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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以日本为突破口要回本该属于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稻草 2016-12-12 20:36; 川普同志满怀信心想搞美国梦，那就先让他折腾折腾，中国随时欢迎“共同发展”。可笑的是，最近美国、欧洲、日本都不兑现承诺，耍流氓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一方面是中国签署协议时轻信了它们，另一方面也证明了这些国家是无赖。按照美国市场经济理论的市场机制的标准，资本的标准，中国现在是地地道道的市场经济国家。美国人会说，中国有国企。这就怪了，欧洲国企不少啊，就占国家经济总量而言英国有10％，法国有18％，德国有15％，新加坡国企更多了，以及奥地利国有经济占工业的70%。咋啦？对中国就不一样了？国企也是按市场机制运转啦，也是市场经济啊？！显然，这就是丧失国格的耍赖！中国就没有办法了吗？非也。很显然，它们这样一耍赖，道义的大旗就紧紧地被中国抓到了手里。现在是该高高举起道义大旗的时候了！具体办法就是以日本为突破口，推进全球国际关系向健康方向发展。一是要利用日本在华的资本家对日本政府施压，承认中国市场经济的地位。二是要利用日本媒体宣传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思想，让日本普通老百姓知道中国的政治，明白中国是为员工服务的，员工是国家的主人。三是中国要让在中国的日本资本家明白，中国是给资本家合法地位的，是尊重资本家的。四是中国要通过媒体和中日民间交流，让日本人民明白，一个人民的政府才是日本人民应该要的政府。五是中国政府要启动中国与各国的民间文化交流，宣传中国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思想，建立广泛的世界人民大团结的局面。目前来讲，资本家抱团很厉害，但它们的末日渐渐显露，美国大选的社会主义启蒙运动，英国脱欧的员工革命启蒙运动，意大利公投失败的员工革命启蒙运动，明年欧洲各国的大选也显现员工革命的大势在逐步形成。中国需要团结各国被压迫的广大人民群众，这些群众才是中国团结的绝大多数，也是目前最可靠的力量。六是对日本的思想宣传，也断了台湾台独势力的后路，有利于台湾的回归。七是一旦日本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欧洲就好办了，美国的事也好办了。八是中国也要着眼未来，作好重塑全球国际关系的准备，团结一切支持中国共同发展的国家和人民，携手前进。郑少秋 - 笑看风云.mp3;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1803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美国是资本经济不是市场经济: 稻草 2016-12-8 08:18; 物物交换的出现，就出现了市场，市场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的现象。随着货币的出现，市场交换更为频繁，市场机制逐步发展起来了。这种市场机制是指产品的生产与交换的经济活动。由此观之，市场机制是社会经济生活的一部分。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统治一切，由此以市场机制为基础形成的社会经济制度就是资本经济制度。因此，美国是资本经济，不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最初是由资本主义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提出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引申而来的，这个看不见的手，实际是从私有经济出发的，这是他的一个基本点，可是，后来的人把这一点忽略，只讲市场，这样导致了市场经济的出现。实际上，市场经济是欧美等资本主义国家掩盖资本统治一切的一个烟雾弹，是骗人的。美国是资本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中国在毛泽东时代也有市场机制，有商品的交换，有商店，但是它是属于人民经济，也不是什么市场经济，也不是计划经济。改革开放后把毛泽东时代的经济说成是计划经济是错误的，计划只是当时人民经济的一个调控手段罢了。因此，市场经济实际就是一个骗局，问题是骗局仍然上演，中国还说市场起决定作用。中国现在的经济是资本经济，在公有经济占到51%以上后，与中国的社会主义组织和思想相匹配后，中国才是恢复到人民经济。人民经济的决定因素是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什么市场决定论。市场决定论实际上是唯心主义的，是反唯物主义的，当然也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是和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世界的未来是属于各国人民的，人民经济将成为世界经济的主流是历史的必然。何占豪 - 伊犁河畔 (民族管弦乐).mp3;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1403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美国有经济原子弹？？？: 稻草 2016-11-28 12:35; 公有经济的存在，及其相关制度设计的存在，让资本主义经济学失效了。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无法解决的问题，资本主义所有的经济学理论都是在需求与供给之间踩纲丝，美其名曰：经济存在不确定性。所谓不确定性，就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市场制度这只看不见的手。经济的形式从来都是不确定的，但本质是确定的。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这种本质的确实性已经很明确了，资本主义理论家不承认。于是，它们从商品交换的利益最大化出发，大唱边际效应的赞歌。不可否认，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客观存在的经济现象，只是把它作为一种制度，就具有很大的资本欺骗性。当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情况下，它是可以执行的，这就是美国1%的人占据90%的财富的原因了。有趣的是量子经济学的出现，把资本噬血的本性变成了血淋淋的账本，但华尔街的资本家们却得意地宣称，量子经济学可以象原子弹一样帮助它们称霸世界。事实上，量子经济学因为缺乏哲学的基础，而变成了下三滥的博弈经济论的元凶，这实在是对物理学的一种侮辱。殊不知，在公有经济的制度设计里，这种量子论博弈是失效的。当然一旦中国公有经济被私有化，那么，等待中国的真的就是经济原子弹了，“亡国灭种”也就“顺理成章”了。;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129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全新的《经济学》将结束市场经济时代: 热度 1 稻草 2016-9-22 08:20; 既然市场经济带来经济危机，为什么不用一种全新的视野来观察经济，解决经济问题呢？这正是鄙人原创的全新《经济学》理论著作要解决的问题。《经济学》将于年内正式出版发行，她的发行，也标志由西方主导的市场经济时代将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从周文王到管仲到历代经济专家或政治家，为中国赢得了冠盖世界的经济辉煌，可叹的是，近代它衰落了。如今的中国人正是高擎前辈的经济文化大旗的时候到了，结合西方唯物主义的艰辛的实践成果，成就当代中国经济理论的辉煌成为一种历史必然。 ————前进吧！中国人！ ————伟大的中国经济文化的复兴已经开始！云凯弦 - 城里的月光 - 小提琴版.mp3;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147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北京如何创新发展走出房地产陷阱: 稻草 2016-9-7 09:30; 房地产陷阱是中国经济发展中过度私有化造成的，如何走出房地产陷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如何走出来，如何发展，在鄙人前面的博文《从中国农村出发的中国经济发展六条》（简称六条）中已经讲明了。鄙人《思想在思考》的经济学部分，今年内会单独公开出版发行，名称为《经济学》。《经济学》提出了当今世界各国创新发展方向是生态经济。这个生态经济不是传统的生态学与经济学交叉的部分，而是一种新的经济模式的通俗叫法，是取代市场经济的经济增长方式的。那么，这里我们要谈谈北京如何发展的问题，具体如下：一、城市规划布局遵循的原则： 1、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并作出高效合理布局。 2、建设方便的轨道交通，公路交通，航空交通，水路交通等，要对现有环线交通作出修改，废除环线交通理念，转换为生态交通理念。 3、构建合理的行政区划。要根据如下的各功能区，对现行北京市行政区域作出调整，建设合理的城市区县。 4、以上各条，要以如下各功能区为服务对象，以城市控制协同，城市管理高效为引领作出部署。基本单元是生态镇，生态镇通过交通、通讯、行政区县联结、联系。二、首都行政区：建设两个行政区，即中央行政区，北京市行政区。摒弃城市中心理念，突出首都中心概念。现在通州的不要叫城市副中心，应该叫北京市行政区，西城区是中央行政区。行政区要按行政区的功能要求规划，遵循行政办公规律，遵循历史发展规律，对各要素作出合理布局，保留一些，迁出一些。三、首都功能区 1、研究创新区。要根据创新要求，进行分布式功能划分，分散到各个地理行政区，形成相应的创新经济圈。 2、高等教育区。以海淀为基础，遵循教育规律，对校园作出生态分布，形成相应的校园服务经济圈。 3、信息中心。要根据信息存储处理规律，合理分布信息化城市布局结构，形成相应的信息经济圈。 4、文化中心。所谓中心，要引领全国文化事业的发展，要作出合理布局，便于全国文艺团体的汇演，同时要有各专业组织，对全国文化单位作出指导，形成相应的文化经济圈。 5、国际交流中心。使馆只是国际交流的基础，真正要发展国际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要建设相应的组织机构，建设相应的交流场所和组织，形成国际交流经济圈。四、北京经济区 1、创意经济区。在全国经济分工中，北京分得研发与创意这一块的高精尖引领部分，可以此为基础搞创意经济区。 2、引导经济区。高精尖创新成果的引导企业，可以适当发展，不能过度，同时发展金融投资企业，对其进行引领性投资，并推动全国性的生态分布。 3、服务经济区。服务于北京的服务型企业，包括商业、餐饮、家政等各方面。 4、现在的企业咋办？不合在北京的，作出全国省市县镇的生态分布即可。值得一提的是，全国各城市的发展都将发生深刻的变化，房地产经济的时代已经要结束了。何占豪 - 伊犁河畔 (民族管弦乐).mp3;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1506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巴黎协定》敲响了市场经济的丧钟: 稻草 2016-9-3 20:48; 今天下午5时30分许，习近平和奥巴马先后向潘基文交存中国和美国气候变化《巴黎协定》批准文书。