧，我们达到了这个目的。　　一党两派制最大的特点，是既让人民享有民主权利，又保障共产党执政地位不动摇，一举两得。人民要的是选择权，并非要“颜色革命”;人民反的是贪官污吏，并不是共产党(至少现在还不是)。不管共产党分成几个派别，但都是共产党组织，都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他们占有人大多数席位，从而排除了风险，控制了政权。　　一党两派制最大的成果，是中国从此进入长治久安的局面。当人民可以用选票表达自己的诉求时，政治暴力就会基本遁形，社会就会不维而稳。　　方案规定军队由全国人大领导，是因为，一方面，军事委员会依然由共产党各派集体控制，“党指挥枪”的原则没有被破坏;另一方面，可以防止执政一派利用军队破坏民主政治。至于取消政协，是因为民主党派已参加了全国人大，同时，在新的民主制度下，政治协商已无必要。　　二、一党两派制与多党制有什么区别? 　　首先，从形式上看，我国一党两派制是共产党内各个派别的轮流执政，国外多党制是一个政党与其他政党之间的轮流执政。其次，从性质上看，一党两派制的共产党内两个派别都是无产阶级的组织，国外多党制的各个政党则是资产阶级政党。再次，从法律体系来看，中国实施的是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其宪法和有关法律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等。这是共产党内两派应当共同遵守的宪法纲领。国外绝大多数国家实施的是现代资本主义的法律体系，无论从指导思想上，从国体上，从政体上，还是从所有制上都与我国有所不同甚至大相径庭。例如在所有制上，我国实施行的是公有制为主体，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是私有制为主体。如果在我国实行多党制，那么社会就会出现这样的尴尬局面，即，今天共产党在台上搞公有制，明天资产阶级政党上台又搞私有制，翻来覆去，造成一片混乱，任何国家都经不起这种折腾，所以在中国这样的多党制决不能搞。　　其实，准确的说，世界上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实行的都是一党两派制，而并非多党制，因为真正的多党制应该是不分阶级的。美国的民主党与共和党，英国的工党与保守党，日本的自民党与民主党等(日本自民党从1954年执政到2009年，历时55年均由党内各派轮流执政)，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党，表面上看是两党，实际是一根绳上拴着的两个蚂蚱。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永远是他们的陪练，什么时候共产党能在他们国家上台执政，才能算作多党制。　　中国实行一党两派制是在民主程序上与国际接轨。　　三、与左派同志沟通　　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我一直主张一党两派制，我认为中国今天的政治体制改革，要做到既让人民享有民主权利，又保障共产党执政地位不动摇，实行一党两派制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右派贺卫方曾于2006年在“西山会议”上发言：共产党一党专政违宪，建议共产党分化为两党或多党。一些左派同志对共产党分化为两党派持反对态度，于是有人撰文指责贺卫方：“他们最终的目标是消灭共产党，暂时消灭不了就希望共产党分成两派，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化等等，实质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其实“共产党分化为两党或多党”与“一党两派”异曲同工，这一点我们是不谋而合。我对那位左派同志对贺卫方的批判感到不解，觉得很大程度上是对右派的条件反射，同时，我为左派因此失去一次有利的政改机会而惋惜。我不知道左派看到我的政改方案会作何评判，但我坚信一党两派制是左派今后必走的路，非如此，不能救党、救共和国、救社会主义。左派说右派们要分化共产党，其实，共产党早已分化。走资派复出后，实施情绪化报复，对左派进行长达十年的大清洗，除抓捕判刑一批人外，还把文革中入党的造反派统统开除出党，把文革前入党的造反派给予各种纪律处分，把支持、同情造反派的领导干部或撤职或调离领导岗位。在清理完所谓三种人后，右派便独揽大权，一派专制，为所欲为。事实无可争辩地说明，党早已被走资派所分裂。今天的左派面临三个难题：一是右派不让左派在一个锅里搅马勺，左派的诉求如何能在党内表达?二是资改派执意私有化，左派道不同如何与之相谋?三是党内贪腐分子声名狼藉，人民嗤之以鼻，左派如何与之为伍?我看唯一解决之道就是另起炉灶，走自己的路，不然的话，右派真闹得亡党亡国，左派岂不是要玉石俱焚!所以，共产党的分化是形势所迫。　　共产党内存在两派早已是客观事实，主要表现在思想上：一派是毛派，他们主要由改革开放前入党的老党员和改革开放中的“新左派”组成;另一派是邓派，他们主要是被启用的党内右派分子、黑五类的子女和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头头;还有所谓的“文革三种人”，他们被邓派从组织上清除出党，但在思想上他们没有出党，而且将来会重新回归毛派共产党;从人数上看，毛派居多邓派为少，从权力看邓派占有绝对优势，毛派处于边缘化。但党内的大多数则是中间派，他们没有理想与信念。　　四、向党中央建言　　曾有主流精英撰文警告：“长期搁置邓小平的政治蓝图，一直不对传统政治体制权力过分集中的总病根发起进攻，致使其危害愈演愈烈，已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尽快改变十多年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的不正常状态，这是新一代中央领导义不容辞的责任。”政治体制改革再也不能拖延了，不仅如此，不拖延的同时还要不敷衍。有国家智囊一提政改就大谈扩大“党内民主“，其实，今天仍把功夫下在“党内民主”上，已没有意义。试问一个连左派都不相容的党，还有什么党内民主可言?何况，民主最关键的是人民民主，不能用党内民主去拒绝人民民主。没有党外人民的压力，就不会有党内民主的动力，再高明的医生也不可能给自己做手术。事实上，“党内民主”往往是强化操控力，强化制度，与民主无关。 “差额选举”或许会增加点戏剧性，但不会挑战既定目标。至于“扩大民主党派的任职范围，赋予人大更多的罢免权，更多的纠错功能;扩大基层直选范围，提升直选级别”等方案与措施，在现有体制下要么不现实，要么不治本。实践证明，都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还有学者专家为绕过政改，竟然蛊惑中央用腐败推动改革，说什么“腐败是市场经济的润滑剂”。这种人不是无知，就是别有用心。此论在历史上不乏先例，晋朝便是“腐败治国”的典型。惠帝以降，主昏臣怠，王公贵胄争贵斗富，夫人小姐竞尚奢华，官员寡廉，百姓鲜耻，整个社会就象一个大茅缸，臭气熏天。结果，西晋东晋皆因腐败相继亡国，并招来空前绝后的“五胡乱华”惨祸。大家熟悉的著名诗句“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就是对腐败亡国的形象讽喻。殷鉴在前，我们切勿重蹈覆辙。还有隐藏的腐败分子，为保护自己的非法所得，极力阻挠政治体制改革，干扰中央决心，我们必须高度警惕。还有官僚利用和谐大旗做掩护，大搞“贪而同，同而和，和为贵”腐败哲学，把官场弄得乌烟瘴气，阻碍了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必须坚决扫除。政治体制改革搞不好，不仅影响内政，同样影响外交。在我国周边安全日益恶化、利益不断受损的情况下，仍一味奉行韬光养晦政策，已广为国人所诟病，其实是内政出了问题，归根结底还是体制上的原因。　　古训言：“不能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党中央在制定大政方针时，须立足当前放眼未来，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一党两派制，符合当今中国的国情，对于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防止“和平演变”，建设和谐社会，实现民族振兴，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有了这个民主制度，等于牵住了牛鼻子，许多过去困扰我们的老大难都可以迎刃而解，譬如：工会能独立，新闻有自由，官员少腐败，人民不上访，黄赌毒灭迹，社会变稳定，外患得消弥。展望未来，呈现出这样的愿景：我们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地走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从此，共产党不再为人权而烦恼，不再为政权而忧心;人民享有自由民主，活得有尊严，政府秉持公平正义，不敢稍懈怠;上下同心建成四个现代化，四海叹服齐赞民富又国强;百年耻辱一朝洗雪，民族振兴指日可待。到那时，中国不仅是一个富强的国家，而且是一个民主的国家，中国模式将不胫而走，风靡全球。　　实行一党两派制，就会有上台与下野，这是民主政权的正常运转，是人民意志的具体表现，它自然会促进党的各个派别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共产党两派别之间政权轮替是良性循环，这次下野不要紧，下次还可以东山再起。倘若当局拒绝改革，导致“颜色革命”，政权落于异党之手，那么共产党就将永世不得的翻身了，苏联就是前车之鉴。共产党两派的治国纲领，不可能是极左或极右，极左极右都不符合人民的根本利益，是违背民意的，人民不会选择他们，他们也不可能上台执政，所以，我们不必害怕谁会否定谁。两派可以发表共同宣言，今后不得因路线问题对当事人进行清算。当局对待左派应该高抬贵手，要有包容性，允许他们有自己的组织，不管怎么说过去大家是一家人，今后还是亲兄弟。俗话说的好，打虎还得亲兄弟，捍卫共产党，捍卫共和国，捍卫社会主义还得要两派团结起来，还是少不了左派。如果死不饶恕，只能是自剪羽翼，兄弟相残，亲痛仇快，丧失民心。实行一党两派制时不我待，早着手比晚着手强，从容布置比仓促应对强，留给我们的时间并不富裕，北非多国的政局动荡再次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共产党人没有自己的私利，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利益”。相信中央领导们会带头不恋权位、不计得失，为了党的前途，为了人民的福祉，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再立新功，再创辉煌，对此，人民不会忘记。　　总之，实行一党两派制，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今天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党中央的头上。完成这个任务，最大的动力来自人民，他们不论什么阶层，不分先富和后富，他们占人口的99.%，力量是伟大的;最大的阻力来自死不改悔的腐败分子和既得利益集团头子，他们最多只占人口的1%，力量是渺小的。希望党中央认清形势，把握机遇，顺应民心，果断决策。相信领导们有大胸怀、大智慧、大魄力、大手笔。你们的行动将开创一个崭新的时代，你们的功绩将永载史册、彪炳千秋。（转贴）;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3514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最高检：仅有疑犯口供无其他证据禁定罪: 热度 2 稻草 2013-9-7 09:15; 最高检下发防止纠正冤假错案意见要求建立健全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新华社北京９月６日电（记者陈菲）为落实中央政法委防止冤假错案的规定，最高检近日下发意见，对严格规范职务犯罪案件办案程序、严格把好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关、坚决依法纠正刑事执法司法活动中的突出问题、完善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机制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坚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关于切实履行检察职能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若干意见》强调，各级检察机关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把严防冤假错案发生作为检察工作必须坚决守住、不能突破的底线，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办好每一起案件。检察人员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始终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互相配合与依法制约并重，坚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检察权。特别重大贿赂案件应保障律师会见权《意见》要求，严格规范职务犯罪案件办案程序，全面、客观地收集、调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无罪、罪轻或者罪重的证据材料，严禁刑讯逼供和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证据；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在第一次开始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其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辩护人；对于特别重大贿赂犯罪案件，应当依法保障辩护律师的会见权，及时作出是否许可会见的决定；检察人员可以主动听取辩护律师的意见，辩护律师要求当面提出意见的，检察人员应当听取意见并制作笔录；在每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对讯问过程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不得随意扩大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适用范围，加强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的决定和执行活动是否合法的监督。可能判处死刑案件须坚持最严格证据标准《意见》强调，严格把握法律规定的逮捕、起诉标准，既要防止人为提高标准，影响打击力度，又要坚持法定标准；对于犯罪嫌疑人拒不认罪或者供述反复等十类案件要重点审查；注重证据的综合审查和运用，对于只有犯罪嫌疑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得认定犯罪嫌疑人有罪；对于命案等重大案件，应当强化对实物证据和刑事科学技术鉴定意见的审查运用，对于其中可能判处死刑的案件，必须坚持最严格的证据标准；认真调查核实犯罪嫌疑人无罪和罪轻的辩解，对前后供述出现反复的原因必须审查；辩护律师提出不构成犯罪、无社会危险性、不适宜羁押、侦查活动有违法犯罪情形等书面意见的，办案人员必须进行审查；依法排除非法证据，及时调查核实非法取证的材料或者线索，做好对讯问原始录音、录像的审查。命案等应协商侦查机关介入现场勘查《意见》要求，坚决依法纠正刑事执法司法活动中的突出问题，对命案等重大复杂案件、突发性恶性案件、争议较大的疑难案件、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应当与侦查机关协商，通过介入现场勘查、参加案件讨论等方式，引导侦查机关依法全面收集、固定和完善证据；重点做好死刑案件的审查和出庭工作，认真审查死刑上诉和抗诉案件；加强死刑复核案件的法律监督，对于定罪证据不足的案件，应当坚持疑罪从无原则；加强看守所、监狱监管执法检察，依法严厉打击“牢头狱霸”和体罚虐待被监管人等行为；高度重视在押和服刑人员的举报和申诉，发现有疑点、有错案可能的，及时提请原办案部门审查处理。建立健全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意见》提出，要完善防止和纠正冤假错案的工作机制，深化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改革，建立健全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积极推进案件管理机制改革，加强办案期限预警、办案程序监控、法律文书使用监管、涉案财物监管以及执法办案风险评估预警等工作；实施案件质量分析评查通报，建立和完善符合司法规律的考评体系，防止片面追求立案数、批捕率、起诉率、有罪判决率等。;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3051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试论毛泽东与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 热度 1 稻草 2013-9-5 11:54; “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在带领中国人民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继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科学技术的思想，为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出了许多关于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论述，形成了丰富而独具特色的科学技术思想，既在理论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科学技术的思想，也在实践中为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毛泽东与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对于当代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现实意义。　　一、强调“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揭示了科学技术的本质　　毛泽东科学技术思想丰富而系统，其中很重要的内容是对自然科学的论述，他特别强调对自然科学的学习、研究和应用。　　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期，他就提出了“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的科学论断。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完成，中国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中国共产党开始带领全国人民向自然界开战，毛泽东把学习自然科学上升到同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相提并论的高度。