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henzhubay.com
本站规则用户注册设为首页珍珠文库网站使用帮助面壁处投票Copyright隐私规则举报须知CMFYDXLAW

珍珠湾全球网

 找回密码
 用户注册
珍珠湾全球网 › 标签 › 陈伯达

tag 标签: 陈伯达

相关帖子

 版块 作者 回复/查看 最后发表

没有相关内容

相关日志

分享 陈伯达之子论父辈：前30年革命，后30年补过，经济制度回到原点财富被腐化贵族掌握 ... ...
热度 3 天涯过客 2016-1-23 09:50
转帖： 陈博士（陈伯达之子）评论实在是太精辟太精彩了 陈伯达的儿子学有所成，对六十年的评价一针见血，还真的不服不行，绝对值得在全中国传播。不知道他怎样评价他老子的一生，反正出不了他说的“说得难听点就是一群土匪地痞”。 陈伯达的倒台成就了他的儿子，你懂得我的意思吧？ 国殇 60 年 中国经济评述（上） 陈晓农博士（陈伯达之子） 主持人：我们今天请到普林斯顿大学社会经济学系博士陈晓农先生来和我们分析一下。中共建政 60 年，中国经济体制回到 1949 年 陈博士：今年是中共建政 60 周年，通常人们把最近的 30 年叫做 “ 改革开放以来 ” ，一谈到经济建设成就，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但是，这样的谈法其实是很片面的，因为他还有前面的 30 年没有涉及到。其实从整体来看，这个 60 年分成两个阶段，能够非常清晰的划分出来：前 30 年主题是革命，后 30 年主题是改革。 如果我们单看革命，革命的成就也很大：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计划经济，建立了人民公社，工业增长也不慢，也建立了初步的工业体系等等等等。如果单看这后 30 年改革，成就也不小，建立了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了，经济增长也很快。 但是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当你把前后两个 30 年搁在一块儿的时候，问题就发生了。 很少有人谈，前 30 年的成就和后 30 年的成就是什么关系。要稍微想一想就会发现这里面存在一个很大的悖论。改革的对象是什么呢？改革改的不是 60 年前的国民党时代的体制， 改革改的正好是革命的成果，改的就是 30 年革命的计划经济、人民公社、公有制。换句话讲，改革其实是对革命的否定 。 再进一步看， 60 年走下来的结果是中国在经济体制回到了原点，回到了 1949 年以前。 今天中国讲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成就，中国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可是，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 1949 年以前中国什么体制？那时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那时候也对外开放了，那么为什么中国要用革命去把市场经济体制消灭了，花了 30 年时间，然后再花 30 年再把它从新建立起来？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就好比说：一个管家把主人的房子给拆了，拆完以后再花很大力气把它从新盖起来，这主人该赞扬他什么呢，赞扬他后来盖房子的努力，还是赞扬他拆房子的勇气。其实，后 30 年的改革不过是将功补过，补的是前 30 年革命的过。如果把这样放在一起来看， 前 30 年、后 30 年合在一起，其实没什么成就啊！ 这些成就不都是把他切成两个 30 年以后，分别闭着眼睛谈的吗？如果把前后 30 年连贯起来一看就不对了， 后 30 年改革开放，目的只不过是弥补前 30 年革命造成的祸害，或者说革命 30 年建立计划经济、公有制这条路是根本走错了。走错了以后，后 30 年改革开放才从新走回来，把中国经济再放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去。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没有太大的成就。 就制度建设上，中国只不过是回到了原点， 花 60 年时间折腾了几代人，中国执政党才明白，原来经济体制是不能胡折腾。毛泽东错了，陈云也错了，当然邓小平当年也是错的，因为他也是毛泽东推行大跃进的主要的一个得力干将 。当时毛泽东说了，大跃进他是主帅，邓小平是副帅，那么今天如果追究大跃进的责任，邓小平难道不应该承担很大的罪责吗？ 主持人：提到这个前 30 年、后 30 年，它后 30 年等于回到原点。经济制度回到原点，但是我觉得掌握资本的这些人其实是完全是一个大调个。 陈博士：讲到这里，要看到中国这场天翻地覆的革命到底带来了什么？结论其实也很简单， 它只是把原来的统治阶级推翻了，把原来这些流离在社会底层的一些个想造反的一些小文人，一些地痞，说得好听点是造反者，说得难听点就是一群土匪地痞，吸收到所谓革命的队伍中，成为革命的骨干，最后这批人掌了权力，取而代之成了新的统治阶级 。 现在是他们的子孙辈在中国统治着，在中国成为亿万富翁。所以，革命不过就是换一批人发财而已，这批新发财的人更糟糕 ！过去历史上的士绅阶级还有点所谓知书达礼，还有一点伦理。 今天中国的统治阶级——共产党的精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文化层次比历史上历代的官僚还要差。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官僚队伍如此的吃喝嫖赌到现在这种程度 。如果用“腐化”形容，那么 今天中国共产党官僚的腐化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 如果硬要讲中国模式，那么就是说 中国模式一个重要特点是，他造就了一批红色贵族，一批腐化得登峰造极的红色贵族，这就是中国特色 。我不相信全世界会很欣赏这样一个东西，会认为这套模式应该在世界各国推广。 主持人：中共从前 30 年的革命到后 30 年的改革，经济制度上等于是走回到了原点，而财富却被腐化到登峰造极的红色贵族所掌握着。 有这样一组数据迷惑了很多人， 60 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77 倍，人均年收入超过了 3,000 美元；财政收入增长约 1,000 倍；外汇储备增长１万多倍，位居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总额位居世界第三，占世界贸易比重达到 7.9 ％。那么，这些数字是否至少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了呢？ 陈博士：我算了一笔帐，从 1957 年到 2007 年，中国的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到 10 ％，在世界上可以 维持 50 年年平均增长 10 ％ ，是个非常可观的记录。但是，我同时也算了一个帐，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农村 7 亿多人口， 年平均生活消费支出 ， 2007 年是 3,000 多块， 1957 年是 70 多块，年平均 增长了 3 ％ 。 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经济增长了 50 年，年平均增长 10 ％，占人口 70 ％左右的农村人口，他们的年平均生活消费支出只增长 3 ％。只相当于经济增长率的 1/3 。换句话讲，这个 10 ％的增长，获益的不是占人口大多数的老百姓。再进一步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需要进一步分析。刚才提到农民 50 年生活消费支出的能力，就是消费支出的水平，年平均增长 3 ％，是个什么状态？有人说年平均增长 3 ％也不错了，很高了。所以，你光从这个增长率本身是说不出好坏来的。 所以，必须要做一个横向的比较，和谁比呢？很简单，和国际平均标准比。 2005 年， 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贫困线是每人每天生活消费支出低于 1.25 美元，算是全球范围内的贫困线以下。 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刚才讲到的 2007 年中国 7 亿多农民，平均年生活消费支出 3,000 多块，平均每天是 8 块多人民币。按当年汇率算，一年折合 1.16 美元 ，也就是说刚才讲的连续 50 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 10 ％的结果，是占人口 70 ％以上的农村居民，他们的生活水平经过 50 年的增长， 仍然在全球贫困线以下 。 做了这个比较，很快就会发现大问题。中国这个发展，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其实大家是希里湖涂的。只知道“发展”两个字，知道字面上的理解，发展就是增长，但发展是增长吗？我们从刚才举的这个例子，高增长 50 年，农民的生活水平仍然在全球贫困线以下，从这个事实说明：“发展”不等于“高增长”；“高增长”不等于“正常的发展”。换句话讲，发展是有良性的和非良性的。非良性的发展是越多越糟糕。 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发展才是正常的发展，正当的发展呢？邓小平在中国讲了一句名言，当然全中国所有的官员从上到下都照抄不误，叫做“发展是硬道理”。我一直在一些讲话中说，邓小平讲错了，因为邓小平不懂什么叫“发展”。