这标志《巴黎协定》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了。这，恰是敲响了市场经济的丧钟。经济发展到今天，人类文明已经由工业文明开始迈入信息文明时代，风行一时的市场经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正在这时，决定全球气候治理的《巴黎协定》产生了。你可能没有注意，这个气候问题是怎么来的，也正是工业文明的市场经济带来的。也就是说，这个气候问题的解决，标志着一种人类新文明方式的诞生，那就是信息文明。这个协定是一个政治文件，它直接推动生态经济的发展，和生态文明的进步。那么，这个生态文明下的生态文化，必然带来人们观念的彻底改变，包括经济的观念，也就是生态经济的观念将取代市场经济的观念。从而，市场经济将逐步退出历史的舞台，资本主义政治也面临一次生死重生的凤凰涅槃。;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1498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异客异论：韩二郭四现象说明了什么: 热度 1 他乡异客 2016-4-13 09:34; 韩二郭四现象说明了什么最近，有“剽窃作家”之称的小四（郭敬明的爱称），将自己的小说自导成了部小成本的电影《小时代》，上市仅两天票房就过亿，引起轰动和网友的吐槽。对于韩二和郭四，我只是把他们归类于娱乐人物，对于他们头上“作家”的光环，就如同修脚的被尊称为“著名外科专家”一般令人捧腹。那骗子韩二早已是过街老鼠自不待言，博客微博早已没了卖萌的脸皮，对于昔日嘲弄过的对手郭四一夜爆红，心中也只能是打翻了醋坛子个味暗品。如今郭四蹿红，正应了那句名言：“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最后要了“卿卿性命”。当今“戏子”的蹿红，多是后台老板精心包装并雇一帮伪票友砸银子力捧的结果，目的只有一个——钱。现在是一个笑贫不笑娼的社会，市场经济的本质就是不择手段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坑蒙拐骗偷无所不尽其能，想来各位吃、喝、用和呼吸早已是深有体会。只要投入产出比能是正数，何惧脱了裤子卖萌？所以说，骗子寒二和扒手郭四能大行其道，不是他们的错，是社会病了，“存在即合理”。一些无知小辈花钱凑热闹，长大了会后悔“那时我怎么那么二百五？”，老弟；那不是你的错，谁没年轻过呢？老朽可没那份闲钱和闲心，还不如泡壶龙井瞅瞅街妞儿来的更滋润。 2013年7月5日; 个人分类: 异客异论|415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谈谈阶级斗争: 热度 5 稻草 2015-11-25 08:44; 阶级斗争是一个令人痛苦的政治学概念，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存在阶级斗争。我是希望人类尽快结束阶级斗争的社会，迈入没有阶级斗争的，统一性社会。先谈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以美国为例。美国的阶级斗争是资本家与员工之间的阶级斗争，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方面，以市场经济为载体，资本家掌握员工的命运，员工是被压迫阶级。二是政治体制方面，资本家掌握参众两院，保证法律是为资本家服务的，例如法律条文保证资本的强势地位等；同时，保证行政权力接受两院的监管，保证总统权力为资本家服务。三是意识形态方面，强调资本文化是主流文化，并通过神学麻痹员工，排斥打击社会主义文化，压制员工革命。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以中国为例。中国的阶级斗争是压迫阶级与被压迫阶级之间的斗争，通过这个斗争，共产党代表被压迫阶级获得了政权，这时新中国成立。新中国后，阶级斗争也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方面。经历三个阶段，毛泽东时代，强调公有经济，保证干部与群众的经济权力相等地位。邓小平时代过度发展私有经济，目前为止私有经济占76%，这时公有企业的“厂长经理负责制”及事业单位"校长院长负责制“，把厂长经理校长院长等干部变为了压迫阶级，即新兴官僚主义集团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公务员里的贪官集团、官僚主义集团），职工教员研究员变成了被压迫阶级，同时私有经济里面老板是新兴的压迫阶级，员工成了被压迫阶级，广大农村农民成了个体户，势力小，也成了经济大户、官僚集团的被压迫阶级。现在试图改变中国经济结构为公有经济为主体，私有经济为补充，强调公有经济干部职工的平等，强调私有经济的老板与员工平等。二是政治体制方面。共产党代表人民执政，人民代表大会是人民的最高权力机构（毛泽东时代代表老百姓，邓小平时代代表上述压迫阶级，即官僚、资本两大集团。顺便说一下，这两大集团才是真正的”既得利益集团“），政协是多党合作的协商机构，政府、司法是人民权力的执行机构。三是意识形态方面。建国后通过划分政治成份，即地主、贫农等体现，后来根据毛泽东人民概念，地主通过改造后，可以变为人民，取消了成份，直到现在是逐步通过法制体现人民的平等性，排斥限制颠覆政权的资本势力集团、官僚主义集团，实现群众与干部，资本家三者的平等，在人民概念内保持国家意识形态的稳定性，先进性。郁可唯 - 寻龙记.mp3;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3483 次阅读|7 个评论

分享冯学荣：赤俄，国民革命以及东亚局势: light 2015-11-9 19:17; 冯学荣：赤俄，国民革命以及东亚局势问：古人说“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塞翁的儿子骑马摔断了腿，这本来是坏事，但不久后打仗了，村里所有健康的男子都参战并且都战死了，只有塞翁的儿子没有参战，他没有参战是因为他的腿残废，结果坏事成了好事。还有一段，塞翁丢了一匹马，这本来是件坏事，不料不久之后，这匹马回来了，不但回来了，而且它带了一群马回来、都归塞翁使唤，这反而又成了好事。答：是的，所以说：一个历史事件，我们往往要将它放在一个更长久的时间段里面来，综合考察，才能总结它的得失。所以我们要谈“抗日”的得失，要从1926年国民党北伐、和日本交恶开始谈、谈到1945年日本投降，这样还不算，甚至要将审视的眼光一直拉到1978年某国改革开放、重新承认私有制、重新走市场经济道路为止，也就是说，从1926年到1978年，要看这五十二年一整段时间的得失，才会看得更清楚。问：你在许多文章和著作中谈过：国民党北伐是中日关系恶化的重要转折点，能否具体说说？答：国民党北伐的动机是要推翻北洋政府、上台执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首先要从名誉上搞臭北洋军阀。怎样搞臭北洋军阀呢？国民党当年的秘诀就在于利用“民族主义”这颗药丸。当时国民党打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这两个十分响亮的口号。这两个口号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关键就在于“走狗”两个字。国民党将北洋军阀定义为“走狗”、“帝国主义的走狗”，国民党试图告诉人民：北洋军阀和帝国主义都是一伙的，是要一并打倒的。问：这跟日本有什么关系？答：关系大了。1926年之后，北洋政府实际上是张作霖在执政。而张作霖是在东北和日本鬼子鬼混出身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国民党为了打倒张作霖，将张作霖和日本鬼子当作一伙来宣传了。在当时，国民党打出了一个振兴人心的、抗日性质的口号——坚决收回旅顺、大连、南满铁路。问：旅顺、大连、南满铁路，在当时都是日本控制的。答：是，当时都归日本控制，其依据是1905《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以及1915年《民四条约》。问：那么张作霖是怎样对待这些条约的？他都承认吗？他支持日本人吗？答：张作霖是一个坚决反对赤俄的死硬派军阀，绞死李大钊，查封苏俄使馆，这些都是张作霖众所周知的作为。至于张作霖是否亲日？答案是：他表面上是亲日的。当然，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张作霖对日本的态度走向了阳奉阴违，但在1926年的关头，张作霖对东北的日本势力，还是支持的，至少在表面上是支持的。问：张作霖按理说也算是个爱国者，他为什么会支持日本势力在东北的存在？答：张作霖身边有一群稳健派顾问。当时的中国东北是一快危机四伏的地带。北面有赤俄，虎视眈眈。南面有日本，野心勃勃。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东北得以维持了从日俄战争以来长达二十多年的艰难和平。在当时维持这个和平的诀窍，就在于张作霖巧妙地、小心翼翼地维持了日、俄两国势力在东北的均衡——日本和俄国，谁也吃不了谁，所以东北得以暂时相安无事。问：也就是说，国民党想要将日本势力从东北驱逐出去，实际上是在破坏东北的势力均衡？答：正是。而更严重的是：国民党不但是在破坏东北的势力均衡，而且它并不知道自己在破坏东北的势力均衡。问：那么国民党排日的着眼点在哪里？答：国民党排日的着眼点在于“爱国”。当时的国民党人认为：大连、旅顺、南满铁路，都是日本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的、是侵犯中国主权的，只要是侵犯中国主权的，我们就一定要收回，为什么？因为我们国民党人都是“爱国者”。问：除此之外，是不是也有苏俄顾问的怂恿？答：当然少不了。在第一次国gong合作破裂之前，国民党有大量的苏俄顾问，鲍罗廷、达林、加伦、季山嘉……一大帮的赤俄顾问，他们打着“指导某国革命”的旗号，实际上干的是排除日本、英国在中国的势力、并最终全面赤化某国的“事业”，这是他们的使命，在今天看来，这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问：假设破坏东北日俄的势力均衡之后，东北就会赤化吗？答：应该是会的。当年赤俄顾问不是没有尝试在中国北方搞赤化，只是北洋军阀对待赤化人士的态度太狠，吴佩孚杀工人、张作霖杀教授，一个赛一个狠，赤化工作根本无法在北方顺利开展。问：所以赤俄看中了广东？答：是。所以赤俄看中了广东的孙文。这里山高皇帝远，北洋军阀管不着。于是，孙文搞了第一次国gong合作，赤化工作才得以从中国南方开始。问：北洋政府、日本政府、英国政府，它们为什么坚决反对赤化？答：因为这些国家的政权都是精英主义政权，都是富人、军阀、财阀、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的政权，而赤化则是煽动穷人打倒富人、均分富人的财产、实现公有制，而且当时的赤化国际宣扬赤化是没有国界的，也就是说，全球赤化蓝图实现之后，国界就消除了，所有国家都要灭亡，只剩下一个赤化的新世界。问：所以事后看来，当年反赤化是对的？答：现在看来，反赤化是正确的。公有制是违反经济规律的，是一场乌托邦的胡闹，是民粹主义，是一条铺满鲜花、但是却通向地狱的邪路。问：你曾经说过，张学良以国民党为靠山、在东北实施的排日政策，导致了日本军阀发动“九一八事变”、因而使东北沦陷？答：这样说有点过于简单。国民党的排日行为，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更多的原因，比如1929年经济危机、比如1928年赤俄第一个“五年计划”对日本的刺激等等各种合力，促成了“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但是话又说回来，张学良在东北的排日政策，的确是主要原因之一。