他指出：“只要我们更多地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更多地懂得自然科学，一句话，更多地懂得客观世界的规律，少犯主观主义错误，我们的革命工作和建设工作，是一定能够达到目的的。” 　　毛泽东深刻地阐述了科学技术对于人类的重要性。1940年2月5日，他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因为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所以每一个人都要赞成它，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自然科学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人们为着要在自然界里得到自由，就要用自然科学来了解自然，克服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自然里得到自由。”他在对自然科学与人类生活、自然科学与自由、自然科学与社会制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相互关系作出精辟阐述的基础上，明确指出科学技术是很好的东西，是人们争取自由的一种武装。　　1959年6月11日，毛泽东在同秘鲁议员团谈话时指出，我们“如果对自然界没有认识，或者认识不清楚，就会碰钉子，自然界就会处罚我们，会抵抗。比如水坝，如修得不好，质量不好，就会被水冲垮，将房屋、土地都淹没，这不是处罚吗?”在毛泽东看来，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必须老老实实地学习科学技术，真正掌握自然界运行的客观规律，否则我们必然会受到自然界的惩罚。　　毛泽东之所以强调要加强对自然科学的学习、研究和应用，重要原因之一是他认为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应用可以有效地破除迷信。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一文中他指出：“要老百姓不敬神，就要有科学的发展和普及。科学不发展、不普及，敬神在他们是完全需要的。”在新中国成立后领导全国人民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过程中，毛泽东始终高度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普及工作，十分注重通过科学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把人民群众从迷信中解放出来，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科学水平。　　毛泽东主张批判地而不是盲目地学习自然科学。在《论十大关系》中他提出：“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学习世界上其他民族和国家的优秀文明成果，是我们一贯的方针。但是，我们不能盲目地学，一切都照抄照搬，必须对其进行分析和批判，吸取精华，剔除糟粕。　　毛泽东强调要加强对自然科学的理论研究。他指出：“科学研究有实用的，还有理论的。要加强理论研究，要有专人搞，不搞理论是不行的。”在他看来，发展科学技术必须有严格的科学态度，既要注重科学技术的应用研究，也要加强科学技术的理论研究。　　毛泽东还认为，自然科学研究有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不同的方法：“三大革命运动中的科学实验，主要是指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完全采用实验的方法。例如研究政治经济学不能用实验方法，要用抽象法，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的。”在这里，他实际上强调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是要加强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另一方面是研究自然科学要采取科学的方法。　　二、提出“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阐明了新中国科学技术的重要地位　　毛泽东认为，中国要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就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必须高度重视科学技术在发展生产力中的作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和社会主义的改造。同时，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我们还承担着镇压反革命和抗美援朝等艰巨而复杂的任务。所以，新中国成立之初所面临的国内外严峻形势，决定了我们根本没有更多精力来抓科学技术工作。只有在抗美援朝战争、土地改革和镇压反革命斗争取得胜利之后，我们才具备了发展经济的有利条件，在这个时候，加快发展生产力，使中国由一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大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经济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已成为党在当时的中心工作。在毛泽东看来，要完成这一中心工作，就必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1954年，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毛泽东对于新中国的国情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的社会主义化和机械化，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加快发展科学技术以提高新中国的生产力。　　毛泽东认为，新中国较之旧中国社会经济面貌的全面改观，一是要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就取决于科学技术。1955年7月31日，他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只有在社会经济制度方面彻底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又在技术方面，在一切能够使用机器操作的部门和地方，统统使用机器操作，才能使社会经济面貌全部改观。”在毛泽东看来，大力推进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化和科学技术化，是使新中国以完全不同于旧中国的崭新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的前提条件。　　毛泽东认为，发展科学技术必须要有紧迫感，要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毛泽东对于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屡屡侵略中国的历史记忆犹新，为了彻底改变旧中国经济技术落后挨打的状态和局面，提出我们必须树立强烈的危机意识和忧患意识，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把新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在毛泽东看来，“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过去我们打的是上层建筑的仗，是建立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建立这些上层建筑干什么呢?就是要搞生产。搞上层建筑、搞生产关系的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现在生产关系是改变了，就要提高生产力。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　　毛泽东对科学技术在提高生产力、改变中国落后面貌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有着深刻认识，把科学技术能否发展看做是争取彻底解放和摆脱挨打状态的关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者的精神，他们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奋力拼搏，中国迎来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一个春天，科学研究领域内取得了一项又一项的科研成果，夺取了一块又一块科学技术事业的金牌，特别是在核武器和空间技术领域里，在不到20年的短短时间里连连取得重大突破，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取得了社会主义建设伟大的成就。新中国成立之初，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为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事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认为“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制定了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　　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为了解放生产力，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就必须“打好科学技术这一仗”。在科学技术发展战略选择上，毛泽东主张中国不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而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　　1956年1月21日，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明确指出：“我国人民应该有一个远大的规划，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在毛泽东亲自领导下，我国制订了《1956～1967年科技发展远景规划》(也被简称为“十二年科技规划”)，这是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标志性重大事件，明确了新中国科技事业的指导思想、发展道路、基本方针、战略步骤、实施重点，为20世纪后50年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描绘了宏伟蓝图，引导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走上了现代化的轨道。被称为中国“三钱”的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中国力学之父钱伟长、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就共同参与制订了我国第一个科技发展远景规划，从而确立了新中国自主创新发展高端科学技术的基础。　　1956年9月10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预备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搞经济，我们也有了一些经验，现在搞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我们还没有经验。……世界上新的工业技术、农业技术我们还没有学会，虽然我们已经有了六年的经验，学会了许多东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还要作很大的努力。”他认为，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努力学习世界先进技术以积累经验。　　毛泽东认为，发展科学技术必须依靠自力更生来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他指出：“资本主义各国，苏联，都是靠采用最先进的技术，来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我国也要这样。拿汽车来说，我们这样的大国，最少应该有三四个像长春汽车厂那样的制造厂。就是在搞大的、洋的方面，我们也不能指靠人家。”在毛泽东看来，采用最先进的技术赶上最先进的国家，是世界各国的普遍做法，我们应该积极学习借鉴，但必须坚持自力更生的原则，一定要通过自主创新拥有自己的科学技术。　　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毛泽东认为，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因为我们已经成功地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初步胜利，摘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所有这些成就必然会坚定我们赶上世界先进国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信心。　　正是在毛泽东打破常规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我国在很短时间内就取得了尖端技术的伟大成就。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号发射成功。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从原子弹爆炸成功到氢弹试验成功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而苏联用了4年，美国也用了7年，法国时间更长用了8年。我国第一颗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与世界上第一颗卫星升空时间只差13年。　　正如邓小平所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历史已经证明，“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不仅提高了中国在当时的国际地位，而且带动了中国高技术工业产业的建立和发展，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四、要求“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开辟了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道路　　为了赶上当时世界上的先进国家，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毛泽东把技术革命提到了同政治革命、思想革命并列的高度，提出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加强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领导，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学习并完成历史所赋予的伟大的技术革命。　　毛泽东曾对技术革命的重要性作过深刻的分析。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第二十一条“不断革命”部分指出：“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要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所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的着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注意。” 　　毛泽东认为，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是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必然要求。他指出：“我国目前手工劳动还占很大比重，同发展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不平衡，因此有必要广泛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来解决这个不平衡。”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也必须适应这个规律，不断深化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唯有如此，才能找到新中国经济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金钥匙，也才能找到中华民族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　　毛泽东强调要加强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领导。1960年，他专门撰写了《加强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领导》一文，明确指出：“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伟大的运动，急需总结经验，加强领导，及时解决运动中的问题，使运动引导到正确的、科学的、全民的轨道上去。”与此同时，他还要求对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经验及时予以总结和推广：“我国工业交通战线，农林牧副渔战线，财政贸易流通战线，文教卫生战线和国防战线的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全民运动，正在猛烈发展，新人新事层出不穷，务请你们精心观察，随时总结，予以推广。” 　　毛泽东把建立新中国的科学技术队伍放在非常突出的地位。他认为，要在几十年内改变我国经济社会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必须培养和造就数量足够的、优秀的科学技术专家，特别是尖端科学技术人才队伍。毛泽东的贡献之一，就是在提出技术革命之后的几十年内，一直在致力于培养和造就新中国的科学技术人才队伍，为开展技术革命服务。当年毛泽东培养和造就的这支科学技术人才大军，直到21世纪的今天仍然发挥着他们的巨大作用。　　