他连发展都不懂，还谈什么硬道理呢？ 其实，“发展”是有标准的， 发展的好坏是有一个尺度，这个尺度就是谁获益。 在中国谈到发展的成就的时候，很多人常常用国家的概念——中国国家的实力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常常就 混淆了一个东西，就是把国家机器和组成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国民给混在一块儿。似乎国家机器的能力增强，就是老百姓的利益增加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 中国的问题恰恰就出在改革开放也好，经济增长也好，最后 获得收益最大的是国家机器和国家机器里面保护的这些官僚集团，中国现在叫“ 特权阶层”，或者叫这个“官僚群体”。 但是，他们获益不等于说中国的大部分国民获益，如果发展增长值被占人口百分之几的这么一小群官僚群体获益，那 应该讲这个发展是失败的。 首先，这个发展在中国是没有准确目标的，或者说政府心里很清楚他的目标就是让官员富起来，至于老百姓苦下去他是不管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官员变得越来越富，从发展中获得了绝大的好处，老百姓却得不到好处。当然，如果从一个正当性的角度来讲， 发展要有正当性，那就是说只有当这种发展给 70 ％、 80 ％、 90 ％的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稳稳当当，逐步提升的生活水准 ，这样的发展才算是有益于国家的，这个国家指的是全体国民而不是国家机器。 如果按这个标准来衡量， 中国的发展走上了歧途， 这个歧途的标志，就是他 只满足于一小撮权贵阶层的需要，而不去顾及大多数国民的需要。换句话讲，这个发展背离了社会公正， 很多人认为社会公正只不过是一个口号，说说而已，需要说说，拿出来讲一下，讲完了也就拉倒了。还有人认为社会公正就是政府给贫困阶层发一点小钱，给一点施舍，救济之类的，然后就叫社会公正了。 其实，社会公正复杂得多。 社会公正首先指的是在一个社会里是不是不同社会群体拥有同等的政治社会权利 。比方讲：选举的时候，普通人和官员是不是同样只有一票，普通人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不会被官员剥夺。像 这样的问题是社会公正的一个基本前提。中国的社会不公、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其实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经济权利上存在着社会不公， 最后必然导致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不公。 那么，这个社会不公模式下的这种经济畸形发展必然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 中国有几亿劳动力，拚命生产却不消费，或者基本上不消费，省吃捡用过得苦 哈哈。那问题就来了，这 几亿劳动力拚命生产出来的东西，他们自己买不起， 中国是那么大一个国家，十几亿人口，其中 7 、 8 亿是这样的状况。那个产品不知道要卖给谁，如果卖不出去，那么他的生产也就没有意义了，工厂就关门。 所以在中国而言，通过全球化找到了一个出路——那就是这 几亿人拚命的生产，但自己又不消费，然后想办法卖到国外去。卖到国外以后，获得了外汇，这个钱又被政府借到了这个发达国家。 就是把外汇 以外汇储备的形式存在了外国的银行，或者是把它变成了外国的国债。 那么这样的话，相当于变相的把中国的老百姓创造的财富再借给外国人，特别是发达国家，然后请他们用从中国借的债来买中国的商品。 当然这样中国的经济就增长起来了，但稍微有一点头脑的人，都会想到这样的经济增长能长期下去吗？其实不可能的。 总有一天外汇储备积累到一个严重的程度，总有一天这个出口会出到再也卖不动的程度 。那么，去年的经济危机正好就造成这一个转折点，从那一点开始，中国的这种畸形的发展模式走上了一个瓶颈，再也走不下去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共政府费了很大的力气想要通过房地产、政府的公共设施投资，这些投资拉动经济。 同时，中共也面临一个叫做“ 内需不足” 的困惑，那就是 国内老百姓的消费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占整个经济比例日益下降 。整个经济能靠百分之几的官员，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官员来消费带动吗？谁都知道不可能的。一个官员再能喝酒，他一天也不能喝 80 斤、 100 斤酒，他再能胡吃海喝，一天也顶多吃掉几千块、上万块，他们仍然不能代表 7 、 8 亿人去消费。所以， 中国的内需就拉不起来 ，因为这个经济结构是畸形的，是背离社会公正的，占大多数人口的老百姓没有消费能力。 现在中国面临了一个困境， 60 年 后，看起来中国好像是经济增长率也提高了，外汇储备也达到世界第一了，似乎是一个非常神气的状态。但是就在这神气状态的背后，你可看到他存在一系列无法解 决的经济病症。这些经济病症正好是中国这个畸形的背离社会公正的发展模式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征兆。这些征兆都是没有办法靠一些小政策能够轻而易举就扭转 的。 主持人：将来中国将面对的就是难以解决的这些问题，那也很显然现在很多国际上有的人还认为中国能够带领世界走出经济危机的低谷，也是一个幻想啦。 陈博士：不光是幻想，那是无知。可以这么说，谁这么以为，谁就是无知者。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尽管这个世界很大，也有很多有名的人物，但是不排除他们当中无知者占相当大的部分。 主持人：我觉得您刚才论说的现在这个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很客观。但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也说了一种中国模式，您对这个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吗？ 陈博士：中国模式在中国国内被称做 “ 中国模式 ” 。在国外有那么一、两个认识上很糊涂的西方学者，把他称做 “ 北京共识 ” 。就是说现在中国已经创造出一个全世界应该模仿的一个共同的价值理念，当然中共政府是很喜欢这样的说法，中国的学者也是趋之若鹜。但很可惜，这个北京共识好像并没有在全世界媒体上真正得到多少反响，只是在中国的媒体上被中国少数御用学者在追捧。 事实上， 所谓的中国模式 ，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这个： “ 畸形的背离社会公正的发展模式 ” 。今天已经走到处在左右为难，进退两难的状态下 。如果说他有什么特质，有什么中国模式的特点，那就是，早早晚晚他会进入今天这个状态。如果说过去这么多年来有那么多人看不到这个结果，一再盲目的吹捧，那只能说他们的眼界缺乏前瞻性，他们的思维过于狭窄。本来中国模式今天出现了这个结局，应该是十年前就看到。 主持人：是。在 10 年前，何清涟老师就在她的著作《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中分析了中国改革的巨大问题并且预言了必然的结果。这本书呢于 1998 年出版，当年就畅销 300 万册。虽然在中国已经成为了禁书，但是已经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世界畅销。 何老师也因此被《三联生活周刊》列为影响中国的二十五位时代人物之一；被美国《商业周刊》（ Business eek ）评为“亚洲之星”；被读者称为“中国改革的良心”。我们下期节目就请何老师对 60 年来的中国经济进行一下分析。
个人分类: 留档珍珠湾|6225 次阅读|10 个评论
分享 历史回眸：戚本禹回忆江青 （中）
稻草 2015-8-4 07:23
　　 江青和党内一些人的恩怨斗争 　　1966年我在上海的时候,江青跟我说，她和罗瑞卿讲，《评海瑞罢官》发表后，受到了彭真的压制，北京的报纸都不登。主席很生气。罗瑞卿当即表示，他让解放军报马上转载。果然，罗瑞卿很快就让解放军报在头版转载了这篇文章，而且还加了态度鲜明的编者按，说海瑞罢官是大毒草。解放军报这一发，就造成了彭真他们的全面被动。当时江青很高兴，张春桥他们也很高兴。江青跟我说，我还以为罗瑞卿是支持我们的，哪知道他们是一伙的。这说明，江青一开始并不知道罗瑞卿有问题,也不知道毛主席有搞掉罗瑞卿的想法。如果是毛主席要搞罗瑞卿，那一定会先和江青打招呼的。搞罗瑞卿，是林彪提出的，但林彪的策略是自己退在后面，否则就好像是他在和贺龙争军权了。我问江青，为什么要搞罗瑞卿。江青说，是叶群告的状。而且她是直接到主席那里去告的状。都不给我们说。 　　江青对彭真的意见倒是很大,因为他先是阻扰江青搞样板戏,.后来又抵制 “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其实在我的印象中,彭真和刘少奇的矛盾也挺大的.刘少奇对主席不尊重,彭真就批评他,而且批评得很厉害.1964年四清的时候,我在中南海的“情况简报”上写了批评刘仁的一个报道.陈伯达一定要我和关锋去向彭真作检讨.彭真对我们非常客气,还请我们到他家里吃了顿饭.事后我们写了封信表示感谢.信里说了他平易近人,我们在他家里就像是在自己家里一样的话.彭真被打倒后,江青看到了这封信,就说我,你什么时候跟彭真是一家人啦.我向他说了经过,说是陈伯达要我们去的.关锋也作了证明.江青就说陈伯达,你这个老夫子,你自己叫人家去检讨,你现在又来说人家.等到我被抓了之后,这件事又被拿出来说了,说我是彭真安插在中央文革的钉子. 　　陆定一事情的起因是严慰冰写叶群的匿名信. 　　