问：那么我们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说，是不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党明智的决策是果断放弃东北、承认满洲国、并和日本联手、共同抵御赤潮？答：我认为明智的决策不是在“九一八”之后放弃东北，而是根本就不应该让“九一八”发生。国民党推翻北洋政府这个事，本身就是错的。问：你认为如果北洋政府不倒台、则日本侵华、乃至后面的赤化都不会发生？答：历史不容假设，但北洋政府比国民政府更加稳健，这个是不争的事实。假设北洋政府不倒台，那么日本和赤俄在中国东北还将维持很长一段时间的势力均衡，而某国的赤化，则更是成为未知数，也就是说，会不会赤化，都不一定。问：那么你认为“九一八”之后，国民政府应该怎么做呢？答：我没有更好的办法。“九一八”之后，国民政府当时的做法是不承认满洲国、并暗地里准备抗日、务求有朝一日收复东北——事实上，它也只能这么做，因为中国的民族主义浪潮已经被激起了，任何割地丧权的事情，谁都不敢做，国民党也不敢做，任何政治家都不敢轻易做，因为谁都不想“遗臭万年”、谁也不愿意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问：那么假设北洋政府不倒台呢，东北会怎样？会不会进一步被日本殖民地化？答：会。一定会。因为殖民东北是日本当年的既定国策，但这里要注意一点——“殖民东北”不等于“吞并东北”。我在前文已经讲过，日本殖民东北有两个动机：一是解决经济问题，二是抵御赤潮南侵。其中第一个动机是自私的，第二个动机也是自私的，但第二个动机同时也是为了整个东亚地区的安宁、具有一定的公益性质。问：当年日本人的思想很怪，他们认为东北根本就不是中国的。答：是这样的。在日俄战争之前，东北是清国的龙兴之地，属于军事管制区，一直没有设置行省。1905年日本将俄国军队从东北打跑、并将东北还给清国。1907年清政府实行“东北改制”、在东北设置行省。1912年清国颁布《退位诏书》、将东北作为嫁妆、并入中华民国的版图。问：但是日本不承认？答：官方渠道是承认的，但是有不少日本人心里不服，知识分子、政治家、军阀，很多日本人从心里认为：满洲是我打下的，是我打下在先，你国民政府受让在后。问：那么日本侵占了东北之后、又染指华北，怎么解释？答：因为国民政府拒不承认满洲国，所以日本觉得“日中必有一战”，主要是基于这种严重的不信任和不安定感，日本才要将华北“非军事化”、拉开满洲国和中华民国的距离，用俗话来说就是：我不和你做邻居，不做邻居了，就不见面，不见面了，就不会打架——这就是当年日本染指华北的主要动机——当然，我们必须指出：日本染指华北的行为是南辕北辙的，这正是日本人愚蠢的地方，属于败笔，他们未能在抵御赤潮和照顾中国的民族主义之间，取得平衡点。问：那么侵华战争打响之后、日本又侵略东南亚、并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又如何解释？答：有不少人认为日本人是先有“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然后才侵略中国、并吞并整个亚洲。我很遗憾地指出：这是政治宣传，不是历史，而是假历史。典型的倒果为因。事实上，“大东亚共荣圈”的口号，是在1938年初具雏形、并于1940年正式提出来的。事实的真相是：因为中日战争爆发了，日本的石油资源等不够用，为了维持战争，不得不染指东南亚、攫取当地的资源、以继续打下去。也就是说：不是先有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才侵略中国，而是恰恰相反——是先有中日战争，日本才产生了大东亚共荣圈的计划。诸位可以细读服部卓四郎的《大东亚战争全史》等史料，在此不赘述。问：据说汪兆铭在世的时候，他说过一句话：抗战胜利之日，就是某国赤化之日？答：是的。汪兆铭说过这个话。他在南京伪政府时期的多次公开演讲中，都说过这个话。我们不得不承认，汪兆铭是说对了。问：你是想说，中国人的遭遇，其实都是咎由自取？答：不但中国人。所有民族的遭遇，基本上都是咎由自取。包括日本民族，他们的命运，也是咎由自取。所有的现象都有其原因，一切的历史，都是因果环环相扣、一步演化为下一步，一步对则步步对，一步错则步步错。而且更讽刺的还是那个“塞翁失马”的定律——你往往要将眼光拉长到50年以上的时间，才可以对一个历史事件的利弊，作出更准确的判断。问：那么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到底有没有避免后来厄运的机会？答：中日谈判的档案显示，在抗战爆发的初期，假设国民党拿出“壮士断臂”的决心、果断放弃东北，并从此与日本联手、共同对付赤俄，那么国民党后来的覆败，也许是可以避免的，但这一点也不能肯定，因为放弃东北就失民心，中国有内＊乱的风险，所以说历史不能假设。问：但问题是，这个只能在理论上成立，在实际操作中，是不可行的，因为无论哪一个政治家，都不敢放弃东北，谁都不愿意戴上“历史罪人”的帽子。答：你说得对。但是当年的日本鬼子觉得你放弃满洲不算历史罪人，因为满洲在明朝的时候，本来就不是你汉人的地盘。换句话说，当年的中国人认为日本人对满洲太执着，可是在日本人眼中，中国人对满洲也是太执着了。问：中华民国的精英阶层有“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情怀、从小接受的是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教育，不可能接受丧权辱国、卖国求荣的事情。答：所以国民党当了文天祥、也因此失去了中国、并败退台湾。关注冯学荣公众号：fengxuerongdushi; 3901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刘鹤迅速部署国有垄断行业电力石油通信军工的混改工作: 稻草 2015-9-19 15:18; 刘鹤同志召开会议部署落实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相关工作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印发后，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刘鹤同志召开改革专题会议，研究《指导意见》中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牵头负责的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相关改革任务的部署落实。发改委副主任连维良同志参加了会议。　　刘鹤同志指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重大任务，是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举措。要认真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总体要求，着眼于夯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进一步做“活”做“优”国有经济，实现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更好融合，实现各种所有制资本的共同发展，更加积极主动地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提高国有经济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质量和效益，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刘鹤同志要求，下一步，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总体部署，结合电力、石油、天然气、铁路、民航、通信、军工等领域改革，开展不同领域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试点示范。要支持地方从实际出发大胆探索，及时总结推广地方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方面的经验。（来源：国家发改委网站）;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1849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罪恶累累的市场经济下中国奶农欲哭无泪（多照片）: 热度 3 稻草 2015-6-24 12:08; 市场经济下中国奶农欲哭无泪;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2911 次阅读|2 个评论

分享市场经济的丧钟已经敲响: 热度 3 稻草 2015-3-8 22:41; 在资本主义看来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在社会主义看来官僚主义也很难避免。这都有活生生的例子，例如 2008年的欧美金融危机，与1991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垮台。那么，人类就只能这样眼睁睁看着这个社会顽疾延续，而束手无策吗？不。当代系统科学、信息科学、控制论的出现，为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也提供了解决之道。这种解决之道，是结合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优点的生态经济。生态经济把人与自然统一起来，把经济、文化与国家机制结合起来，既解决了经济危机，也解决了官僚主义。通俗地讲，它把市场经济看不见的手，和计划经济看得见的手，变成了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就是说，生态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阶段，也给风头正盛的市场经济敲响了丧钟。;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1004 次阅读|9 个评论

分享中国下一步如何发展？: 热度 5 稻草 2015-2-13 12:11; 中国经济总的来说，一句话，就是搞生态经济。一、工业。一是继续打造制造业品牌。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合理布局制造业区域。充分利用工业4.0转型的技术更新机会，把市场渠道网络化，把技术创新透明化即研发与工厂之间不受地域限制，物流云计算化，全国统一调配产品配置，特别地，根据各地实际资源情况决定主要生产什么，不搞物资的频繁浪费调动，例如新疆棉花，它就重点搞纺织业，把深圳，上海的纺织企业分厂建立到新疆，深圳上海只作研发与云市场管理。县市区可以逐步恢复乡镇县级企业，企业配置原则是按生态经济原则，市场经济原则是低级的经济模式，次于生态经济模式。市场经济最大的缺陷是只讲利润，不讲公平，不讲生态，这是畜生经济模式，不是人类先进的经济模式，人类总是要逐步褪出兽性的，否则都当畜生好了。另一方面，是利用中国的外汇优势，投资人口多的国家，建立制造业基地。这一点，外国人和湾湾们、港港们都有非常成功的经验，好好学习就行，大陆企业家跟着干就行了。只是中国要发展军事，保证中国海外企业的利益，这是非常迫切的工作，同时实施统一战线的外交战略，通过外交与军事，实现中国与他国的共同发展，维护人类发展的公平与正义。二是要创新国有企业的管理模式。主要是两点：1、实施公司监督会制度。监督会成员由流动性的普通员工、政府官员、社会人员组成，负责总经理的社会化招聘，和业绩考核向国家汇报；2、国有企业财产实施国有公共财富制度，利润归国家所有，用于全体公民。三是新经济也必须有适当的国有企业。新经济体，例如互联网，除了传统媒体外，几乎没有一家象样子的国有的商业企业，这是不对的，是不符合生态经济发展模式的，国有经济是保障弱势群体，平衡经济的重要力量，不可或缺。当然国有企业必须要有前面叙述的两个创新，否则就是腐败经济。二、农业。实施大农业政策。一些有条件的地方实施大农业集体化整合，农民集体合作社，股份公司化运行，土地集中，农民员工化。对于一些没有条件的，积极鼓励小农经济的发展，不收任何税收，让农民自己养活自己。同时，实施西部农业开发，组织实施国家战略的西部大农业农场，低成本投入产出的农业政策，适当组织四川、安徽、河南等省农村地少人多地区的移民，投入到西部大农业开发中。鼓励农业公司到海外垦田，发展规模农业，部分农产品可销售回国内市场。三、科技。一是大力发展基础研究，这方面的投入包括哲学、物理、数学、化学、生物、文学、艺术等的研究，要提出新的理论，鼓励新理论；二是实施技术创新战略，明确技术部门与企业对接，国家创投基金带头，组织民间资金，组成庞大的创投界，扶植科技企业的发展。四、教育。教育要改变学习型教育为探索型教育，高校宽进严出，学习美国的以创新标准来衡量是否可以毕业，不要简单地考试，保证一定比率的淘汰率。五、社会保障。医疗要扶植中国医药企业发展，尽快实施全民免费医疗，退休金也要优先保障其资金的投资增值，切忌让其他保险资金挤占其增值机会。; 个人分类: 时事评论|1183 次阅读|7 个评论