毛泽东在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道路上，逐渐明确了科学技术的战略地位，形成了依靠科学技术提高生产力的明确认识，规划了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蓝图，指明了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道路，极大地促进了新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缩短了与先进国家的距离，中国综合实力得到极大提升，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正如邓小平所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的科学技术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这在旧中国简直是无法想象的。这个伟大成就是谁也不能否定，谁也无法否定的。”不可否认，毛泽东在探索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存在着失误，主要表现在技术革命上的急躁冒进和对包括科技工作者在内的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错误估计。但是，毛泽东的失误只是探索中的失误，他对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同他对整个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贡献一样，贡献远远大于过失。他的贡献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对新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贡献，永远不可磨灭。(作者：李建国 );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318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论十大关系: 热度 6 稻草 2013-8-29 18:38; 作者：毛泽东发表时间：1956年4月25日发表，刊登于《人民日报》 1976年12月26日第一版。时代背景简述 1956年初，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断取得胜利的形势下，中共中央开始把党和国家工作的着重点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转移。社会主义建设，从1953年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算起，已有3年多的实践经验。对于苏联经济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也逐步有所了解。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戒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已经提到了中国共产党面前。听汇报集中概括 1956年2月后，毛泽东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先后听取了中央34个部委的汇报，汇报的内容主要是有关经济建设问题的调查研究。关于正确处理十大关系的思想，就是在这个基础上，经过中央政治局的几次讨论，由毛泽东集中概括出来的。同年4月25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内容简介简述报告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对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初步的探索。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思想是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走自己的道路。十大关系在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问题上，要用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在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要充分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基地，以便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问题上，在强调加强国防建设的重要性时，提出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把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在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问题上，三者的利益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既要提倡艰苦奋斗，又要关心群众生活；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要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地方的权力（即权力下放给地方），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在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问题上，要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党和非党的关系问题上，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必须分清敌我，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是非关系问题上，对犯错误的同志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要允许人家犯错误，允许并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在中国和外国的关系问题上，要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要反对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一概照搬。全文简述（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最近几个月，中央政治局听了中央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从中看到一些有关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综合起来，一共有十个问题，也就是十大关系。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如今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但是，我们工作中间还有些问题需要谈一谈。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如今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国内外的积极因素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下面我讲十个问题。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重工业是我国建设的重点。必须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这是已经定了的。但是决不可以因此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的生产。如果没有足够的粮食和其他生活必需品，首先就不能养活工人，还谈什么发展重工业？所以，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必须处理好。在处理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上，我们没有犯原则性的错误。我们比苏联和一些东欧国家作得好些。像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像一些东欧国家由于轻重工业发展太不平衡而产生的严重问题，我们这里是不存在的。他们片面地注重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因而市场上的货物不够，货币不稳定。我们对于农业、轻工业是比较注重的。我们一直抓了农业，发展了农业，相当地保证了发展工业所需要的粮食和原料。我们的民生日用商品比较丰富，物价和货币是稳定的。我们如今的问题，就是还要适当地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这样，重工业是不是不为主了？它还是为主，还是投资的重点。但是，农业、轻工业投资的比例要加重一点。加重的结果怎么样？加重的结果，一可以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二可以更快地增加资金的积累，因而可以更多更好地发展重工业。重工业也可以积累，但是，在我们现有的经济条件下，轻工业、农业积累得更多更快些。这里就发生一个问题，你对发展重工业究竟是真想还是假想，想得厉害一点，还是差一点？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点，那就打击农业、轻工业，对它们少投点资。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厉害，那你就要注重农业、轻工业，使粮食和轻工业原料更多些，积累更多些，投到重工业方面的资金将来也会更多些。我们如今发展重工业可以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少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一种是多发展一些农业、轻工业。从长远观点来看，前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少些和慢些，至少基础不那么稳固，几十年后算总账是划不来的。后一种办法会使重工业发展得多些和快些，而且由于保障了人民生活的需要，会使它发展的基础更加稳固。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我国的工业过去集中在沿海。所谓沿海，是指辽宁、河北、北京、天津、河南东部、山东、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广东、广西。我国全部轻工业和重工业，都有约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内地。这是历史上形成的一种不合理的状况。沿海的工业基地必须充分利用，但是，为了平衡工业发展的布局，内地工业必须大力发展。在这两者的关系问题上，我们也没有犯大的错误，只是最近几年，对于沿海工业有些估计不足，对它的发展不那么十分注重了。这要改变一下。过去朝鲜还在打仗，国际形势还很紧张，不能不影响我们对沿海工业的看法。如今，新的侵华战争和新的世界大战，估计短时期内打不起来，可能有十年或者更长一点的和平时期。这样，如果还不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那就不对了。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从现有材料看来，轻工业工厂的建设和积累一般都很快，全部投产以后，四年之内，除了收回本厂的投资以外，还可以赚回三个厂，两个厂，一个厂，至少半个厂。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做?认为原子弹已经在我们头上，几秒钟就要掉下来，这种形势估计是不合乎事实的，由此而对沿海工业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这不是说新的工厂都建在沿海。新的工业大部分应当摆在内地，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利于备战，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厂矿，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至于沿海原有的轻重工业的扩建和改建，过去已经作了一些，以后还要大大发展。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如果采取消极态度，就会妨碍内地工业的迅速发展。所以这也是一个对于发展内地工业是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如果是真想，不是假想，就必须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特别是轻工业。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防不可不有。如今，我们有了一定的国防力量。经过抗美援朝和几年的整训，我们的军队加强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苏联红军要更强些，装备也有所改进。我们的国防工业正在建立。自从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如今开始能造了。我们如今还没有原子弹。但是，过去我们也没有飞机和大炮，我们是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我们如今已经比过去强，以后还要比如今强，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一九五〇年，我们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精简国家机构、减少军政费用的问题，认为这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如今我们把兵统统裁掉好不好？那不好。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嘛！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拿工人讲，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他们的劳动条件和集体福利就需要逐步有所改进。我们历来提倡艰苦奋斗，反对把个人物质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同时我们也历来提倡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随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工资也需要适当调整。关于工资，最近决定增加一些，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我们的工资一般还不高，但是因为就业的人多了，因为物价低和稳，加上其他种种条件，工人的生活比过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在无产阶级政权下面，工人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积极性一直很高。去年年底中央号召反右倾保守，工人群众热烈拥护，奋战三个月，破例地超额完成了今年第一季度的计划。我们需要大力发扬他们这种艰苦奋斗的精神，也需要更多地注意解决他们在劳动和生活中的迫切问题。这里还要谈一下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如今开会是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再讲农民。我们同农民的关系历来都是好的，但是在粮食问题上曾经犯过一个错误。一九五四年我国部分地区因水灾减产，我们却多购了七十亿斤粮食。这样一减一多，闹得去年春季许多地方几乎人人谈粮食，户户谈统销。农民有意见，党内外也有许多意见。尽管不少人是故意夸大，乘机攻击，但是不能说我们没有缺点。调查不够，摸不清底，多购了七十亿斤，这就是缺点。我们发现了缺点，一九五五年就少购了七十亿斤，又搞了一个“三定”，就是定产定购定销，加上丰收，一少一增，使农民手里多了二百多亿斤粮食。这样，过去有意见的农民也说“共产党真是好”了。这个教训，全党必须记住。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你要母鸡多生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世界上哪有这样的道理！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我们的农业税历来比较轻。工农业品的交换，我们是采取缩小剪刀差，等价交换或者近乎等价交换的政策。我们统购农产品是按照正常的价格，农民并不吃亏，而且收购的价格还逐步有所增长。我们在向农民供应工业品方面，采取薄利多销、稳定物价或适当降价的政策，在向缺粮区农民供应粮食方面，一般略有补贴。但是就是这样，如果粗心大意，也还是会犯这种或那种错误。鉴于苏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我们必须更多地注意处理好国家同农民的关系。合作社同农民的关系也要处理好。在合作社的收入中，国家拿多少，合作社拿多少，农民拿多少，以及怎样拿法，都要规定得适当。合作社所拿的部分，都是直接为农民服务的。生产费不必说，管理费也是必要的，公积金是为了扩大再生产，公益金是为了农民的福利。但是，这几项各占多少，应当同农民研究出一个合理的比例。生产费管理费都要力求节约。公积金公益金也要有个控制，不能希望一年把好事都做完。除了遇到特大自然灾害以外，我们必须在增加农业生产的基础上，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百分之十的社员的收入能够不增不减，如有减少，也要及早想办法加以解决。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当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中央要发展工业，地方也要发展工业。就是中央直属的工业，也还是要靠地方协助。至于农业和商业，更需要依靠地方。总之，要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就必须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中央要巩固，就要注意地方的利益。