杨尚昆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是他通过机要室的康一民(原来是总理的机要秘书,叶子龙调离后,由他负责机要室的工作)来搞的。后来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江青跟我们说，他们把窃听器都安装到了主席的卧室里来了，连卫生间的肥皂盒里面都按上了窃听器。后来,公安部派来了专家,把窃听器拆出来以后，主席让把这些东西连同杨尚昆、康一民他们这些人的检讨都封在保密口袋里交给江青保存。他不叫中央办公厅保存。可能是怕将来会有人销毁证据，再进行翻案。江青还当场叫汪东兴去她的办公室把窃听器拿来给我们看。那窃听器是钮扣状的,是从美国进口的。连谢富治都不知道这东西。那是中央调查部从海外买的。当时中央调查部是杨尚昆负责的。杨尚昆,康一民在主席身边安放窃听器的事件和之前杨尚昆,叶子龙搞录音的事根本是两码事，现在有人是故意把这两件事混起来。康一民后来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和撤职的处分。对杨尚昆的处分被拖了好长时间，直到主席发问,杨尚昆怎么还在中南海?才把他调去广东去当书记处书记。毛主席1966年7月18日回北京之前，江青还专门打电话给我，说主席让我亲自去看一看，他在中南海住的地方是不是都清理干净了。我跟谢富治说了江青的指示。谢富治说，好，我陪你一起去看。我就坐车从中南海的西门出去到公安部接谢富治，然后和他的车一起从南门进了中南海，因为从公安部过来，走南门方便。我们一起去了丰泽园，谢富治跟我说，都仔细检查过了，而且都是用仪器检查的。保证没有问题。我跟谢富治说，这可是不能出问题的啊，不然咱俩都要坐牢的。检查之后我就给江青汇报了。可是主席回来以后还是没有去丰泽园住，就住在钓鱼台。后来在颐年堂开过几次会，开完会，主席就住到游泳池去了。游泳池是主席一个人住的地方。1966年国庆时，主席又到颐年堂去开过一次会，但是开完会他还是住回游泳池去了。自从出了“窃听器事件”以后，主席对丰泽园就有了一种反感。 　　我问过江青，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刘少奇有不满意的。江青跟我说，那个早了，在中央撤离延安的时候，成立了刘少奇领导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后来到了西柏坡，中央又合在一起了。江青因为跟着毛主席转战陕北，吃了很多的苦，身体很差。所以建国初中央就安排她去苏联疗养治病。江青还没去之前，她发现主席经常不高兴。主席在被胡宗南大军追赶的时候都没有不高兴，情绪一直都很好，怎么现在会不高兴呢。她就想了很多办法想让主席高兴。主席喜欢京戏，以往只要她一唱京戏，主席就会高兴，可是她唱了京戏主席还是高兴不起来。她给主席放主席最喜欢的马连良和梅兰芳的唱片，主席也没有兴致。江青说，当时我每天都在研究主席不高兴的原因，后来才发现原来主席是对刘少奇不高兴,可主席一直没跟她讲。一次江青问了主席，主席才跟她说，我从陕北来到河北，看见刘少奇代理中央期间，有些事情简直是胡作非为，搞土改，不经中央同意，不经我的同意，就乱发指令。什么村村点火，处处冒烟，搬石头，整干部，打倒一大片，推行一些过左的政策，搞得农村很不安宁。连康生都听他的，也在搞过左。所以前方在打胜仗，后方却乱起来了。主席路过山西，作了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这种过左的倾向。主席说，他们发什么文件也不经过我。甚至提省一级的干部都不经过我批准。把在中央工作委员会时的工作习惯一直带到了北京。江青当时还跟我说，后来关于这件事中央还发了文件的。我当时因为工作忙，也没去查证。后来我在监狱里的时候，看到了华国锋他们出的毛选五卷，收录了一篇毛主席批评刘少奇，杨尚昆擅发中央文件的文章。当时我参加编五卷的时候，倒没有编入这篇文章。在讨论我写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时，江青说，高岗再不好，但他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在怎样对待富农的问题上是正确的，他和刘少奇是有分歧的，刘少奇是主张富农可以入党，可以雇工的。在这件事情上主席是支持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在办农业合作社的问题上，刘少奇是反对的，所以毛主席亲自主编了“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高潮”，就是批评刘少奇的，主席说的“小脚女人”看似说邓子恢，其实就是在批评刘少奇。 　　刘少奇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是胡乔木向主席报告的.我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文章发表以后,刘少奇否认他说过这个话.胡乔木就又向主席写了一个报告,证明刘少奇确实是说过这话的.可以当红色买办的话.刘少奇也否认.谭震林出来揭发的.他说,我当时就是听到刘少奇这么说的.这还是二月逆流以后谭受到批判以后说的.主席说,你们老批判人家,现在出来讲话的还是谭震林.谭震林可以参加中央文革了.谭震林的揭发材料是用很大的字写出来的.主席让把它印出来,给大家看.刘少奇也没话说了.谭震林还是刘少奇在新四军时的副政委.(但是谭震林在文革后出版的传记把责任都推给了毛主席,说毛主席骄傲了). 　　但是刘少奇的案子主席就一直没有同意立案, 因为没有材料,主席一直没有同意立案.当时只有经过中央文革小组会议的讨论,还要总理,康生,江青的批准才能立案的.陈伯达都没权批准立案的.有的还要经过主席的批准.当时只立了王光美的案,开始刘少奇的案子是作为王光美案子的附案来审查的.后来大量的材料被揭发了出来,报给主席, 看到他真有问题,主席这才批准成立了刘少奇的专案组. 　　在中南海批斗刘少奇,邓小平是江青向我布置的.江青找我去,说,外面运动热火朝天,中南海里怎么冷冷清清的.我就去发动了群众在中南海里写批判刘邓的大字报.后来首都群众自发地在中南海西门外建立了批判揪斗刘邓反动路线的联络站.中央文革决定在中南海内外统一组织一次批判刘邓的大会.然后叫群众撤离中南海西门.王良恩写了个报告,总理,陈伯达和江青都签了字,陈伯达还加了句话,连同陶铸还有他们的家属也要一起批斗.王良恩当时是中央办公厅的副主任,是从部队调过来的.是一个很好的同志.后来他在林彪事件后自杀,我总怀疑是有人做了手脚的.因为真正投靠林彪的并不是王良恩.中南海的群众那时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反对汪东兴的,另一派拥护汪东兴.但两派在批刘邓的问题上都一致同意,一点分歧也没有.因为前面有了张霖之的教训,所以我事先都安排好几个身强力壮的卫士在刘少奇他们的周围,防止有过激的行为发生.我自己则守在电话机旁边,王良恩每十五分钟要给我一个电话,报告情况.可以说,中南海的批斗会是文革中最文明的批斗会了. 　　 批邓.批陶 　　在中南海贴朱德,康克清的大字报，也是江青叫我去布置的。康克清和江青的矛盾由来已久，江青和主席刚结婚的时候，康克清就带头骂,说江青是妖精,把主席和贺子珍拆散了。说要孤立江青，批判江青。党内那些老大姐都同情贺子珍。贺子珍这个人人缘好，再加上她们都是一起浴血奋战打出来的。叶子龙跟我说，当时在老大姐里很少有人同情江青。贺子珍是永新一枝花，是个美人，大家都认为她和主席挺般配的。其实谁又真正知道他们两夫妻真正的关系呢，贺子珍脾气很野，叶子龙告诉我，她和主席吵架，拿着板凳就往主席身上砸，如果不是警卫员拦住，那还得了。其实江青并没有抢贺子珍的婚姻，她和主席结婚的时候, 贺子珍和主席已经离婚，而且主席是再三挽留,贺子珍仍坚持要离.可这些老大姐们不这么看,她们认为，贺子珍要和主席离婚，那都是说说而已的，不能当真的。在中央领导的夫人中只有陶铸的夫人曾志和江青的关系很好,曾志是杨开慧的好朋友。还有就是邓颖超，她也常来看江青的，可能这是总理的意思,她自己心里怎么样就不清楚了。 　　我奉命叫人在中南海里给朱德和康克清贴了大字报,而且在中南海里围着他们,问他们有没有去看大字报.指责康克清在延安反江青.这件事我今天想来都是很后悔的。后来我知道主席对贴朱德,康克清大字报这件事是很反感的。但主席可能心里也清楚，那是江青的主意，他知道她和康克清的矛盾大。所以这件事主席一次也没有批评过我。 　　其实最早在党内批斗朱德的倒是刘邓他们,在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的那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因为毛主席在通知里提出要警惕“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那像许世友一些人就提出来问了，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主席说的是谁，怎么不把他揪出来?他们问总理，总理说，主席那只是一般地说说的，并没有所指。可还是有人不断地问,说主席都说了好几遍了,现在又正式见了文件了。而且主席说,中央出了事情,你们要造反。像蔡锷一样。他们就又去问刘少奇，刘少奇就说主席说的是朱德，朱德是有“野心”的,在井冈山的时候就反对毛主席。这样就在那个会上刘少奇他们组织了批斗朱德。朱德说，我那时(指的是在井冈山的时候)是有“野心”的，可只是在心里想想的，并没有说出来。现在都这么大年纪了,哪还有什么野心. 那次会议斗朱德是真斗,斗得很厉害.我听曹全夫(朱德的军事秘书,他是主席娘家文家的后代,跟主席是亲戚,跟主席很好的)跟我说,说康克清在发牢骚,说斗朱德比斗彭德怀都厉害.曹全夫可能也向主席反映了.主席就说了,朱德是黑司令,那我就是黑政委了.这才停止批判朱德.本来人民大学准备开大会斗争朱德,因为人民大学的校长孙泱原来是朱德的秘书.总理让我去取消。总理跟我说,朱德并不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这样做不是转移了斗争大方向了吗。我马上就去照办了. 　　