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自由派是缺乏常识还是良知？ 

七月十五日，和一位在巴黎高等商学院任教的朋友相聚，自然便谈起了中国刚刚公布的第二季度经济数字。由于中国已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出口大国和第二进口大国，对全球的影响已是“北京跺脚，世界摇晃”。所以当中国增长率三年来第一次降到了8%以下，全球无不忧心忡忡，胆战心惊。莫斯(Trefor Moss)在《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发表的大作《中国经济灾难的五个迹象》这样写道：全球化是什么？就是一个中国人关掉空调，世界经济就会感冒。 

我略带嘲讽的口吻对这位朋友讲：“你知道吗？中国有两位经济学家，一位是北京邦和财富研究所所长韩志国，一位是复旦大学财务金融系教授孔爱国，这两位名字中都有‘国’的经济学家认为，增速下降原因在于政治体制，只有政治体制转型，经济才能转型”。这位同样是经济界的朋友先是惊讶无比的大笑两声，然后问了一个很出乎我意料的问题：“他们是在法国吗？” 

在法国生活了十多年的我当然明白其弦外之意。他不相信中国有这样的言论自由环境，就是在法国，也没有人敢这样将矛头指向自己的制度。当然就是他们这样讲了，并不会有牢狱之灾，但却会失去工作，排挤出主流社会，很可能也就无法在本国立足。而国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会收留他们，更不会有什么奖可颁以及巨额的奖金可拿。 

我笑道：“不，他们就在中国。而且他们的观点许多媒体还都在突出刊登。”我的回答显然更出乎他的意料。他沉默片刻，又问了一句：“他们真的是经济学家？”这一次我犹豫了，我当然明白这一问的话外音。我突然感到有些许耻辱，我怎么好意思承认这样的国人竟然可以称为经济学家呢。虽然我和这些自由派立场不同，但毕竟都是中国人，就是他们，我也不想在外国人面前丢脸。但我无法回避。只能如实的说道：“是，他们还都是教授”。

这下，这位法国朋友无语了。因为他也知道，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虽然三年来第一次降到8%以下，但却已经是当今世界最高的增长速度了。欧元区预计上半年要负增长0.3%，美国一季度的折年率也有下调，下降了1.6%左右。就是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金砖五国中，二季度印度的经济增长率在5%左右，但通货膨胀却高达7%（中国是2.2%），巴西的经济增长率在1.2%左右，通货膨胀接近5%，南非的经济增长率也比较低，不到3%，通货膨胀却高达6%。，俄罗斯增长率不到4%，通货膨胀率2%。

无论是对比发达国家，还是新兴国家，中国都是表现最佳的。如果表现最好的中国问题出在政治制度，哪么这些国家问题又出在哪呢？

其实，中国增长速度下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规律。也就是所称的“大数规律”。意指一个经济体的总体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其速度必然下降。最近耶鲁大学出版的《中国梦的终结》（THE END OF THE CHINESE DREAM，作者GERARD LEMOS），就在最后的结论提到，中国如此高速的增长不可能持续，原因很简单，就是“大数规律”。一个小经济体增长10%算不了什么，但一个大经济体增长2%就非同寻常。从这个角度讲，中国目前的增长速度更是奇迹。要知道，金砖五国中，中国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的至少五倍（是南非的三十五倍），在如此巨大规模的前提下，竟然速度还远远高于它们。

一个国家的成功，自然和它的政治制度密不可分。如果和美国、欧盟以及金砖国家相比的话，中国唯一不同之处就在于没有采用“多党和普选”模式的民主制度。或许这才是中国没有巨额债务、财政破产的原因（国家破产，代价和后果最后还是国民来承担的）。我想这些经济学家们不管是什么政治信仰，应该不会连世界上基本的经济数据都不知道吧？应该不会连这个最基本的逻辑都不清楚吧？