如今几十只手插到地方，使地方的事情不好办。立了一个部就要革命，要革命就要下命令。各部不好向省委、省人民委员会下命令，就同省、市的厅局联成一线，天天给厅局下命令。这些命令虽然党中央不知道，国务院不知道，但都说是中央来的，给地方压力很大。表报之多，闹得泛滥成灾。这种情况，必须纠正。我们要提倡同地方商量办事的作风。党中央办事，总是同地方商量，不同地方商量从来不冒下命令。在这方面，希望中央各部好好注意，凡是同地方有关的事情，都要先同地方商量，商量好了再下命令。中央的部门可以分成两类。有一类，它们的领导可以一直管到企业，它们设在地方的管理机构和企业由地方进行监督；有一类，它们的任务是提出指导方针，制定工作规划，事情要靠地方办，要由地方去处理。处理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大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很注意的。它们的制度和我们的制度根本不同，但是它们发展的经验，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拿我们自己的经验说，我们建国初期实行的那种大区制度，当时有必要，但是也有缺点，后来的高饶反党联盟，就多少利用了这个缺点。以后决定取消大区，各省直属中央，这是正确的。但是由此走到取消地方的必要的独立性，结果也不那么好。我们的宪法规定，立法权集中在中央。但是在不违背中央方针的条件下，按照情况和工作需要，地方可以搞章程、条例、办法，宪法并没有约束。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还有一个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这里说的主要是地方的上下级关系问题。省市对中央部门有意见，地、县、区、乡对省市就没有意见吗？中央要注意发挥省市的积极性，省市也要注意发挥地、县、区、乡的积极性，都不能够框得太死。当然，也要告诉下面的同志哪些事必须统一，不能乱来。总之，可以和应当统一的，必须统一，不可以和不应当统一的，不能强求统一。正当的独立性，正当的权利，省、市、地、县、区、乡都应当有，都应当争。这种从全国整体利益出发的争权，不是从本位利益出发的争权，不能叫做地方主义，不能叫做闹独立性。省市和省市之间的关系，也是一种地方和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得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在解决中央和地方、地方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上，我们的经验还不多，还不成熟，希望你们好好研究讨论，并且每过一个时期就要总结经验，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对于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我们的政策是比较稳当的，是比较得到少数民族赞成的。我们着重反对大汉族主义。地方民族主义也要反对，但是那一般地不是重点。我国少数民族人数少，占的地方大。论人口，汉族占百分之九十四，是压倒优势。如果汉人搞大汉族主义，歧视少数民族，那就很不好。而土地谁多呢？土地是少数民族多，占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我们说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际上是汉族“人口众多”，少数民族“地大物博”，至少地下资源很可能是少数民族“物博”。各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历史都作过贡献。汉族人口多，也是长时期内许多民族混血形成的。历史上的反动统治者，主要是汉族的反动统治者，曾经在我们各民族中间制造种种隔阂，欺负少数民族。这种情况所造成的影响，就在劳动人民中间也不容易很快消除。所以我们无论对干部和人民群众，都要广泛地持久地进行无产阶级的民族政策教育，并且要对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经常注意检查。早两年已经作过一次检查，如今应当再来一次。如果关系不正常，就必须认真处理，不要只口里讲。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管理体制和财政体制，究竟怎样才适合，要好好研究一下。我们要诚心诚意地积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在苏联，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我们必须搞好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巩固各民族的团结，来共同努力于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党和非党的关系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如今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在我们国内，在抗日反蒋斗争中形成的以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为主的许多民主党派，如今还继续存在。在这一点上，我们和苏联不同。我们有意识地留下民主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一切善意地向我们提意见的民主人士，我们都要团结。像卫立煌、翁文灏这样的有爱国心的国民党军政人员，我们应当继续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之类，我们也要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中国如今既然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在“把革命进行到底”、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等问题上，他们都是又反对又不反对。对于镇压反革命，他们一直到如今还有意见。他们说《共同纲领》好得不得了，不想搞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是宪法起草出来了，他们又全都举手赞成。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党派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共产党和民主党派都是历史上发生的。凡是历史上发生的东西，都要在历史上消灭。因此，共产党总有一天要消灭，民主党派也总有一天要消灭。消灭就是那么不舒服？我看很舒服。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实在好。我们的任务就是要促使它们消灭得早一点。这个道理，过去我们已经说过多次了。但是，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如今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话说回来，党政机构要精简，不是说不要民主党派。希望你们抓一下统一战线工作，使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得到改善，尽可能把他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服务。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反革命是什么因素？是消极因素，破坏因素，是积极因素的反对力量。反革命可不可以转变？当然，有些死心塌地的反革命不会转变。但是，在我国的条件下，他们中间的大多数将来会有不同程度的转变。由于我们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如今就有不少反革命被改造成不反革命了，有些人还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有几点应当肯定：第一点，应当肯定一九五一年和一九五二年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是必须的。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那一次镇压反革命也可以不搞。这种意见是错误的。对待反革命分子的办法是：杀、关、管、放。杀，大家都知道是什么一回事。关，就是关起来劳动改造。管，就是放在社会上由群众监督改造。放，就是可捉可不捉的一般不捉，或者捉起来以后表现好的，把他放掉。按照不同情况，给反革命分子不同的处理，是必要的。如今只说杀。那一次镇压反革命杀了一批人，那是些什么人呢?是老百姓非常仇恨的、血债累累的反革命分子。六亿人民的大革命，不杀掉那些“东霸天”、“西霸天”，人民是不能起来的。如果没有那次镇压，今天我们采取宽大政策，老百姓就不可能赞成。如今有人听到说斯大林杀错了一些人，就说我们杀的那批反革命也杀错了，这是不对的。肯定过去根本上杀得对在当前有实际意义。第二点，应当肯定还有反革命，但是已经大为减少。在胡风问题出来以后，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有些没有清查出来的，还要继续清查。要肯定如今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他们还在进行各种反革命破坏活动，比如把牛弄死，把粮食烧掉，破坏工厂，盗窃情报，贴反动标语，等等。所以，说反革命已经肃清了，可以高枕无忧了，是不对的。只要中国和世界上还有阶级斗争，就永远不可以放松警惕。但是，说如今还有很多反革命，也是不对的。第三点，今后社会上的镇反，要少捉少杀。社会上的反革命因为是老百姓的直接冤头，老百姓恨透了，所以少数人还是要杀。他们中的多数，要交给农业合作社去管制生产，劳动改造。但是，我们还不能宣布一个不杀，不能废除死刑。第四点，机关、学校、部队里面清查反革命，要坚持在延安开始的一条，就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捉。真凭实据的反革命，由机关清查，但是公安局不捉，检察机关不起诉，法院也不审判。一百个反革命里面，九十几个这样处理。这就是所谓大部不捉。至于杀呢，就是一个不杀。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这样的人杀了一个，第二个第三个就要来比，许多人头就要落地。这是第一条。第二条，可以杀错人。一颗脑袋落地，历史证明是接不起来的，也不像韭菜那样，割了一次还可以长起来，割错了，想改正错误也没有办法。第三条，消灭证据。镇压反革命要有证据。这个反革命常常就是那个反革命的活证据，有官司可以请教他。你把他消灭了，可能就再找不到证据了。这就只有利于反革命，而不利于革命。第四条，杀了他们，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不能帮助除四害，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杀了他们，你得一个杀俘虏的名声，杀俘虏历来是名声不好的。还有一条，机关里的反革命跟社会上的反革命不同。社会上的反革命爬在人民的头上，而机关里的反革命跟人民隔得远些，他们有普遍的冤头，但是直接的冤头不多。这些人一个不杀有什么害处呢?能劳动改造的去劳动改造，不能劳动改造的就养一批。反革命是废物，是害虫，可是抓到手以后，却可以让他们给人民办点事情。但是，要不要立条法律，讲机关里的反革命一个不杀呢?这是我们的内部政策，不用宣布，实际上尽量做到就是了。假使有人丢个炸弹，把这个屋子里的人都炸死了，或者一半，或者三分之一，你说杀不杀?那就一定要杀。机关肃反实行一个不杀的方针，不妨碍我们对反革命分子采取严肃态度。但是，可以保证不犯无法挽回的错误，犯了错误也有改正的机会，可以稳定很多人，可以避免党内同志之间互不信任。不杀头，就要给饭吃。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镇压反革命还要作艰苦的工作，大家不能松懈。今后，除社会上的反革命还要继续镇压以外，必须把混在机关、学校、部队中的一切反革命分子继续清查出来。一定要分清敌我。如果让敌人混进我们的队伍，甚至混进我们的领导机关，那会对社会主义事业和无产阶级专政造成多么严重的危险，这是大家都清楚的是非关系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鲁迅在这篇小说里面，主要是写一个落后的不觉悟的农民。他专门写了“不准革命”一章，说假洋鬼子不准阿Q革命。其实，阿Q当时的所谓革命，不过是想跟别人一样拿点东西而已。可是，这样的革命假洋鬼子也还是不准。我看在这点上，有些人很有点像假洋鬼子。他们不准犯错误的人革命，不分犯错误和反革命的界限，甚至把一些犯错误的人杀掉了。我们要记住这个教训。无论在社会上不准人家革命，还是在党内不准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都是不好的。对于犯了错误的同志，有人说要看他们改不改。我说单是看还不行，还要帮助他们改。这就是说，一要看，二要帮。人是要帮助的，没有犯错误的人要帮助，犯了错误的人更要帮助。人大概是没有不犯错误的，多多少少要犯错误，犯了错误就要帮助。只看，是消极的，要设立各种条件帮助他改。是非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党内的原则争论，是社会上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是不允许含糊的。按照情况，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恰如其分的合乎实际的批评，甚至必要的斗争，这是正常的，是为了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对犯错误的同志不给帮助，反而幸灾乐祸，这就是宗派主义。对于革命来说，总是多一点人好。犯错误的人，除了极少数坚持错误、屡教不改的以外，大多数是可以改正的。正如得过伤寒病的可以免疫一样，犯过错误的人，只要善于从错误中取得教训，也可以少犯错误。倒是没有犯过错误的人容易犯错误，因为他容易把尾巴翘得高。我们要注意，对犯错误的人整得过分，常常整到自己身上。高岗本来是想搬石头打人的，结果却打倒了自己。好意对待犯错误的人，可以得人心，可以团结人。对待犯错误的同志，究竟是采取帮助态度还是采取敌视态度，这是区别一个人是好心还是坏心的一个标准。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是团结全党的方针，我们必须坚持这个方针。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如今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就是要把戏台上的那个架子放下来。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它的长处，不然它为什么能存在？为什么能发展？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它的短处。有人以为社会主义就了不起，一点缺点也没有了。哪有这个事？应当承认，总是有优点和缺点这两点。我们党的支部书记，部队的连排长，都晓得在小本本上写着，今天总结经验有两点，一是优点，一是缺点。他们都晓得有两点，为什么我们只提一点？一万年都有两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如今有如今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总之，是两点而不是一点。说只有一点，叫知其一不知其二。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比如，过去有人因为苏联是设电影部、文化局，我们是设文化部、电影局，就说我们犯了原则错误。他们没有料到，苏联不久也改设文化部，和我们一样。有些人对任何事物都不加分析，完全以“风”为准。今天刮北风，他是北风派，明天刮西风，他是西风派，后来又刮北风，他又是北风派。自己毫无主见，往往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苏联过去把斯大林捧得一万丈高的人，如今一下子把他贬到地下九千丈。我们国内也有人跟着转。中央认为斯大林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总起来还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按照这个分寸，写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三七开的评价比较合适。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抗日战争初期的王明右倾机会主义，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仗打起来，对我们半信半疑。仗打胜了，又怀疑我们是铁托式的胜利，一九四九、一九五〇两年对我们的压力很大。可是，我们还认为他是三分错误，七分成绩。这是公正的。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如今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如今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如今，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我认为，中国有两条缺点，同时又是两条优点。第一，我国过去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不是帝国主义，历来受人欺负。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但是，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在外国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在这方面要鼓点劲，要把民族自信心提高起来，把抗美援朝中提倡的“藐视美帝国主义”的精神发展起来。第二，我们的革命是后进的。虽然辛亥革命打倒皇帝比俄国早，但是那时没有共产党，那次革命也失败了。人民革命的胜利是在一九四九年，比苏联的十月革命晚了三十几年。在这点上，也轮不到我们来骄傲。苏联和我们不同，一、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二、后来又有了一个十月革命。所以许多苏联人很骄傲，尾巴翘得很高。我们这两条缺点，也是优点。我曾经说过，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因此，这两条对我们都有好处。将来我们国家富强了，我们一定还要坚持革命立场，还要谦虚谨慎，还要向人家学习，不要把尾巴翘起来。不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要向人家学习，就是在几十个五年计划之后，还应当向人家学习。一万年都要学习嘛!这有什么不好呢？正确处理这些矛盾，一共讲了十点。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这些矛盾在实践中是否能完全处理好，也要准备两种可能性，而且在处理这些矛盾的过程中，一定还会遇到新的矛盾，新的问题。