文革初，上海有人打着红卫兵的旗号把宋庆龄父母的墓碑砸了。宋庆龄以为是江青叫人去干的.就骂江青下流.江青听说后气得不得了.这事当时闹得挺大.一次在主席那儿开会时,宋庆龄问,哪个是戚本禹啊?我站起来说,我是.她说,噢,是你啊.我说,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请你批评.她也没说什么,就说,你坐下吧.我心里知道,她可能是听到传言说,是江青让我去砸她父母的墓碑的.其实她这是冤枉我,我在背后还保护她呢.解放上海时,我们地下党就奉命组织人民保安队去保护她.江青在一次中央文革小组的会上就我说,你叫红卫兵去”烧一烧”她(指宋庆龄).当时总理也在场,可总理当时一句话也没说.但回过头,总理马上叫傅崇碧派部队把宋庆龄的住宅保护起来.可他们等了两三天,却一点动静也没有.总理在开会时碰到我,就叫我到边上的小房间里去.问我,那事你布置了谁去啊,怎么布置的?我说, 这事我哪能布置啊.江青那也是在气头上说的,事后她也没再和我说起.总理听了说,哎哟,你可真是个好同志啊!(因为主席在一个中央文件的批示上说我是好同志). 总理命令上海马上把墓碑修好,把修复后的照片拿来给宋庆龄看,宋庆龄看到她父母的墓碑立的比以前的都好,也知道自己是错怪了江青.就向江青道了歉.主席也知道这事,就对江青说,你应该大度点,主动去看看她.那年的国庆节,我看到江青和宋庆龄在天安门上谈笑风生的,又和好如初了. 　　从四川揪彭德怀回京,是我组织人做的.那时彭德怀在四川任大三线副总指挥.李井泉在庐山会议上就恨死了彭德怀.所以他把彭德怀在四川的一举一动都报告上来.我收到他的一个报告,是写在一张白纸上的.说彭德怀现在很活跃,他到处在跟人讲他冤枉,他还说你们现在才反对刘少奇,我早就反他了.我在庐山会议上反对的就是刘少奇.我把这件事在文革小组的会上讲了.江青说,我们在这里拼命战斗,他倒反而是个没事的人了.总理也很积极地主张要把他弄回北京.但怎么弄回来呢,派部队的人去,那得请示主席和林彪的同意.我就提出以红卫兵群众组织的名义去勒令他回北京.大家都说好.所以我就找了北航的几个红卫兵去.但实际上总理又叫上部队的人跟着一起走的.总理说,彭德怀归成都军区保卫的,你光是红卫兵去,它能把人交给你.到了北京后,也应交北京卫戍区管.稍微有点党内生活常识的人都清楚. 那时如果没有总理的同意,谁能办成这些事啊.不过,倒也是有一个例外的. 　　有一次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来找我.那是个开大会的场合，很多人，我边上的座位都坐满了,她就蹲在我的前面来跟我讲话。她说要向我汇报，他们把杨尚昆的老婆李伯钊(当时是艺术学院的院长)弄出来斗了，还把她的家给抄了，把她的西装什么的拿出来烧了。她们还想斗争彭陆罗杨.希望得到我的支持。我就跟她说，这可不是小事情,你得请示总理. 她说，总理那么忙,我那里找得到他呀.我说,那你向你爸爸他们请示了没有。他们都是老革命了,你要多和他们商量,不能自己乱搞啊。她说她都问过她爸爸的。没过几天,他们把彭真等人从他们住的地方抢走了.后来知道他们是翻墙进去的,可彭真家里的墙有三人多高,没有经过特种训练的人是根本爬不进去.总理知道后,马上来问我,你知道是谁把彭真他们抢走的.我就把上次与叶向真对话的情况向总理汇报了.但说,究竟是不是叶向真她们抢的,我不知道.听我这么一说,总理也不多问了,他知道是谁干的了.总理找来叶向真,和她谈判,总理说,我可以把杨尚昆交给你们一起斗.杨尚昆你们找不到的.(杨尚昆因为知道很多重要机密,所以绝不能给人随便斗的,那时总理把他看押在山西) 但其他人你们都要还给我,等开会的时候我再给你们.后来他们开了个十几万人的大会,斗争彭陆罗杨.江青跟我们说,我们中央文革的人一个也不要去参加(指批斗彭陆罗杨的大会),这都是他们那些人弄的事情.江青叫叶群也别去.可后来叶群还是去看了,她说她是化了妆,戴着口罩混在群众中去看的,她主要是想看看陆定一,罗瑞卿挨斗的场面的. 　　事实上,江青在文革中保过很多人.中联部斗王稼祥.江青就跟我说,叫他们别斗了.王稼祥在历史上对主席是好的,他是有功之人. 　　江青和李富春的关系特别好.她去延安后,她的组织关系就是李富春给查清楚后恢复的.李富春那时是组织部长,又做过中央办公厅主任.在延安有些人散布江青的流言蜚语. 李富春马上找那些人来，训斥了一顿，不许瞎说，再小广播，自由主义，要处分。没有的事，别造谣，再造谣，要负党纪责任(李富春的原话)。李富春代表中央组织部这么一讲，下面就不敢乱说了。所以江青跟李富春挺好的。文革时，谁要打倒李富春，江青马上叫我去,说，跟他们说，不能反李富春。所以,那时国家计委和学部有人贴李富春的大字报.我就去说了,他们问为什么?我说,没有什么为什么,就是不许反.我这人有时也挺横的. 　　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被打倒了,但主席说,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说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算讲了句人话. 　　江青还让我去保王震,事后王震还亲笔给我写来一封很长的信,表示感谢。 　　她还帮很多老干部说过话,像谢觉哉,江华(江华曾给主席做过秘书).她给叶子龙都说过话,说他虽然表现不好,但他给主席做过很多事的.在转战陕北时一直跟着主席的.江青是个爱才的人,而且是有眼光的.她保了很多有才能的人。 　　白淑湘的父亲是解放后被镇压的.江青要保她.我就听江青在会上讲了好几次.那时金敬迈是文革小组的文艺组组长(那就是相当于文化部长),那时金敬迈威信很高,样板戏剧团都归他管.江青说,我让你们把白淑湘争取过来,你们怎么老不把她争取过来.金敬迈,刘庆棠他们赶紧去做工作. 后来让她出演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华的B角,这在当时的样板戏剧团里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后来据说,江青被抓后,白淑湘还出来控诉说江青迫害她.那是瞎说.要么她是受人威逼,要么就是昧着良心的.当时像她那样的情况,没有江青保她,谁敢把她留在样板剧团当B角啊。 　　有一次我向她反映,广东斗红线女斗得很厉害.给她剃阴阳头,让她去养鸡.江青说,她就是想叫红线女把样板戏移植到粤剧里去.她让我去保她.我就去跟吴法宪说,江青要让红线女移植样板戏.吴法宪马上去跟黄永胜说了.把红线女保护了起来. 　　江青还保了李劫夫.东北一开始就把他定为是黑线人物.学生要斗他.江青跟我说,把他弄到北京来,让他住北京饭店.国家出钱.我马上写了报告,陈伯达,康生,江青都在上面签了字.北京饭店是总理的地盘.一般的人根本进不去.李劫夫后来给我写来了很多信,表示感谢. 　　体委的庄则栋,张燮林,李富荣,徐寅生.江青都让我去保他们的.她说,他们是为国争光的,斗人家干什么.说他们跟刘少奇路线,.他们都是小孩,有什么路线?说他们跟贺龙的.江青说,他们跟贺龙有什么关系,他们又不打仗.听说江青让我去保他们,总理高兴了,他就叫荣高棠来找我,荣高棠是我团校的老领导.他就到钓鱼台来找我.见了面都很高兴. 　　其实,要说跟江青在历史上有过怨恨的也就是周扬这些人.周扬的弟弟,田汉的弟弟那时看她长得漂亮,都想对她非礼,她都严词拒绝,坚决反抗.他们没能得逞,而周扬,田汉竟听他们弟弟的话,不让她接组织关系.但在文革时,江青并没有让我去整周扬和田汉的弟弟.那时我可以说是江青最亲近的人了,她如果要整什么人的话,一定会先跟我说的. 　　后来审判她的法庭说她让叶群叫人去迫害郑君里和一个姓秦的保姆.目的是企图掩盖她当叛徒的历史. 这完全是栽赃陷害.那时她连组织关系都没接上,叫她叛变什么?老实说,江青真要想抓什么人,不叫张春桥,姚文元就近去.要叫叶群派人去?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很可怀疑.　　江青倒是几次跟我讲起那姓秦的保姆的事情.说她当年在上海时候, 有一段时间她非常困难,有时甚至没东西吃,常饿肚子.多亏一位姓秦的保姆对她好.那保姆白天是在一个有钱人家干活,晚上常常带点饭菜回来给她吃,而且还很照顾她的面子,说是让她尝尝她做的饭菜味道怎么样.江青非常感激她.解放后,还请她来北京在一个幼儿园工作,可这保姆说在北京住得不习惯,还是要回上海去.江青要我有机会去上海时,找找她去,看她生活的怎么样,能不能照顾她些什么.可后来不知谁把这个保姆关起来了,我估计是叶群那些人干的事.她可能是为了讨好江青而办了错事.但这事江青根本就不知道.后来审判江青,邓小平那些人叫那个保姆出席”法庭”,控诉江青.江青听了一愣,诚恳地对保姆说,她不知道这事.我相信江青说的是真话. 　　事实上,江青在党内并没什么仇人.她1933年入党,不久就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之后直到1937年才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到38年就嫁给了主席.你说她在党内能有什么仇人.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嫉恨她呢.江青跟我说, 有些人如项英他们其实是对主席不满，他们不敢对主席怎么样，所以就都冲着她来了。 　　 江青和周总理 　　江青是不会反对周总理的。他们两个是有友谊的。那时中央文革开会的时候，他们两人在大问题上的意见基本都是一致的，至少有百分之八,九十的意见都是一致的。文革时有临时工,外包工造反,他们的生活待遇很低,处境很困难.而且,确实有不公平的地方.江青看了材料,难过得哭了。就跟总理说,他们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呀,为什么不能公平对待他们?总理说,国家财政有困难,暂时拿不出这么多钱来。江青听了也没有办法。江青和总理的关系像是兄妹一样.江青是经常给总理撒娇.常要总理帮她解决些生活上的小事,总理也很愿意给她出些主意.绝不是像有些人讲的什么总理经常被她弄得哭笑不得那样的.那都是胡说八道. 　　一天,周荣鑫的女儿来找中央文革,说她爸爸说的,有件事只能跟江青或者戚本禹说,别的人一个也不能说.