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退休金幻影 刚进入美国公司时，最感兴趣的就是美国公司的各种退休金制度。这对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我是不太理解的。从小我们所受的教育就是资本主义怎么怎么地不讲人性，榨干了工人的每一滴血汗等等。而进入公司之后，却发现公司的员工福利制度是那么地完善。 各种医疗保险，假期，学费等等。而工会的福利更是优越。除了这些，工会工人的小时薪是定时增长的，无论公司是否盈利。 想想看，一个计时装配工人可以拿到 $40/50 的时金， 而加班费是要加倍的。一年下来，可以拿到十几万的年薪。我儿子同学的父母就是这样的工人，高中毕业就去工厂工作，然后又进入工厂的学校，其工龄是从十七八岁算起的。他们家的大房子是建造在湖边，车船具备。而他们就是普通的工人阶级。没事和他们闲聊时，他们总是回忆早年好光景时，一班要 12 到 16 小时的连轴转，上一天班休一天。有时周末也要加班。还好两个人可以互相倒，总可以有一个人在家照顾孩子。实在忙不开，就请亲戚朋友帮忙。 在这一点上，我真实的感觉到这些人的家庭观念并不向我们以前所理解的—没人情味、自私自利等。也许是历史原因，这里的这样的家庭很多，而且家里几代人都绑扎在车轮子上了。他们对汽车工业的感情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这些公司的员工在公司工作三十年之后，就可以从公司退休，不到五十岁就可以拿着大笔退休金退休了，还可以享受百分之百的全额医疗保险，其退休金还有定时的调整。这不就是社会主义吗？ 公司破产前的退休金制度是绝对吸引人的。这退休金制度除了众所耳闻的 401(K) 、 IRA 之外，还有就是 Pension 。这种 Pension 退休金计划是由公司按照一定的工资比例直接存入员工的退休帐户，换句话，在我看来就是白来的钱，是工资以外的钱。自然，既然是叫退休金，那也只能是在退休后才能使用。 然而这对夫妇的噩梦也随着公司的破产开始了。首先是他们在的工厂关门了。两个人前后失去了工作。房屋贷款还不上，不得已，房子也压了给银行处理。 还有一位经常打交道的工程师。他和他的哥哥都是高中毕业后到公司工作的。他们一直在为卡迪拉克车体制冷系统的工厂里工作。他的哥哥是名组装工人。而他则有幸进入工厂的学校，毕业后成为工程师，算是白领。三十年后，两人都已退休了。可是，由于公司的破产，两个人在不同的程度上失去了退休保障。由于他是白领工，不是工会成员，他就失去了全部的原由公司支付的全部医疗保险，同时也失去了 75% 的 Pension 退休金。而他的哥哥却因为是工会成员，保住了基本的医疗保险和全部的 Pension 退休金。 在全公司，像他这样失去工作一辈子挣来的辛苦福利的白领，有两万多人。 相对之下，工会成员由于有政府的接替，保住了自己的福利，这也是为什么工会是奥巴马最大的支持者的原因之一。 曾几何时， 三大汽车公司称霸天下。 当初就有‘爱美国，买通用” 之说。继我们公司之后美国、乃至世界上又有几家大公司宣布破产。而在以汽车城闻名的底特律，三大汽车公司中， 两家进行了破产重组。汽车制造业大哥大的日子是一去不复返了。 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是个周日。打开互联网，通用总裁 Rick Wagoner 被白宫炒鱿鱼的消息扑面而来。难道这是愚人节的游戏。 星期一，我去通用中部开会。一进通用总部大楼， 从一楼到 73 楼的餐厅里，几乎所有员工都在议论着什么。所有人都在猜测什么：这对员工意味着什么？裁员，减薪再所难免。有幸躲过前几次裁员的人，不知能否再度幸免之。这一天，通用进入了它百年历史的最低点。而随之带来的是 14 个厂子关闭，二万多人被裁掉。其中包括一家建于 1943 年为二战组装 B-24 轰炸机的厂子。而这个厂子的工人当天早上 7 ： 30 被告知，厂子的生产线将立即停工，所有的工人都将被裁掉，或转至其他厂子。 厂子的工会主席说，这就好像是场葬礼（“ It ” s like being at a funeral ” ）。 11 ： 00 奥巴马发表演说。 大楼里的所有电视全都直线转播。大楼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放下了手里的工作，全神贯注的倾听着这位总统的演说。 “ I ” m confident that the steps I ” m announcing today will mark the end of an old G.M, and the beginning of a new G.M, ” Mr. Obama said. 且不管他的经济政策如何。白宫的政府干预，政府收购，干预大公司的人事任免已引起了极大的风波。 想起老马的理论：中国是提前进入社会主义，现在是补资本主义的课。美国是否进入资本主义后，然后开始进入社会主义？ 愚人节的节目还没消停，在全世界都在准备庆祝五一劳动节前夕， 4 月 30 日美国第三大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宣布破产保护。这对已经十分低迷的美国经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而对密西根州更是当头一棒。总统奥巴马当日就克莱斯勒的破产发表了电视讲话，他在严厉批评了一部分坚持不作出妥协的债权人之后，声称克莱斯勒通过破产来达成债务和解以实现再生重组的同时，维持正常生产。就在奥巴马发表讲话的三十分钟之后，克莱斯勒总裁向内部员工宣布工厂将全面停产。这好似一巴掌打在奥巴马的嘴巴上。 克莱斯勒的破产犹如斯诺克骨牌一样，将对其庞大的经销商、蓝领工人， 白领员工， 以及靠汽车业为生的服务饮食业等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以 1886 年美国芝加哥工人罢工和示威基础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在今天显得更为惨淡。更多的人将丢掉饭碗。而重组后的克莱斯勒，工会将占 55% 的股份，这倒是变相的体现了马克思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的经济理论及经济运动规律。 想起了恩格斯的话：“自地球上有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像我们面前这本书那样，对于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是我们现代全部社会体系所赖以旋转的轴心，这种关系在这里第一次作了科学的说明，而这种说明之透彻和精辟，只有一个德国人才能做到，这个人就是马克思，他攀登到最高点，把现代社会关系的全部领域看得一览无遗”。 老马早就预料到了这一天。英明啊。