但是，像我们常说的那样，道路总是曲折的，前途总是光明的。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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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中国集体领导制明显优于美国总统制: 稻草 2013-8-16 09:11; “集体领导制”是“创新者” 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以其优异的实践证明了中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基于“集体领导制”的历史发展逻辑和制度创新内涵，这一机制的比较政治优势可概括为：决策行为不翻烧饼、决策效果可预期、决策影响可预见、决策思路可延续。与美国的“个人总统制”相比，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是现代国家制度典型的“后来者”和“创新者”，因为后者的制度产生时间要晚得多。但是“晚有晚的好处”，可以利用后发优势，创新更加现代的制度，创新更加灵活的机制。事实上，中国的“集体领导制”明显优于美国的“个人总统制”。美国总统个人权力过于集中，特别是对外决策几乎是由个人作出的。他的决策失误，就要由整个国家和全体国民来承担，而他个人的损失只是不再担任总统而已。美国的“两党制”和“总统制”，其松散的政党组织结构、羸弱的组织控制能力、低下的政党向心力和决策智慧集成水平、“从天而降”(指全凭能言善辩、开空头支票，获得1/4选民的支持即可当选)的国家最高领导人、对实质性问题的忽视和拖延，使得美国的政治学者也不得不承认，美国的总统选举制度可能是更明智的，也可能更愚蠢。以奥巴马为例，他在竞选总统时向美国公开承诺，当选后将为美国创造50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通过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再创造200万个就业岗位。而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统计，2007年美国就业人数达到历史最高峰，为14604.7万人，而后一路下降，到2010年已经减少为13906.4万人。对这一数据奥巴马十分清楚，因此于2011年9月提出了4500亿美元创造就业的法案，企图为国民创造就业，但是国会就是拒绝合作，奥巴马对此愤怒不已却又无能为力。对此，美国学者罗伯特·弗兰克林·恩格尔评论道：当中国正在为下一代设计五年规划时，美国(政治家)正在筹划下一个选举的计划。即使是跨国公司的CEO也对美国总统和国会评价不高，而中国政府得到的评价则远高于前者。事实也是如此。2002年中国确立了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并通过四个五年规划实现这一核心目标。经过了“十五”计划和“十一五”规划的实践，中国已经上了“两个台阶”，提前实现了2010年的目标，凸显了中国的制度优势。 “分裂”的华盛顿将“一事无成” 我们看到，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现代国家，其权力机构既是分立的，又是多元的。这是出于权力之间互相制衡、制约的考虑，每一个权力机构都不允许其他权力机构的触角进入自己的法定权力范围内。但是这一机制本身就有几种可能：它可能会互相制衡、制约，但它也可能会互相掣肘。现实决策过程中更多的情况是，不同权力机构之间不仅存在对立、制衡的一面，更存在统一、合作的一面。但美国等国家并没有这样的协调机构和机制，因而就出现了相互对峙、相互扯皮、相互拆台的现象。连奥巴马总统自己也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一事实，称“华盛顿将一事无成，因为华盛顿四分五裂”。在当今世界2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国际竞争的主要内容是国家竞争，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竞争；而大国竞争的实质是决策能力的竞争，这就如同两军交战的背后是两军统帅指挥能力的较量；而决策能力竞争本质上又是国家决策机制的竞争。这并不取决于本国决策机制的好坏，而是取决于是否比对手更具优势。虽然美国是最早创立总统制的国家，但200多年前的制宪家无法预见今日激烈竞争的世界。这一制度的某些部分已老旧、僵化，即使是奥巴马深知这一点，也无法改革或应变。这就是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和自我锁定。中国尽管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但也是最年轻的现代国家之一，有着极具创新力的执政党。中国要增强制度自觉和自信只有比较才有鉴别。这对于我们打破所谓的“美国民主迷信”、“选举原教旨主义”，进一步解放思想、增强中国政治自信起到重要作用。长期以来，西方世界就一直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视同为“一党专政”，却忘记美国总统是典型的“个人(总统)专制”；他们也一直抨击中国不是民主国家，却忘记小布什决策发动伊拉克战争，即使已经错了，仍然不能自我纠正，更谈不上对伊拉克和美国人力资本损失和经济损失承担任何后果，付出任何代价。近年来，国内也有很多人觉得中国的政治制度远不如西方，对中国的政治制度缺乏信心，有自卑感，每每谈到政治、民主、自由，就“言必称希腊”，对西方充满羡慕感，认为自身落伍于时代，落伍于世界。这是毛泽东所批评的《法门寺》里贾桂的心态，他主张要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我的评价是：中国共产党人承受着世界上最庞大的人口、资源和环境压力，面临着世界上最复杂的国情，却在最短的时间内为世界作出了最突出的减贫贡献、增长贡献和发展贡献。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创新，而是具有深刻意义的制度创新和治道变革。它大大超越了几百年来美国等国家政治制度的“一党控制”、“两党分治”、“三权分立”的实践与理论，彰显中国人极大的政治智慧和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从来就没有绝对“最好”、“最佳”或“最优”的制度或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制度或模式；在现实世界中，只有“最适合”、“最适应”的制度和模式，也是不断调整、不断适应、不断变化的制度和模式。中国创新并实践了民主集中制，这种民主集中制又形成中国特色的“集体领导制”，非常适合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文化背景，极其适宜于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社会条件，十分适应于来自国内外各方面的考验和挑战，也特别有利于中国创造发展奇迹、治理奇迹。当然，这一制度从来都不是没有缺陷的，更不是完满无缺的，这就需要不断改进、不断完善、不断进步。声明：凡注明为其它媒体来源的信息均为转载，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 (作者胡鞍钢是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近作有《中国集体领导体制》);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388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毛泽东于1964: 热度 4 岳东晓 2013-7-27 15:58; 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一九六三年九月，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字号大中小】【打印】【关闭】　　一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一九六三年九月）　　二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是吹牛皮、放大炮吗？不，是做得到的。既不是吹牛皮，也不是放大炮。只要看我们的历史就可以知道了。我们不是在我们的国家里把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从基本上打倒了吗？我们不是从一个一穷二白的基地上经过十五年的努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方面，也达到了可观的水平吗？我们不是也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吗？过去西方人加给我们的所谓东方病夫的称号，现在不是抛掉了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他的这种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出版的《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刊印。注释：本篇一是毛泽东审阅《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这个初稿后来没有形成正式文件。本篇二是毛泽东审阅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写的一段文字。出处：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 415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毛泽东于1942: 热度 3 岳东晓 2013-7-27 15:18; 山东有可能成为战略转移的枢纽 (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 　　胡服同志: 　　(一)六月九日电早已收到，书记处各同志都看了，因在考虑，故迟复。(二)我们很望你来延并参加七大，只因路上很不安全，故不可冒险，仍以在敌后依靠军队为适宜。(三)你的行止，以安全为第一，工作为第二，以此标准来决定顿在山东还是仍回军部。(四)但有一点须与你商酌的，即是山东的重要性问题。国内外局势是很有利的。反希特勒斗争今冬明春就有胜利希望，如此则明年秋冬就有战胜日本希望。苏、英、美三国团结得很好，影响到国共关系亦不会很坏。我们的方针是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两党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整个国际局势战后一时期仍是民主派各界合作的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局面，中国更必须经过民主共和国才能进入社会主义。在此国际总局势下，国民党在战后仍有与我党合作的可能。虽然亦有内战的另一种可能，但我们应争取前一种可能变为现实。因此就须估计日本战败从中国撤退时，新四军及黄河以南部队须集中到华北去，甚或整个八路、新四须集中到东三省去，方能取得国共继续合作的条件(此点目前不须对任何人说) ，如此则山东实为转移的枢纽。同时又须估计那时国民党有乘机解决新四的可能，如蒋以重兵出山东切断新四北上道路则新四甚危险，故掌握山东及山东的一切部队(一一五师、山纵、杨苏纵队 )造成新四向北转移的安全条件，实有预先计及之必要。(五)上述掌握山东任务须请你担负之。至于执行此任务，自以你在山东为便利，但如苏北比山东更安全则在苏北亦可执行，或在山东一时期再返苏北，最后再去山东，请你斟酌情形决定。在你确定行止后，中央即通知华中、山东及北方局付托你以指挥山东、华中全局的权力。(六)日寇正积极准备攻苏，时间有在本月底说，你们须准备应付此种局面。(七)日寇攻我方针之一是寻找我主要指挥机关给以打击。八路总部被袭，左权阵亡是一严重教训，今春一一五师师部亦曾遇到危险，请予严重注意，一切主要指导机关及主要指导人总以安全为第一义。(八)学习二十二个文件在延安收到绝大效果(延安有一万干部参加学习)，在学习中发现各种纷歧错杂的思想并获得纠正，绝大多数干部都说两个月学习比过去三年学习效果还大，请你按照敌后特点注意指导此种学习。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　　毛泽东　　七月九日　　根据手稿刊印。　　-------------------------------------------------------- 　　注释　　胡服，即刘少奇。　　蒋，指蒋介石。　　山纵，指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山东纵队。杨苏纵队，指杨得志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二纵队。　　一九四二年五月，日军向太行区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进行“扫荡”。五月二十五日，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麻田指挥突围战斗中牺牲。　　二十二个文件，见本卷第422页注和第423页注。; 477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邓小平对毛泽东说：“这会不重要，您老人家不用参加了”: 热度 6 稻草 2013-7-26 21:14; 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前，邓小平对毛泽东说：“这会不重要，您老人家不用参加了。”本意是想说，这样的会议应该是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的事情。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毛泽东很介意。邓的话反而激起了他的逆反情绪，他坚持要参加。到此为止或可作罢，偏偏刘少奇又加了一句：“参加可以，但不要发言了。” 1964年夏季的炎热在进进退退的潮汐中淡去，可是“四清”运动的温度却在避暑胜地被炙烤得越来越高。　　此时的刘少奇已经无法号准毛泽东的“脉搏”，越是想顺着毛泽东的思路，就越是走错方向。结果物极必反，他甚至在毛泽东提出的阶级斗争问题上做出了更为激进的演绎和实践。在《后十条修正草案》和《桃园经验》的指导和影响下，从1964年秋铺开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急转直下，“左”的倾向更为明显和突出。各个试点县都集中了上万人的工作队，完全撇开农村基层干部，在许多地方进行错误的“夺权”，使不少农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城市社教和工交领域的“五反”运动也严重偏“左”。　　这一年刘少奇“挂帅”领导“四清”运动，一声号令，一百五十万干部下乡蹲点。刘少奇威望之高，动员能力之大，使毛泽东产生了微妙的感受。　　毛泽东邀请部分中央领导同志、各大区主要负责同志及劳模、科学家在人民大会堂过生日。他的一席话为1964年做了总结，也为来年埋下了伏笔。　　原子弹爆炸的热浪未平，“四清”运动如火如荼之际，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在人民大会堂又召开了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开幕那天，三千多名代表走进神圣的殿堂，以自己的参与表达全国人民的心声。　　农民也好工人也好军人也好，每一个人都全心全意地为自己的祖国出谋划策，都衷心地拥护国家领导人的意见。而刘少奇因为处于一线的领导位置，“一竿子到底”，与各省市关系相对比较紧密，这次人代会人们将热爱毛泽东主席的感情也同样倾注在刘少奇主席身上。大家认为，拥护刘少奇自然就是拥护毛泽东，就是拥护党中央。这次会议上，广大代表看到了刘少奇与日俱增的威望与权力。　　借此机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间也是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正好与人代会同步。　　钱嗣杰作为毛泽东的摄影记者，为了拍摄好这次的“革命的大会，民主的大会，团结的大会”，他几乎就吃住在会议上。目光所及，到处令人神清气爽，他自己也发自内心地对祖国的巨大变化感到由衷的自豪。会场内外气氛十分高昂，从高层领导到普通基层代表，个个都显得喜气洋洋。毕竟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年，新中国蒸蒸日上的感觉尤为突出。这次会议也是他拍摄新闻照片最多的一次会议。　　但是，走出人代会会场来到中央工作会议会场时，钱嗣杰发现了毛泽东情绪的变化。毛泽东与在人代会上判若两人。两个会议两种表情，前者笑容满面，和善慈祥；后者板着脸孔，隐含不快。　　毛泽东与刘少奇两人一来一回，一句接一句，语势激烈，就像在吵架一样…… 　　两位领导人到底为什么争执？钱嗣杰不得而知，也不敢做任何猜想。他按动快门的手有些抖动，拍完几张后就急忙离开，不敢在会议室过多逗留。　　后来钱嗣杰才知道，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这是继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德怀以来党的主要领导人之间一次最严重的争论和斗争。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竟然召开了一个月，戏剧般地被分为两个阶段。前半段会议是由刘少奇主持的，主要是讨论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根据汇报情况与“四清”中提出的问题，会议制定了一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这个文件共有十七条，故简称《十七条》。会议后半段是毛泽东将散会人员招回来继续补开的会。毛泽东亲自主持，重新制定《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文件标题与刘少奇指定的那个一字不差，但内容却有二十三条，简称《二十三条》。打开文件就不难发现，这不是简单地增加了六条，而是基本针对刘少奇的《十七条》而制定的《二十三条》，很多内容与刘的版本都是针锋相对，彻底推翻重来的。　　先说刘少奇主持的前半段会议。　　对于刘少奇来说，他抓了“四清”的工作，又蹲了点，觉得是有发言权的，他对“四清”运动中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当时到1964年底，全国已有一百万以上的干部参加“四清”运动；但是，人们普遍地反映“四清”运动搞不下去，对此提出了种种意见和看法。会议在听取汇报后就开始讨论“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与会者纷纷发表了各自的意见与看法。　　刘少奇根据大家意见与看法，认为还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既在党内，也在党外，既有敌我矛盾，又有人民内部矛盾，并且是相互交叉着。　　而刘少奇这些“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分析，毛泽东之前就根本不同意，并把它们视为原则分歧、两条路线的斗争。毛泽东在“四清”运动中没有得到主导权，全国“四清”运动基本是按照刘少奇的路子进行的，在毛泽东看来，他似乎被架空了。中央工作会议开幕前，邓小平对毛泽东说：“这会不重要，您老人家不用参加了。”本意是想说，这样的会议应该是主持一线工作的刘少奇的事情。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毛泽东很介意。邓的话反而激起了他的逆反情绪，他坚持要参加。到此为止或可作罢，偏偏刘少奇又加了一句：“参加可以，但不要发言了。” 　　一个不让参加，一个让参加却不让说话。毛泽东是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从未受到过这样的对待，心理上无法接受。　　毛泽东反问：“我为什么不参加？为什么不能说话？” 　　刘少奇和邓小平看毛泽东真的生气了，没有再行阻止。　　1964年12月15日第一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是参加了，但两位主席话分两头，各说各的，这让很多不知情的大区和省部级领导们一时思路跟不上趟，满腹疑惑，不得其解。　　28日下午是中央常委会议，两位主席依然是相互插话，随意打断，各不相让。　　刘少奇总在谈“四清”的主要矛盾既在党内，也在党外，既有敌我矛盾，又有人民内部矛盾，并且是相互交叉着。　　毛泽东也不相让，说“四清”主要矛盾是群众与走资派的矛盾……刘少奇马上插话：“我个人认为是‘四清’、‘四不清’的矛盾。” 　　当局者迷，旁观者清，参加会议的其他常委暗暗为刘少奇捏着一把汗。大家看得出来，刘少奇总是打断毛泽东的话头，此举一定会让毛泽东动怒。　　果不其然，毛泽东动了大气。第二天，他早早拿着党章和宪法坐到会场上，以示抗议。一开场就申明：第一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二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大家说有人不让我参加会，也不让我讲话，对不对？毛泽东的话震动很大，全场气氛紧张，据说在场的许多军队将领都站出来为毛泽东撑腰。嘊　　毛泽东看看会场的架势，也不愿意闹大，就没有点名。会是不参加了，他转身离开了会场。　　事后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找到刘少奇谈话，他善意地提醒：“刘少奇同志你要顾大局，你要认真地检讨，你为什么打断主席的话？要尊重毛主席啊。” 　　刘少奇似乎感到自己的问题，做了检讨。; 3813 次阅读|9 个评论

