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志
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出现了严重的方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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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的华为和长沙的远大空调都是成功的私有企业，前者是私人全员持股集体制，后者是发起人持股的全资私人企业。两家企业都没有上市，都没有证券化，但两家企业都很成功，都是行业的领袖。
从这里可以得出结论，优秀企业并不是一定要上市的，优秀企业也并不是一定要混合股份的，优秀企业也并不一定是要证券化的。华为的员工股也不完全是法人股的性质，因为你离开华为就没了，它本质上是一种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不是企业所有制性质。
私有企业的成功，必然有私有文化，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文化，这些年来，资本主义文化成为了中国的主流文化。这也是华为和远大“成功”的一个原因。
但是，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资本主义社会毕竟是资本家当家作主，这是有本质的不同的。因此，中国的文化应该是社会主义文化为主流。私有化的时代不能再继续了。
没有社会主义文化为主流，公有企业是搞不好的。一说公有企业，在资本主义文化的前提下，它的改革就只有一条出路：继续私有化。目前的许多领导人和专家都认为私有化，才是所有企业的圣地。真的吗？美国为什么不行了呢？俄罗斯资本主义二十多年了，还是一个鬼样呢？川普总统说：“美国三亿人，五千万人在挨饿，五千万人一贫如洗，财富都被华盛顿的资本家得到了。”一个全世界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竟然有三分之一的贫困人口，这难道就是中国企业的圣地？
当下，国资委在搞混合所有制改革，有人就提出来了：“难点在于要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国资流失要可以理解”，“国企不能一股独大”。这种“难点论”、“理解论”、“独大论”观点显然仍然是私有化的观点，真正来讲，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这是一个企业要发展的起码要求。就象一个私有企业，难道它不会去保证自己的资产不被流失？！
应该说，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是公有企业发展的契机！！！
这个契机就是中国公有企业文化的回归，全球社会主义文化的兴起。一切把私有经济当救命稻草的的观点，都是丛林法则的畜生观点，都是反人类的畜生行为！
在社会主义大文化的环境下，尤其是在中国监察体制的逐步建立下，公有企业的发展前景前途无限。
现在的混改有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把现在所有公有企业都引入私人资本进入。这就有点奇怪了，实际上，公有企业已经没有剩下几个了，大多数是赢利的。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不向华为、远大这些私有企业学习呢？在内部管理上下功夫呢？也就是可以适当员工持股，董事长、总经理面向社会包括本厂职工招聘呢？为什么现在的这些企业厂长经理就不能动呢？在资产组成上，为什么不公有企业交叉持股呢？
这种严重的问题难道不是变相私有化吗？显然是的。
还有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是，为什么就只能让私有企业来混公有企业，而不能公有企业混私有企业呢？你象中信集团、华润集团是国企，它就去混了私企作子公司不是很成功吗？为什么这样的经验好象从来就没有人提起过，媒体更是只字不提呢？？？反而把一个国药集团、建材集团的引入私人资本来混改作为典型呢？
这显然是私有化的思想在作祟，根子还在“私有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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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财经记者报道：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今年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近日，已有20多个省份出台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相关文件，或在地方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纷纷部署了混合所有制改革的任务。
第一财经记者梳理发现，改制上市、员工持股、资产证券化成为高频词。多省份相继公布混改、员工持股实施细则甚至明确试点企业名单。上海、云南、新疆、吉林等地积极推进市属企业上市及资产证券化，福建、北京、青海等力推员工持股试点，四川、天津等将推动员工持股年内落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国企研究室主任项安波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混改在覆盖面上已有相当的广度和宽度，接下来需要继续深化混改的深度，如混改应重视优化股权结构、完善公司治理，促进国有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同时，需要同步推进国资管理体制的改革和完善，建立和完善容错、纠错机制，以激发和保护改革积极性，支持和鼓励创新发展。
深圳市国资委资本运作管理处处长任萍此前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并不是为了混改而混改，而是根据企业自身的特点和需求来采取适合企业自身发展和适应市场竞争的改革方式。比如深圳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增发注资等多种方式，目前深圳国资混合所有制企业比例达到75%，领先全国。
要在混改深度上下功夫