我去请示江青,江青就叫我去听听,我说我一个人去不好,总要有个人一起去才好.江青说,那叫关锋和你一起去吧.周荣鑫女儿把她们红卫兵查到的一张旧报纸拿出给我们看,上面登载了伍豪的启事.我们虽然是第一次听说,但当场就跟她说,这是国民党造谣.关锋讲得比我还具体,说总理是什么时候去的苏区的,还说,如果总理叛变,那他还会领导红军长征?周荣鑫女儿听了很高兴,说她也不相信总理会叛变.但她爸爸说,这是组织原则,这事不能去和总理讲.所以一定要来找江青.我们向江青作了汇报.江青说,她知道这事,那是敌人造谣.主席也知道.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就在一次中央文革的会议上讲,哪个时候总理已经在苏区了,当时苏区的报纸就辟过谣.后来我在监狱的时候,他们来向我问过这事.说是江青怎么利用这事来反总理.我说,胡说八道,江青当时就说这是敌人造谣.后来汇报给主席,主席也在会上讲了是敌人造谣.我当时还给那些人详细的写了一个材料,说明经过.这份材料的底稿我至今还保存着. 　　后来出现了一个反总理的所谓的“五一六兵团”.这件事是江青和总理叫我去商量办法。五一六兵团的领头人叫刘令凯，是机械学院的学生，他们认为总理是“二月逆流”的总后台，是最大的走资派，他们在晚上出来贴反总理的标语和大字报。后来被群众扭送到公安部，谢富治批准关押了三个人。我去的时候，总理正和江青在谈这事。总理说，这样做不太好吧，反对我，就要抓人家。这不行。只有反对毛主席，才能抓啊。江青说，那这样,叫我去把这几个人严厉的批评一下。然后以执行总理指示的名义把他们放了。我做了个会议记录,就驱车去公安部办理此事.我到了公安部后,与谢富治会了面,向他传达了会议记录.谢富治说,这样处理对.就陪我去审讯室.我跟这几个人训话，我态度很严肃地说,你们反对总理就是反对革命，把个“对”字去掉，也可以说你们就是反革命，这是很严重的犯罪。革命群众把你们送来,谢富治批准关押,都是非常正确,非常必要的.只是总理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觉得你们年纪小,不懂得政治斗争的复杂性.告诉我们对你们进行教育后释放.我现在是奉总理的命令放你们。按我们的意见是不放的。包括江青同志也是不放你们的。这几个人表示了对总理、江青和中央文革的感谢。并说回去以后再也不反总理了。可回去以后他们还是照样反。后来又被扭送进了公安部。 　　总理也是不反江青的,他和江青的关系挺好.可总理底下的很多人却都反对江青,但不是总理叫他们反的. 　　邓颖超是很关心总理的.她那时给我写的条子有一大摞.每次开会晚了,她都叫她的秘书(姓赵)给我送条子过来,上面或者说总理今天感冒了,或者说总理昨天没睡好,叫我让总理早点回去休息.每次总理开会,邓颖超虽然不参加会议,但她都要到人民大会堂等着,等总理开完会一起回家.我收到条子,只要是我参加会议主持的,我就会想法尽快把会议结束.有时还有人要提问题,我就说,让总理先走,剩下的问题我来解决.而每次总理离开以后,邓颖超又会让秘书递条子给我,上面写着,非常感谢你. 虽然她在生活上很关心总理, 但是她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却跟陈毅,谭震林这些人差不了多少.而总理对文化大革命认识却比他们要深刻的多了,并不是像有些人说的,他只是在应付主席和江青.有次我跟总理说,你那么忙,应该让邓颖超同志也出来工作,向江青同志那样的多好.总理很认真地给我说,本禹啊,这话我就跟你说,我和小超按理在政治上应该是一致的,但实际上有许多地方是不一致的.,我们经常有讨论(我记得很清楚,总理是说讨论,而没有说争论), 很多地方她的认识跟不上.所以我不能让她出来工作,不然说错话,影响党的工作. 　　 江青和毛主席 　　也是1966年我在上海的时候,江青通知我,让我回北京以后就去中南海工作,中央决定由我接管田家英的全部工作。那时田家英的事还没有向外面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五一六通知后。5月20日,安子文(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王力和我三人向田家英当面宣布了中央要他停职接受审查的决定。第二天,田家英自杀。田家英的案子当时是作为杨尚昆一案的副案处理的。 　　总理跟我说,中央决定在中南海成立秘书局,让我来当局长,我说,我资历太浅,经验也不够。总理说,那我叫童小鹏给你当副局长,协助你。我说,那怎么行呢,他是红军时期的干部。让他当局长,我当副局长还差不多。总理同意了。那个时候我就在钓鱼台和中南海两头跑。我几乎每天都要和江青通电话,报告中央文革和中央秘书局发生的事情。因为她既是中央文革的领导,同时主席那里的事跟她讲也比较方便,因为她可以及时地报告给主席。有次我向她报告说,我去北大等一些地方看了,到处都是标语,有红的,黄的,绿的,很壮观.一派革命的朝气蓬勃的气象。后来主席在"有所思"这首诗里就有"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的诗句,我知道那是江青把我的报告给了主席的。 　　主席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是叫我去烧掉的。这封信是主席在外地时叫总理交给江青的.总理和王任重都把它抄下来了。后来陶铸也抄了一份，可能是从王任重那里转抄的。总理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告诉我，他亲眼看见,总理亲手用行书抄了一份。1971年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这封信就是根据总理的抄件来的。当时是总理拿着主席那封信去大连给林彪看了，林彪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意见。信回到了江青那里.我是在江青那里看到她捧着主席信的原件，把信唸了一遍给我们听。后来叶群找江青说，我们那位对那封信感到不放心，怕以后被人利用来攻击他。江青就请示了主席。主席说，那就把信交给叶群，放在他们那里好了。可是叶群还是不放心。因为放在他们那里，他们也不好随便处理。江青再请示主席，主席说，那就烧了吧。于是江青就把叶群叫来，当着她的面，叫我和卫士大孙把信拿到窗外花坛上去烧掉的。江青和叶群他们就站在窗前看着我们烧。烧的时候我心里很舍不得.但要执行主席指示,不得不烧. 　　二月逆流以后,林彪把谭震林给他的信转给主席,但他没转给江青.他说谭震林糊涂到如此地步.但其中的意思就是让主席看看,人家都反对江青的. 　　江青跟我说,人家说我是武则天.主席跟她说,你有武则天的本事倒好了.你连慈禧都不如.慈禧的本事大着呢.江青说她听了以后感觉受到了刺激.她怎么连慈禧都不如.慈禧是卖国的. 　　那时我正在写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这篇文章,体会到主席说的是对的.胡乔木揭发:刘少奇还说,光绪总比慈禧好吧.主席说,在对付外国人入侵这点上,慈禧就是比光绪好.因为她输掉了甲午战争,所以她不甘心.这才支持义和团的.而光绪却老是要依靠外国人.我几次听到主席这样说.但我和江青一样,很讨厌慈禧的.但是主席这人看问题,从来都是很深远的.慈禧统治晚清几十年,摆平了多少内部的纷争.她连自己的军队都没有了,还能把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玩弄在股掌之中,那个政治才能是不得了的. 　　但是,江青不像陈伯达那样老是动摇,二月逆流以后,她跟我们说,你们不是还对人家抱有希望么.你看,人家现在打上门来了.主席说了,人家(指刘少奇)掌权,我们就得掉脑袋.恐怕这些 人(指谭震林他们)掌权,我们也得掉脑袋. 　　 江青和”一月革命” 　　1966年12月26日主席生日那天，主席请了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姚文元和我到他家里吃饭，江青也在座。林彪,总理,康生都没有请.我还记得很清楚，毛主席在吃饭前和举杯祝酒时，两次说了，明年要进行“全国的全面内战”。毛主席的这个话是他对1967年全国工作方针的决定，并显示了他的决心。 　　毛主席在那天晚上和我们谈话的主要内容，是为了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明年要全面批判 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要抓大批判，叫我们都要去写文章。 　　关锋说,他准备从伦理道德观上面批判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休养”。 　　姚文元那天是说他准备从“武训传”以来的文化路线上批判刘少奇。可后来不知怎么变成了批陶铸了。本来姚文元批陶铸的文章里没有写批“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内容的。是毛主席给他加上去的。这到后来又变成是批“五一六”极左了。 　　王力当时提出要批“三自一包”，“三和一少”。后来实际上只写了一个批“三自一包”的文章。批“三和一少”被720事件冲掉了。那个时候王力在外交部支持造反派，他一批“三和一少”，矛头就对着陈毅了，还势必牵涉到总理。他说是批判王稼祥，其实当时外交的事情都是总理定的，王稼祥算个啥。我每次看到在会上讲批“三和一少”的时候，总理的脸色总是很难看的。王力还进一步地要把批“三和一少”拔高到批“三降一灭”。 　　张春桥说,他想从社会基础上，从走资派产生的社会根源上来批判刘少奇。不过后来这个文章一直没出来。 　　毛主席对我说，你也要写。我说，我想写关于影片“清宫秘史”到底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这篇文章，因为从主席提出这个问题到现在一直都没人把它讲清楚。毛主席说，好。我又说，但我对义和团那段历史还不是很清楚。毛主席说，不要紧，你去写。写了给我，我给你看。因为主席这样跟我讲了，后来我写了之后就直接送给主席了，期间因为江青也来和我说了几次，所以也送给江青一份。其他人，包括总理，陈伯达我都没送。