分享王绍光：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 热度 4 稻草 2013-5-23 17:46; 今天，我们看到大量的历史被颠倒、被歪曲、被简化、被后人的叙述方式重新解读，但这个历史就不是原来的历史了。57年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跃进是如此，文革是如此，几乎都是如此。刚解放时有句口号，叫“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现在似乎有重提的必要。　　《南风窗》(以下简称《南》）：　　对于五七年反右，有很多种不同的理解：有的学者认为，毛泽东搞的是“阳谋”，先“引蛇出洞”，后“聚而歼之”，反右早在计划之中;有些学者又有不同意见，他们认为原先只是整风，后来情势发生逆转，才演变为反右的——我想知道，您对五七年反右持什么样的看法。　　王绍光(以下简称《王》)：　　“阳谋”是毛主席后来自己讲的，但是开始就是要“整风”。我一般讲毛泽东跟别的领导人不一样，他老想改革自己一手创立的制度，1949年之后他有三次大的社会实践，第一次是“百花齐放”，第二次是“大跃进”，第三次是“文革”。“百花齐放”是他的一个试验，他已经意识到中国新建立的，尽管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里面还是有一些矛盾的地方。虽然干部大量是工农苦出身的，以前跟民众结合得也比较密切，但是这时候有脱离群众的危险性，还存在一系列的问题，所以他要“大鸣大放”，要“百花齐放”。　　《南》：要理解五七年反右以及先后发生的一连串社会运动，恐怕需要返回到原来的历史语境中去。否则，我想没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包括许多学者，都会有一个印象，认为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怎么如此荒诞不经，不可想象…… 　　《王》：当然有一个历史背景。1949年以后，共产党的干部绝大部分是工农干部，没有受过什么教育，这都有统计，从基层干部一直到省市级干部，绝大部分都没有受过正规的教育，受过也是小学、中学的教育，大量的一点教育都没有受，这样的一批干部，搞经济文化建设热情多知识少。在这样的情况下，共产党要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又要运用人，所以它把旧政权大量的人留用了——现在都讲乱了，比如土改之后有地主有富农，但是当时土改法规定得很清楚，这些人几年以后要摘帽子，地主、富农是标明这些人在生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在运动中是一个标签，但是当时预计过五六年这些就取消了，其实在1955、1956年很多地方已经给地主、富农把帽子去掉了。城市里面更复杂一些，因为农村比较简单，农民受一点点教育也可以管农村的一些事情。城市是现代化的产业，更复杂了，怎么解决干部问题呢?就把资本家、国民党政府人员留用，我这儿有一张图表，你可以看一眼，它显示武汉市上层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商业资产阶级，在各个职位上留用是非常大的。文化、教育等方面就更是旧政权时代的大量旧知识分子了。　　《南》：国民党政府官员当时也留用了不少吧。　　《王》：大量国民党时期的政府官员都留用到新的政权里，包括警察都大量留用。所以，1949年之后就出现了两种精英，一种是跟着共产党打天下的以工农干部为主的新精英，一部分是旧精英，就是过去的资本家和过去的知识分子——当时大学里面或者高中里面，学生绝大部分不是出身普通工农家庭，绝大部分出自“地、富、反、坏”(那时候还没有“右派”)。直到文革开始之前，绝大部分地方都是这种状况，所以老精英还占据有利地社会地位，甚至一些官职。虽然56年、57年有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了，但是这些资本家的位置还是保留了，他除了拿5%的利息，不管你亏损还是不亏损，共产党把你的财产拿来估一个总量，每年按5%给利息，当时讲给十年，后来延长到十二年。这些人基本保留以前在公司的地位，保留原工资，他们的工资一般都比共产党的干部要高，这是当时的状况，56、57年的状况。　　《南》：当时也办了工农速成中学等等，抓紧培养工农革命干部，但是技术精英和文化精英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培养出来，要搞建设就必须留用老精英。所以，那时候老精英中间流传一些话语，比如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外行领导内行”，可见还是有怨言。《王》：56年大鸣大放，百花齐放有那个背景。但是，毛泽东让百花齐放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放出来的言论是那样的言论。那个言论就是说“轮流坐桩”。今天很多人讲轮流坐桩，民主有什么不行?但是当时共产党刚刚打下天下，有一批人出来讲要轮流坐桩，情况就很不一样。我关于自己有关“文革”的书里引了一段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人说的话，他说“至少10%到30%的党员应该开除党籍。所有工农出身的老干部都应当送去休息，年轻的新党员应当都送去学习”。今天的人讲反右，好像是突如其来，没有道理地给50多万人戴上右派帽子。你如果去看看57年的报纸放出来的言论，特别是把你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你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工农刚刚夺了权，刚刚翻身，你让他们去休息，你们再回来，这就是工农干部理解的“轮流坐桩”。　　最近出了一本美国人李敦白写的回忆录，他解放前就去了延安，57年在广播事业局工作。他写了自己当时的观感：“当这些知识分子—学生、公务员、作家、编剧、教授、以及诗人—群起抗议时，其他人却缩在一旁观看。对大多数的北京市民来说，这些批评党的人并不是争取学术自由的英雄。相反，大部分人认为这些人是自私自利、不知感恩的城市书呆子，要求民主只是一种策略，目的是为了夺取党的领导权，这对他们来说极为重要。郊区农民认为，如果这些知识分子掌了权，他们就会失去土地;工人也担心失去他们刚刚争取到的一天八小时工作制和提升的工资。”他还提到有教授在报上发表言论后，“就必须被公安保护，以免愤怒的工人冲到他家进行攻击。在广播事业局，印刷工人也拒绝为某些在节目中陈述个人观点的学者印刷讲稿。‘我们工人在解放后才开始被当人看，’他们说，‘我们不会去印刷这些攻击党的稿子。’”李敦白的岳母是为普通劳动妇女，她干脆把知识分子的言论称之为“都是放屁”。(见《红幕后的洋人：李敦白回忆录》第139-141页)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反击”以前。所以当时群众和工农干部里面的压力，要求反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不是说毛突然一拍脑瓜说我要反右了。从底层到上层，层层送简报，促使他做了这个决定。　　实际上，57年是一个转折点，地富的帽子不摘了，因为这时才突然发现这些人还是靠不住的，他们还是想变天，还想回到过去的旧秩序，还想把工农干部都赶下来，这就是当时的历史背景。　　《南》：你是说，抛开谁对谁错不谈，事实上是老精英想把新精英赶掉，新精英想办法反击，就出现了这场反右运动。　　《王》：57年以前上大学、上高中的绝大部分就是老精英的子弟，因为工农子弟没有机会上，连上小学都没有机会(哪怕你49年刚刚开始上小学，到56、57年，你才小学毕业，所以高中、大学都轮不到工农子弟上)，所以工农干部只能讲“成分”。本来“成分”仅仅是土改用一下，马上就会取下，土改法里都有，但是57年以后之所以把它固化了，到文革特别重视，跟这个是有关系。　　《南》：实际上，你认为存在两种社会精英的社会排斥的策略，老精英的策略是强调我有知识，新精英的策略是强调我的政治背景，我的阶级背景、我的阶级出身。您对于反右的这种理解，跟现在主流讲的(毛泽东)搞一个阴谋去打知识分子的理解很不一样。　　《王》：打击知识分子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它建立现代国家要用这些人啊。中国当时没有多少知识分子。在1956年，整个中国只有42000位大学教师、31000位工程师以及63600位技术员。在六亿五千万的总人口里，按照中国标准只有三百八十四万人可以被定义为知识分子。我们现在理解的知识分子是上大学、研究生;当时上过高中就往往被看成“知识分子”了，我小时候在父母的单位，没有一个人上过大学，其中有一个上过高中的人就叫知识分子。就那个知识分子阶层，也绝大部分不是工农兵出身，绝大部分出身于以前的特权阶级，如资本家、地主、富农等。百花齐放的时候，说让工农干部去休息、去学习、开除党籍，不是一个人、两个人，是一堆人这么说。我20年前曾花了很长时间查看1949-1966年的各类报刊，看到57年“百花齐放”时出现的言论感到很震撼，假如把我放到工农干部的位置上，我也会有强烈的反应，我想会的。　　《南》：有学者认为，57年5、6月间发生的北大的学潮，还有一些地方发生的工人罢工和群众事件直接促使整风运动转向反右运动。　　《王》：确实如此，如56年底至57年春，上海有一些的工潮，武汉也在57年6月份发生了所谓“汉阳中学事件”，但这是整风的背景，而不是反右的背景。在文革期间有很多右派都出来翻案，他们当了造反派，他们变成造反派得势的时候甚至去迫害当时把他们打成右派的人，比如有一个很有名的右派诗人叫XX，他文革中间是很有名的造反派，写了一些歌颂和鼓动武斗的诗歌。现在右派都是讲文革中间自己受了多少迫害，但是文革中间，他们有些人是造反派，迫害别人的时候他们也一点点不比别人不疯狂，可能更疯狂。所以人是不会学到教训的，虽然57年吓了一下，但是以后一逮到机会，还是要说话，今天还是会说话，哪有不说话的?往往是那些说话最多的人说我们不敢说话，是不是?所以我觉得不是这样的，现在这些知识分子哪些话没有说?只是说推翻共产党这句话没有人在正式场合说。讲宪政，讲私有财产，所有的政策应该怎么样，不应该怎么样，哪句话没说?都说了。西山会议，不是当着共产党的官员说的吗?所以都是敢说的，哪有什么胆小的? 　　《南》：近些年，随着一批市场化媒体的出现，以及互联网的兴起，它们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舆论导向的作用，这恐怕也使得知识分子和民间影响决策的管道渠道发生了转变。总之，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王》：知识分子很大的作用是影响公共舆论，通过影响公共舆论影响公共政策。参与的渠道是什么，有时候说不清楚，但是你看这几年公共政策的变化，溯源的话，基本都是舆论先行。比如农民工问题、三农问题、户籍制度问题、医疗改革问题、教育改革问题，都是先在互联网上炒，然后进入平面媒体，甚至进了电视这样的媒体，然后变成了公共议题，再变成了政策议题，最后变成公共决策。　　《南》：跟国外的情况比起来，中国知识分子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的确很大。　　《王》：太大了，不成比例。你看政协是精英俱乐部，政协里面几乎没有地地道道的农民了，人大里面工人、农民也越来越少。这些我们也计算过，80年代初，人大里面有50%以上是工人、农民，现在完全不是，现在大概20%左右。他们占人口的比重可不是20%，知识分子、干部在那里面占的比重就太大了。　　《南》：改革开放以后，尤其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知识分子圈子化、利益集团化的趋势确实很明显。我想，这个也不用多说，最近一、两年媒体上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也逐渐明晰起来，对于主流经济学家的质疑就是很好的例子。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王》：我觉得现代史已经被歪曲掉了，在局外人看来，中国政治里面充满了荒唐、充满了疯狂——这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但是知识分子为了他们的利益叙述历史，就不得不把这些历史展示成那样的方式。今天，我们看到大量的历史被颠倒、被歪曲、被简化、被后人的叙述方式重新解读，但这个历史就不是原来的历史了。57年是如此，土改是如此，大跃进是如此，文革是如此，几乎都是如此。刚解放时有句口号，叫“把颠倒的历史再颠倒过来”。现在似乎有重提的必要。; 3348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毛泽东思想: 伟大舵手 2013-5-13 22:15; 毛泽东思想在中國以外通常被稱呼為“ 毛主义 ”，中国共产党则一直以毛泽东思想或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稱呼之。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定义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而不是毛泽东个人的思想，也不包括毛泽东个人晚年有关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等的错误思想。毛泽东思想一语最早由王稼祥于 1943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提出。在正式文件中，首次出现于 1945年的中共七大刘少奇的报告《论党》裡。对毛泽东思想的首次系统论述也是该报告。中共七大首次规定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1956年在中共八大通過的党章，因为批评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取消了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这一规定。 1969年的九大党章又恢复了七大的规定，并说“毛泽东思想是在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崭新的阶段”。此后，毛泽东思想一直被规定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在 1981年的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上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以邓小平为首的新的领导集体概括总结了贯串于毛泽东思想体系各个具体部分之后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有以下三个主要方面：实事求是：即要理论联系实际，解放思想，用客观实践检验真理；群众路线：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即要把方针要放在本国实际和本国人民力量的基点上，找出适合本国情况的前进道路。从此以后，“ 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被定义为“毛泽东晚年错误思想”的内容已不再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及其地位经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 2002年 11月14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对毛泽东思想的定义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中国共产党一直把“毛泽东思想”这个用法作为首选，而在自己的英文出版物中使用“毛主义”这个词时从来都报以轻蔑的态度。同样的，中国国外的毛主义组织也通常自称“马列主义”而非“毛主义”，以表示毛泽东的观点只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改变它。然而，有的毛主义组织认为，毛泽东的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有效而坚实的补充，因此从 1980年代以来就自称“马列毛主义”，简称“毛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共官方学说的一部分。但自 1978年邓小平进行市场导向的改革以来，“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这个概念已经走到了中国政治的前台，中国进行了经济改革，对毛泽东原有意识形态的定义做了根本修改，同時大幅度降低了毛澤東思想的地位。毛泽东思想虽然仍然是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之一，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并不包括毛泽东思想。