分享 86%的“海归”能在6个月内找到工作: 稻草 2013-12-5 17:09;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出国留学”一度成为一股风潮，让许多家长乐于把孩子送出去“锻炼”、“镀金”。如今，“留学”风潮所带来的“归国”高峰期正逐渐临近。近日，由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南方国际人才研究院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中国海归发展报告(2013)》国际人才蓝皮书称，按照近10年留学回国人员的平均增长率估算，未来5年内，中国将迎来回国人数比出国人数多的历史拐点。 78.4%的留学生因对国内职业发展有信心而回国，86%的“海归”能在6个月内找到工作，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100周年庆典讲话中，特别提到了针对留学人员回国的新16字方针“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发挥作用”。重点强调要发挥好留学人员的作用，做好国家人才库、“海归”智囊团、民间外交生力军，凸显了国家对留学人员作用的发挥和重视。对此，蓝皮书建议，随着回国留学人员的层次、类别多元化，应该制定一批针对性强的新政策，尤其是制定面向全体留学人员的普惠政策，加强市场经济手段的建设，实现人才的合理流动。例如，更多地关注小“海归”的就业问题，把他们纳入国家“大学生就业计划”，关注他们的基本利益需求，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同时，更需要用长远眼光来制定留学人员人才政策，通过民主、自由、公平和法制化的社会体系来吸引海外人才，实行更具普适性的人才制度。;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2120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厉以宁终于说出中国要去掉社会主义了: 热度 5 稻草 2013-10-15 09:07; 　　新京报讯（记者金彧）昨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义院长、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在中国经济十月谈会议上表示，中国当前迫切需要进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二次分配应该加快城乡社会保障的一体化。此外，他认为，要实现企业升级，国资委应该首先改变。　　厉以宁称，中国目前处于双重转型的时期，所谓双重转型，一是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现代社会。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体制。　　在农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现代社会方面，厉以宁称，目前正在推进城镇化，但农业和城镇两种户口制度的存在，使得农民的身份和权利与城镇居民不平等。收入差距大，福利待遇低，需进行城乡户口一元化和收入分配改革。　　他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应放在第一次分配，因为第一次分配是根据市场的基础进行的，当前还没有对农村土地进行第一次分配。必须给农村土地产权，这正是新农村改革的起点。　　二次分配也很重要，但是需要调整，主要靠城乡社会保障一体化进行调整。城镇化过程正在进行中，人的城镇化是当前最主要的，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升级问题。　　“城乡两种户口制度使农民工享受不到城市工人的福利，比如医疗。所以说，中国一次分配有差距，二次分配还扩大了差距”。厉以宁指出，西方国家施行一次分配不足，二次分配补，即一次分配不足有差距时，二次分配时通过税收、补贴、福利待遇等措施把差距缩小。　　而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入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厉以宁认为，国资委不要直接管企业，而是负责解决资源配置问题。国企改革要依法办事，遵循《公司法》，把国企推到一线去。民企转型，要做好知识产权保护。; 个人分类: 时事转帖|4140 次阅读|11 个评论

分享改革成本不能总是让老百姓承担: 热度 1 稻草 2013-9-6 21:41; 张宏良：改革成本不能总是让老百姓承担作者：张宏良改革如同任何事物一样有成本也有成果，以往中国改革成本由老百姓承担，成果由官员富豪享有，由此形成了一种历史惯性，只要出现社会问题，就向老百姓身上转嫁负担。老百姓不满意，就依靠军警维稳，把社会关系绷得越来越紧，使国家和人民处于对立之中，很容易被颠覆势力所利用。　　改革成本不能总是让老百姓承担　　——兼评北京市向私家车收取拥堵费　　张宏良　　核心提示：改革有成本也有成果，目前弊端在于改革成本由老百姓单方面承担，改革成果由官员富豪单方面享有，由此形成的两极分化、官民对立，使中国社会时时刻刻都处于矛盾爆发边缘。根本出路在于，官僚富豪和普通民众必须共担改革成本和共享改革成果。目前关键是共担改革成本。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放弃市场化改革方向，不能继续照搬西方市场经济制度，中国不能照搬西方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同样不能照搬西方市场经济的经济制度，西方经济制度比西方政治制度更加不符合中国国情和东方伦理。　　北京600多万家庭500多万小汽车，其中私家车超过70%。私家车管理问题已不再是少数富裕人口的问题，而成为涉及大多数老百姓利益的问题。可是，从小汽车限行限号到高额停车费再到收取拥堵费，所有城市车辆道路管理的改革，自始自终都是拿老百姓开刀。只要脑子没有毛病或者良心没有被狗吃掉，都知道北京堵车第一位原因，就是公车太多，节假日北京很少拥堵就是证明。所以，解决拥堵问题的第一选择应该是限制公车。可是，北京车辆管理改革却始终把矛头对准老百姓，对准私家车，不仅车辆管理的改革是如此，几乎所有改革无不如此。　　收费调节的实质是建立官僚和资本的双重特权　　为什么中国改革总是把矛头对准老百姓，对准普通民众?除去中国改革是精英集团顶层设计因而必然只是谋取精英集团利益这个根本因素之外，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采用收费调节方式。就拿高额停车费和拥堵费来说，增加收费的理由就是用经济手段可以迫使人们减少使用小汽车，从而减少拥堵。这种说法听上去冠冕堂皇，仔细一想却是荒谬之极。　　如果在一个人人平等的社会里，这种说法完全能够成立，但是在贫富两极分化和官民天地悬殊的社会里，这种说法则十分荒谬。道理很简单，庞大的公车花费完全由财政支付，官员花的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根本不在乎收不收费以及收费多少;富人花钱买畅通买舒服，用微不足道的一点小钱就能把穷人赶出公路，同样十分惬意，并且富人还可以通过增加商品成本向消费者转嫁负担;只有一般工薪阶层，才会在经济压力下放弃开车，冒着严寒酷暑大步奔波。这实际上是采用金钱手段强制剥夺普通民众的基本路权，把普通民众驱赶出公路，如同封建社会衙役为官老爷开道驱逐百姓一样。区别只在于封建社会是用棍棒驱赶百姓，现在则是用金钱驱赶百姓，结果都是把老百姓驱赶出公路。就其实质来讲，这完全是采用金钱手段强制恢复欧洲中世纪黑暗的等级制度，只不过是用金钱等级制取代了权力等级制，并且不同等级之间同样不能跨越，否则就会遭到国家政权力量的镇压。　　花钱买路，有多少钱买多少路，按照钱多钱少分成不同等级，远远超过了旧小说中对拦路劫匪的描述。谁曾想到，原本是旧中国拦路劫匪的勾当，居然变成了现代中国改革的目标。最初是高速公路拦路收费，现在则直接进入城市，在大街小巷到处竖起了“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的招牌。最可笑的是还把这种明火执仗的公开抢劫，称之为是公共利益的需要。如果真的是为公共利益限制开车，那就应该无论官员百姓，无论富人穷人，大家同样进行限制，任何人都不能豁免，拥有权力不能豁免，拥有金钱同样不能豁免。这才是最根本的平等和人权，这才是社会文明和进步的最根本体现。　　况且，封建社会只是官僚集团拥有把老百姓排除在外的特权，资本主义社会只是资本集团拥有把穷人排除在外的特权，老百姓负担的还仅仅是一个统治集团。而如今中国老百姓却要同时负担官僚集团和资本集团两大集团的特权，负担之沉重远远超过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就那眼下的拥堵费来说，官僚集团的拥堵费由国家财政负担，归根到底是老百姓的血汗钱;资本集团的拥堵费可以打入成本由消费者承担，归根到底也是老百姓负担;老百姓自己还要再掏一笔钱，通过财政补贴官员。如果是单纯的封建社会，老百姓只负担官僚集团，相对比较轻松，更重要的是富人还会和穷人共同制约官僚集团不可过度掠夺，当初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典型;同样，如果是单纯资本主义社会，老百姓只负担资本集团，也会比较轻松，并且国家官员同样会和民众共同约束资本集团，现代西方国家带有劫富济贫性质的一系列税收调节就是典型。最糟糕的就是当今中国，老百姓不仅要同时负担两大集团，更可怕的是两大集团不再互相制约，而是通过权钱交换联合起来，共同榨取老百姓的血汗。　　本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比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进步的地方，就在于既没有官僚特权，也没有资本特权，干部是人民公仆，富人是(劳动)积极分子。凡是要求普通大众做到的事情，干部和积极分子先做到。要求普通群众少用车，干部和积极分子就要带头少用车，以模范带头作用带动广大群众少用私家车，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以此来减少拥堵，净化空气，保障有车族和无车族群众的根本利益。