这个事，陈伯达，王力，关锋都对我有意见，说怎么不和他们讨论一下就送给主席了。主席对我的文章修改了两次，还在我的文章中增加了几段话。到第三次，毛主席说，可以了，你和大家去讨论一下，就可以发表了。由于主席已经看了并作了修改。所以大家也提不出多少意见了。 　　本来我提出这篇文章不要用我个人的名义,而用红旗杂志评论员的或者其他什么名义发表。可总理说，在国际上，用社论和评论员名义的文章大都是代表官方意见的。本禹同志这篇文章是第一篇系统批判刘少奇的文章，还是用个人的名义发表为好，以后的文章再用社论或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接着，总理马上就安排由著名的播音员朗读，向全国广播。在制作广播的过程中，新华社的负责人还向我提出，有些句子太长，朗读的时候不大容易读出气势来，让我改成短句子。 　　江青告诉我,这篇文章发表后，主席说,他提出批清宫秘史那么多年,没有一个人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来,这次戚本禹写了,并且讲出道理,所以要奖励我.我还没听说主席因为一篇文章奖励过谁. 江青说她有两架蔡斯照相机,要分一部送我.我说那东西太娇贵,我又不会玩.江青说,那你要什么.我说我很喜欢主席的字,希望能给一张主席的书法.江青和主席一说,主席就把他写的”满江红”那首诗送给了我,厚厚的一大摞.而且江青还是当着中央文革碰头会所有的人的面以奖励我的名义送给我的. 　　正像毛主席所预计的那样,进入到1967年,文革斗争逐渐地白热化。一月,上海的工人造反派起来夺了上海市委的权,受到了主席的肯定。 　　对一月革命夺权,老实说,我们都没有思想准备的.陈伯达是反对下面起来夺权的.陈伯达说,主席的一贯思想是对那些干部冲击一下以后都还要用他们的.连国民党的一些大员,解放后主席还用他们的.更何况那还是共产党的干部.主席还要用他们的.咱们看不清楚,就别瞎掺呼.他说,造反派最多只能起个监督的作用,他们没有管理的经验.不是专家.管理国家要靠专家.所以他对夺权的问题一直是持观望的态度.他派张春桥去上海,只是让他去解决恢复铁路交通的.但是张春桥有突破.他承认了工人造反组织.张春桥是勇敢的,因为这件事情对他来说,风险是很大的.起码他和陈伯达的思想是不一致的.所以他是经过一番战略思考的. 张春桥后来跟我说,他和造反派签协议的时候,是战战兢兢的.是有顾虑的.因为陈伯达反对,总理也反对.江青也没有什么具体的指示. 何况,陈丕显还是支持写评海瑞罢官的.是柯老生前要他支持的.陈丕显是听柯老的.我的思想和张春桥是一致的.但要说从造反派中培养出领袖来,来管一个城市,一个省.这种想法我也是没有的.张春桥在签字前先给我打电话.我说,这事你最好给江青打电话.你我两人都决定不了的.我也没法去跟主席说,因为没有材料.我说你跟陈伯达没什么可以谈的,谈几个钟头还是谈不拢的.你给江青打个电话.取得江青的支持.于是张春桥就给江青打了电话,江青在电话里跟他说,只要是怎么有利于工人造反派,有利于他们的成长,你就怎么办.不要有顾虑.但是江青也没想到要工人当权.直到主席表态支持上海工人夺权,她也觉得大吃一惊.这个时候,我们的思想才转过来.此前,还是受陈伯达思想的影响的.工人只能监督.不光是我们,连陈毅,谭震林他们这些人恐怕也是陈伯达的这种思想,认为主席只是把老干部斗一下,” 烧一下”,但不要烧焦了.以后还要用的.谁知道一下子就夺权了.这个打击对他们来说就太大了.这他们就不干了. 　　 各省市和各部委的造反派也纷起效仿。可是那些被夺了权的干部怎么肯甘心呢,而这些人在政治上的能量是很大的.我觉得,主席主要是考虑如何让人民的政权真正掌握在人民的手里,而不能让一些人因为当官时间长了,就把政权看成是他自己的。而在这一点上,可以说反对他的人那简直是太多了。因为这毕竟牵涉到了他们个人和集团的切身利益。 他们当然要拼命反抗.”二月逆流”主要的就是冲着中央文革来的。他们对中央文革支持群众造反夺权,简直是恨之入骨的。首当其冲的自然是江青了.我心里觉得,谭震林那天发作,本来应该是冲着我来的.因为我以前在中南海的情况简报上说了他的夫人搞特殊化的事,他对我一直怀恨在心,伺机报复.他看到江青那么相信我,重用我.他后来冲张春桥发火.其实张春桥没有得罪过他,我倒是得罪过他的.只是那天我请假在家里写文章,没有去参加会议.否则,很可能他会冲我来的. 　　其实我内心也是挺矛盾的.二月逆流以后,谭震林虽然被打倒了.可主席还是要保他.江青让我给群众去做工作.我那时说得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说,谭震林虽然有错误,但我们要看到,他和刘邓不一样,他在党内是拥护毛主席的.是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是坚决反对包产到户的.据说他听了以后还挺满意,说,这小子还算讲了句人话。 　　那个时候,陈伯达老是动动摇摇，顾虑重重的，一天到晚说丧气话，讲文革不行了，再这样搞下去，将来很多问题都要由我们来承担责任的。他害怕了。他比我们聪明，也更有政治经验。知道得罪了那么多人，最后就会殃及自己。他老给我们这么说。我们说，你这叫前怕狼，后怕虎，你跟着毛主席革命，还怕啥呢。毛主席胜利我们就胜利，毛主席失败我们也失败。可陈伯达不这么看，他说，毛主席不会失败，我们会失败。毕竟他党内斗争的经验比我们多。康生就不是这样的，他没有担心得罪了什么人会受报复这种事。康生比他坚定。所以毛主席早就对陈伯达不满，后来毛主席说陈伯达是不是看到我的革命大船船要沉了，就像个老鼠往林彪那边跑。 　　 江青和军队的文化大革命 　　我在八届十一中会议上作过个发言，说如果弄得不好,我们的文革也会出现像法国大革命最后的“热月政变”一样的结果。我的发言登载在了会议的简报上。我自己以为自己讲得挺好。江青却对我说，你得意什么?把主席批评你的话告诉你，你都会哭。我问，主席怎么说。她说，主席说，军队的事情你不要乱说话，心里有数就行了，你们不懂军队的事。主席还说，你看人家春桥，就从来不乱说话。我听了就说，我懂了，你告诉主席，说我懂了。其实,张春桥私下里和我交流过,他也有着同样的担忧的。从那以后，关于军队的事，我不敢多说话了。但是有关军队文革的事，我还是要给主席报告的，主席也都看的。 　　刘志坚不大听林彪的,叶群不愿意刘志坚当全军文革的组长.江青开始对刘志坚还好,因为一起搞过座谈纪要.后来有人揭发说刘志坚在背后怎么怎么骂江青.江青就说这个人是两面派,就叫我去批判他。 　　肖华的事情很复杂, 斗争肖华的事,刘志坚有责任.主席,林彪都说要保肖华.江青跟我说过,她批肖华是上了叶群的当.群众批肖华,让肖华在地上爬,主席知道很生气,说,你有错误,承认改正就行了么,怎么能在地上爬呢, 打死也不能爬.你以后还怎么指挥军队啊.为此主席明确指示,不准再让任何将军在地上爬.谁这样做就是武斗.总政的造反派为此事受到严肃的批评。 　　部队造反派冲击军委,总参机构,先是谢镗忠去讲话, 谢镗忠人很老实,但不起什么作用.人家都不听他的.江青叫张春桥和我去听取意见,并劝他们不可以冲击军委,总参.这才平息下来。 　　刘志坚被打倒后,毛主席点名让徐向前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可以说，在军队高层中，徐向前对文革的态度最好。徐向前说，现在最危险的就是中央里面出赫鲁晓夫，中央里面如果有人搞资本主义复辟，那全党就危险了。他坚决拥护主席的文化大革命思想。而且他说，这次文革要重视年轻人，不能光依靠老年人，因为老年人里面有些人关系错综复杂，包袱太重，所以要依靠青年，依靠群众。他公开表态支持年轻人的文章。说年轻人有革命朝气。还说，我读了年轻人的文章，受到启发.现在是小将教育老将了。他的这些讲话和表态，都能从当时中央文革的简报上查到的。 　　徐向前,李富春在二月逆流中的态度和陈毅,谭震林,叶剑英是有很大区别的。 　　叶剑英原来参加中央文革的碰头会的,二月逆流以后,总理就不叫他参加了。 　　这时,主席指名叫粟裕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江青非常赞成粟裕参加中央文革会议.但后来,总理让粟裕去管国防工业. 　　原来碰头会都是在中南海怀仁堂开的,二月逆流以后就改在钓鱼台开会了。 　　贵州省军区司令李再含支持造反派的事,青海省军区司令赵永夫开枪镇压造反派的事都是我从我们派下去的快报组那里得到情报,最早向主席报告的。主席看了之后,要我再进一步去了解核实情况,然后批发下去的。所以,在军队里有些人是把我和王力,关锋看作是对他们威胁很大的人。差不多是当时矛盾的焦点。 　　军队上层的一些人搞特权,搞腐败那要比地方上更厉害.这些情况都反映到中央文革来了.这些情况往往是由他们的对立面反映上来的.几乎每一级军队领导都有对立面.包括一些老帅. 而军队和地方那又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司令员,政委多是地方大员的好朋友.他们能支持你造反派?所以说是叫军队要支持左派,结果差不多多数军队支持的都是保守派。 　　武汉发生720事件的当晚,跟着王力他们一起去武汉的北航的一个女红卫兵乘乱从押解她们的汽车上跳下来逃出来,给中央文革打来了电话。秘书赶紧叫我起来,我到楼下一看,陈伯达,关锋已经在一楼的值班室了。他们好像正在拟写一个电文,准备宣布武汉叛逆。我就赶紧跑去找江青。她的秘书说,她吃了安眠药刚睡。我说,不行,事情紧急。你就说是我找她。我就在门口等着。江青起来一听,马上和我一起往值班室去,后来总理也来了。江青听了办公室简单汇报,当机立断说,走,到林总那里去。他这个人能处大事,果断。林彪果然是有决断力。他一边让人查,离东湖宾馆最近的是哪些部队,最快到达要多少时间。一边接通了主席那里的电话。林彪说,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主席好像不同意。说他在那里很安全。林彪马上说,不行。这是中央的决定,主席必须马上离开武汉。那主席也只好服从了。然后决定,让总理和邱会作马上飞武汉，保证主席安全离开武汉。接着林彪又在那里调兵遣将。等我们从大会堂出来，就看到北京的红卫兵已经在大街上刷上了”砸烂陈再道的狗头”的大幅标语了。他们有他们的消息来源。江青在回去的车上对我们说，我让你们找林总的,对吧。 　　