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2年度事件：美国通过《排华法案》

本年，美国国会受理了共和党参议员约翰·米勒(John F. Miller) 提交的排华法案，为此，美国国会作了激烈辩论。

主张排华者的主要依据是：华人有诸多的恶习和偏见，不可能在生活上美国化，更不可能接受美国建立在基督教基础之上的伦理道德标准；而且华工的大量涌入，造成了同美国工人抢饭碗的紧张态势。反对排华者的理由则是：排华违背了中美《蒲安臣条约》中的自由移民政策，而且违背了美利坚共和国“自由、平等”的立国原则。最终，排华主义获得了国会多数票的支持。

1882年5月6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美国史上第一个限禁外来移民的法案 — — — 《关于执行有关华人条约诸规定的法律》，即通常所谓的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此中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法案通过的文化背景：达尔文的进化论正在西方思想界引发地震，从生物学领域侵入社会学领域，崇奉弱肉强食和种族主义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随之兴起。排华论此后演变成了黄祸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则彻底改变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转型轨迹。

1885年美国旧金山某杂志上的排华漫画。图注原文为：“in the clutches of the chinese tiger”，意为：中国老虎的魔掌。全图表达的是一种“黄祸”论调：美国若允许华人移民如同养虎为患。

中国人无力建立自由政体

美国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排华风潮，与其西海岸的开发密切相关。华工的大量涌入促成了美国西部开发发繁荣，其廉价竞争力同时又对美国本土工人的就业造成了威胁。与所有文明冲突的演变轨迹一样，经济上的排华最终演变成了文化上的排华。

鉴于排华浪潮的愈演愈烈，1876年7月，美国联邦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通过决议，成立了一个联合特别委员会前往西海岸对中国移民问题进行调查。委员会先后听取了一百多名证人关于中国移民问题的意见。这些证人陈述最后汇集成一部长达一千二百多页的《调查中国移民问题的联合特别委员会报告书》。下面摘录的是一些证人陈述，从中不难窥见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的傲慢与偏见。

【A·B·Stout：为保持我们种族的纯洁和优越性，必须立法禁止中国移民】

A·B·Stout是一位医生，他认为促进一个种族身心两面的健康是一名合格的医生的崇高职责，所以他“打算对促使美国民族退化的各种原因进行一次考察”。

Stout在参考了众多“权威人士”的著作之后，得出的结论是：

“高加索人种(包括它的各种类型)被赋与了超越所有其他人种的最高尚的心灵和最美丽的身体。它高居其余一切种族之上，观测着生命的原野。它受造物主的指派去支配全人类的命运，造物主授与了它以超过所有其他各种族的权力去研究、赞赏和统治上帝在人世间所做的一切。现存的其他不同种族与它建立任何新的结合都不能增进这种天赐的完美品质。不论哪一个种族加入到它里面来，都会对它起破坏作用。它的退化和最后灭亡，到头来必定会同有害的成分被引入它里面的速度成正比例。”

“一个政府要保护它的人民，就应该竭力保存种族的纯洁；而且，不问政治理论如何，都应该谨防自己的种族去同劣等类型的种族相混合。”

“我的这些想法是由现在关于中国移民所进行的争论而引起的。据说最高法院已经作出裁决，认为防止中国移民的法令是违反宪法的。我不精通法律知识，因此不敢反对最高法院有关宪法的裁决的明智性。但是，从生理学的观点来看，问题还有待于争论。第一条自然法则就是保持种族的纯洁 — — 如果这个种族比其他一切种族都优越的话。自卫要求制定第一个保护性法令。”

“如果世人为美国东部和南部诸州存在黑人而悲叹，那末，当美国的大西方多少年来被中国移民所淹没的时候，那又该怎样地流泪呢？一旦容许，就必须永远忍受。退化的事一旦开始，它的发展一定会继续在不知不觉中发挥它的毒害性的影响，这不仅是在几年以内，而是在未来的若干世纪。现在制定的法律，与其说是为了我们自己，不如说是为了后代子孙！到将来，后代子孙要因他们的纯洁而颂扬他们的祖先，或者因他们处于退化之中而咒骂他们的祖先。”