与封建社会权力调节、资本主义金钱调节相比较，社会主义干部带头调节的优点在于，不仅能够迅速减少拥堵、净化自然空气，还能够减少腐败、改善党群关系、缩小两极分化、净化社会空气。这不仅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现代社会的平等和正义要求。作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东京、汉城能够只有几辆公车，作为英国首相的布莱尔能够赶公交车，作为日本财界领袖的土光敏夫能够长期乘坐地铁，本来就是人民公仆的中国公务员，更加应该能够做到减少公车出行，而绝不应该象现在这样，用不断叠加的各种高额收费把官员和富人保护起来，把广大人民群众驱离城市道路。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官民之间、贫富之间权力和财富的分配问题，是城市管理和改革成本的分配问题，长期以来中国改革的逻辑一直是把管理和改革的成本单方面集中在老百姓身上，而由官员和富人最大限度享有改革的成果。这是中国官民对立、两极分化的一个重要因素，现在要向共同富裕转变，就必须废除收费调节这种由老百姓单方面承担改革成本的不合理方式。　　经济改革同样不能采用西方经济制度　　中国改革成本由总是由老百姓负担的根源，是经济体制改革完全套用西方经济制度的结果。长期以来特别是最近，中央一直强调中国国情决定了不能实行西方政治制度，其实，中国国情同样决定了不能实行西方经济制度。可是，30多年来，中国一方面坚持高喊西方政治制度不符合中国国情，另一方面却又完全照搬西方经济制度，把市场化作为改革的根本方向，写入党代会文件，使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化改革变成了同义语，甚至连改革路线图都由西方国家帮助制订，最终把中国完全纳入了中东北非那种两极分化的动荡模式。还是此前我们反复强调的那句话，中国两极分化的矛盾超过中东北非，之所以没有出现中东北非那样的动荡，是因为中国反对共产党的政治力量更加糟糕，而不是中国比中东北非国家驾驭能力更强。　　中国之所出现政治制度拒绝西方、经济制度照搬西方的矛盾现象，主要是由阶级利益和阶级斗争状况决定的。经济体制改革是社会财富的分配，官僚集团和资本集团很容易连起手来形成利益共同体，共同瓜分公有财富和共同对付老百姓;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权力的分配，老百姓完全被排除在外，而不象财富分配那样老百姓多多少少还有一点，完全是官僚集团与资本集团之间的分配，自然无法继续同盟，只能是你死我活的对立关系。官僚集团要继续控制资本集团为自己服务，而资本集团则要象西方国家那样把官僚集团踩在脚下，变成自己的奴仆，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回旋余地，特别是随着资本集团的强大，只能是越来越不共戴天。再加上美国等西方国家解体中国战略的参与和推动，必然是矛盾越来越尖锐。资本集团进攻官僚集团的漂亮口号，就是自由民主、普世宪政，企图以此煽动老百姓充当他们夺权的炮灰;官僚集团被动防守的口号，就是西方宪政和普世价值不符合中国国情。由此形成了中国政治上拒绝西方制度、经济上又照搬西方制度的矛盾现象。　　现在看来，不仅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是一条必死的邪路，照搬西方经济制度同样是一条必死的邪路，那种认为只要拒绝西方政治制度就可以安然无恙照搬西方经济制度的企图是完全错误、根本行不通的。照搬西方经济制度的危害绝不亚于照搬。　　一是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是一辆车的两个轮子，彼此根本不能离开。只要市场经济这个轮子转动起来，就一定要求宪政民主这个轮子同时转动。如果强行阻挡另一只轮子的转动，整个社会就会失衡翻车。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论述过这个问题，指出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彼此不可分割。当然，马克思所说的民主政治是指资本民主，也就是当今中国普世太保所说的宪政民主。由于市场经济和资本民主是不可分割的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所以，当中国把市场经济写入党代会报告时，实际上也就等于把资本民主同时写入了党代会报告，不仅承认了市场经济是当今最先进的经济制度，同时也承认了宪政民主是当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所以，极右势力要求中国实行多党制的宪政民主制度，不过是在要求共产党尽快兑现自己的承诺而已。如果执政党拒绝兑现，那就等于在道义上把自己放在了反动派的位置上，必然在意识形态领域陷入被动地位，成为国内外舆论讨伐对象。　　所以，只要执政党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坚持市场经济制度是最先进的经济制度，那就必须按照市场经济制度的要求实行宪政制度，把宪政制度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方向。否则就是对历史发展要求的反动，对经济发展要求的反动，就是历史的反动派。经济是基础，生产力是根本标准，这些都是共产党自己的理论主张和改革标准，此时不能不认账，想不认账也不行。实行宪政民主是市场经济的根本要求，如同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是社会历史的客观要求，而并非是哪个人或者哪个政治力量的主观要求。虽然大家都清楚，极右势力主张宪政的目的，是要推翻共产党领导，配合西方国家解体中华民族，彻底打掉中华民族崛起的希望，但是对方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却无懈可击，完全占据上风，除了进行武力和行政镇压，没有战胜对方的其它任何办法。　　可见，对共产党和共和国最根本的政治颠覆，并非是来自极右势力的主观要求，而是来自于执政党对市场经济制度的肯定和崇拜。马克思批判市场经济，毛主席限制市场经济，邓小平说市场经济只是个工具，可是本世纪以来，有人却把市场经济变成欧洲中世纪的宗教，对市场经济的任何怀疑和思考，统统被列为极左和文革余孽。2011年至今掀起的反文革运动，实际上是维护市场改革教的运动，是要为由市场化经济改革向宪政化政治改革的转变铺平道路。普世太保自己也说，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就是要保住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这一点而言，那些右派大佬和网络大V声称，只有实行宪政制度才是共产党的康庄大道，并非是空穴来风的主观编造。　　二是西方经济制度运转的基础是世界殖民体系的财富转移。中国根本不具备这个历史条件。数百年形成的世界殖民体系，借助于现代金融和虚拟经济的各种衍生工具，越来越大规模地把世界各国财富源源不断地向发达国家集中，从而保证了西方国家能够采用价格调节方法维护极少数富豪的资本统治。价格调节是市场经济运转最根本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把人民大众排除在豪华生活之外，保证极少数富豪能够随心所欲地享有整个世界各种财富和各种女人。而被排除在豪华生活之外的人民大众，依靠外来财富的输入，依然能够维持正常生活，因而也就能够接受价格调节的贫富差别。比如美国，仅仅用外汇储备的方式，就把相当于20万亿人民币的中国财富转移到美国，甚至在经济危机期间都能够保证美国商品的充足供应和物美价廉。同时，由于官僚集团和人民大众同时被排除在豪华生活之外，掌握国家机器的官僚集团和能够******的人民大众，便会结合起来对极少数富豪的资本统治加以限制，实行各种税费来纠正和缩小价格调节的贫富差别。所以，西方国家以价格调节为中心的市场经济制度，才会和谐有效地顺利运转。这也是西方国家税费大多属于劫富济贫的手段、与中国税费具有不同性质的根本原因。　　而中国根本不具有西方国家市场经济制度运转的条件。一是中国没有殖民地财富可以掠夺，价格调节把绝大部分社会财富集中到资本集团手中，结果不是象西方国家那样形成一般贫富差别，而是形成极端两极分化，把老百姓连同地方政府全都逼到借债度日的极端地步，老百姓三代收入和储蓄供养一套住房就是证明。中国官僚集团又不象西方官僚集团那样只是资本的附庸和奴仆，而是凌驾于资本集团之上的统治集团，不满足于资本集团缴纳的份额，更不甘心资本集团以价格方式占有更多份额，于是便以税费方式与资本集团并驾齐驱，共同榨取老百姓的财富。如此一来，中国老百姓就肩负起了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两大负担，比封建社会多负担一个资本集团，比资本主义社会多负担一个官僚集团，这是中国老百姓较之世界各国税费特别沉重的根本原因。　　三是市场经济制度不仅是一种经济制度，同时也是一种价值观，是一种资本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既有否定封建特权的历史先进性，又具有否定大众民主的现实反动性，资本价值观的这种双重性往往在客观上具有极大欺骗性。就是当人们谈论市场经济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资本民主的先进性时，往往只是片面对与封建社会相比较，而从来不与共同富裕的大众经济和大众民主相比较，所以越比较就越感到市场经济和资本民主是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之所以不与大众经济和大众民主相比较，是因为资本集团比人民大众更加先知先觉地意识到大众民主的历史威胁，抢先一步把大众民主妖魔化民粹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各种恐怖相交织的人间地狱。这就把市场经济变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经济制度，把资本民主也就是宪政民主变成了最先进的政治制度，变成了奥巴马所谓世界各国最终的普世道路。　　以上三个方面的分析表明，不仅西方政治制度不适合中国，西方经济制度同样不适合中国，西方宪政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是在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基础上形成的，是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和历史产物。试图在照搬西方市场经济制度的情况下拒绝西方宪政制度，以及想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实行社会主义一党领导和人民民主制度，无异于自己拔着头发飞离地球，是根本不可能的。市场经济制度所必然形成的两极分化、官民对立、整体腐败以及百姓负担的日趋沉重，必然会把一个国家送入动荡深渊，中东北非的战乱动荡就是活生生典型。国内外各种政治力量只不过是外部助推因素，这些助推因素会加剧或延缓动荡进程，但是绝不会改变最终的动荡结局。纵观当今世界就会发现，所有动荡国家无一不是实行市场化改革的国家，实行市场化改革的发展中国家几乎无一善终，根本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是掠夺经济，发展中国家没有对外掠夺的条件，只能对内掠夺本国人民，最终形成动乱崩溃。　　所以，如果中国不能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两个方面同时拒绝照搬西方，仍然延续目前这种把西方市场经济制度奉为神明甚至比共产主义还要神圣不可动摇的做法，中国大难将不可避免。