最近，还有一位民间经济学家也很出位。这就是刚刚获得弗里德曼促进自由奖的茅于轼。当然，我这里谈的不是他得的这个和经济无关的奖项，而是他提出的一个非常“震撼性”的观点：爱国有哪么重要吗？其原文不长，便全方引述如下：

“一块土地在中国版图内。现在归了外国，但是那里的人民生活更自由了，收入也增加了。你是同意不同意？如果以国为本答案是不同意；如果以民为本答案是同意。我赞成以民为本。当国家的利益和百姓的利益不一致时，国家的利益要服从百姓的利益。国家应为人民牺牲，不是人民为国家牺牲。过去皇上教育我们则相反。”

别看茅于轼先生绕了这么大弯，其实就一个意思：人权高于主权。为了人权，一个国家可以解体、分裂，或者被他国占领。然而，人类的事实却是，一个没有主权的国家，也就根本不会有人权。我们看看以色列，没有祖国是一千年来犹太人所蒙受的苦难的根源！所以他们拼了命也要建国！拼了命也要保住自己的国家。中国近代历史上曾多次割地或者国土被占，如日本占领台湾、东北，英国占领香港。请问，被占领的这些地方可否有人权？哪一个不是二等公民？就是被认为最自由的香港来论，可否实现港人治港？政治上可否平等和自由？国外的例子更多。十九世纪初，拿破仑在欧洲所向披靡，传播共和思想。何以被占领国家的人民仍然起来反抗争取独立，甚至重建王权？当年美国打着自由的大旗吞并菲律宾不也是遇到激烈反抗吗？美国时任总统麦金利声明：“我们在菲律宾的旗帜既不是帝国主义的大旗，也不是压迫的象征，而是自由的旗帜，是希望和文明的旗帜”。茅先生对美国如此心仪，这点历史还应该是知道的吧。还是哪句话，没有主权，何谈人权。

当然更重要的是，人权和主权是两码事。我们知道西方一向被认为是人权的楷模，但爱尔兰非要从英国独立出去，巴斯克也非要从西班牙独立出去，魁北克也非要从加拿大独立出去，阿尔及利亚以及科西嘉非要从法国独立出去。既然这些人已经这么自由了，为什么还要寻求独立？更离奇的是，阿拉伯革命成功之后，反而有大量的难民离开这些刚刚获得自由的国家，奔向异域他国，何也？

我很难相信经济学家茅于轼先生连这个常识也不会有。假设他把这套言词拿到任何一个国家去讲，可否有一个国家会接受？不过从法国的角度讲，没有常识的人固然有，但却绝没有人拿国家主权做如是论。我不好对茅于轼先生的主观动机妄加猜测，但我知道西方就是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幌子干涉他国内政，而且是双重标准。比如可以放任巴林镇压民众革命，但却不惜动用武力推翻卡扎菲。我也知道，中国一直被西方视为威胁，他们最希望中国分裂成众多规模不大而又比较富裕的国家：由于富裕便会稳定，不会成为西方的包袱。分裂成小的国家，则不会对西方构成威胁。我不好说茅于轼先生是否受命于西方，但至少他的言论客观上是配合西方企图的。

巧合的是，就在茅先生抛出这套理论后，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塔吉、前亚太副助卿薛福瑞所成立的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最近发表报告强调，台湾问题是美国的核心利益。其霸道、蛮横、对国际准则的践踏无出其右。而它的理由竟然也是“美国应该维持能力，抵抗任何诉诸武力或其它形式的威胁，避免危害台湾人民安全或台湾社会、经济制度”。假如中国也声明夏威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呢？