林彪对720事件表现得是很积极的，我从来没有看到林彪对一件事情有那么积极的。一般中央开会讨论什么事情，林彪都不来的。有时请他来，他也不单独表态，只是跟着主席的表表态。本来在天安门举行的声讨大会林彪不来，但后来叶群打电话给我，说林总经过反复考虑，认为他还是来参加为好，他来表个态。我说那当然好喽。主席知道林彪要出席大会，就说汪东兴，杨成武都要上天安门。当时汪东兴给我打电话，说他也要上天安门。我说，你别开玩笑，你人都不在北京，怎么上天安门?他说，不是我要上，是主席让我上的,而且杨成武也要上.不是人要上天安门，而是名字要上天安门。我知道这是主席对大会表示支持。因为汪东兴，杨成武当时都是跟在主席身边的人。他们的名字出现在天安门领导名单里,就表明了毛主席对这件事情的支持。 　　那天,林彪在天安门上跟我们讲，那个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是最拥护张国焘的，是张国焘的得力部队。叶群就提出了要斗徐向前。会后就有人去抄了徐向前的家。抄徐帅的家是叶群下的命令。后来却把这件事推到我的头上。看得出,林彪是在因势利导,把矛头转向非四野的那些人.而对四野的人他都保护起来.可后来毛主席仍然指名要徐向前出席当年的八一招待会。 　　江青和林彪曾在文革中大吵过一架. 好像是为了一个总后的干部.其实也不是江青要反这个人.林彪有个特点,你反军队中非四野的,比如徐向前,贺龙的人.他都很积极.但你如果反到他的部下,他能跟你撕破脸皮翻.我看他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确实很厉害.肖华也是林彪的人,井冈山二十八团的.主席是保肖华的.后来叶群作了很多工作,江青和林彪又和好了. 　　那时,叶群和江青的关系看上去是很好的。她们在一起讲话，就像闺密一样的.江青一说就是你们那位，我们那位;叶群只说，我们那位，不说你们那位.提到主席,仍恭敬地说主席。他们一起说话也从来不回避我的。叶群经常跟我说，林彪很欣赏你的才华，叫我有空去他家玩。后来她又几次叫我到毛家湾去，我因为忙于日常事务,没能去,她不是很高兴。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4245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 邓小平一锤定音判处毛泽东侄子17年徒刑
热度 3 稻草 2013-7-29 17:07
鄧小平在1979年9月3日定下的。 这一天，邓和华国锋、李先念听取胡耀邦代表中央“两案”审理领导小组汇报中央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两案”审理工作座谈會情况，鄧小平一锤定音，他指出：“有些人罪行严重，要判无期徒刑。黄、吴、李、邱、陈伯达，可以作为一案，王、张、江、姚，包括毛遠新，作为一案，作为篡党夺权、阴谋政变的集团来处理，不要一个人一个人去写，要把他们的主要罪行写出来。审判‘四人幫’时，要把主要罪行，祸国殃民的罪行提出来。他们的罪行，不在于小的罪过，而在于祸国殃民、阴谋政变、篡党夺权。”（中1共中1央文献研究室编：《鄧小平年谱：1975－1997》中1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7月第一版，551-552） 最后，毛遠新是以“妄图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社會主义制度”的罪名，于1986年被沈阳中院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外加剥夺政治权力四年。 毛远新服刑期间被打断一条腿，至今残疾。 毛远新是开国功臣毛泽民的儿子。 毛泽民（1896年4月3日-1943年9月27日），化名周彬，男，汉族，湖南省湘潭县人，中共党员。毛泽民是中国国家银行第一任行长，国民经济部部长，他是毛泽东的大弟，1921年，在毛泽东的教育和影响下，他毅然离开了朝夕劳作的韶山冲，走上了革命道路，成为一名革命家，1922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2月，受党中央派遣，先后出任新疆省财政厅、民政厅厅长等职。1942年9月17日，毛泽民和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反动军阀盛世才逮捕。1943年9月27日，毛泽民与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47岁。 （作者：老田）
3448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 国庆60年对中国经济评述 陈晓农博士（陈伯达之子）ZT
热度 3 他乡异客 2013-2-10 10:25
国庆60年对中国经济评述 陈晓农博士（陈伯达之子） 主持人：我们今天请到普林斯顿大学社会经济学系博士陈晓农先生来和我们分析一下。 这60年，中国经济体制回到1949年 陈博士：今年是中共建政60周年，通常人们把最近的30年叫做“改革开放以来”，一谈到经济建设成就，主要是指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但是，这样的谈法其实是很片面的，因为他还有前面的30年没有涉及到。其实，从整体来看，这个60年分成两个阶段，能够非常清晰的划分出来：前30年主题是革命，后30年主题是改革。 如果我们单看革命，革命的成就也很大：实现了社会主义改造，实现了计划经济，建立了人民公社，工业增长也不慢，也建立了初步的工业体系等等等等。如果单看这后30年改革，成就也不小，建立了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了，经济增长也很快。但是有一个大问题，就是当你把前后两个30年搁在一块儿的时候，问题就发生了。很少有人谈，前30年的成就和后30年的成就是什么关系。要稍微想一想就会发现这里面存在一个很大的悖论。改革的对象是什么呢？改革改的不是60年前的国民党时代的体制，改革改的正好是革命的成果，改的就是30年革命的计划经济、人民公社、公有制。换句话讲，改革其实是对革命的否定。 再进一步看，60年走下来的结果是中国在经济体制回到了原点，回到了1949年以前。今天中国讲改革开放取得巨大的成就，中国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可是，我们可以问一个问题，1949年以前中国什么体制？那时候就是市场经济体制。那时候也对外开放了，那么为什么中国要用革命去把市场经济体制消灭了，花了30年时间，然后再花30年再把它重新建立起来？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就好比说：一个管家把主人的房子给拆了，拆完以后再花很大力气把它重新盖起来，这主人该赞扬他什么呢，赞扬他后来盖房子的努力，还是赞扬他拆房子的勇气。其实，后30年的改革不过是将功补过，补的是前30年革命的过。如果把这样放在一起来看，前30年、后30年合在一起，其实没什么成就啊！ 这些成就不都是把他切成两个30年以后，分别闭着眼睛谈的吗？如果把前后30年连贯起来一看就不对了，后30年改革开放，目的只不过是弥补前30年革命造成的祸害，或者说革命30年建立计划经济、公有制这条路是根本走错了。走错了以后，后30年改革开放才重新走回来，把中国经济再放回到正常的轨道上去。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其实没有太大的成就。 就制度建设上，中国只不过是回到了原点，花60年时间折腾了几代人，中国执政党才明白，原来经济体制是不能胡折腾。毛泽东错了，陈云也错了，当然邓小平当年也是错的，因为他也是毛泽东推行大跃进的主要的一个得力干将。当时毛泽东说了，大跃进他是主帅，邓小平是副帅，那么今天如果追究大跃进的责任，邓小平难道不应该承担很大的罪责吗？ 主持人：提到这个前30年、后30年，它后30年等于回到原点。经济制度回到原点，但是我觉得掌握资本的这些人其实是完全是一个大调个。 陈博士：讲到这里，要看到中国这场天翻地覆的革命到底带来了什么？结论其实也很简单，它只是把原来的统治阶级推翻了，把原来这些流离在社会底层的一些想造反的一些小文人，一些地痞，说得好听点是造反者，说得难听点就是一群土匪地痞，吸收到所谓革命的队伍中，成为革命的骨干，最后这批人掌了权力，取而代之成了新的统治阶级。 现在是他们的子孙辈在中国统治着，在中国成为亿万富翁。所以，革命不过就是换一批人发财而已，这批新发财的人更糟糕！过去历史上的士绅阶级还有点所谓知书达礼，还有一点伦理。今天中国的统治阶级──共产党的精英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文化层次比历史上历代的官僚还要差。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出现过官僚队伍如此的吃喝嫖赌到现在这种程度。如果用“腐化”形容，那么今天中国共产党官僚的腐化程度，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如果硬要讲中国模式，那么就是说中国模式一个重要特点是，他造就了一批红色贵族，一批腐化得登峰造极的红色贵族，这就是中国特色。我不相信全世界会很欣赏这样一个东西，会认为这套模式应该在世界各国推广。 主持人：中共从前30年的革命到后30年的改革，经济制度上等于是走回到了原点，而财富却被腐化到登峰造极的红色贵族所掌握着。 有这样一组数据迷惑了很多人，60年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7倍，人均年收入超过了3,000美元；财政收入增长约1,000倍；外汇储备增长１万多倍，位居世界第一；进出口贸易总额位居世界第三，占世界贸易比重达到7.9％。那么，这些数字是否至少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了呢？ 