鲍尔森和希拉里之所以一再强调，中国改革进程涉及到美国根本利益，美国绝不会对中国改革停滞不前坐视不管，就是因为只要中国沿着市场化改革走下去，就一定会落入美国预设的动荡陷阱，中国崛起之梦就一定会变成黄粱美梦。　　解决拥堵的根本方法是解决制度性腐败　　当今中国腐败有三种类型：一是制度性腐败，即腐败不是个人品质决定的，而是制度设计造成的，绝大多数腐败都属于此种类型，城市拥堵就是制度性腐败造成的;二是人格性腐败，即腐败主要是个人品质决定的，即使没有制度漏洞，其恶劣品质也会表现在其它方面;三是战略性腐败，西方国家通过市场化改革把一些国家的官僚集团整体上变成腐败集团，用腐败控制这些国家的官员为西方服务，向西方国家输送财富，西方国家根据是否听话和战略需要，决定什么时间把什么官员的腐败证据抛出。抛出康日新进入中国核电领域，抛出刘志军摧毁中国高铁的欧亚大陆桥，抛出蒋洁敏切断中国与伊朗等国家的贸易和金融渠道等，就属于典型的战略性腐败。　　在此我们暂且只讨论制度性腐败，战略性腐败将另文论述。城市拥堵就与制度性腐败有关，北京市拥堵在很大程度上是官僚集团和资本集团谋取集团私利的制度设计造成的，通过制度调整和改革，完全能够解决拥堵问题。　　一是坚决改革公车制度，取消机关和事业单位公车，限制企业非经营性小汽车。北京100多万公车耗费巨大，新华社《半月谈》披露，一辆公务车每年运行成本(包括司机工资、福利，车辆保养维修、汽油费用等)，大概在20万元以上，100多万公车耗费超过2000亿。此前也曾进行公车制度改革，方法是取消公车，向官员发放车补，北京处级干部最高每月1800元，局级干部超过3000元。结果却是改革后公车不减反增，车补变成了官员涨工资。本来庞大公车消费就属于封建特权，属于制度性腐败，应该坚决废除公车制度，取消(公检法外交国防除外)绝大部分公车，可是公车改革却选择了向干部进行赎买的政策，仿佛这些车辆不是国家的而是他们私人的，所以国家应该出钱赎买。显然，这是打着改革旗号公开掠夺国有资产，特别是在拿了车补之后仍然使用公车，就不再是制度性腐败问题，而是个人或集团的刑事犯罪问题。　　目前在拥堵已经威胁到城市正常运转的情况下，在反腐败要动真格的情况下，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要有失效的情况下，取消公车的条件已经成熟。取消公车的作用不仅是减少车辆运行问题，还会加快城市公共交通建设。一旦官员也上下班挤公交挤地铁，将肯定会加快公共交通建设。今年夏天苏州交通局长体验生活只坐了一次公交车，就感觉热得受不了，立刻下令把公交车换成空调车。中国改革之所以越来越两极分化和官民对立，根源就在于官员从来不参加“担负成本”的改革，而只参加“收取租子”的改革。只要让官员和老百姓一样担负改革成本，中国改革就一定能够变成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改革，即使中央不再强调以民为本、为人民服务，改革也一定会为绝大多数人服务。这就是制度建设的强大作用。还有，官员的生活方式往往具有导向性作用，官员做什么，一般老百姓就追随什么。如果官员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老百姓肯定会纷纷放弃开车，这就是毛主席说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二是鼓励拼车，坚决废除保护资本集团的所谓打击黑车制度。一辆汽车可以坐5个人，5个人乘坐一辆车肯定比现在1个人开一辆车，要减少拥堵和污染。可是，北京市为了保护出租公司老板的利益，牺牲整个城市老百姓的利益，严禁拼车，否则没收车辆，最高罚款50万。判罚标准就是车主和乘客能否说出彼此姓名，如果说不出就以拉私活重罚，严禁多人共乘一辆车。这种做法的公开旗号是保护出租车司机的利益，实际上是保护出租公司老板的利益，保护相关部门腐败的利益。本来国家应该向出租司机直接颁发运营牌照，没有出租公司每月5，6千元份子钱的盘剥(出租公司份子钱实际上就是黑社会的保护费)，司机、乘客和国家三方面都会增加利益，唯一“吃亏”的就是被切断腐败渠道的相关管理部门。可就是为了保住腐败渠道，便采取了出租公司体制，严禁拼车，动用国家力量强制保护出租公司的利益。　　为了掩饰保护官僚富豪的实质，北京市弄来几个专家断章取义地强调收取拥堵费是一些国家(其实就寥寥几个国家)的成功经验。是不是成功暂且不论(英国一直争论不休)，只是这些专家不应该歪曲事实，故意隐瞒了所有收取拥堵费的国家，都是鼓励拼车的国家，都是公务员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上下班的国家。而没有一个国家是官员乘坐着公车向老百姓的私家车收取拥堵费，更没有为保护几个富豪老板的利益而严禁全体市民拼车。这些国家收取拥堵费只不过是取消公车和鼓励拼车之外的一种补充方法，而在这些专家和官员嘴里却变成了唯一方法。作为十分熟悉各国治理拥堵方法的专家，如刻意此歪曲事实、隐瞒真实情况，的确有些不讲良心;作为政府官员这样做，则无异于造谣说谎。　　三是鼓励自行车出行，废除限制自行车的各种制度和设施，实行自行车优先制度。包括欧美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探索实行自行车优先制度，比如路口有专门自行车红绿灯，自行车走完以后汽车再走等等。这不仅能够减少拥堵和污染，还能够更加促进社会公平，因为骑自行车的比开汽车的更加贫穷，如果是富人骑自行车那就更加应该奖励。这种管理制度可以说是大众政治制度在城市管理上的体现。但是作为大众政治发源地的中国，却如同在其它方面与世界政治文明反其道而行之一样，在道路设施和管理方面却在限制自行车出行：自行车道大量消失，规定自行车长距离绕远，自行车停车场被关闭，地铁周围自行车被清理，电动车没有充电场所等等，所有这些都逼迫人们放弃自行车转而选择负担沉重的汽车。　　建立自行车优先制度，就是要由目前劫贫济富的政策向劫富济贫的政策转变，取消公车节约的数千亿经费用来发展公共交通;收回补贴官员的经费和各种汽车收费，转而对自行车群体进行补贴，不是补贴给个人，而是建立免费的公共自行车交通网络;与公交车优先通行一样，设立自行车优先通行制度等等;让人们把扔掉的自行车重新拾起来，形成出城开汽车、城内骑自行车的出行习惯。建立自行车优先制度，不仅有利于解决拥堵和污染，还可以让弱势群体和具有公众意识的人得到应有的维护和奖励，在改善自然环境的同时也改善社会环境。　　四是加强道路建设和公共交通建设。加强道路建设和公共交通建设的方法有千条万条，但是最管用的一条就是让各级官员(中央领导人可以暂时除外)乘坐公共交通。只要官员一坐上公共交通，与公共交通相关的所有问题就会立刻解决。　　结束语：改革如同任何事物一样有成本也有成果，以往中国改革成本由老百姓承担，成果由官员富豪享有，由此形成了一种历史惯性，只要出现社会问题，就向老百姓身上转嫁负担。老百姓不满意，就依靠军警维稳，把社会关系绷得越来越紧，把原本是临时状态的军警维稳，变成了社会常态，使国家和人民处于对立之中，很容易被颠覆势力所利用。摆脱这种危机状态的唯一途径，就是共享改革成果，共担改革成本。从胡锦涛到习近平都提出了要共享改革成果，此前共享改革成果之所以收效甚微，就在于没有共担改革成本，老百姓单方面担负改革成本，完全抵消了中央共享改革成果的努力。　　所以，要共享改革成果，就要共担改革成本。否则，共享改革成果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2013年9月6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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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战略家张志坤: 热度 2 wx1wx2 2013-8-7 19:34; 张志坤的博客、张志坤的blog - 草根网 http://www.caogen.com/blog/index.aspx?ID=466 草根简介：张志坤本人长期从事教育工作，属于普通一族，草根是也。但正所谓“在行恨行”，本人对教育的研究不是很深，相反却对国际政治、战略问题情有独钟，几年来撰写了大量文章，尽抒杞人忧天之俗情，浑不知自己是吃几碗干饭的。这大概也折射出了当代中国社会的一种新面貌，即：当今中国今虽则处在市场经济下欲望澎湃的时代，但来自于基层老百姓之爱国、忧国与强国的呼声及冲动依然强烈，这必将形成一种巨大地政治力量，造成巨大地战略威慑。正是因为这样的考虑，所以本人乐此不疲，只管耕耘，不计收获，冀以愚者之千虑，俾达人之一得而已。面对日本威胁挑衅，中国怎么办？美国真的离不开中国吗？斯诺登变成斯诺登斯基，谁赢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辉历程到底有多少年为什么有人要否定抗美援朝安倍晋三拿中国做垫脚石当政治强人整风，要更多地汲取不成功的教训中日关系，主导权究竟在谁的手里底特律，敢问路在何方究竟什么离不开美国，应向全国人民说清楚斯诺登事件，乌有与真虚对话称“中国挺丢人” 对日本不能做“不战而胜”的美梦离不开美国是战略堕落，中国必须摆脱村匪街霸都横行，暴恐嚣张难避免反腐败从此不开杀戒了吗中国乡村社会魂归何处小人物，大启示——斯诺登让世界现原形过去瞄准“定远”，现今目标“辽宁” 埃及政变，根源于内乱还是外患 “等贵贱、均贫富”仍是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命题喝人乳不算什么，将来还可能吃人肉当今社会，骗子为什么这么多伊朗战争还打得起来吗刘志军想阴魂不散，“组织”须加倍小心海峡两岸与朝鲜南北谁能率先完成统一共 11 页首页上10页 1 2 3 下10页末页 **==**==** 张志坤简介 http://www.apclc.com/viewsjzj.asp?unid=27 　　中国药科大学副书记，曾任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成人继续教育处处长。　　1985年大学毕业后留校担任团委干部，1988年从中国人民大学调到监察部驻国家教育委员会监察局，1994年又调到原国家教育委员会成人教育司，从事成人教育工作。2000年3月任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成人继续教育处处长。　　张志坤同志从事成人教育工作的过程，可以说是中国社区教育发展壮大的过程。从一开始以社区教育为抓手开展成人教育工作，到现在全面深入推动社区教育；从当初四批全国社区教育实验区的实践，到目前社区教育示范区的建设，他深谙职责，上下求索，努力推动成人教育、社区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蓬勃发展。 2010 年 11 月 19 日至 21 日，中国成人教育杂志理事会第七次会议暨成人教育改革与发展论坛在无锡召开。教育部职成教司成人继续教育处处长张志坤处长的讲话围绕《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展开。 2011年山东护理教学研讨会教育部张志坤处长讲话; 个人分类: 人物|6013 次阅读|1 个评论