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在2017中央企业、地方国资委负责人会议上表示，深入推进公司制股份制和混合所有制改革，积极探索集团层面股权多元化改革，大力推进改制上市工作，力求包括集团层面在内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有所突破，抓好10家中央企业子企业混合所有制员工持股试点。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地方国企进入混合所有制改革实质上的深化阶段，包括外部资本进入与内部职工持股实施阶段。在当下地方经济下行压力大和地方政绩考核的背景下，地方推动国企改革的动机也更为强烈。未来国企改革在重点难点问题上实现突破、创造出新的经验将是从地方、从基层先涌现出来的。
项安波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混改既是深化国企改革的突破口，也是推动垄断行业体制改革的重要抓手，今年应有实质性的进展。目前混改最大的难点仍然在于既要积极推进混改，同时要有效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这需要国有股东的理解和监督、国有企业的勇于探索和社会资本的积极参与；关键在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个区分开来’的要求，把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错误和无意过失等，同明知故犯、谋取私利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等违纪违法行为区别开来。”项安波说。
因此，建议对国企混改建立免责和容错纠错机制。项安波表示，严防国资流失的追责机制和保障性措施已经建立，国家已经出台了相关文件对国企重大投资失误进行终身追责。在划清红线、明确底线的基础之上，容错机制的建立将发挥保护改革者、激发改革积极性和鼓励创新等作用。山东、江西等省已经出台了鼓励改革、包容失误的相关文件，反应比较好。其他地区可以因地制宜予以借鉴，改革方案顶层设计者也可更加重视这方面的工作，以确保国企改革在施工年取得更为明显的进展。
资产证券化推动混改
资产证券化是实现混合所有制的一个重要手段。今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提到，坚持以管资本为主，以提高国有资本流动性为目标，积极推动经营性国有资产证券化。
李锦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2017年国企整体上市或有明显提速，国资证券化大概率会以存量公司调整为主。通过整体上市可以优化股权结构，解决“一股独大”问题，有利于为混合所有制改革创造条件，为保护中小投资人或中小股东合法权益提供制度性保障。
上海市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17年，上海将深化国资国有企业改革，加快推进企业集团整体上市或核心业务资产上市。鼓励非公有资本参与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制，进一步落实扩大非公有制企业市场准入、平等发展的改革举措。
云南省代省长阮成发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以混合所有制改革为突破口，实施一批重点改革项目，提高国有资产证券化水平。陕西省也将加快省属42户企业“一企一策”改革，加快企业改制上市和资本证券化步伐，促进转型升级。
吉林省提出，加快市县地方国企改革，采取差异化改革办法，重点推进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支持国有、集体、非公资本交叉持股、相互融合，扩大国有资产资本化、证券化范围。
浙江省国资委副主任刘盛辉此前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照国务院国资委开展“十项改革试点”相关内容，浙江省相继开展了混合所有制改革、集团整体上市等13项试点工作。浙江省把推进国有资产证券化作为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重要方式，积极推动省属企业股份制改革和上市培育工作。
资料图资料图。
员工持股方案更为具体
相比于之前对改革目标的笼统提法，此次员工持股的方案更为具体详细。多省份相继公布员工持股实施细则甚至明确试点企业名单。
1月15日，北京市国资委副主任杨秀玲在北京市十四届人大五次会议的首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北京的员工持股试点只会在竞争类国企中开展，目前已敲定新能源、生活性服务业、文化创意业等领域的6家市属国企作为试点，目前这6家企业正在研究制定实施方案，名单已上报国务院，待审批通过后将开始进行相关工作。
吉林省提出，2017年积极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选择10家至20家省属及地级市国有企业开展混改试点，选择5家至10家企业开展员工持股试点。广西计划实施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开展职业经理人试点。青海将健全以管资本为主的国有资产监管体制，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和规范企业董事会建设试点。
刘盛辉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浙江省积极推进了混合所有制企业员工持股试点，目前正在全省选择5~10家国有控股混合所有制企业，启动员工持股试点工作。2018年底前完成首批试点并进行阶段性总结，视情况适时扩大试点。
改善营商环境是关键
关于混改的方式，除了上市、资产证券化和员工持股，引入战略投资者也是途径之一。而如何改善营商环境、让更多的社会资本愿意进来、能够进来也是一个难题。
比如去年8月，辽宁省向省内外战略投资者首批出售9户省属国有企业的股权，被外界誉为“国企重镇辽宁率先吹响了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号角”。但是半年多过去了，截至目前尚未有公开报道显示有社会资本接盘。项安波对此称，社会资本是否有能力、是否有意愿接盘是影响因素之一。由于盘子大，一般的民企买不起；债务多、历史遗留问题未得到有效解决、各种复杂问题相互纠缠等等也导致民营资本缺乏参与积极性。
李锦则认为，即便现在有了意向投资人拿到一部分股权资金，也是杯水车薪。混合所有制的关键，不仅在于引入资金，更重要的是引入更灵活高效的管理机制，这样才能真正盘活国企资产，改造旧动能。
项安波建议，地方政府应注重改善政企关系、完善营商环境，让社会资本有信心参入混改；应重视股权结构的优化设计，避免一股独大，保障参与各方的有效制衡和合法权益，增加混改吸引力。
业内专家分析，作为一项重大的产权制度改革，混改难免涉及复杂的深层次矛盾，因此推进中不能犯“急躁病”，要与健全现代企业制度、深化垄断行业改革等相结合，严防国有资产流失，分类施策、因企施策，从实际出发，突出适宜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