“一切宽大自由的法律都是专为采用这些法律的种族制定的。不让劣等种族享受这些法律，并不是压迫。我们同欧洲人通婚，那只不过是繁殖我们自己的高加索类型；我们同东亚人混合，那就是在创造退化的混血儿。”

“有人争辩说，当我们正在要求自由进入中国、同中国人自由交往时，正义要求我们对中国人自由开放我们的大门，并且收养他们当作我们自己的人民，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中国人可能会高高兴兴地请求美国人移居到他们的国家里去，因为每一个结合都可以改进和提高他们那衰弱了的种族；而相反，每有一个中国佬在我们的土地上永久定居下来，都会使我们自己的血统降低。”

“提出这样一些问题是合适的。这种亚洲客人在我们这个州里面应该得到一种什么地位呢？对于他们愿意来我国，我们从全国的观点应该采取什么看法呢?在我们每一个宽宏大量的公民面前，他们应该以什么面目出现呢？恰当的回答是：应该把他们看做是身居外国的宾客。客人是一个圣洁的名称。慷慨的主人应该给予他们以愉快而丰富的款待。”

【Frank·M·Pixley：同中国人接触，会把我们的文明降低到他们的程度】

Frank·M·Pixley是旧金山市的代表。下面摘录的是其与维护华人利益的旧金山中华会馆代言人F·A·Bee及负责本次调查的联合特别委员会委员们之间的问答。

F·A·Bee（中华会馆代言人）问：不是有人这样指责过你吗? — 说你在这里发表过一次演说，在演说中你认为人们应当到码头上放火焚烧太平洋邮船公司的轮船。

皮克斯利答：大约十五年以前，有一次在谈到这些野蛮人侵入我国西海岸的问题时，我曾经说过，如果不能以任何其他方法来限止中国人……还不如把从中国开来的轮船在码头上烧掉的好。我直到现在从来也没有改变过那种意见，我今天十分怀疑，如果在十五年以前那样做了，那是否不会使文明各界和我们的立法者如此震惊，以致他们早就会来考虑这件事情，早就会把我们从中国移民中拯救了出来。

问：作为一个劳工阶级，他们的性格怎么样?

答：他们是有耐性、勤劳、而辛苦工作的奴隶，由于畏惧而尊重我们的法律，为了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而被迫从事劳动。

问：从社会方面说，他们是不是一个比非洲种族要优秀的种族?

答：不，先生。他们并不比非洲种族优秀。在我看来，他们比上帝所创造的任何种族都要低劣。

Cooper（联合特别委员会委员）问：据我了解，你刚才是说，中国人在上帝所创造的一切有智慧的动物中是最低劣的?

答：我认为，再没有象中国人这样低劣的了。在非洲的若干地区，智力的标准比较低，但是道德的标准比较高，就是说，他们是比较诚实的。这些人却已经达到了四千年的罪恶的顶点，达到了一种文明 — 这种文明是由于人口过剩产生的 — 的罪恶的顶点。例如，为什么我们都珍爱自己的女孩子，而他们却杀害女孩子呢?因为他们的女孩子太多了，养活不起。

问：作为一个民族，他们不比非洲人有更多的而且是一种更好的文明吗？他们两者都有过同样的机会、同样的自由去建立一种文明。

答：……他们建立的是这样，一种文明，我简直认为，如果他们象非洲一样没有文明，那还要好些。

问：他们有艺术、科学以及他们所特有的文学吗?

答：他们有他们的中国文学，这种文学，象你所看到的在这里出版的东西那样，是孔子和孟子的教言。

B·S·Brooks（代表中国人利益出席联合特别委员会）问：你不认为同白种人接触会使他们两者（中国人和非洲人）或两者之中的某一个得到进步吗了

答：我的确认为具有我们的文明的四千万人同具有中国的文明的四亿人接触，会使他们进步。我认为，这会把我们的文明降低到他们的水平，并不是提高我们的文明，而是提高他们的文明，这就是危险所在。

问：那末，你就是对我们的文明的力量没有很大信心了？

答：是的，我们的文明获得了伟大的成就。它可能还会获得更大的成就；但是有某些事情是它所不能完成的。它不能完成中国的基督教化或文明化。

问：你认为他们是处于我们的文明的势力或力量之外的吗?