分享 "反经济人"假设与反腐败学的构建: 热度 1 稻草 2013-7-21 15:16; 提要：经济学以“经济人”假设作为逻辑预设，得出“人的行为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人都要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的结论。根据这一逻辑，只要能取得最大经济利益，资源配置便“合理”了。然而这种经济学意义上的合理性并不能代表一切的合理性。因为在公权力配置资源中，公职人员追求任何私人利益都是“不合理”的。这说明，从反腐败角度看，在公权力配置资源中，公职人员不应是“经济人”。本文以“反经济人”假设作为逻辑预设，提出了从公权力配置资源出发构建反腐败学的理论构想。关键词：“反经济人”假设，公权力配置资源，反腐败学近年来，反腐败研究者试图从经济学视角打开缺口，探讨反腐败理论。所谓“反腐败经济学”就是这种研究的一个结果。作为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寻租理论把政府作为市场经济的参与者，把政府干预市场化，把政府创租、企业寻租作为研究内容，同时也为研究“权钱交易”等经济腐败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路。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张云鹏认为，在以往与“寻租”有关的“权钱交易”中，掌权者凭借手中的权力中饱私囊，对寻租者而言，在交易中，“送上一元钱，可能会得到10元，乃至 100元的回报”。这种简单的成本核算及其收益，驱使更多的寻租者“积极”参与到“寻租活动”。无论是合法、半合法，还是非法的“寻租活动”，其实都是在利用自己的权力侵占公共财富，或将公共财富据为己有的腐败行为，从本质上看都属于违法违纪行为。人们对腐败、反腐败的认识依然只是停留在政治或思想意识形态层面，多数情况下将腐败与反腐败视为政治行为、政府行为、政治集团组织性行为，或多或少地忽视了腐败、反腐败与经济、经济学之间的内在关系。所以张云鹏认为，可以建立一门“反腐败经济学”，为从更深层次上认识并遏制腐败提供另一种可能性。但我认为，建立“反腐败经济学”是对经济学的一种误读。“反腐败经济学”在逻辑上是个悖体，因为从建立学科的角度看，经济学的逻辑出发点与反腐败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恰恰是相反的。我们知道，经济学的逻辑前提是“经济人”假设，“经济人”的目标是通过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反腐败则要求公职人员在公权力配置资源中不能追求不正当利益。不过，将腐败问题与经济学研究相结合，是非常正确的选择。因为腐败问题的关键同样在于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合理配置资源。我们知道，资源配置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市场配置，二是政府调控，即公权力配置。为便于直观地表述，我们用下面的资源配置公式表示：资源配置=市场配置+公权力配置。我们知道，经济学是研究“合理配置资源”的理论。但怎样配置资源才是经济学意义上合理的呢？这就是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给出的答案——“经济人”假设。亚当·斯密认为：人的行为动机根源于经济诱因，人都要争取最大的经济利益。按照这一假设，问题来了：市场配置的主体作为“经济人”无疑应以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为目标；但公权力配置的主体如果也是“经济人”，去追求不正当利益最大化，岂不是腐败？“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公职人员实施犯罪时，在追求个人利益或效用（权力、财富等）最大化动机的驱使下，经过成本—收益的计算权衡，最终也会做出自己认为的合理选择：实施腐败的行动。” 所以说，腐败与经济学结合确实可以建立一门学科，但不是“反腐败经济学”，而是“腐败经济学”。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腐败的基本形式是政治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换，实质是“权钱交易”。在特定经济条件下，商品交换被“权利交换”所取代，而权力已经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权力上市”促成了权钱交易的实现，进而确立了权利交换关系。在与其它商品，包括货币这种特殊商品交换时，权力具有连续的交换价值。作为通过权力上市而产生的对社会经济资源和公共财富非理性侵吞和占有的反经济行为，腐败这种病态经济现象，不是基于对社会经济资源的有效、合理配置，而只会造成对经济秩序的震荡与破坏。从以上讨论不难看出，“腐败经济学”实际上是一种“反经济学”理论。 “腐败经济学”与“反腐败经济学”虽一字之差，实则南辕北辙。因为“腐败”从利益考量看与“经济人”具有逻辑一致性，建立“腐败经济学”没有任何逻辑障碍，而且它确实揭示了腐败的本质，即“腐败”是通过公权力配置资源来实现不正当利益。但“腐败经济学”从学科性质上讲显然不是反腐败理论，反而是一种腐败理论；它也不是经济学，而是一种反经济学。“腐败经济学成立的前提是抛弃以往的道德理论，彻底引入经济学理论，按市场化的经济规律来分析腐败的机理。也就是说，腐败不应被视为一种道德问题，而应当将它看作一种经济行为；腐败的主体——人被视为经济人，而非道德人。” 由此看来，“反腐败经济学”虽然立足于反腐败，但不能成为一门学科；而“腐败经济学”虽然能成为一门学科，但却是反经济学的腐败学说，顶多不过是一门类似于“厚黑学”的歪学，学之恐贻祸社会，不足为学。但公权力配置资源并不是不追求利益，只是不能追求不正当利益，而正当利益的最大化则是公权力配置资源所要追求的。事实上，公职人员用公权力配置资源时，其身份应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而不应是私人利益的代表。所以，在设计公权力配置资源制度时，一方面要实现正当利益的最大化，另一方面要杜绝公职人员追求不正当利益。有的经济学家为了避开这一矛盾，索性只研究“市场配置”问题，美其名曰“市场理论”。但我们知道，经济学历来都不能回避公权力配置资源问题，只是不愿正视这个问题而已。像宏观经济学研究的宏观经济政策，就包括经济政策目标、经济政策工具、经济政策机制（即经济政策工具如何达到既定的目标）、经济政策效应与运用等，都离不开政府的调控，即公权力对资源的配置作用。为了正本清源，我们不妨把只研究“市场配置”问题的经济学称为狭义经济学，而把研究“公权力配置”问题的经济学叫做广义经济学。很显然，在广义经济学中，公权力配置资源的公职人员的身份是公共利益的代表。根据上面的讨论，我同样用公式直观地表示为：狭义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市场配置资源。广义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公权力配置资源（公共利益代表）。这样我们得到下述经济学公式：经济学=狭义经济学+广义经济学=经济人假设×市场配置资源+经济人假设×公权力配置资源（公共利益代表）。从经济学的完整意义上说，由于市场配置和政府调控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都不可抹杀，所以所谓完全市场化的经济理论其实是狭隘的。广义经济学概念弥补了狭义经济学的不足，也能更好地解释政府调控和市场配置并行的新经济体的发展。“中国在这方面能够提供一些经验：即一种渐进、双轨的方式。” 不过这种经验有一个解不开的结，那就是腐败。“政府主导型经济增长方式确实在推动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在推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和基础设施的发展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这种增长并不是一种高效率的增长，其成本和代价也是很高的，低效率和贪腐很重的情况一直伴随着中国的经济增长过程”。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腐败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78年至1984年，由于票证的实行和价格差的存在，腐败主要发生在消费品领域；第二阶段是1984年至1992年，由于实行价格“双轨制”，腐败主要发生在流通领域；第三个阶段是1992年以来，由于市场发育不成熟，腐败主要发生在生产要素领域。尽管伴随着这些腐败，但中国经济仍然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发展，使许多经济学家直呼中国经济看不懂，其原因恐怕就是他们没有研究“广义经济学”。因为中国在发展中一直致力于反腐败，将腐败遏制在可控范围内，使腐败现象不至于从根本上破坏经济和社会的“肌体”。到此，我们是否就解决了“合理配置资源”问题呢？不然。因为只要存在公权力配置资源，腐败就不可避免。“这就是权力作用的‘双刃剑’，在无制约的公共权力面前，权力的侵略性、扩张性和腐败劣根性，是无法避免的。” 有腐败，就不能说资源配置是合理的。因为腐败的实质就是资源的不合理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广义经济学研究的“公权力配置资源”确实存在与“合理配置资源”不一致的问题。所以在经济学的范畴里，由于存在市场配置和公权力配置两种不同性质的配置方式，以及公职人员存在公共利益代表和私人利益代表的“双重身份”，在“经济人”假设这一经济学前提下，“合理配置资源”本身就是个悖论，因而在经济学内部是不可能解决“合理配置资源”问题的。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依靠另一门理论：反腐败学。反腐败要求公职人员在公权力配置资源中不能追求不正当利益，我姑且称之为“反经济人”。也就是说，反腐败学的行为主体——公职人员的私人利益代表身份不能是“经济人”，而应是“反经济人”；但公职人员的公共利益代表身份又是“经济人”，需要其在公权力配置资源中实现正当利益的最大化，否则就会构成渎职。这样，我们得到公职人员在经济学意义上互相矛盾的追求，即公职人员具有公共利益代表和私人利益代表的双重身份，因而扮演着“经济人”和“反经济人”的双重角色。 “反经济人”假设：公职人员在公权力配置资源中不能追求任何不正当利益。公职人员作为公共利益的代表，以“经济人”的角色追求正当利益的最大化，作为私人利益的代表以“反经济人”的角色不追求不正当利益，这都是资源的“合理配置”。与经济学公式类似，我们用以下反腐败学公式来直观表达：反腐败学=反经济人假设×公权力配置资源（私人利益代表）。现在，我们可以完整地描述合理配置资源问题了，即合理配置资源除了从狭义经济学视角来搞好市场配置，从广义经济学视角搞好公权力配置，还应从反腐败学视角来规范公权力配置。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腐败学是破解经济学中“合理配置资源”悖论唯一的逻辑选择。于是我们得到以下合理配置资源公式：合理配置资源=市场配置资源（狭义经济学意义）+公权力配置资源（广义经济学意义）+公权力配置资源（反腐败学意义）。所以说，经济学和反腐败学虽然是两种不同的学科，但却具有相同的追求，那就是“合理配置资源”。换言之，经济学和反腐败学都是研究合理配置资源的理论，其中经济学研究市场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和公权力为追求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而合理配置资源，而反腐败学研究公权力不追求不正当利益而合理配置资源。在这里，经济学和反腐败学虽然都研究合理配置资源问题，但却有着明确的理论边界；两者的理论预设，一个是“经济人”假设，一个是“反经济人”假设，也是完全相反的。综上所述，反腐败学完全可以成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基础理论。这一理论有着自己的逻辑结构和研究领域，其理论边界也十分清晰，其理论价值更无庸置疑。 (本文摘自《国腐论》总论，标题有改动，作者：王习加）潘启雯.经济学视阈中的反腐败之维评张云鹏《反腐败经济学》，http://www.sinoss.net/2010/0515/21632.html， 2010-5-15. 张云鹏. 反腐败经济学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1-10. 徐晓冬. 制度的理论与技术细节——新制度经济学视角的借鉴与思考 . 中国纪检监察报，2010-05-10. 耿建萍. 从经济学角度探索治理腐败途径不妨创立“腐败经济学” . 山西经济日报，2009-10-24. 杜君立，腐败经济学，http://www.chinareform.org.cn/Economy/Macro/Practice/201108/t20110830_120218.htm.2011-8-30. 林毅夫，“中国奇迹”的经济学解释，理论导报，2010，(3). 魏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全面且深入的改革，学术月刊，2011，(8). 2009年5月14日，中纪委副书记李玉赋在中央党校“全国县纪委书记培训班”讲课时所讲. 韩秀云. 看不懂的中国经济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1-5. 曹英. 权利腐败与制度救济——历史视角与个案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21.; 2684 次阅读|0 个评论