陈博士：我算了一笔帐，从1957年到2007年，中国的经济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0％，在世界上可以维持50年年平均增长10％，是个非常可观的记录。但是，我同时也算了一个帐，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中国农村7亿多人口，年平均生活消费支出，2007年是3,000多块，1957年是70多块，年平均增长了3％。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经济增长了50年，年平均增长10％，占人口70％左右的农村人口，他们的年平均生活消费支出只增长3％。只相当于经济增长率的1/3。换句话讲，这个10％的增长，获益的不是占人口大多数的老百姓。再进一步看，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需要进一步分析。刚才提到农民50年生活消费支出的能力，就是消费支出的水平，年平均增长3％，是个什么状态？有人说年平均增长3％也不错了，很高了。所以，你光从这个增长率本身是说不出好坏来的。 所以，必须要做一个横向的比较，和谁比呢？很简单，和国际平均标准比。2005年，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贫困线是每人每天生活消费支出低于1.25美元，算是全球范围内的贫困线以下。那么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刚才讲到的2007年中国7亿多农民，平均年生活消费支出3,000多块，平均每天是8块多人民币。按当年汇率算，一年折合1.16美元，也就是说刚才讲的连续50年平均每年经济增长10％的结果，是占人口70％以上的农村居民，他们的生活水平经过50年的增长，仍然在全球贫困线以下。 做了这个比较，很快就会发现大问题。中国这个发展，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其实大家是希里湖涂的。只知道“发展”两个字，知道字面上的理解，发展就是增长，但发展是增长吗？我们从刚才举的这个例子，高增长50年，农民的生活水平仍然在全球贫困线以下，从这个事实说明：“发展”不等于“高增长”；“高增长”不等于“正常的发展”。换句话讲，发展是有良性的和非良性的。非良性的发展是越多越糟糕。那么，到底什么样的发展才是正常的发展，正当的发展呢？邓小平在中国讲了一句名言，当然全中国所有的官员从上到下都照抄不误，叫做“发展是硬道理”。我一直在一些讲话中说，邓小平讲错了，因为邓小平不懂什么叫“发展”。他连发展都不懂，还谈什么硬道理呢？ 其实，“发展”是有标准的，发展的好坏是有一个尺度，这个尺度就是谁获益。在中国谈到发展的成就的时候，很多人常常用国家的概念──中国国家的实力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提高了等等等等。这个时候常常就混淆了一个东西，就是把国家机器和组成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国民给混在一块儿。似乎国家机器的能力增强，就是老百姓的利益增加了，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中国的问题恰恰就出在改革开放也好，经济增长也好，最后获得收益最大的是国家机器和国家机器里面保护的这些官僚集团，中国现在叫“特权阶层”，或者叫“官僚群体”。但是，他们获益不等于说中国的大部分国民获益，如果发展增长值被占人口百分之几的这么一小群官僚群体获益，那应该讲这个发展是失败的。 首先，这个发展在中国是没有准确目标的，或者说政府心里很清楚他的目标就是让官员富起来，至于老百姓苦下去他是不管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官员变得越来越富，从发展中获得了绝大的好处，老百姓却得不到好处。当然，如果从一个正当性的角度来讲，发展要有正当性，那就是说只有当这种发展给70％、80％、90％的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稳稳当当，逐步提升的生活水准，这样的发展才算是有益于国家的，这个国家指的是全体国民而不是国家机器。如果按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发展走上了歧途，这个歧途的标志，就是他只满足于一小撮权贵阶层的需要，而不去顾及大多数国民的需要。换句话讲，这个发展背离了社会公正，很多人认为社会公正只不过是一个口号，说说而已，需要说说，拿出来讲一下，讲完了也就拉倒了。还有人认为社会公正就是政府给贫困阶层发一点小钱，给一点施舍，救济之类的，然后就叫社会公正了。其实，社会公正复杂得多。社会公正首先指的是在一个社会里是不是不同社会群体拥有同等的政治社会权利。比方讲：选举的时候，普通人和官员是不是同样只有一票，普通人的政治权利、经济权利不会被官员剥夺。像这样的问题是社会公正的一个基本前提。中国的社会不公、收入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扩大，其实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经济权利上存在着社会不公，最后必然导致国民经济收入分配的不公。 那么，这个社会不公模式下的这种经济畸形发展必然会造成一个结果，就是中国有几亿劳动力，拚命生产却不消费，或者基本上不消费，省吃俭用过得苦哈哈。那问题就来了，这几亿劳动力拚命生产出来的东西，他们自己买不起，中国是那么大一个国家，十几亿人口，其中7、8亿是这样的状况。那个产品不知道要卖给谁，如果卖不出去，那么他的生产也就没有意义了，工厂就关门。 所以在中国而言，通过全球化找到了一个出路──那就是这几亿人拚命的生产，但自己又不消费，然后想办法卖到国外去。卖到国外以后，获得了外汇，这个钱又被政府借给了别个发达国家。就是把外汇以外汇储备的形式存在了外国的银行，或者是把它变成了外国的国债。那么这样的话，相当于变相的把中国的老百姓创造的财富再借给外国人，特别是发达国家，然后请他们用从中国借的债来买中国的商品。 当然这样中国的经济就增长起来了，但稍微有一点头脑的人，都会想到这样的经济增长能长期下去吗？其实不可能的。总有一天外汇储备积累到一个严重的程度，总有一天这个出口会出到再也卖不动的程度。那么，去年的经济危机正好就造成这一个转折点，从那一点开始，中国的这种畸形的发展模式走上了一个瓶颈，再也走不下去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共政府费了很大的力气想要通过房地产、政府的公共设施投资，用这些投资拉动经济。同时，中共也面临一个叫做“内需不足”的困惑，那就是国内老百姓的消费越来越少、占整个经济比例日益下降。整个经济能靠百分之几的官员，占人口百分之几的官员来消费带动吗？谁都知道不可能的。一个官员再能喝酒，他一天也不能喝80斤、100斤酒，他再能胡吃海喝，一天也顶多吃掉几千块、上万块，他们仍然不能代表7、8亿人去消费。所以，中国的内需就拉不起来，因为这个经济结构是畸形的，是背离社会公正的，占大多数人口的老百姓没有消费能力。 现在中国面临了一个困境，60年后，看起来中国好像是经济增长率也提高了，外汇储备也达到世界第一了，似乎是一个非常神气的状态。但是就在这神气状态的背后，你可看到他存在一系列无法解决的经济病症。这些经济病症正好是中国这个畸形的背离社会公正的发展模式所表现出来的一系列征兆。这些征兆都是没有办法靠一些小政策能够轻而易举就扭转的。 主持人：将来中国将面对的就是难以解决的这些问题，那也很显然现在很多国际上有的人还认为中国能够带领世界走出经济危机的低谷，也是一个幻想啦。 陈博士：不光是幻想，那是无知。可以这么说，谁这么以为，谁就是无知者。但是，很遗憾的就是尽管这个世界很大，也有很多有名的人物，但是不排除他们当中无知者占相当大的部分。 主持人：我觉得您刚才论说的现在这个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很客观。但另外还有一些人他们也说了一种中国模式，您对这个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吗？ 陈博士：中国模式在中国国内被称做“中国模式”。在国外有那么一、两个认识上很糊涂的西方学者，把他称做“北京共识”。就是说现在中国已经创造出一个全世界应该模仿的一个共同的价值理念，当然中共政府是很喜欢这样的说法，中国的学者也是趋之若鹜。但很可惜，这个北京共识好像并没有在全世界媒体上真正得到多少反响，只是在中国的媒体上被中国少数御用学者在追捧。 事实上，所谓的中国模式，就是我刚才前面讲的这个：“畸形的背离社会公正的发展模式”。今天已经走到处在左右为难，进退两难的状态下。如果说他有什么特质，有什么中国模式的特点，那就是，早早晚晚他会进入今天这个状态。如果说过去这么多年来有那么多人看不到这个结果，一再盲目的吹捧，那只能说他们的眼界缺乏前瞻性，他们的思维过于狭窄。本来中国模式今天出现了这个结局，应该是十年前就看到。 主持人：是。在10年前，何清涟老师就在她的著作《中国现代化的陷阱》中分析了中国改革的巨大问题并且预言了必然的结果。这本书已于1998年出版，当年就畅销300万册。虽然在中国已经成为了禁书，但是已经翻译成多种语言在全世界畅销。 何老师也因此被《三联生活周刊》列为影响中国的二十五位时代人物之一；被美国《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评为“亚洲之星”；被读者称为“中国改革的良心”。我们下期节目就请何老师对60年来的中国经济进行一下分析。
个人分类: 转载|6176 次阅读|6 个评论
更多...

Archiver|手机版|珍珠湾全球网

GMT+8, 2024-5-26 18:52 , Processed in 0.040811 second(s), 10 queries , Apc On.

Powered by Discuz! X2.5

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