美国革命共产党宣称：“1976年后中国的修正主义势力不仅继续标榜为共产主义者，而且还更具体的自称为毛泽东革命路线和革命遗产的继承者。为了响应（革命的）伟大的需要，为了拒绝顺应中国也已发生的一切，鲍勃·阿瓦基安（美革共主席）承担了科学分析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及此中原因的使命，并努力解释（中国）修正主义政变和资本主义复辟发生的缘由。具体内容毛泽东思想承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世界观。根本基点都是唯物论与阶级论，否定有神论与人道主义，强调人的阶级性和阶级斗争。目标一致，都是推翻一切现存的社会制度，在全球建立共产党统治的共产社会。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相比，主要区别是：中国共产革命模拟俄国城市工人暴动失败，转而以宣传鼓动农民中最贫穷的部分起来夺权，在农村建立根据地，到武装夺取了城市。即所谓农村包围城市。具体实施办法，一、强调“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把党支部建立到连上，实行党指挥枪。统一思想，整肃异己。形成军队效忠于党的最高统帅的局面。二、发动土地革命，将农村人口以土地多少划分成分，地主富农等有钱富人成为斗争的对象。“打土豪、分田地”，把地主乡绅的土地和财产强制性再分配给没有土地的人，调动穷人的积极性。同时，夺取富人钱财也是共产党军队筹粮筹款补给作战的需要。在文学艺术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奉为文艺工作的“圭臬” 《讲话》中有“我们的文艺都是为人民大众的”话，又反复强调“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文艺“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可见，毛泽东的《讲话》的本意是要把文艺绑在政党的战车上，为政党服务，却打着“为人民大众”的招牌。事实上“革命”与“为人民大众”不一定就是一回事，政党要做的事情未必就代表人民大众。文艺与政治是两个不同范畴，文艺从属于政治，等于是服从政党需要，作家则被迫丧失了对政治要时刻保持审视与评判的态度，而是不分青红皂白的跟从。毛泽东在《讲话》中以唯“阶级”和“ 阶级斗争 ”意识来批判“ 人性 ”和人道主义。《讲话》中说：“知识分子不干净”，“头脑里还装着剥削阶级的脏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党”，“无产阶级是不能迁就你们的，依了你们，实际上就是依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就有亡党亡国的危险。”所以，文艺工作者就得听党的话，按吩咐行事，才体现出干净。中国的文艺作品就缺少对人性这一普世领域的有深度的描写和揭示。造就了大批政治脸谱化的人物形象。毛泽东《讲话》说：鲁迅的杂文时代“已经过去”。这就是说不准批评革命队伍中的错误和问题。所以当王实味写了 “野百合花(杂文)” ，对当时延安社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等级制度，干部的特权进行批评时，灭顶之灾就降临了。到57年，对敢言问题的就是以“ 右派 ”冠之。主张“不断革命论” 毛泽东思想和其他左派思想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毛泽东思想主张不断革命论，认为阶级斗争在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中会长期存在。即使无产阶级建立政权之后，资产阶级还有复辟的企图。共产党的领导人也有可能成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 走资派 ”。这种理论的结果，就是在和平时期也要不断内斗。很多坚持“毛泽东主义”的人士认为，資本主义有被复辟的危险，复辟的主要力量来自执政的共产党内，因此包含了文革期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内容。而从 1978年至今，中共的官方主流理论一般认为“毛泽东思想”所涵盖的范围，主要是截止到 1957年之前的毛泽东思想，之后的部分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在中共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产生之前，毛泽东思想包括了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想，所以很多写着“毛泽东思想万岁”的标语裡往往有这层含义。海外影响中国之外的信仰毛泽东思想的人通常自称“ 列宁主义 —毛主义者”。在国外，“毛主义”这个用法早在1960年代就开始出现，通常被带有敌意地用来描述支持毛泽东和他的共产主义形式的党派或个人。在欧洲，一些在 1960年代和 1970年代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成立的左派政党至今仍坚持毛泽东思想，如挪威的“ 工人共产党 ”，东德的“马列党”，土耳其库尔德人的“ 毛主义共产党 ”，和希腊的“ 共产组织 ”等等。在拉丁美洲，阿根廷的“革命共产党”、秘鲁的“ 秘鲁共产党—光辉道路 ”，以及在亚洲尼泊尔 “ 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 ”和菲律宾的“ 菲律宾共产党 ”都很活跃。其中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在尼泊尔于1994年开始武装斗争，于2008年，通过武装斗争和大选的联合上台执政，并改造尼泊尔为联邦民主共和国。柬埔寨共产党通稱紅色高棉或赤柬，是毛主义在柬埔寨的試驗版。用武裝殺人直接消灭城市、取消货币、取消正常的夫妻关系，一切受政府配给控制，实行最纯粹的“共产主义”。2009年2月18日，聯合國與柬埔寨聯合組成的特別法庭以戰爭罪、反人類罪、酷刑和謀殺罪等開始审判前红色高棉成员及主要领导人。这些自称“毛主义者”的组织或个人都认为苏联的赫鲁晓夫和中国的邓小平复辟了资本主义。虽然毛主义者对斯大林的评价从极高到充满矛盾情感的都有，但传统上大多数毛主义者还是把斯大林看作是苏联最后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领袖。如1965年毛泽东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斯诺对毛泽东说在俄国有人说他在中国有类似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毛泽东回答说：“恐怕是有一点。据说斯大林是个人迷信的中心，赫鲁晓夫一点也没有，中国人是有的。这也有点道理。赫鲁晓夫现在倒台了，大概就是因为他没有个人迷信。” 中国和世界各国的毛主义者如毛泽东主义共产党，一般都反对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认为他们已经和原本的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是修正主义者。}}如美国革命共产党宣称：“1976年后中国的修正主义势力不仅继续标榜为共产主义者，而且还更具体的自称为毛泽东革命路线和革命遗产的继承者。为了响应（革命的）伟大的需要，为了拒绝顺应中国也已发生的一切，鲍勃·阿瓦基安（美革共主席）承担了科学分析中国所发生的一切及此中原因的使命，并努力解释（中国）修正主义政变和资本主义复辟发生的缘由。美国革命共产党高度正面评价毛泽东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美国革命共产党在其宣言中说：“ 社会主义的倾覆和实际意义上资本主义在苏联和中国的复辟，并不代表“革命会虎毒食子”...并不代表一旦掌握权利后“阴谋的共产主义革命者将变成集权主义暴君”…并不代表“ 官僚主义的领导者，终身揽权，扼杀和窒息（资产阶级式）的民主”…它也不是“永远等级森严的社会组织不可避免的结局”…那些直接导致苏联和中国革命失败的人，实际上是那些在革命党内和国家里担任高职位的人，但他们不是一些为自身利益而疯狂追逐权力的难辨认的、没有阶级性的官僚权力集团，却恰恰按照毛泽东给他们的定性，他们是“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他们不是共产主义的代表，而是资本主义的代表，尤其是那些未被彻底清除和超越的资本主义残余的代表——这些残余既不能在短期内清除和超越，也不能只在这个或那个特别的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清除和超越。文化大革命不是党内清洗，而是斗争—— 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它的目的与方法不是针对个人，而是将革命主义路线和修正主义路线二者进行比较与对照，通过这种方式以革命主义路线来加深党和党员的基础，同时揭露和批判修正主义路线，与之决裂，进而恢复和激励各级别党员坚定自己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者的身份；坚定采取科学共产主义方法论和观点；拯救和振兴共产党，使之成为一支真正的革命共产主义先锋队，有能力、有决心承担起它应尽的责任。”; 869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答右派毁毛者: 热度 7 稻草 2013-5-12 09:09; 一是阶段斗争理论并没有证明是错误的，在解放初期，阶级斗争是必须的。只说一条，毛如果不坚持阶级斗争，党必跨，毛也会死于非命。后来不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也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二是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专政。在他的时代是必要的，因为敌人普遍存在。后来彻底否定，也是当今腐败的根源所在。三是民主与法制建设的问题。毛泽东强调人民监督政府，这是一党执政的必要条件，否则必然枉法，最多的法律也是空谈，执行不了，现在法律还少吗？执行如何，有目共睹。革命和改革是两回事，革命就是要砸烂旧法制建设新法制。四是经济建设，毛时代不可能搞现在这一套，否则必跨。因为革命的承诺就是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为中心。后来，加入私有经济，这也是中国国情决定的，无可厚非。; 3445 次阅读|10 个评论

分享一名高校教师对毛主席认识的三阶段: 热度 28 稻草 2013-5-5 18:36; 一名高校教师对毛主席认识的三阶段——谨以此纪念缅怀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作者:林渊发表时间:2013-05-05 　　谨以此纪念缅怀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　　我是一名高校教师。我对毛主席的认识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60—1980 自然相信与肯定阶段　　1960年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这时年轻的人民共和国刚刚庆祝过她的第10个生日。我们这代人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在整个中小学即少年儿童时期，沐浴着新中国的阳光健康成长，无忧无虑，有一个幸福、快乐、完整的童年。　　我们这代人从小自然地、天经地义地热爱新中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毛主席。毛主席是我心中自然的偶像。我们对革命先辈、英雄、工农兵劳模充满了敬仰与爱戴。　　第二阶段：1980—1999 怀疑与否定阶段　　1976年毛主席去世。到了70年代末期，社会上一小部分人悄然刮起了否定文革、否定反右、否定公有制之风。这一小部分人在社会上虽然是少数(其人数不超过人口总数的5%)，但他们有权有势，有的还身居要职，掌握着话语权，所以影响很大。他们抓住新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某一点不足或不完善，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进行所谓的反思、批判，进而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新中国、否定毛主席、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一时之间，社会上怀疑过去、否定新中国之风甚嚣尘上。　　我于高考恢复后的第一年即1977年以知青的身份考入云南大学本科学习，是改革开放的第一批受益者，正好赶上这一期间的“否定”、“怀疑”热。青年人单纯热情，容易跟潮流，接受“新”事物快，我差不多全盘接受了这波“否定热”。　　我很快也学着“主流话语”的腔调，否定这，否定那，鄙视毛主席，痛批毛主席，抱怨他为什么不这样，为什么不那样，似乎我比毛主席高明不知道多少倍。俨然一副“新青年”的架势。惟恐不否定过去、不非毛，就被人说赶不上潮流、不时髦。　　这一阶段的我，对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产生了动摇甚至否定。这实际上是不经思考分析的盲目的跟潮流。在近20年的时间内，我变成了大海上一艘随风飘动的小船。我与毛主席之间剩下的唯一纽带就是“毛主席诗词”。记得大约是1990年，我与一位挚友因为对毛主席诗词的评价问题进行了长达半天之久的辩论。　　这一期间，随着西方文化在我国的长驱直人，我对西方文化推崇备至、趋之若骛，甚至到了言必称美英法德的程度。同时也开始了我新的寻偶之旅。我阅读了不少的西方名著、人物传记，我先后崇拜过拿破仑、俾斯迈、克伦威尔、华盛顿、林肯等。但是，近20年过去了，我并没有发现和找到真正值得我崇拜的偶像。我开始怀疑世界上是否真的有值得人们崇拜的偶像和英雄!? 　　第三阶段： 2000年-至今否定之否定阶段　　1999年5月，发生了美国悍然轰炸我住南联盟大使馆、导致我三名使馆工作人员死亡多名受伤的严重事件。事发后，美国始终拒绝正式道歉。这件事深深刺痛了我麻木已久的心。这期间，我正好在美国杨伯翰大学做访问学者，8月份我提前结束了在美的访学计划，回到香港大学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2001年又发生了在南中国海上空美国间谍飞机撞毁我空军战斗机及其飞行员的严重事件，事后美国再次拒绝正式道歉。这件事又一次震撼刺痛了我的心。　　以上两件事使我陷入了长久的、深深的思考。我怎么都搞不明白，近20年来，中国一直待若上宾、甚至被某些人视为“战略盟友”和“救世主”的美国为何对中国如此蛮横残暴、毫不讲理?这是朋友吗??这样的朋友值得交吗???美国是否真像某些精英权贵学者所说的那样“民主”“自由”“博爱”?是捍卫秩序的世界警察?? 　　在这一期间，互联网帮助我打开了视野。在香港大学，我开始经常浏览应该由海外华人主办的“文学城”网站，其中的“毛泽东”和“中国”两个专栏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由此接触到了很多在内地看不到的关于文革、反右、新中国、毛主席的文章。这些文章主要发表于海外网站上，多由海外华人撰写，也有一部分是国外学者写的研究报告。这些文章和报告仿佛一下子为我打开了一扇天窗。再结合自己少年儿童时期的亲身经历，使我对毛主席和他的时代有了前所未有的认识。这些认识包括：　　毛主席所接手的中国是一个没有石油，没有重工业，连火柴铁钉甚至都没办法生产的国家!一个刚刚遭受了百年战乱、一穷二白、满目疮痍的世界最贫穷的大国!在全国人口中，90%以上是文盲半文盲，人均寿命不过35岁!而全国仅有的一点财富又被蒋介石集团洗劫一空，劫持去了台湾!就是这样一个破破烂烂的中国，还没等建设开始，一周年国庆都还没到，美国人就打上门来了。换成今天的一些人，可能就学了卡扎菲上校，“识时务者为俊杰”了。但毛主席不是卡扎菲，从1840年起受尽洋人欺压的中国人也再不肯弯下自己刚刚挺直的腰杆，于是我的父辈们“拿起枪、跨过江、打败美帝野心狼”! 　　一个破破烂烂的中国，一支几乎完全由农民组成的军队，在毛主席的统帅下，竟把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及其盟友所组成的联军从鸭绿江边一举打回了38线以南，并从此再也无法越雷池一步。即使其它一切都不谈，仅凭此一点，就足以令我对毛主席敬佩无比!接下来，美国人自然恼羞成怒，与最发达的西方国家勾结一体，后来还包括前苏联，南北夹击，开始了对中国长达几十年的封锁。然而在铁桶一般的封锁中，毛主席率领他的人民交出的是怎样一份建设成绩单呢?这份成绩单主要包括：　　新中国于1964年爆炸成功第一颗原子弹，　　1967年爆炸成功第一颗氢弹，　　1970年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二弹一星! 　　1975年发射成功了第一枚洲际导弹; 　　1965年研制成功人工合牛胰岛素，　　1971年研制成功复方蒿甲醚，　　1975年研制成功杂交水稻，　　1978年研制成功汉字激光照排--新四大新发明!! 　　以上八大成果完成时间：1960-1978年，共计18年!!! 　　此外，1959成功发现并开采了我国第一个世界级大油田-大庆油田; 　　1970年第一艘核潜艇下水; 　　1971年第一艘万吨巨轮下水; 　　1975年中国人90%以上接受了初等以上教育，人均寿命达到65岁，成功发射返回式卫星。　　还有，1978年以后“需要进行改革”的成千上万“国有企业”都是谁留下来的?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工业革命所建立的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后来的某些“精英”、“权贵”、“学者”们甚至连改革的对象都找不到。君不见，快30年了，连厕所都已经被私有化了的“精英”们却至今还云里雾里找不着北! 　　所以，我要说，认为毛泽东时代除了政治运动其他乏善可陈的人，如果不是道听途说、说话思考不过大脑，上了主流话语垄断势力的当，就一定是别有用心。至于说什么毛泽东“革命有功、建设有过”，更是奇谈怪论，逻辑不通，匪夷所思。对抛出这种论调的人，我不禁想问：在那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那样一个强敌环伺的环境中，是谁带领亿万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把中国从地地道道的农业国建成了世界第六工业大国、第三军事强国?难道不是毛主席嘛?!怎么毛主席一死，这一切就忽然都和他老人家不沾边、只剩下“过”才是属于他老人家了呢?!把毛泽东时代的问题统统放大，肆意渲染，然后全都记在毛主席的名下;把毛泽东时代的成就统统撇开，闭口不提，或者干脆记到别人身上，请问，这是谁家的逻辑?! 　　当然，毛主席在抓建设的同时，确实搞过不少运动，其矛头主要指向领导干部、右派知识分子，还有阶级敌人，其人数不超过人口总数的5%。但这些运动需不需要搞呢?我们不妨先看一看今天干部队伍的顽疾“腐败问题”吧;看一看今天一些“经济学家”、“法律学家”以及这个“家”、那个“家”，看看他们的寡廉鲜耻吧。在看过这一切之后，我们难道还会认为毛主席“永保江山不变色”的思路、策略有什么错嘛?至少我个人认为，没有错，只有憾!遗憾的是天不假年，毛主席没有把他该做的工作做完，给了一些人“反戈一击”的机会!于是，20多年来，差不多只听到一种声音，就是那些所谓“挨过整”的大小“官僚”、“知识分子”诉苦的声音，清算的声音!而有关伟人的真象却长期在民间和海外流传……. 　　2002年，在海外学习、访学5年之后，我回到云南高校重执教鞭。五年来，我亲身耳闻目睹了社会现实的方方面面，扶今思昔，纵横比较，上下求索，感慨良多。我深深感到现实比人强，现实比理论强。现实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教育了我，我更加坚定不移地相信毛主席、相信毛泽东思想。　　最后，做为结束语，我把千言万语汇成几句话：　　毛主席是五千年中国历史上古往今来第一人! 　　毛泽东思想是当代中国最新、最先进的文化! 　　只有毛泽东思想能够救中国!! 　　只有毛泽东思想能够解决当前中国的疑难杂症!!! 　　（林渊教授博士）; 6933 次阅读|32 个评论