分享继房地产后，中国下一轮暴富拉开了序幕: 热度 5 稻草 2012-11-6 11:02; 　　继通过银行媒介的，权力空手道的，十年房地产暴富梦想之后，利益集团又吹响了私分国企的集结号，掀开了新一轮的财富侵吞大潮的序幕。　　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李稻葵如是说：“也许最重要的，就是在非公共产品的生产领域，不是最基础的社会福利产品的提供方面，要大力推动市场化。非常具体地讲，我们的国有企业必须推向市场。在第一条、第二条的组织上，国有企业必须推向市场。国有企业的老总不能由政府任命，他的职业发展道路要跟官员割裂开来，他个人的激励、个人的持股、个人的工资奖金必须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去考虑。” 　　国有企业需要改革吗？当然需要，但是在没有真正政治改革以前，一切的改革只能是利益集团坐地分赃。　　有的人说，国企分了好。真的是那样吗？没有公平正义这个前提，它只能是按照现有规则来分，那就是专家们所谓的市场规则。市场规则就是谁有钱，谁可以购买股份。你有钱吗？有权也行，没有，那你滚开些！在丛林法则中，秃鹫还可以凭借鸟类清洁工的身份获得一份腐尸，你就一草民，在权力分食中，你为零，有的还为负数，仅此而已，或者说，你连秃鹫都差得远，一根骨头都分不到，看光光，永远穷受气。; 5184 次阅读|3 个评论

分享搅屎棍子茅于轼:中国逆势而动，必将被时代所抛弃: 热度 4 稻草 2012-9-20 15:50; 茅于轼希望民主是好的,方法是不对的,就一搅屎棍子. 转载一下,是为了看看这个自吹:被准确地打成了右派的人,心里想的啥. ------------------------------------------------- 茅于轼：世界潮流与中国转型今日09:29 茅于轼搜狐博客博文精选集《五十六米长的中国》入选文章推荐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就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他说这句话的意思首先是肯定当时存在着一个全世界的潮流，其次他认为这个潮流势不可挡，如果逆势而动，必将被时代所抛弃。一百年后的今天，回想孙中山的这句话，可以感到他的远见卓识。至今，还有许多人看不见这个世界潮流，不承认有普世价值，认为中国特殊。事实上这个潮流不但没有消退，它正在以更浩荡的气势席卷全球。现在有了过去一百年的历史经验，我们看问题更为清楚了。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有五千多年。这世界潮流是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潮流呢？顺应这个潮流和逆对这个潮流表现在哪里呢？潮流的现在和过去有什么不同呢？这些问题非同小可，因为这将指明全世界变化的方向，也能警告我们不要看错了路，逆潮流而动，被潮流所抛弃。在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在过去五千年中，在百分之九十多的时间里，虽然各国各地区之间有商品交换和个别的人员来往，但是并没有形成世界潮流。直到十八世纪，在欧洲逐渐建立了市场经济制度，这个制度开启了一个世界潮流，它使人类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在那以后的二百多年来，全球人口高速增长，从十亿增加到七十亿，二百年中的增量超过了过去几万年的积累；平均寿命也从26岁增加到68岁。西欧首先走上富裕之路，接着美洲和澳洲跟进，成为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促进了科技的发展，科技的成果通过商业化造福于人类。市场机制还能做到优化资源配置，使得人尽其才，物尽其用，使社会的生产效率极大地提高。中国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功，在三十年内财富的生产增长了16倍，人均收入增长了10倍。中国完全改变了面貌，经济总量列居世界第二。这是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过的事。人类社会找到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上个世纪初，人们曾经一度认为共产主义应该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大潮应该是共产主义。全世界有约四分之一的人口组建了社会主义阵营，走计划经济和公有制的道路。经过七八十年的试探，以牺牲无数人口的生命为代价，终于放弃了这条路。以如此的代价试探一条错误的道路，从中得到的经验教训实在太珍贵了。但是人类社会能不能吸取教训，不再重蹈覆辙，选择正确的道路，实在是没有把握的。当今世界上最重大问题的争论，其实就是按照什么道路发展的问题。中国应该说是付出代价最大的国家，但是我们的觉悟却是最含糊不清的。市场经济制度还对人类做出一项前所未有的贡献，即消灭了为争夺资源而发生的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逐渐形成了一体化的全球市场。世界上的一切资源都可以在市场上交换。在此以前，资源多通过战争获得。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日本是一个资源穷国。它为了自己的发展侵占了中国的东三省，那里有煤，有铁，有粮食。后来又为了石油和橡胶侵占了东南亚。但现在日本虽仍然是资源穷国，却是经济强国。有了全球经济一体化，不费一兵一卒，可以获得全世界各地的资源。中国、美国、日本等都要进口资源有限的石油，但是因为有市场分配，从来没听说这些石油进口国会因争夺石油而发生战争。当然，确有少数国家的领导人不懂得全球经济一体化是世界潮流，违反潮流而动，这就非常危险，很可能导致战争。甚至一些大国的领导人违反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定，做出禁止进口或禁止出口的决定，以为是做了好事。在粮食安全方面强调自给自足，认为这样更安全，这是又一个例子。市场经济的大潮势如破竹。最典型的例子是原社会主义阵营试探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七八十年，以失败告终，纷纷转向市场经济。其中有的更成功一些，有的不那么顺利。中国是最成功的一个。其实，在全世界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都不很容易。亚洲、拉美、非洲都有许多转型不成功的例子。中国能不能最终转型成功也还有待观察。转型成功的只是极个别的，像亚洲的“五小龙”。最近古巴下了很大的决心，准备放弃计划经济和公有制，转向市场经济和私有制。但是，一百年前孙中山所说的潮流应该是他的理想——三民主义。为实现它，他提出宪治三阶段：军政，训政，宪政，就是讲过渡到宪政的政治准备。孙中山依照林肯所提的“民有、民治、民享”，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民权、民生、民族的三民主义，是和市场经济密切相关的。当前世界上，所有成功的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宪政国家；市场经济搞得半半拉拉、进退维谷的国家，都是在宪政上遇到了困难。或者更直白地说，当权者不愿意放弃特权，把政权回归人民，于是发生市场和特权的冲突。市场的原则是公平竞争、自由选择。如果有了特权，既无公平，又无自由，市场就是一个不完整的市场，市场必定会和特权发生冲突，社会动荡不安。这正是当前中国社会形态的写照。世界大潮将收敛于民主。法治、宪政，配以市场经济制度。这个大潮虽然势不可挡，但是其进行也十分曲折。世界大潮和各国的固有文化和历史传统发生各种形式的冲突。在中国，当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其实质就是五千年皇权传统和普世价值的冲突。可以预料，冲突的结果必定是传统文化中不合理的部分逐渐消退，让位于世界大潮。在别的国家也是传统文化和世界大潮的冲突。例如有的文化歧视女性，禁止女孩上学，禁止妇女开车。这显然和世界大潮的平等自由相冲突。我们可以预期，大潮最终将冲破这些反潮流的观念，实现男女平等。更普遍的问题是特权与人权的冲突。大多数历史悠久的国家里，传统的国家治理是靠特权者的管理。碰到好的统治者，百姓能过上平安的日子，但是更经常的是残暴的统治者，给百姓带来极大的痛苦。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大部分时间都是兵荒马乱，百姓流离失所。最近发生的文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别的国家里，虽然表现的形式不同，实质上都是人权和特权的冲突。特权者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为目的，压迫奋起反抗的人，形成社会动荡，甚至爆发战争。也有由于民族隔阂，民粹主义得以流行，导致民族冲突；或者宗教不同，互相看不惯，处处有摩擦，发展成为武力对抗。这些矛盾都能够在普世价值的概念下得到解决。平等，彼此尊重；自由，互不干涉；信仰不同仍能平安相处。将来的世界一定是多元化、求同存异、丰富多彩的世界。其所以能够成为普世价值，正是因为它给出一个未来社会结构的解决方案。与此相反的各种想法，例如排斥不同的文化，歧视和自己不同的人，干涉别人的想法，企图实施霸权，这些都不是普世价值，都不能解决当前全球性的大问题。可惜的是现在大多数国家和政治家（也包括不少百姓）却不是这样想的，都想指挥别人，把自己的想法强加于人，认为只有自己是对的，别人都错了。当今争夺资源的战争不会再有了，但是战争还在打着，都是想法不同，都想强加于人，造成的冲突。大陆和台湾的冲突可说是一个典型。这里没有争夺资源的问题，有的是统一和独立的对立。尽管全世界矛盾多多，冲突不断，但是解决方案是存在的。我深信，全球一定能够走上百姓安居乐业，没有战争，没有武器的大同世界。; 3890 次阅读|2 个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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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签: 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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