答：是的，他们简直是把他们自己的见解固定化了。多少世纪的长时间使他们确信，他们的文明比我们的文明更好、更高，我们是外夷，是劣等人。你应该去攻击一种在他们的头脑中已经根深蒂固的偏见，我说过，那是四千年来发展而成的。

问：你是否害怕错误来反对真理？你不认为，当真理同错误接触时，真理最后会赢得胜利吗？

答：真理往前走得如此之慢，错误走得如此之快，因此我们不能等待。

【James·P·Dameron：中国人脑容量太小，无法建立一个文明的自由政体】

James·P·Dameron是一名律师，并自称“多少算是一个博物学家和人种学家”。基于这一知识结构，其排华的理论依据带有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

“蒙古种族有一部时间久得发霉的历史，这部历史断言自己有五千年的文明，信而有征的历史则可追溯到摩西创造世界和以色列人退出埃及的时代 — 那表明即使是埃及的文明也是从他们那里传来的；他们在希腊人打破特洛伊的城墙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伟大的、开化了的民族；他们的伟大的哲学家孔子，在基督降生以前五百五十年、苏格拉底诞生以前八十年就写出了书经(尚书)，他们的文献据说富于各种各样用韵文和散文写成的著作：伦理学、历史、地理、游记、戏曲、传奇、故事以及各种小说；他们的政府以君主政体为基础，靠教育资格用人，形式是有些复杂，然而抗住了时间的破坏。一个伟大的政治作家说：‘维持得最长久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如果这条原理是真实的话，那末，他们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因为，它经历了印度一日耳曼种所有伟大民族的兴亡盛衰而仍然屹立不动，当安格鲁撒克逊族还奔驰在德国的丛林之中、英格兰的土著还是一群野人的时候，它就已经达到了它的伟大的顶点。”

“然而，在那时间里，这些蒙古人种一直没有进行过一次努力把自己从暴政和压迫之下解放出来以及建立自由政体。另一方面，白种人已经使欧洲淹没在血泊中，点燃了自由的火焰，而在这同时，他们却仍在安静地服从于汉人或鞑靼人的统治。留着他们的辫子作为他们服从和退化的标记，遵循着传统和祖先的根深蒂固的惯例，以禁欲主义的漠不关心的态度来对待一切欲望和环境，为的是能够得到足够的东西来满足他们身体方面的迫切需要。他们毫不关心外面的世界，不关心外面世界的战争、进步、文学以及这个世界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他们使自已沉迷在自满和旧传统之中，把这个华夏之邦以外的一切人都看做是野蛮人。”

……

“有学问的人种学家如Nott、Gliddon和Morton都已指出：任何种族，如果他们的平均脑容量不超过八十五立方英寸，就没有能力建立自由政体；在他们的历史中并没有曾经试图建立这种政体的事例；中国人和美洲黑人的平均脑容量约为八十一至八十三立方英寸，而印度一日耳曼族的平均脑容量则高达九十二草九十六立方英寸，某些人更高达一百二十五立方英寸。”

“由于中国人的脑容量在几千年以前就已经达到了最高点，所以他们将象属于蒙古种的印度人一样，宁可被消灭，也不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采用西方文明。由于他们在脑容量方面是一个比白种人低劣的种族，所以让他们保持本来的样子，而去鼓励同他们的贸易和友好关系也许好些；由于他们对自己的祖国具有一种深挚的爱，所以还是让他们留在原来的地方为好，这是因为他们与白种人相比是一种劣等种族，是一种不同类型、不同文明的种族，因为两个种族不可能在平等的条件下一起生活而不混合起来，因为大自然已经在肤色和气味方面打下了它的标记。”

— 摘于《腾讯历史》转型中国1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