1776年，苏格兰经济学家、哲学家亚当·斯密出版专著《国富论》（全名为《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从此，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正式诞生。《国富论》对资本主义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使其成为西方经济学的“圣经”。 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Das Kapital）出版。从此，人们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生产的“剩余价值”。《资本论》揭示：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无产阶级必然胜利是不可改变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使得《资本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法宝”。 1884年，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Der Ursprung der Familie,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出版。从此，人们认识到：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 从恩格斯的论述不难看出，国家这个范畴有三个关键词：社会发展阶段、保持社会“秩序”、同社会相异化。认识到国家的本质后，我们再来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的《资本论》。 亚当·斯密认为，人本来就是经济人，贪欲是人的本性，人们为了获取最大经济利益所实施的行为在经济学意义上都是合理的。马克思通过对资本的本质的揭示，恰恰表明资本对最大利益的追逐是不合理的。当然，这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不合理”，而是政治学和社会学意义上的“不合理”。这种学科之间的冲突本质上却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之间的冲突，而这种阶级冲突在当今社会发展阶段终于分化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世界。当然，这种分化并没有消灭这种冲突，而是在冲突中进一步寻找缓和冲突的办法，从而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当然，这里所说的“秩序”不仅包括资本主义“秩序”和社会主义“秩序”，还包括两种“秩序”共存的“秩序”。 维持社会“秩序”的任务自然地落在了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的身上，这种力量就是国家乃至国际组织，就是由所有社会成员让渡出来的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权力或者叫公权力。但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这种公权力是“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它来源于私有财产的产生或者说对过剩的财产的私人占有。因而这种力量本身也逃不脱社会本身的冲突，即每个人（包括公职人员）的贪欲本性与社会伦理道德之间的冲突以及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 这就使我们逐步靠近了腐败的真相，即腐败早已蕴含在公权力的本质属性之中。换言之，公权力作为维持社会“秩序”的工具，本身又具有“腐败”的“基因”，而这种“腐败基因”却是一种破坏社会“秩序”的“基因”。公权力的“腐败基因”在一定的条件下便转化为腐败。而腐败一旦发生，就会像“癌细胞”一样在社会肌体中蔓延，从而严重破坏正常社会“秩序”，如果不及时“救治”，必将引发社会动荡，动摇国家政权的基础。 社会总是在矛盾冲突中前进的。《国富论》告诉人们要以追逐最大利益为目标，但有时必须牺牲社会伦理道德。以国家为基础的公权力通过强制性行为来缓和这种“冲突”，维持社会“秩序”。这种公权力是为维持“秩序”而生，却也是“腐败”的罪魁祸首。而腐败又是破坏社会“秩序”的一大元凶。这是公权力本身的矛盾性和不完备性。不管是在哪一种国家制度下，腐败都是人类社会的“毒瘤”，都需要找到“医治”的办法。本书的研究表明，虽然我们无法将腐败从人类的阶级社会中清除出去，但我们可以认识腐败，从而找到反腐败的正确路径，进而将腐败抑制在可控的范围，以使社会“秩序”不因腐败而瓦解。 于是我将本书命名为《国腐论》。本书的前身是我的博士论文《公权力配置资源与预防腐败研究》。希望它对于抑制腐败、维持“秩序”起到一定的作用，也希望从此诞生一门新的学科——反腐败学。 《国富论》与《国腐论》看上去毫无关系，实则渊源深厚。其一，“经济人假设”是《国富论》的立论前提，而经济人的人性特征就是贪欲。与人的经济动因一样，人的腐败动因也是人的贪欲。贪欲正是人性“细胞”中腐败的“原癌基因”。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腐”与“富”实出同源。不过，与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相反，反腐败学的逻辑前提是“反经济人假设”。其二，合理配置资源是《国富论》的经济学原则，通过合理配置资源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而这也是《国腐论》阐述的反腐败学原则，即通过运用公权力合理配置资源来防止腐败的发生，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学与反腐败学实为孪生兄弟。当然，经济学中的“合理性”与反腐败学中的“合理性”绝非同一回事。 由于受本人学识水平和写作条件的限制，本书写作中难免挂一漏万。唯愿能抛砖引玉，引起大家对这一选题的关注。 该选题得到了我的两位导师、湖南师范大学周作翰教授和杨小云教授的鼎力支持和悉心指导。国家预防腐败局李洋先生，我的老同学、国务院纠风办王卫国先生对我的写作提纲作了精心修改。我在宁乡县纪委时的同事吕大伟博士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帮助。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院长徐勇教授对论文给予了充分肯定和鼓励。在此一并致谢！ 王习加 2013年3月于长沙 （《国腐论》一书将于近期出版，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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