分享孔子反戰思想: 热度 2 wx1wx2 2013-1-10 13:41; 不患寡而患不均（摘抄于百度百科）原文，《论语·季氏》第十六篇　　“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 原文翻译　　我听说，对于诸侯和大夫，不怕贫穷，而怕财富不均；不怕人口少，而怕不安定。由于财富均了，也就没有所谓贫穷；大家和睦，就不会感到人少；安定了，也就没有倾覆的危险了。因为这样，所以如果远方的人还不归服，就用仁、义、礼、乐招徕他们；已经来了，就让他们安心住下去。简析　　反映出孔子的反战思想。他不主张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国际、国内的问题，而希望采用礼、义、仁、乐的方式解决问题，这是孔子的一贯思想。孔子提出了“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朱熹对此句的解释是：“均，谓各得其分；安，谓上下相安。”这种思想对后代人的影响很大，甚至成为人们的社会心理。就今天而言，这种思想有消极的一面，但是其仍有适应现代社会的一面，现代社会的稳定实际上也是要靠一定的平均，如果贫富差距过于悬殊，社会便有可能分崩离析。且“不患寡而患不均”也符合社会主义的公平和正义的思想。; 个人分类: 中國改革|4579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中国为什么发展这么快的原因有三: 热度 10 稻草 2012-12-9 15:51; 原因有三: 一是释放了私有经济。原来一大二公，尽管大公无私，是人类的终极追求，但人类文明的进程，总是在公与私之间辩正发展的，把一个私字给绝对排除，是不符合客观规律的。中国的领导者们，自邓以来一直在此事上，十分地抓狂，只说不做。我觉得，现在应该形成系统的理论，让私有经济纳入社会主义政治体系才对。有了私有经济，就有了个性的发展，人的本能的力量发挥了出来，经济自然会飞速发展。在这儿也说明一点，毛泽东时代也不可能搞现在这一套，那是冒进，动摇了国本，会跨台，老毛自己也会死无葬身之地，一个时代赋予了一个时代的历史使命罢了。二是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交通建设，是经济发展中的三大要素之一，朱镕基总理以来，在中国是跨越式大发展，神呢，这在资本主义国家里是不可能的。在中国一声令下，即可实现，你信吧。这里谈一下拆迁的那个事儿。这个问题尽管有人拿了大作文章，但是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讲，拆是一个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事情，这些年，不是拆，中国也不可能实现一些大的城市建设工程，农村也不会村村通公路。当然，我们需要处理好个人利益的问题，这也是要通过法制的途径来解决，强拆如果合法，也是无可厚非的。三是人多力量大。人多，劳动力资源便宜，为制造业大国的形成奠定了物质基础。至于在发展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咱们再聊，元芳，你认为呢？; 4414 次阅读|16 个评论

分享胡温,失落的十年: 热度 5 稻草 2012-11-18 10:43; 2002年，胡温上台伊始，人们抱以很强烈的期待，而刚上台的新一届领导集体也不负众望，减免农业税的政策，引来一片叫好声。也是在那一年，HJT召集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宪法，并开创了政治局集体学习的风气，被视为“胡温新政”开启的信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胡温新政”消失在人们的脑海里，人们慢慢对这一届政府习以为常，甚至有不少人略显失望，喊出了“失落的十年”这样的话。失落的十年通过以上总结来看，胡温领导集团执政十年，政绩看起来是十分醒目的。但是，很多改革看起来很美好，仔细推敲起来却是非常脆弱的。减免农业税后，一个直接的好处是减轻了农民负担。然而，也造成了基层政府收入的减少，为了补充地方财政收入，全国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大量以“公共利益”为旗号，强拆农民房屋、强征农民土地的现象。在制约政府权力上，十年来当局虽然有过不少改革举措，但是在涉及根本的问题上，仍然不敢有所突破。以《预算法》修订为例，这么大的一件事情，竟然是“静悄悄地”进行的。了解和跟踪这次预算修法历程的人会知道，虽然这次预算法的修订，之前曾在财政学界、法学界、政治学界和经济学界进行过广泛的理论讨论，在中国立法机关和政府行政部门内部，也经过了极其复杂“博弈”和“协商”，但《预算法修正案(草案)》最后是由政府行政部门主导起草的，而专家学者的参与程度非常低。审视本次《预算法》修正案草稿，不仅低调公布，全文也未能披露。司法改革被胡温政府视为一大政绩，并于去年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然而，尽管法律体系“已经形成”，但在实践过程中却并不能完全落实。更值得一提的是，这十年来的司法改革一直“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全面把握党的事业至上、人民利益至上、宪法法律至上的基本要求”，这就注定了司法独立这个理想的改革目标无法实现。而在现实中，却转到人民司法路线，“真正做到改革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惠及人民”。据学者于建嵘观察，司法地方化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严重的问题。“对地方法院和检察院来说，‘书记管着帽子，市长管着票子，政法委管着案子’已成为常态。司法机关成为了地方党政搞地方保护主义的工具，甚至成为了地方主要领导人打击异己，巧取豪夺的工具。” 人大代表大会制度被中共视为根本政治制度，然而长久以来，此制度却形同虚设。对此，有学者强调，改革可以自做实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始，但是从近两年蜂拥而出的公民自荐参选人大代表几乎全军覆没，可以看出这纯粹是一厢情愿。而在体制内，一些地方领导试点人大代表专职化，比如四川罗江县，但是很快被全国人大常委会叫停，甚至不惜修改代表法来加以限制。当前的改革之所以没有根本性突破，缘于一党执政的现实，这种体制下改革的主体只能是执政党，改革的前提是保持执政党长期执政。体制内知识分子将目光转向执政党改革，寄望于通过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然而中共党内民主并未超越“稳妥”的“界限”。在一党体制下，将改革的希望诉诸现代政体都不可或缺的行政、立法、司法，是很勉强的，虽然这些都可能是改革会涉及到的。要知道，一党体制的根本问题不在于立法、司法、行政三权，而在于党权、政权和公民权的关系如何平衡。抛开党权和公民权谈改革，最可能的结果是换汤不换药，依然不能解决现实问题。伴随着无效的改革和拙劣的治理，中国的社会矛盾仍然在不断加剧，针对此，自去年始一股呼唤“顶层设计”的风潮又起了。但若没有上下互动，仅仅靠顶层设计，这只能是无力的空想。中国未来的出路当下中国改革，不缺少路径，缺的是改革的动力，是执政当局对民间诉求和地方探索的制度回应。何以至此呢？我们常常听到改革被“既得利益集团”操控，成为少数人分配利益的工具。改革的决策者和执行者没有面向大众改革的意愿。中国的问题在于执政集团对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管得太多。真正的改革本质上是一个放权的过程。官方还权于民间，中央还权于地方，将是必由之路。但从当前政府部门改革即可看出，涉及利益问题时改革的阻力之大，主动的放权运动几乎不可能。因此，这一层面的改革只会在民间和地方倒逼之下发生。面对推而不动的“改革”，有学者指出，改革已经走到了尽头，目前的出路只能是“民变带动官变”，改革的动力在民间。那么，如何才能实现人人都是改革者呢？至少公民应该改变意识，要知道威权体制的转型中，虽然前有蒋经国，后有吴登盛，但是自上而下的改革可遇而不可求。改革的利益应在所有公民之间来平衡，公民应该成为改革的主体。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顺应民意和时代潮流的蒋经国和吴登盛，还是站在人民对立面逆历史潮流的卡扎菲，他们的结局都是由底层民众决定的。在开放社会，公民社会得以发展，权利意识的觉醒，成为改革的动力。更值得一提的是，以公民社会为基础的改革转型，相对自上而下的改革，会更加全面深入，更为不可逆。或许有人会问，这一步走得通吗？别着急，透过乌坎事件以及东部沿海城市发生的以环保为议题的公民运动来看，事情已经在悄悄地起变化了！ (摘自:《财经文摘》2012年11期·十年特刊,不代表本人观点); 5084 次阅读|5 个评论

分享张宏良：人民赢了！: 热度 1 霜天红叶 2012-11-16 20:33; 张宏良：人民赢了！ 2012-11-15 ——观看习近平等常委见面会的微博摘录（没有时间写文章，现将今天发的几条微博集中起来，以表达兴奋心情。抽出时间再写文章） 1，2012年11月15日11点55分，谜底揭开——人民赢了！虽然只是起跑线上的较量，并且代价巨大，但毕竟还是赢了。 2，习近平正在讲话：“我们的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太好了，我们中国领导人再次挺起了胸膛，不再像有的领导人那样，一有机会就贬低我们国家，中国古代是封建专制，中国现代是文革浩劫，总之是劣等民族。不再低头哈腰地在西方人面前声称，只有西方国家才是创造普世价值的伟大国家！ 2，习近平正在讲话：“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这些话太好了，太熟悉了！我们仿佛听到了那个伟大时代的强劲脚步。 3，习近平说：“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是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的。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是当今社会主义最根本内涵，是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是21世纪最根本的历史潮流，是全世界大众民主运动最根本的要求。 4，听到习近平讲要坚决走共同富裕道路时，那种激动难以形容。这四字来得太不容易了，讨论报告草案时，当今中国第一师爷拍着桌子大吼“共同富裕是亡党亡国道路”，在场几十个省部级官员全都噤若寒蝉，几乎已经铁板钉钉禁止写入报告。后来是人民的力量和党内社会主义力量的坚守，共同富裕才被写入了报告。 5，毛主席说：政治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8大思想路线已确定——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政治路线已确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现在最关键的干部因素也已经成功确定。只要人民再加一把劲，中国社会主义的复兴，中华民族的复兴，东方文化的复兴，将由此起航。 6，刚才有博友说，人民赢了，却忍不住哭了，因为赢得太不容易了。的确不容易，人民付出了巨大代价，特别是今年以来，人民多次在哭，只是这一次与前几次哭得原因不同，这一次是高兴得哭了。 7，大海，再见！右派，别哭！你们输了！; 个人分类: 分享|13640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大家一起玩人民民主专政吧: 热度 9 此山中 2012-8-30 11:58; 哇卡卡卡卡，俺记得刚进湾的时候写了篇大家一起玩民主吧。。。 http://www.zhenzhubay.com/blog-104-295.html#.UD7UftZlScw 那时候，解放区的天儿，是晴朗的天儿哇。广大翻身壳民群众阳光灿烂的一个个的，你好我好大家好，似乎一步跨入共产主义啦。。。哈哈可没几天，大家就开始搞运动啦这个，揪来揪去，竟然揪出了个湾里最大的走资派哇这个，好玩好玩，简直就是历史的重演哇这个。。。都是阶级敌人不断的搞破坏给闹腾的，亩们本来想玩民主，结果玩来玩去，又给玩成了“人民民主专政”啦。阶级斗争太激烈啦这个，专政了全部的捣乱分子后，终于要专政自己啦。哈哈，俺再好玩一个。。。俺要感谢党，感谢毛主席指引亩们向前进哇。。。怎么回事呀这个，好像这个不太像民主社会吧这个，哈哈，接着套用中国的社会发展学说，这个算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吧这个，很多制度待完善。。。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等等等等。哼哼，俺以前不知在哪里说过这个，民主就是先进民族的豪华玩具，好像是辆豪华的保时捷，你得会开才行。。。可俺躲阴暗的角落里观察刚刚翻身得解放的家伙们的反应： “这个不对啊这个，言论不自由么这个，怎么说着说着就给俺删了贴子呢？我他妈的不玩了这个，接着搬家！ “这个不对啊这个，恩将仇报，铲除异己啊这个，我他妈的不玩了，接着搬家！哈哈，大家太想一步登天的享受自由天堂的滋味啦，可到底天堂是个神马东西，好像都不太清楚。。。所以壳里登天不成，换湾里试试，不成再换个岛儿试试，听说有个叫钓鱼岛的地方，窜上去插个旗儿就登天啦。。。哈哈，在珍珠湾共和国的建国阶段，是社会主义初级民主阶段，人民的素质大概就这个浮躁德行了吧，民主别人可以，民主到自己头上就要穿防弹马甲移民了。哈哈，都别太着急啦这个，离登天还远着哪，知道你们缺什么么？大家都缺乏（只有俺有，牛吧这个）的民主素质，就是承认即成事实，后退一步，再向前进的积极反应。民主是互相较劲后的一种妥协，其实是对较弱一方最有利的方案了。可有人就是不明白，吃点亏，就坐地耍赖一番，太不文明了这个。。。而大家都有（只有俺没有，牛吧这个）的坏毛病是为了民主别人而谈民主，为了驳倒对方而谈言论自由，为了正法别人而谈法律。哈哈，上网放松下，不民主下会死啊这个，删你个破贴会死啊这个，封你几天会死啊这个，瞎叫什么真儿哇。归根揭底，还是因为大家太低级趣味了，整天的在讲政治，政治你个头哇，谁甩你们啊，谁一群妄想狂嘛这个。。。政治这个最伤感情了，莫名其妙的伤感情，回头想想，他妈的这都哪跟哪啊，和你们有个屁关系啊？你们一群刚翻身得解放的家伙出来混政治，迟早是要给专了政滴，大家能不能都有点远大点崇高点的理想啊大家，比如到哪个网站有写真集，到哪里逛街旅行，吃什么减肥壮阳，看什么书提高智商，信什么神仙可以长生不老。。。; 个人分类: 不会分类瞎分类|15748 次阅读|5 个评论

分享安省重镇巴里一日游-比较罗嗦: 热度 7 卉樱果 2012-8-20 23:39; 去多伦多最北端的巴里（Barrie）纯属偶然，星期一正好有Car Pool。我们在锡姆克（Simcoe）湖边的Centenial海滩边下车。这样的湖景在温哥华是很多的，海滩更多。但是这样的天气却让人觉得多伦多真是爱憎分明的城市，夏天是夏天，树荫下没有“阴冷”的感觉。冬天我们没尝试过，据说没有想象中的可怕，至少没有温哥华那么多的阴雨。我的一对忘年交夫妇，就是为了不堪忍受温哥华的阴雨天，投奔到多伦多来了，而且一点不后悔。我晒在夏日的太阳下，大约二十六七度吧，感觉好温暖-社会主义大家庭般的温暖，走在木板路上，真是舒服。加拿大的特色是，每一个公园，每一个小区，都有这样的孩子们玩耍的Play Ground。虽然不是周末，也有不少游客开车拖着小游艇来这边体验一番飞驶湖面的感觉。两个男子正待出发-电动船。再有钱的就是水上飞机了。加拿大的富人们是这样被识别的。这一处湖边是沙滩，不知道是天然的还是搬来的，湖边不远处就地利用地喷着水，暑假里的孩子们在沙滩上可以玩好长时间-筑沙堡垒，或者在围起来的内湖里行驶小船。湖边上去一条街是城市的老街-Donlop，有不少百年建筑。由于是城市，街上车子开的很快。也有新的建筑。巴里市区人口仅十三万，排列全国第三十四大城市。如果算上周遭的地区，则是十八万人口，上升到加拿大第二十一大都会市了。这么一个不怎么大，借湖生辉的城市，竟然是有名的第一电力（Hydro One）智能电网的控制中心所在地；蒙特利尔银行的数据中心；可口可乐瓶子生产厂，无线电和太阳报的业务中心，等等等等。不禁让人对这个城市刮目相看。据说旅游业也是一项经济来源，估计不是主要的。因为交通实在不便，这里的火车，每天有五班去多伦多，但是在上午八点四十分之前。晚上有五班从多伦多返回。看来本地工业并不能满足于当地就业率，巴里人去其他地方上班的很多。巴里的公车系统比较好，只是在巴里大都市里转悠。专门来此旅游的，或许是大多伦多市民，安排在周末。所以，工作日的中午，街边的餐馆还是比较萧条的。路边的艺术馆是逃不过我们的眼睛的。这家小小的画廊，收藏这现代画家各种风格的画。问可以拍照吗？那位女士客气地说：很高兴你问这个问题，你可以拍个整个布局。走到另一幢古典外形的建筑边，发现了罗丹的“沉思者”之仿制品。这个艺术中心叫做“MacLaren Art Center"。后来才知道，它是大多伦多地区有名的艺术馆之一。但是，就我们眼光里，它所陈列的画和艺术品实在不多，只是整个建筑内装潢结合了古典和现代的艺术。这间“返来（Return）"展厅放置着这个城市里”从小离家老大回“的著名艺术家的作品-渔船和帆布。粗看觉得没什么，细看帆布每一点点竟然都可以是幅幅抽象画。楼下有餐厅，是供客人和师生们用的，餐厅一角的门里有门。隔窗看出去，院子里喝咖啡的人们。出了这所著名的艺术中心，我们又逛进了一个小小的军事博物馆，工作人员（还是义工？）是位二战退伍军人，很耐心地为我们讲解博物馆内每一样陈列品。军服从一战直到最近的伊拉克战争。还有不少军人捐献给博物馆的勋章，甚至二战时的日记。写日记的那位军人不久前在巴里去世。这么小的城市，和加拿大所有城镇一样，都有军人纪念碑，上面刻满了牺牲者的姓名，他们不会被遗忘的。随后，走马观花地看了一些教堂建筑，这个应该是基督教的。天主教的教堂一般比较豪华些。从商业街的上一条平行街，貌似政府机关/市级机构的所在地。左边的铁家伙算是地标吧。市政府办公楼，加拿大的市政府机关的建筑不会显露豪华奢侈的，纳税人的钱嘛，别激怒了百姓哦~ 而福利设施巴里的市公共图书馆就建造的很漂亮。我们走累了，在里面看了会书，买了两本二手的“世界地理杂志（很厚）”用做画画的素材，只要一加币一本，笑得我们两个财迷合不拢嘴。从图书馆资料上看到，这个十几万人的城市，有着十个社区活动中心，那是我到一个地方最关注的。觉得没有社区中心的住所，就没了社会活动，生活就是死水一潭了。我的瞌睡上来了，走下斜坡再次来到湖边，这里是岩石地带不是海滩了，不知道是天然的还是设计成这样，让游客在湖边可以享受沙滩也可以欣赏石岸。有人躺在草地上太阳浴，我也随乡入俗，闭了会眼。睡不着，看湖边的公寓住在那里是何等的养眼看辽阔的湖面，看川流不息的车来人往，还可以看静静停泊在湖边的帆船。如果看得不过瘾的话，走下楼来，与水/鸭亲密接触。等车来接的时候，我们在一家店里喝了饮料。总之，感觉巴里的人特别友善和蔼客气。俺家哥哥举照相机的频率越高，说明他对这个地方越喜欢。帮我点这里给我的画加分吧，谢谢啦～; 个人分类: 旅途走笔|5750 次阅读|8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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