在西方生活久了，才发现中国的爱国主义教育无论是强度还是广度都远逊之。“九一一”之后，为拉抬美国受到重创的经济，小布什政府大力提倡“消费就是爱国”。后来又出台了阻止恐怖主义但又严重侵犯人权的法案。这个法案的名称竟然也是“爱国者法案”。2008年总统大选时，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的口号就是“国家利益置上”。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在即，中国制造的美国代表团队服竟然引发轩然大波。美国参院多数党领袖雷德在记者会上砲轰：“我觉得奥委会应该感到羞愧难堪。我觉得他们应该把所有制服堆在一起放火烧掉，重新来过。”众院民主党领袖皮洛西（Nancy Pelosi）说，美国的奥运选手应该穿美国制的制服。共和党籍的众院议长伯纳也批评美奥委会没有头脑。民主党籍众议员伊色列尔说：“那不只是品牌问题，这关乎经济。今天美国有60万个制造业工作空着，奥委会却把制服外包给中国制造。这不只是可恶，更蠢得可以。”他要求今后所有的美国队奥运制服均应由美国工人生产。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奥运代表队与其他国家不同，是由民间资助，需要企业赞助，也包括提供服饰的这家企业。

我们很难想像，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最高政治群体竟然会发出如此的言论。也难怪美国衰落了，因为一个国家的衰落就是从自我封闭开始的。还记得中国的伟人邓小平去世的时候，灵车是日本制造。上个月神九上天，使用的照像机也是日本制造。这样如此重大的事件，国人也并没有因为使用了日本产品而有美国式的反应。要知道日本是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世仇，今天的领土争端方，中国广泛存在着仇日情绪。道理很简单，全球化，已经很难分出你我。虽然是日本的品牌，但也可能是中国制造或者第三国制造，真正无国界的应该就是产品。中国如此包容，如此自信，这才是中国重新崛起的民族性原因。

再说说法国。它们的历史教课书一向“隐恶扬善”、甚至“改恶扬善”。比如你找不到英法联军烧毁圆明园的任何记录。至于法国的殖民行为，也说是“为了传播文明、挥扬基督教”而已。对二战期间迫害犹太人的罪行长期隐而不发，反而时常推出一两个保护犹太人的事迹。这不由得令我想起香港，香港教育局推行德育及国民教育科，竟然引发各界反对，其理由是“隐恶扬善”，会带给香港下一代片面信息。且不说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是“隐恶扬善”，凡是去过香港的人都知道，香港到处都是针对中央政府的“隐善扬恶”的出版物，也从来没有人指责这会带给下一代片面信息，怎么多了一本“隐恶扬善”的书就会带给下一代片面信息？

现在法国经济陷入困境，要对富裕阶层征收75%的税。但其经济部长却声明说这是爱国税，不是惩罚。真是什么事都要和爱国挂上钩，因为只有这样，任何行为就有了正当性。今年是奥运年，历届奥运会，只要有法国运动员获得金牌，总统立即单独发贺电，回国后立即接见。媒体也纷纷称之为“民族英雄”。中国参加奥运会也次数不少了，可把体育操纵到这个程度？

中国有个流行语：没有最好，只有好好。自由派的表现则是：没有最无知，只有更无知。来自南方报系的著名时评人笑蜀最近去了台湾。在跟台湾一批学者喝茶时，他身边有一个从大陆去的自由派作家，思想非常新锐、先锋。当谈到“二二八”惨案，谈到国民党怎么给二二八死难者平反、赔偿。那个作家想不通，他说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共产党，不杀他们杀谁？杀他们有什么错？为什么要道歉、平反？此语一出，台湾的学者非常惊讶，没想到大陆自由派知识分子会有这样的言论。我看到这个消息后，第一个感觉也是羞愧。道理还是如上：虽然和自由派立场不同，但他们丢脸丢到境外，还是令我这个多次去过台湾的大陆人倍感耻辱。我十分不解的是，何以一个自由派人士竟然是一个“史盲”，居然如此人权观。

行文最后，突然想到中国伟人邓小平的一件逸事：他在苏联解体后曾直言不讳的嘲笑戈尔巴乔夫是傻瓜。面对这样的自由派群体，我们是不是就也应该效仿一下邓小平呢？